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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冯至是一个一生都不断寻求精神上自我超越的诗人。其20世纪20年代创作集中的主题都是在表达作家的精神失落，这种失落感不单单来自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层面的体认，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凭借他天生的敏锐感触到了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性进程之后，现代文明恣意横生，传统文化痛遭失根所导致的整个民族的精神故乡的失却。而冯至第二个创作高峰即40年代的创作则深刻表达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文明重建的深刻思考与探索，诗人在中西文化的精华中找到一种和谐与价值认同，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完美地表达出来。寻求民族精神的故乡，这就是冯至一生致力不懈的方向。
关键词：故乡；自然与伦理；精神内核；文明重建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11-0158-04
冯至是一个一生都不断寻求精神上自我超越的诗人。他将自己的创作高峰确定为20世纪20年代创作《北游》和40年代创作《十四行诗》、《山水》、《伍子胥》两个时期。纵观他创作的两个高峰时期的精神关联，不难厘清作家的精神发展历程和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上，20年代的冯至创作集中的主题都是在表达作家的精神失落，这种失落感不单单来自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层面的体认，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凭借他天生的敏锐感触到了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性进程之后。现代文明恣意横生，传统文化痛遭失根所导致的整个民族的精神故乡的失却。这种彷徨与痛苦使得诗人不得不远离故乡去寻求一个答案。于是，沉寂十年之后终于有了他创作的爆发。冯至40年代的创作深刻表达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文明重建的深刻的思考与探索，诗人在中西文化的精华中找到一种和谐与价值认同，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完美地表达出来。寻求民族精神的故乡，这就是冯至一生致力不懈的方向。
一、故乡的涵义
“故乡”在冯至的笔下总是这样情不自禁地出没于字里行间，这个凝重、悱恻的词汇浸润着诗人沉痛的感伤和斑驳的心绪：
我觉得又像是久戍边疆的兵士。一旦役罢归来，
故乡早已改换了一个另外的面目，坟墓上建筑起来
楼阁，房屋却又变成了坟墓……在诗人的笔下，故乡“早已改换了一个另外的面目”，那样陌生苍凉，“失尽了它的意味”。因此，诗人的一生都在以最大的努力去重新寻求它。在冯至心中，故乡究竟失却了什么，让诗人感到如此的彷徨与焦虑，冯至对于故乡又赋予了怎样的意义呢?
表面看来，冯至的思乡之念及其对故乡变异的伤感似乎与通常游子怀乡的文学表现并没有什么不同，但细审之下便可发现，他的所谓“故乡”之思已在情感内涵和意义指涉上大不同于传统性的思乡之作。在他的“故乡”之思里，已经少有游子还乡时的亲情慰藉，或主客间因久别的陌生感而油然生出的伤感的温情，作为其主导的倾向，则是痛彻心髓的冷寂之感，和通达于人类根本生存问题的锥心之思。可以说，他已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人类生存的一个根本性矛盾和中国现实生存中的一种深层次危机。人类本身在本体意义上一直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矛盾，那就是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冲突，二者之间表现为一种既相互依据又相互对峙与制约的关系。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脱高纯粹的自然状态，使得人类社会自身逐渐独立的过程，它注重的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人类又不可以纯粹脱离掉自身的自然性，人来自于自然，人类的生命基础与精神基础都以自然为根源，背离自然本身就是背离人的根本。这两种属性无疑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失却任何一个因素，人就其本体而言都是匮乏的。这种悖论性的存在是人类历史不断出现存在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一种危机的出现就是人类文明特别是科技理性文明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人类与自然的隔绝；而第二种危机的出现便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动荡所造成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人文传统的失落从而导致的人的自然性的无限膨胀和社会文化性的喪失。但人类文明本身所蕴含着的人文文化因素却可以制街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形成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的机制，不断修复历史的缺失和维护人性健全的发展。在西方，其文化传统向以智性分析为特征，是靠不断激发出的人文主义思潮调节着人与自然的背离，引导人对本质的回归；在中国，如何求得人与自然的统一，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则始终是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最为根本的问题。但是，对于进入现代性进程的中国社会而言，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不得不面对与之俱生的两种危机并存的时代困境：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人与自然的逐渐隔绝，传统文明的失落则造成了人与社会的严重隔阂。这种困境正是冯至深切体验并为之焦虑的关键所在。
有感于此，冯至赋予“故乡”的第一层含义即是自然，即是怎样回归自然之故乡，他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也就是自我意识觉醒以来，便如同渐渐成长的儿子一般，一步远似一步地离开自然母亲的怀抱。直到卢梭——他真不愧是个伟大的，追求梦幻的，浪漫主义的鼻祖——和他死后三四十年内的门徒们喊了出来：‘回到自然!’当时虽风靡一世，但是我们后人看来，竟仿佛是一个离乡的浪子在中途刹那间所起的良心的呼唤，——也许就是人类对于他的故乡最后一次回顾。”早在《北游》时期，诗人就把现代文明特别是都市文明的产生和兴起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隔绝作为关注的主题。那时他公开表示：“我们不但丢掉了自然。而且现代的生活，无形中有一种伟大的势力。处处使我们抑制自然所赋予我们的许多喜怒哀乐的原始情感。这种势力不容人反抗，它在不住地蔓延扩张，雾一般地笼遍大地。”
工业文明的侵蚀，传统社会的解构使得一切都面目全非，模糊不定，诗人呐喊出了心中的渴望与无奈：“我把，自然!’呼了几遍，……我是这样的虚弱无力。”这种对自然的渴望缘自于对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以来与自然宇宙的完全隔绝所导致的人类自身本体性逐渐匮乏与遗失的自觉体认，同时诗人也因此而深刻地感受到，人类在离开自然的本源之后，精神会如何的“虚弱无力”，甚至趋于死亡——“他知道前面只是死了，没有生”。十四行诗《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展现的则是生命在失却自然故乡后无望的感受与想象，在和谐的音韵中流淌出生命薄如蝉翼的脆弱。那蕴藏于每个人生命深处的孤独与彷徨、向往与寻求这样不着痕迹地抚过我们的心灵，那似曾相识的渴望顿然涌注于心间。
冯至极为推祟德国诗人里尔克，他受到里尔克影响最大的就是其看待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里尔克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看作自然中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元素，人与自然中其他万事万物是一种等同并存的同源关系。即如其在谈到山水艺术家时所说：“若想成为山水艺术家，就必须这样：人不应再物质地去感觉它为我们而含有的意义，却是要对象地看它是一个伟大的现存的真实……人不再是在他的同类中保持平衡的伙伴，也不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而有晨昏和远近。它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孤单，一切与人的结合都退 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着的根。”里尔克这种哲学思想是西方哲学史上神秘主义一脉的体现。冯至在早年留学时期的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中就有介绍神秘主义哲学解释生命与自然关系的文字：“这种逻辑产生的形而上学的依据就是精神世界和有机生命的统一性。精神与生命相互渗透，其本质是同一的。通过观察自然中的生命过程——例如植物界的种子循环——的观察，神秘主义者获得这一基本思想，并将启用于人类和整个宇宙。”冯至之所以如此服膺神秘主义诗学的这种对于宇宙万物的观念，主要是因为其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根本性的文化理念，冯至对其的价值认同，从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命脉，即天道与人道的问题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认为，天道与人道无论在内在的结构和韵律上都是暗合的关系，人道要符合天道的内在规律才能长久恒定，这种将自然与人类自身类比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神秘主义哲学文化价值认同的根本点。在中国文化中，所谓“天道”之“天”既有对自然宇宙之“天”的指向，也有在形而上意义上对所谓“义理之天”以及宗教信仰含义上“主宰之天，运命之天”的指称。冯至在十四行诗中着重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天”的结合，认为人类应从自然宇宙的运行之中得到人伦的启示。这种观念既接近于西方神秘主义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老庄与荀子的哲学观念的体现。
冯至赋予“故乡”的第二层涵义便是回归伦理之故乡。现代中国社会传统文明的失落造成伦理与信仰的沦丧和人性的异化，人要回到伦理之故乡才能回到真正人的文明的本质。诗人以愤怒和沉痛的情感描述了这个伦理与信仰都沦丧殆尽的世界：“这里的罪恶比当年的庞贝还要深；这里有人在算计他的妻子，这里有人在欺骗他的爱人，这里的人眼前只有金银，这里的人身上只有毒菌，在这里女儿诅咒她的慈母，老人在陷害他的儿孙；这里找不到一点真实的东西，只有纸做的花，胭脂染红的嘴唇。”诗人面对这个“上帝早以失却了他的庄严的”“阴沉”世界，预感到并期盼着它的沦亡。诗人把这城市比喻成庞贝古城，直指它将要覆灭的命运。在古代西方社会，政治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在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宗教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决定作用，而中国社会从古代以来伦理就是社会有序运作的决定因素，伦理观念就是中国人民族心理的内在根本尺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启蒙主义者在文化变革方面所做的努力即在极力摧毁旧的伦理体系与伦理观念，意欲借此构筑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法理型社会；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迅速形成也同时在解构着旧的伦理。亵渎与蚀坏着人性的尊严与价值。旧的伦理秩序被打破。异质性的价值尺度又不能在民族文化心理中被认同和接纳，这就是造成中国人精神虚无感的根本原因。冯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冯至在40年代所创作的小说《伍子胥》中，这样描摹过一个精神动荡的乱世，用以表达中国人的精神之痛：
城父，这座在方城外新建筑的边城，三年来无人过问，自己也仿佛失却了重心，无时无刻不在空中漂浮着。……居民中有的是从陈国、蔡国迁徙来的。有的是从江边搬来的，最初无非是梦想着新城的繁荣，而今，这个梦却逐渐疏淡了，都露出几分悔意。……总之，在这不实在的恍恍惚惚的城里，人人都在思念
故乡，不想继续住下去，可是又没有什么好的打算。一个“新建筑”的“失去重心”的“漂浮”着的城市，一群最初梦想着“新城的繁荣”的人，他们于无尽的悔意中都在思念故乡，可没有什么“好的打算”；“新发迹的人们在那崭新的建筑里作孽”，早已忘却了祖先在往日“艰苦的精神”和“雄浑的气魄”，在内心里放下了故乡：
……事事都平常而新鲜，正如这日夜不断的溪水——谁在这溪水中不感到一种永恒的美呢?但这个永恒渐渐起了变化：人们认为一向不会改变的事物，不料三五年间竟不知不觉地改换成当初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样子。
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改变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永恒”，而“永恒”的失落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故事中的描写暗喻着中国现代社会伦理失范、人人内心虚无动荡的社会现实。而子胥山奔的历程就是这个动荡时代的一个缩影，一个见证。他的目的，与其说是复仇，不如说是“寻找”，寻找到“自我”，寻找到内心的“故乡”，寻找到已经失落的“永恒的美”。
社会的“伦理失范”即人文文化传统的丧失给人造成的精神上的异化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的不公促生了弱者群体，而他们为生存不得不放弃理想和精神操守，屈从于最低的生存底线。这种对于信仰伦理的放弃，是人自身对一部分积极人性或者说“善”的放弃，也是人对于自身本质的放弃，这种放弃是对一个完整的人的残酷分裂。冯至以伍子胥在陈国的见闻展现了这样的精神悲剧：一个读书的陈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让自己的妻子去为敌人洗衣，他的内心忍受着巨大的折磨——“这人的谈话，时而骄傲，时而谦卑，显然是贫穷和忧患使他的神经变了质，最初不肯同流合污，要把住一点理想过日子，但这理想似乎一天比一天模糊不定，而眼前的道路也恍惚迷离了”。文化的沦亡给人造成的痛苦，还在于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的丧失，对此《伍子胥》借此人之口进一步作了延伸：“如今，读书的人也是一文钱也不值的。……我们是舜的后人，怎么能臣服于江南的蛮人呢?……现在的我们，没有人做讽刺诗，也没有人称楚人为蛮人——却使人更看不起了，只好在墓园里，抱着自己的贫穷与死人为邻吧……”第二，新的城市经济的形成中传统伦理的失序造成人性中“恶”的膨胀。《伍子胥》中所写宛丘那个为了自身利益大发国难财，眼光中充满“猜疑、探究、计算”的奸诈小人，吴市上只求“钱财”的“乡愿”，都是由人性中“恶”的无限膨胀所造成的人性异化的例证。第三，传统伦理的失落与现代文明的侵蚀，使得更多的人变成了麻木的庸众。这些人陶醉于现代都市文明的浮华，醉生梦死昏庸麻木，新的文明并不能治愈他们旧的精神痼疾，反而给其劣根性提供了更好的温床。《伍子胥》描写了那些被辱骂的庸众。
二、通往故乡的道路
怎样寻求到“故乡”?面对传统文明的失却和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在这样大的动荡的时代，冯至用十年的时间到德国游学去寻求一个思考的结果，他要在欧洲的历史中寻找到相似的经验。十年的磨砺与思考，冯至选择了一条“蜕变”的道路。“蜕变”的哲学涵义是一种死后的重生，是于原质基础上的否定与补充，从而得到新的开始。正如冯至在赞颂歌德时所说的：“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万物都在享用你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蜕变”的历史文化的涵义则是清除掉传统文化中遮蔽真正传统的因素。对此，冯至在说到里尔克时亦有明确的表达：“里尔克在上次欧战后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我解释革命是克服许多恶习而有利于最深的传统。’这句话很耐人寻味。这就是拆除那些颓毁的宫 殿，不要让它们长久蒙混纯正的传统。”而冯至选择“蜕化”的深在目的则意欲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之上吸取西方文化中的营养而重新廓清和再造民族文化，从而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归属。
文化综合的观念是冯至与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冯至在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而恰恰是因为冯至深刻体验到了传统文化丧失给中国人的精神层面所带来的巨大的创痛，以及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社会的移植给其带来的负面伤害，使得他得以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地来考量文化价值的取舍。对于西方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冯至有着深刻的人文主义的质疑。冯至在选择对西方文化的汲取时背后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尺度，认为接受外来文化要以本土文化为根基。两者结合才能有新的生机。他明确主张：“接受外来的事物必须与本国的文化相融合，才能产生新的东西，而不是生硬的模仿，模仿是没有生命的。”冯至与文化保守主义亦有不同。文化保守主义虽然同是主张以中两文化的融汇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强调以儒家传统为基石以传统中的内心修养为途径来重建中国文化的伦理秩序，但在文化立场上却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拨，而冯至思想则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主张回返自然，在强调理性的同时并不偏废情感的宣泄。对于儒家传统，冯至与保守主义对待传统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心态也有不同，冯至认为儒家传统在历史的洪流中存在着弊端，恢复传统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割蔽，在继承的同时强调改造：“于超乎乐观与悲观之上的旧的宗教和道德还能有多少力量来维系人们的理想，这是很成问题的。也许少数的个人还可以在那里觅得一个心安理得的寓所，可是对于大多数的人它们恐怕早已失去它们普照众生的尊严了。”冯至所谓的割蔽就是力求以对传统深刻的理解与感受来廓清真正有价值的传统精华本身。回归传统不是模仿。而是在本质上找到现代与传统的血脉关联。冯至这种文化综合的观念，在40年代，暗合了许多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在此种文化观念下，冯至对通往自然之路作了具体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简言之就是将“天人合一”的本体论思想与里尔克式的方法论——“观看”相结合，从而达到回归自然之乡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何种学说，实际上最终都在强调怎样达到人与天的和谐统一，而在其中。除了讲求伦理秩序与天理的和谐这一种可操作性的方式之外，其他与“天”达到和谐统一的途径，无非都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经验方式，例如孟子所谓“反身而诚”，道家所谓“心斋，坐忘”。而里尔克则为融入“天道”提供了一种更具可操作性的经验性方式即“观物”：“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受鸟是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的姿态。”而这种“观物”强调以一种平等的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重新经验世界。返归自然。这种方法论，源于神秘主义哲学。在十四行诗中冯至这样写道：“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看”就是诗人经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也就是人与自然交通的最直接也是最具体的方式。冯至的这种文化思考和哲学观照更加符合中国文化的审美传统，即“情”与“理”的浑然天成。
另一条通往故乡的道路，就是回归伦理之乡。冯至对伦理问题的思考首先是受到德国人文主义传统对于个体内心修养重视的影响：“他们都对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和个人自我修养的能力有着共同的信仰，认为个体可以修养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得到克服而与同胞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 冯至将这种影响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强调人格的内在修养和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与社会群体和谐相容的伦理法则，并在其作品中树立精神的楷模，“改造”的最终理想是塑造一个“情理并茂，美与伦理结合”的完整的人，其精神改造的具体所指就是对承当、蜕变、交通、坚韧、决断等人类应当永久继承发扬的精神品质的恢复：“这道德性的存在，并不能受外界的变迁的任何影响。无论社会的组织怎样改变，生活的方式怎样不同，礼节，风俗，以及价值、趣味随着转变，但是清洁、真实、正直……那些纯道德观念却永久不会变，永久在支配着人类的伦理行为。”冯至对这些永恒品质的崇尚主要来自里尔克和歌德的思想，同时也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冯至的诗歌和散文以情感与理智的完美结合，集中表达了他对人类永恒精神的思考。对个体的人与群体社会关系的思考，冯至认为社会中的个体首先应有一种承当的精神，这种承担是对于生命存在和社会群体的责任，人只有敢于承当才能深探到生命本身的价值，才能达到与社会群体和谐相处。在十四行诗《别离》中，诗人这样写到个体的责任：“我们担负着工作的辛苦，把冷的变成暖，生的变成熟，各自把个人的世界耘耕。”而承担的最好的做法就是里尔克所倡导的“工作而等待”。冯至认为，在社会动荡的时期，作为社会的个体唯一可以做到的对社会的贡献就是持有默默坚韧努力的态度为社会群体工作，这种品格既是受到里尔克思想的影响——“像是蜜蜂酿蜜那样，我们从万物中采擷最甜美的资料来建造我们的神。我们甚至以渺小，没有光彩的事物开始(只要是由于爱)，我们工作，继之以休息，以一种沉默，或是以一种微小的寂寞的欢悦，以我们没有朋友、没有同伴单独所做的一切来建造他，我们并不能看到，正如我们的祖先不能看见我们一样。”这也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继承——“我们应当相信在那些不显著的地方，在不能蔽风雨的房屋里，还有青年——纵使是极少数——用些简陋的仪器一天不放松地工作着：在陋巷里还有中年人，他们承袭着中国的好的方面的传统，在贫乏中每天都满足了社会对他的要求”。冯至认为个体还应当秉持的人生态度就是蜕变。蜕变即是在不背离传统的条件下不断地寻求新质的产生，冯至认为人生应该秉承的处事方式即为决断，即如于胥本想去拜访季札，但一想到命运既已把他们分开，顿时“对登门拜访季札的心完全断念了。同时也仿佛是对于他生命里最宝贵的事物的断念”。冯至强调的另外一种人生态度是怎样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交通与给与，在《威尼斯》中诗人表达了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重要：“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当你向我拉一拉手，便像一座水上的桥；当你向我笑一笑，便像是对面岛上忽然开了一扇窗。”在变化、担当、蜕变、决断、坚韧中去寻求永恒的人类价值，坚守永恒的人类的信仰，这就是人类应当秉持的努力，这种努力不能因为外界的任何的改变而受到影响。
冯至还十分重视在作品中塑造“人”的楷模，以此为永恒的坐标来引领人们前进的方向：“宗教改革运动已经起始，人的信仰根本动摇，社会益形紊乱。都勒感到一种建设理想的需要，于是自动画了《四使徒》……当政的人要看着这四使徒，他们是伦理的规范。……这正如歌德在晚年完成他的名著《浮士德》第二部创造人的理想。都勒也超越意大利和日耳曼两种精神的矛盾。在一个动荡的世代创造出人类的典型。”在《人的高歌中》冯至写到人的意志怎样坚韧不倒做出一些“足以和自然抗衡的事业”，
在冯至的观念中，文明与自然，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都被放置在一个相互制衡的框架之中，他认为这其中任何一种矛盾的失街都是人类走向“异乡”丧失自我的根本原因。他的诗歌创作或学术研究，都不曾偏离这一思考的方式和他对于维护完整的人性的坚持与努力。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故乡；自然与伦理；精神内核；文明重建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11-0158-04
冯至是一个一生都不断寻求精神上自我超越的诗人。他将自己的创作高峰确定为20世纪20年代创作《北游》和40年代创作《十四行诗》、《山水》、《伍子胥》两个时期。纵观他创作的两个高峰时期的精神关联，不难厘清作家的精神发展历程和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上，20年代的冯至创作集中的主题都是在表达作家的精神失落，这种失落感不单单来自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层面的体认，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凭借他天生的敏锐感触到了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性进程之后。现代文明恣意横生，传统文化痛遭失根所导致的整个民族的精神故乡的失却。这种彷徨与痛苦使得诗人不得不远离故乡去寻求一个答案。于是，沉寂十年之后终于有了他创作的爆发。冯至40年代的创作深刻表达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文明重建的深刻的思考与探索，诗人在中西文化的精华中找到一种和谐与价值认同，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完美地表达出来。寻求民族精神的故乡，这就是冯至一生致力不懈的方向。
一、故乡的涵义
“故乡”在冯至的笔下总是这样情不自禁地出没于字里行间，这个凝重、悱恻的词汇浸润着诗人沉痛的感伤和斑驳的心绪：
我觉得又像是久戍边疆的兵士。一旦役罢归来，
故乡早已改换了一个另外的面目，坟墓上建筑起来
楼阁，房屋却又变成了坟墓……在诗人的笔下，故乡“早已改换了一个另外的面目”，那样陌生苍凉，“失尽了它的意味”。因此，诗人的一生都在以最大的努力去重新寻求它。在冯至心中，故乡究竟失却了什么，让诗人感到如此的彷徨与焦虑，冯至对于故乡又赋予了怎样的意义呢?
表面看来，冯至的思乡之念及其对故乡变异的伤感似乎与通常游子怀乡的文学表现并没有什么不同，但细审之下便可发现，他的所谓“故乡”之思已在情感内涵和意义指涉上大不同于传统性的思乡之作。在他的“故乡”之思里，已经少有游子还乡时的亲情慰藉，或主客间因久别的陌生感而油然生出的伤感的温情，作为其主导的倾向，则是痛彻心髓的冷寂之感，和通达于人类根本生存问题的锥心之思。可以说，他已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人类生存的一个根本性矛盾和中国现实生存中的一种深层次危机。人类本身在本体意义上一直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矛盾，那就是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冲突，二者之间表现为一种既相互依据又相互对峙与制约的关系。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脱高纯粹的自然状态，使得人类社会自身逐渐独立的过程，它注重的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人类又不可以纯粹脱离掉自身的自然性，人来自于自然，人类的生命基础与精神基础都以自然为根源，背离自然本身就是背离人的根本。这两种属性无疑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失却任何一个因素，人就其本体而言都是匮乏的。这种悖论性的存在是人类历史不断出现存在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一种危机的出现就是人类文明特别是科技理性文明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人类与自然的隔绝；而第二种危机的出现便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动荡所造成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人文传统的失落从而导致的人的自然性的无限膨胀和社会文化性的喪失。但人类文明本身所蕴含着的人文文化因素却可以制街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形成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的机制，不断修复历史的缺失和维护人性健全的发展。在西方，其文化传统向以智性分析为特征，是靠不断激发出的人文主义思潮调节着人与自然的背离，引导人对本质的回归；在中国，如何求得人与自然的统一，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则始终是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最为根本的问题。但是，对于进入现代性进程的中国社会而言，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不得不面对与之俱生的两种危机并存的时代困境：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人与自然的逐渐隔绝，传统文明的失落则造成了人与社会的严重隔阂。这种困境正是冯至深切体验并为之焦虑的关键所在。
有感于此，冯至赋予“故乡”的第一层含义即是自然，即是怎样回归自然之故乡，他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也就是自我意识觉醒以来，便如同渐渐成长的儿子一般，一步远似一步地离开自然母亲的怀抱。直到卢梭——他真不愧是个伟大的，追求梦幻的，浪漫主义的鼻祖——和他死后三四十年内的门徒们喊了出来：‘回到自然!’当时虽风靡一世，但是我们后人看来，竟仿佛是一个离乡的浪子在中途刹那间所起的良心的呼唤，——也许就是人类对于他的故乡最后一次回顾。”早在《北游》时期，诗人就把现代文明特别是都市文明的产生和兴起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隔绝作为关注的主题。那时他公开表示：“我们不但丢掉了自然。而且现代的生活，无形中有一种伟大的势力。处处使我们抑制自然所赋予我们的许多喜怒哀乐的原始情感。这种势力不容人反抗，它在不住地蔓延扩张，雾一般地笼遍大地。”
工业文明的侵蚀，传统社会的解构使得一切都面目全非，模糊不定，诗人呐喊出了心中的渴望与无奈：“我把，自然!’呼了几遍，……我是这样的虚弱无力。”这种对自然的渴望缘自于对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以来与自然宇宙的完全隔绝所导致的人类自身本体性逐渐匮乏与遗失的自觉体认，同时诗人也因此而深刻地感受到，人类在离开自然的本源之后，精神会如何的“虚弱无力”，甚至趋于死亡——“他知道前面只是死了，没有生”。十四行诗《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展现的则是生命在失却自然故乡后无望的感受与想象，在和谐的音韵中流淌出生命薄如蝉翼的脆弱。那蕴藏于每个人生命深处的孤独与彷徨、向往与寻求这样不着痕迹地抚过我们的心灵，那似曾相识的渴望顿然涌注于心间。
冯至极为推祟德国诗人里尔克，他受到里尔克影响最大的就是其看待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里尔克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看作自然中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元素，人与自然中其他万事万物是一种等同并存的同源关系。即如其在谈到山水艺术家时所说：“若想成为山水艺术家，就必须这样：人不应再物质地去感觉它为我们而含有的意义，却是要对象地看它是一个伟大的现存的真实……人不再是在他的同类中保持平衡的伙伴，也不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而有晨昏和远近。它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孤单，一切与人的结合都退 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着的根。”里尔克这种哲学思想是西方哲学史上神秘主义一脉的体现。冯至在早年留学时期的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中就有介绍神秘主义哲学解释生命与自然关系的文字：“这种逻辑产生的形而上学的依据就是精神世界和有机生命的统一性。精神与生命相互渗透，其本质是同一的。通过观察自然中的生命过程——例如植物界的种子循环——的观察，神秘主义者获得这一基本思想，并将启用于人类和整个宇宙。”冯至之所以如此服膺神秘主义诗学的这种对于宇宙万物的观念，主要是因为其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根本性的文化理念，冯至对其的价值认同，从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命脉，即天道与人道的问题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认为，天道与人道无论在内在的结构和韵律上都是暗合的关系，人道要符合天道的内在规律才能长久恒定，这种将自然与人类自身类比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神秘主义哲学文化价值认同的根本点。在中国文化中，所谓“天道”之“天”既有对自然宇宙之“天”的指向，也有在形而上意义上对所谓“义理之天”以及宗教信仰含义上“主宰之天，运命之天”的指称。冯至在十四行诗中着重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天”的结合，认为人类应从自然宇宙的运行之中得到人伦的启示。这种观念既接近于西方神秘主义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老庄与荀子的哲学观念的体现。
冯至赋予“故乡”的第二层涵义便是回归伦理之故乡。现代中国社会传统文明的失落造成伦理与信仰的沦丧和人性的异化，人要回到伦理之故乡才能回到真正人的文明的本质。诗人以愤怒和沉痛的情感描述了这个伦理与信仰都沦丧殆尽的世界：“这里的罪恶比当年的庞贝还要深；这里有人在算计他的妻子，这里有人在欺骗他的爱人，这里的人眼前只有金银，这里的人身上只有毒菌，在这里女儿诅咒她的慈母，老人在陷害他的儿孙；这里找不到一点真实的东西，只有纸做的花，胭脂染红的嘴唇。”诗人面对这个“上帝早以失却了他的庄严的”“阴沉”世界，预感到并期盼着它的沦亡。诗人把这城市比喻成庞贝古城，直指它将要覆灭的命运。在古代西方社会，政治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在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宗教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决定作用，而中国社会从古代以来伦理就是社会有序运作的决定因素，伦理观念就是中国人民族心理的内在根本尺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启蒙主义者在文化变革方面所做的努力即在极力摧毁旧的伦理体系与伦理观念，意欲借此构筑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法理型社会；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迅速形成也同时在解构着旧的伦理。亵渎与蚀坏着人性的尊严与价值。旧的伦理秩序被打破。异质性的价值尺度又不能在民族文化心理中被认同和接纳，这就是造成中国人精神虚无感的根本原因。冯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冯至在40年代所创作的小说《伍子胥》中，这样描摹过一个精神动荡的乱世，用以表达中国人的精神之痛：
城父，这座在方城外新建筑的边城，三年来无人过问，自己也仿佛失却了重心，无时无刻不在空中漂浮着。……居民中有的是从陈国、蔡国迁徙来的。有的是从江边搬来的，最初无非是梦想着新城的繁荣，而今，这个梦却逐渐疏淡了，都露出几分悔意。……总之，在这不实在的恍恍惚惚的城里，人人都在思念
故乡，不想继续住下去，可是又没有什么好的打算。一个“新建筑”的“失去重心”的“漂浮”着的城市，一群最初梦想着“新城的繁荣”的人，他们于无尽的悔意中都在思念故乡，可没有什么“好的打算”；“新发迹的人们在那崭新的建筑里作孽”，早已忘却了祖先在往日“艰苦的精神”和“雄浑的气魄”，在内心里放下了故乡：
……事事都平常而新鲜，正如这日夜不断的溪水——谁在这溪水中不感到一种永恒的美呢?但这个永恒渐渐起了变化：人们认为一向不会改变的事物，不料三五年间竟不知不觉地改换成当初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样子。
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改变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永恒”，而“永恒”的失落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故事中的描写暗喻着中国现代社会伦理失范、人人内心虚无动荡的社会现实。而子胥山奔的历程就是这个动荡时代的一个缩影，一个见证。他的目的，与其说是复仇，不如说是“寻找”，寻找到“自我”，寻找到内心的“故乡”，寻找到已经失落的“永恒的美”。
社会的“伦理失范”即人文文化传统的丧失给人造成的精神上的异化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的不公促生了弱者群体，而他们为生存不得不放弃理想和精神操守，屈从于最低的生存底线。这种对于信仰伦理的放弃，是人自身对一部分积极人性或者说“善”的放弃，也是人对于自身本质的放弃，这种放弃是对一个完整的人的残酷分裂。冯至以伍子胥在陈国的见闻展现了这样的精神悲剧：一个读书的陈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让自己的妻子去为敌人洗衣，他的内心忍受着巨大的折磨——“这人的谈话，时而骄傲，时而谦卑，显然是贫穷和忧患使他的神经变了质，最初不肯同流合污，要把住一点理想过日子，但这理想似乎一天比一天模糊不定，而眼前的道路也恍惚迷离了”。文化的沦亡给人造成的痛苦，还在于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的丧失，对此《伍子胥》借此人之口进一步作了延伸：“如今，读书的人也是一文钱也不值的。……我们是舜的后人，怎么能臣服于江南的蛮人呢?……现在的我们，没有人做讽刺诗，也没有人称楚人为蛮人——却使人更看不起了，只好在墓园里，抱着自己的贫穷与死人为邻吧……”第二，新的城市经济的形成中传统伦理的失序造成人性中“恶”的膨胀。《伍子胥》中所写宛丘那个为了自身利益大发国难财，眼光中充满“猜疑、探究、计算”的奸诈小人，吴市上只求“钱财”的“乡愿”，都是由人性中“恶”的无限膨胀所造成的人性异化的例证。第三，传统伦理的失落与现代文明的侵蚀，使得更多的人变成了麻木的庸众。这些人陶醉于现代都市文明的浮华，醉生梦死昏庸麻木，新的文明并不能治愈他们旧的精神痼疾，反而给其劣根性提供了更好的温床。《伍子胥》描写了那些被辱骂的庸众。
二、通往故乡的道路
怎样寻求到“故乡”?面对传统文明的失却和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在这样大的动荡的时代，冯至用十年的时间到德国游学去寻求一个思考的结果，他要在欧洲的历史中寻找到相似的经验。十年的磨砺与思考，冯至选择了一条“蜕变”的道路。“蜕变”的哲学涵义是一种死后的重生，是于原质基础上的否定与补充，从而得到新的开始。正如冯至在赞颂歌德时所说的：“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万物都在享用你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蜕变”的历史文化的涵义则是清除掉传统文化中遮蔽真正传统的因素。对此，冯至在说到里尔克时亦有明确的表达：“里尔克在上次欧战后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我解释革命是克服许多恶习而有利于最深的传统。’这句话很耐人寻味。这就是拆除那些颓毁的宫 殿，不要让它们长久蒙混纯正的传统。”而冯至选择“蜕化”的深在目的则意欲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之上吸取西方文化中的营养而重新廓清和再造民族文化，从而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归属。
文化综合的观念是冯至与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冯至在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而恰恰是因为冯至深刻体验到了传统文化丧失给中国人的精神层面所带来的巨大的创痛，以及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社会的移植给其带来的负面伤害，使得他得以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地来考量文化价值的取舍。对于西方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冯至有着深刻的人文主义的质疑。冯至在选择对西方文化的汲取时背后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尺度，认为接受外来文化要以本土文化为根基。两者结合才能有新的生机。他明确主张：“接受外来的事物必须与本国的文化相融合，才能产生新的东西，而不是生硬的模仿，模仿是没有生命的。”冯至与文化保守主义亦有不同。文化保守主义虽然同是主张以中两文化的融汇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强调以儒家传统为基石以传统中的内心修养为途径来重建中国文化的伦理秩序，但在文化立场上却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拨，而冯至思想则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主张回返自然，在强调理性的同时并不偏废情感的宣泄。对于儒家传统，冯至与保守主义对待传统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心态也有不同，冯至认为儒家传统在历史的洪流中存在着弊端，恢复传统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割蔽，在继承的同时强调改造：“于超乎乐观与悲观之上的旧的宗教和道德还能有多少力量来维系人们的理想，这是很成问题的。也许少数的个人还可以在那里觅得一个心安理得的寓所，可是对于大多数的人它们恐怕早已失去它们普照众生的尊严了。”冯至所谓的割蔽就是力求以对传统深刻的理解与感受来廓清真正有价值的传统精华本身。回归传统不是模仿。而是在本质上找到现代与传统的血脉关联。冯至这种文化综合的观念，在40年代，暗合了许多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在此种文化观念下，冯至对通往自然之路作了具体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简言之就是将“天人合一”的本体论思想与里尔克式的方法论——“观看”相结合，从而达到回归自然之乡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何种学说，实际上最终都在强调怎样达到人与天的和谐统一，而在其中。除了讲求伦理秩序与天理的和谐这一种可操作性的方式之外，其他与“天”达到和谐统一的途径，无非都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经验方式，例如孟子所谓“反身而诚”，道家所谓“心斋，坐忘”。而里尔克则为融入“天道”提供了一种更具可操作性的经验性方式即“观物”：“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受鸟是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的姿态。”而这种“观物”强调以一种平等的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重新经验世界。返归自然。这种方法论，源于神秘主义哲学。在十四行诗中冯至这样写道：“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看”就是诗人经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也就是人与自然交通的最直接也是最具体的方式。冯至的这种文化思考和哲学观照更加符合中国文化的审美传统，即“情”与“理”的浑然天成。
另一条通往故乡的道路，就是回归伦理之乡。冯至对伦理问题的思考首先是受到德国人文主义传统对于个体内心修养重视的影响：“他们都对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和个人自我修养的能力有着共同的信仰，认为个体可以修养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得到克服而与同胞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 冯至将这种影响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强调人格的内在修养和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与社会群体和谐相容的伦理法则，并在其作品中树立精神的楷模，“改造”的最终理想是塑造一个“情理并茂，美与伦理结合”的完整的人，其精神改造的具体所指就是对承当、蜕变、交通、坚韧、决断等人类应当永久继承发扬的精神品质的恢复：“这道德性的存在，并不能受外界的变迁的任何影响。无论社会的组织怎样改变，生活的方式怎样不同，礼节，风俗，以及价值、趣味随着转变，但是清洁、真实、正直……那些纯道德观念却永久不会变，永久在支配着人类的伦理行为。”冯至对这些永恒品质的崇尚主要来自里尔克和歌德的思想，同时也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冯至的诗歌和散文以情感与理智的完美结合，集中表达了他对人类永恒精神的思考。对个体的人与群体社会关系的思考，冯至认为社会中的个体首先应有一种承当的精神，这种承担是对于生命存在和社会群体的责任，人只有敢于承当才能深探到生命本身的价值，才能达到与社会群体和谐相处。在十四行诗《别离》中，诗人这样写到个体的责任：“我们担负着工作的辛苦，把冷的变成暖，生的变成熟，各自把个人的世界耘耕。”而承担的最好的做法就是里尔克所倡导的“工作而等待”。冯至认为，在社会动荡的时期，作为社会的个体唯一可以做到的对社会的贡献就是持有默默坚韧努力的态度为社会群体工作，这种品格既是受到里尔克思想的影响——“像是蜜蜂酿蜜那样，我们从万物中采擷最甜美的资料来建造我们的神。我们甚至以渺小，没有光彩的事物开始(只要是由于爱)，我们工作，继之以休息，以一种沉默，或是以一种微小的寂寞的欢悦，以我们没有朋友、没有同伴单独所做的一切来建造他，我们并不能看到，正如我们的祖先不能看见我们一样。”这也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继承——“我们应当相信在那些不显著的地方，在不能蔽风雨的房屋里，还有青年——纵使是极少数——用些简陋的仪器一天不放松地工作着：在陋巷里还有中年人，他们承袭着中国的好的方面的传统，在贫乏中每天都满足了社会对他的要求”。冯至认为个体还应当秉持的人生态度就是蜕变。蜕变即是在不背离传统的条件下不断地寻求新质的产生，冯至认为人生应该秉承的处事方式即为决断，即如于胥本想去拜访季札，但一想到命运既已把他们分开，顿时“对登门拜访季札的心完全断念了。同时也仿佛是对于他生命里最宝贵的事物的断念”。冯至强调的另外一种人生态度是怎样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交通与给与，在《威尼斯》中诗人表达了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重要：“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当你向我拉一拉手，便像一座水上的桥；当你向我笑一笑，便像是对面岛上忽然开了一扇窗。”在变化、担当、蜕变、决断、坚韧中去寻求永恒的人类价值，坚守永恒的人类的信仰，这就是人类应当秉持的努力，这种努力不能因为外界的任何的改变而受到影响。
冯至还十分重视在作品中塑造“人”的楷模，以此为永恒的坐标来引领人们前进的方向：“宗教改革运动已经起始，人的信仰根本动摇，社会益形紊乱。都勒感到一种建设理想的需要，于是自动画了《四使徒》……当政的人要看着这四使徒，他们是伦理的规范。……这正如歌德在晚年完成他的名著《浮士德》第二部创造人的理想。都勒也超越意大利和日耳曼两种精神的矛盾。在一个动荡的世代创造出人类的典型。”在《人的高歌中》冯至写到人的意志怎样坚韧不倒做出一些“足以和自然抗衡的事业”，
在冯至的观念中，文明与自然，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都被放置在一个相互制衡的框架之中，他认为这其中任何一种矛盾的失街都是人类走向“异乡”丧失自我的根本原因。他的诗歌创作或学术研究，都不曾偏离这一思考的方式和他对于维护完整的人性的坚持与努力。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