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安诗歌看刘勰对建安文学评价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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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刘勰对建安文学正确的评价在于一是看到了社会现实对作家的思想感情和诗歌内容的的影响,二是他们的诗歌大多具有激昂的感情、饱满的气势,音节高亢激越,诗风慷慨悲凉,“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三是诗歌谴词造句简洁明快,端直精约,“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同时,刘勰的评价也有一些缺失之处,一是遗漏了建安诗歌感情阴柔、诗风婉约、音节婉转的一面,二是忽视了建安诗歌语言繁缛、富瞻、穷形尽相、“纤细”,以至诗风华丽的一面,三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评判标准,对“三祖”的乐府诗给与了不恰当评定。
  【关键词】文心雕龙 建安议文学 现实 慷慨 昭晰 婉约 雕饰 乐府
  
  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评价集中在《明诗》篇、《时序》篇、《乐府》篇中: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能也。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戌:志不出于淫荡,辞不高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下面,结合具体的建安诗歌,来看刘勰这些评定的得与失:
  
  刘秘对建安文学评价的“三得”
  
  刘勰成功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特点:内容反映社会现实,诗风“慷慨悲凉”,结言端直精简,诗意昭晰明显。下面我们从具体的建安诗歌来看这些特点的表现:
  
  一、“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建安诗人身处乱世,其建安诗歌大多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实景,描绘了丧乱的社会图景和人民的灾难,堪称现实主义文学。
  东汉末年,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各地豪强据地相争,从初平元年(公元180年)董卓之乱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出现了连续十九年的军阀混战.社会遭到极大破坏。建安诗人此时的诗作大多对当时的社会景状有着全面、真实的反映。曹操以政治家、军事家的阔大胸襟,对当时的战乱有深刻的体认,他的诗没有停留在再现人民苦难,反映社会乱离这一层面,而是能够深入挖掘出致乱之本源,因之其诗享有“诗史”之誉。如曹操《薤露行》、《蒿里行》,被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语)!《薤露行》不仅把何进谋诛宦官,庸才误国,董卓暴虐,专横入京作乱的事直接摄人笔端,而且对洛都的被破坏、人民遭受掠夺表示了无限的愤慨和悲痛:“贼臣持国柄,东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行》则描写了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内部因为利害关系而发生内讧联军不成的事:还刻画了豪强斗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这可与曹丕《典论、自叙》中的“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相印证。此外.建安七子中几乎每个诗人都有大量此类的现实主义作品,孔融的《六言诗》其一写道:“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百姓凄凄心悲。”再如王粲《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璃的《驾出北郭门行》、曹丕的《上留行》、曹植的《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徐干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等,皆从不同的侧面丰实了“诗史”的内涵,闪耀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辉,摹写出一副副生灵涂炭、万物调凌的社会图景。即如刘勰所说的“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
  
  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慷慨”作为对建安文学美感特征的揭示,本是刘勰从建安文人的作品借用而来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短歌行》),“玄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曹植《杂诗》其六),“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曹植《箜篌引》)。这里的“慷慨”或和“忧”相联系,或和“悲”相联系,或和“柔”相对立,指高亢激越而又沉郁顿挫的声响。建安作家的诗歌中所包含的巨大力量正是通过这种声响呈现出来。在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曹植《薤露行》);有诗人的雄才大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恢宏境界:有诗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植《杂诗》其五)是带“罪”蕃王的呐喊,“我独何人,能不靖乱”(曹丕《黎阳作》)是少年天子的追求。这些诗,无一不表达出诗人对现实、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因而呈现出崇高的美感。
  同时,建安诗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多直抒胸臆,“磊落使才”:曹操《却东西门行》“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不仅写出战士长期行役中思念家乡的思想情感,诗中也浸透着华年流逝、乡关不得的悲凉:“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长。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顾瞻恋城阙,引领伤内情”(曹植《赠白马王彪》)是与挚友别离时的无限依恋,透露出眷恋、感伤的心情。
  总之,建安诗人的希望、眷恋、哀伤、叹思、热爱、憎恨等思想情感,在其诗歌中直率而强烈的表达出来,体现了刘勰所说的“慷慨”、“磊落”特征。
  
  三、“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简洁明快,端直精约。刘勰概括的建安诗人语言古朴质直、浅显明畅、诗风自然通脱的特点在三曹尤其曹操、曹丕的作品中体现最为明显。这一特点在曹操的全部诗歌中都能体现出来,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完全是朴质自然的语言,而又浑厚苍劲,不加雕饰.读来清新悦目。曹公诗歌语言“质”而不“野”的风格前人多有评价,如“古直”(钟嵘《诗品》),“魏武太质”(胡应麟《诗薮》),“真朴”(东方书时《昭昧詹言》)等等。再如曹丕部分诗歌语言通俗自然,明显具有民歌特色。如“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崖”、“富人食稻与梁,贫子食糟与糠”、“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旨酒停杯。寄言飞鸟,告余不能”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语句通俗自然,如同口语,和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很相似。
  总之,建安诗歌语言大多质朴、自然、简约、明快,正如刘勰定义的一般:“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
  
  刘勰对建安文学评价的“三失”
  
  从诗歌艺术风格看,三曹与建安诗人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仔细分析建安诗歌,可以看到刘勰的确抓住了建安诗歌中的主 要特点,对一些主要特征作了精准的概括,但他对建安文学的评价也有不当之处。
  下面结合建安诗人的具体作品分析刘勰评价的失当之处。
  
  一、建安诗歌的整体特征应该包括感情阴柔、诗风婉约、音节婉转的一面。三曹和建安诗人诗中的题材涉及了山水、田园、农事、民生疾苦、功业、游仙、游宴、女性姿容、爱情、友情、亲情、赠别、悼亡、分情、闺怨、边塞咏史、哲理、朝会等不同的意象。具体而言,曹操诗歌多苍凉空阔之悲境,曹丕诗歌多缠绵悱恻之忧境,曹植诗歌多深惋委屈之哀怨境界。刘勰主要抓住了曹操等人昂扬向上的诗风特点.而忽视了曹丕诗歌清新婉丽,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丽,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的特征。具体而言,曹丕的诗虽也涉及到了社会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更多的取材是“间里小事”,特别注重对游子思妇感情的描写和抒发,具有明显的文士气、女人气,如《燕歌行》。全诗旨在描绘思妇对远游丈夫的思念,抒发悲苦之情,诗人选择了萧瑟的秋风、荒漠的原野、南翔的群雁、皎洁的月光、流动的银河、相望的牛郎织女星等典型景物.把思妇的情感流动描摹的不断起伏跌宕,缠绵悱恻,摇曳多姿。曹植诗歌艺术风格在建安诗人中发展得最充分。就具体诗篇而言,其游仙诗如《五游》、《升天》等“词藻宏富,而骨气苍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当来日大难》“和媚款曲,缠绵低外”(钟惺《古诗归》卷七)《赠白马王彪》“体既端庄,语复雅炼”《杂诗》“清迥纯净”(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清人宋征壁论述曹植、王粲诗歌风格说:“沈休文云‘子建、仲宣,莫不同祖《风X骚》皆以气质为主。’盖兼江左之清绮与河朔之气质。”(《抱真堂诗话》)既精美华丽,清新可诵,又道劲刚健,质朴明朗。又云:“凡诗丽则必靡,秀则必弱。兼厥二美免此二憾,其思王乎!”
  从整体来说,在建安诗人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雄浑、壮丽、悲怨、劲健、旷达、缠绵、绮丽、清秀、奇崛、明朗、飘逸、苍凉等不同的风格特征,而不能像刘勰一样以“慷慨”、“梗概”加以概括。
  
  二、建安诗歌语言特色应该包括繁缛、雕琢、富瞻、“纤细”,以至诗风华丽的一面。这一特征在建安诗人的代表曹植的诗歌中有着清晰明显的反映。曹植诗歌无论是对人物形象的描细,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还是对事物、景物的描摹都是极其细腻、深刻的。如在被称为压卷之作的《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已忘餐。”诗人从美女采桑写起,然后从手、头上、衣着、神姿等依次写起,将一位貌美娴雅、神采风韵非凡的少女形象刻画得跃然纸上,真可谓“呼之欲出”了。曹植在语言雕琢方面堪称建安诗人的典范,“词采华茂”是其语言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其五言诗,可谓是“搞翰振藻”,工丽华美。同时,曹植的诗非常讲究属对精工,这在他的诗中几乎随处可见:“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等等。这些诗篇对仗工整、音乐和谐、节奏明快,极大增强了诗的美感。在雕琢用字上,如“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游鱼跃绿波,好鸟鸣高枝”、“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等句中的被、冒、跃、鸣、曜、静、潜、薄等字中,可见曹植在炼字上的匠心。从曹植的诗歌中,可以明显看出建安诗人在炼字造句上的雕琢、繁缛,在对仗上的精工、修饰等。
  
  三、刘勰坚持文学创作伦理化的儒家观点.以“淫荡”、“哀思”否定了“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能够代表建安文学特点的部分乐府诗作,而这一部分作品应该给与肯定。曹丕《燕歌行》感物起兴,性情真挚,表现出爽朗、哀婉、凄清、柔美的风格.把思妇的哀怨之情摹状的真切、生动、淋漓尽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受到了历代文人的赞誉。明代胡应麟评论:“子桓《燕歌》两首,开千古妙境。”清代王夫之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薑宅诗话》),足见丕诗的情美超越。曹操的古乐府诗歌成就就更加不能被否定。单就刘勰所指到的《苦寒行》而言,在诗中,曹操以古直、简洁的语言,刻画了行军将士的步履维艰、征途上的重重难关和满目的凄凉景象,对行役将士的“长叹息”、“多所怀”的东归之情抱以深深的同情。王夫之说这首诗写得“绝好”(《舟山古诗评选》),陈祚明云:“写征人之苦,淋漓尽情,笔调高古,正非子桓兄弟所能及”(《采菽堂诗集》卷一)。此诗对后世影响亦极大。杜甫《石龛》中写的“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猿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从艺术境界、表现手法上看,都不难看到受曹操诗的影响。但是《苦寒行》和《燕歌行》,却由于写战士和思妇的哀怨不符合刘勰提倡的“中和之音”而被称之为“韶夏之郑曲”、“哀思”、“淫荡”。站在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既是其个人评判眼光的局限,也是受时代影响所致。
  本文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建安文学的评价只是一个层面,没有全面地概括建安诗歌的整体风貌,这既是刘勰对建安文学评价的“得”,也是“失”。建安诗歌的总风貌,是作家的创作与个性特征、时代特征在诗歌意象与意境中的凝聚。在建安诗歌中,既有雄壮、豪迈、阳刚,又有纤细、婉约、阴柔的美学风格,既有繁缛、华丽、典雅,又有质朴、生涩、古拙的语言风格,而其乐府诗由于卓越的成就应该给与积极和正面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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