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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作者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当努力做到“忠而不泥，活而不滥”，就必须拥有和行使尽可能多的自由，并且，译作还会背离原作。作者指出译者的自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由于译者所处的文化伦理的驱使；2.由于译者个人不同于原作的风格和对原作的不同理解；3.译者旨在使译作和原作竞赛，并且超过原作。于是，译者在文学翻译中行使自由就变得不仅是不可或缺而且是顺理成章了。译者的自由是一切佳译的必由之路，所有佳译都是译者有力地行使自由的结果。自由是译苑的春风，佳译是树树梨花，所以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关键词】自由 竞赛 文化伦理 创作个性
一、前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两句诗出于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在诗人的笔下，一股和煦的春风吹过，梨花盛开，满眼皆白。是花海耶？抑或是雪海耶？总之，这是一片如梦如幻的神奇花国之象，而这也只是因为在春寒料峭之中，春风来了，春天到了。然而，在本文中，作者之意不在大自然中的春风藉慰，梨花撩人，而是要谈谈吹拂在文学翻译之苑里的一股“春风”——即“自由”之风，谈谈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自由度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其表现层次。这点诚如西谚所云，“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笔者认为，在文学翻译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自由恰恰是确保译作忠实于原作的“护法神”。自从东汉末年桓帝时告诉呢过安世高开始翻译佛经之时起，译界已经荡漾起“自由”之“丝丝春意”，以至于稍后的译家将安世高翻译的“质而不野”“了不加饰”经文贬斥为“荒田之稼芸”。到了唐朝，高僧玄奘已经提出了“依实出华”的翻译观。所以，从唐玄奘到胡适，再从胡适到许渊冲，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漫长演变，各种各样的自由翻译论林林总总，已成蔚为大观之势。正如苏东坡的诗句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本文话题虽旧，但是，作者也期待能有些许新意出焉。
笔者认为，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自由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1.译者由于译语语言与文化的驱使而“自由地”使原作偏离了原作；2.不同的译者因为其本人的创作风格和对原作的理解各不相同而导致其在文学翻译中的行使不同程度的自由；3.译者旨在标新立异，以“译作要和原作“竞赛”或“搏斗”并要超过原作”为圭臬。下面，笔者将对这三种情况逐一进行分析和讨论。
二、译者由于译语语言与文化的驱使而“自由地”使原作偏离了原作
譯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必然会自觉地和/或不自觉地受到其所处的译入语语言规范和文化框架的制约和束缚，也会自觉地和/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投射到译作中，另外，译者一刻也不会忘记他的译入语读者，这样一来，就会自觉地和/或不自觉地使译作或多或少地偏离原作。
例如，明代传教士利玛窦翻译的《伊索寓言》中的一则寓言。原文：
The Swollen Fox
A fox， very much famished， seeing some bread and meat left by shepherds in the hollow of an oak， crept into the hole and made a hearty meal.When he finished， he was so full that he was not able to get out， and began to groan and lament very sadly. Another fox passing by， heard his cries， and coming up， inquired the cause of his complaining.On learning what had happened， he said to him， “Ah， you will have to remain there， my friend， until you become such as you were when you crept in， and then you will easily get out.”
译文：腹胀的狐狸
野狐旷日饥饿，身瘦癯，就鸡栖窃食，门闭无由入，逡巡间忽睹一隙，仅容其身，馋极则伏而入，数日饱饫欲归，而身已肥，腹干张甚，隙不足容，恐主人见之也。不得已又数日不食，则身瘦癯如初入时，方出矣。智哉！此狐。吾人习以自淑，不亦可乎？
利玛窦（1552-1610），号西泰，意大利传教士，明朝晚期，他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居住下来，一直到清康熙时去世。为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利玛窦把西方经典《伊索寓言》翻译成了汉语。对比原文和译文，我们发现，为了使译文更好地被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利玛窦删去了原文中“bread， oak， shepherd”等西方文化色彩较浓的词语，为了“传经布道”，利玛窦在译文最后又加了“智哉！此狐。吾人习以自淑，不亦可乎？”——亦译亦述，归化意图明显。译文流畅自然，用词简约，好像是一篇来自当时名著《喻世明言》中佳作：劝人向善，洁身自好——很合当时中国读书人的口味。从利玛窦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的翻译主体意识，而这刚好是古代汉语和当时主流文化的要求。
有的时候，原作中的内容与译入语文化以及道德规范不相符合，译者就不得不在翻译时“自由裁量”，进行隐化处理。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不乏对性的描写，例如，哈姆雷特就有恋母情结，莎士比亚经常用双关语来暗指性。下面，我们来看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名著《罗米欧与朱丽叶》里的一句话。原文：“He made you a high way to bed； But I， a maiden， die ——widowed.” 朱生豪译文：“他要借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把“to my bed”译为“相思”，把“widow”译为“怨妇”，这样就隐去了原文的“肉欲”气息，使得译文更加高负荷中国的文化伦理的要求。这种对原作的“改头换面”就是译者自由之功，也是译者“自由的成功。” 三、译者因为自己的的创作个性和对原作的不同理解而导致其在文学翻译中的行使自由
译者长期以来一直受着译入语文化的熏陶，再加上其个人的文化修养的作用，必然会形成他的与众不同的文体风格和翻译个性，进而影响他对原文的理解，并且使他自由地对原作进行有着自己风格的诠释。译者的这种自由使他很难进行“公正的翻译”。例如，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名著《飘》里的一段话。原文：“Although born to the ease of plantation life， waited on head and foot since infancy， the faces of the three on the porch were neither slack nor soft. They had the vigor and alertness of country people who have spent all their lives in the open and troubles their heads very little with dull things in books.” 傅東华译文：“这两位哥儿和一位小姐，都生长在殷实的大户人家，打出娘胎就有人从头到脚地服侍着，可是他们的面孔都不像娇生惯养，倒像是乡下的粗人，因过惯室外生活，不曾在书本里耗费过脑筋，所以身体都很健壮，态度都很活泼。” 傅译的特点是语调挺快而富于幽默感。他把“the ease of plantation life”译为“殷实的大户人家”，把“since infancy”译为“打出娘胎”，把“country people”译为“向下粗人”，原文里的“plantation种植园”也不见了踪影。同时，傅译还对原文的句子结构进行了调整。这种进过自由式的处理产生的中国式译文很容易使汉语语读者产生共鸣。可见，作家的风格体现在用词和遣句上，同样，译者的风格也体现在用词和遣句上。又如，陆谷孙翻译的《人间尽秋》（Altogether Autumn）里的一句话。原文：“She was such a little thing， between an infant and a toddler， with such a round little tummy.”陆谷孙译文：“真是个小不点儿，出了襁褓，挺着个圆滚滚的小肚子刚开始蹒跚学步。”陆译成功再现了原文轻快简洁和口语化的文风，使用了“襁褓”，“圆滚滚”和“蹒跚学步”等汉化表达，使一个可爱的小孩儿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由此可见，译者在领会原作意义的前提下，运用译入语进行充分自由的发挥，是成功翻译的关键。文学翻译不是摄影，而是绘画，译者也是画家！
四、译者旨在标新立异，以二次创作为最高圭臬，想要使译作和原作“竞赛”和“搏斗”
关于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自由，我国当代文豪郭沫若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原作。”译者必须和原作者融为一体，才能“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雪莱成为我自己。”请看胡适的译作《关不住了》（Over the Roof）。
I said：“I have shut my heart， ” But over the roofs there came， My room was white with the sun， As one shuts on open door. The wet new wind of May， And love cried out in me， That love may starve there-in And a tune blew up from the curb， “I’m strong， I’ll break your heart And trouble me no more. When the street piano play. Unless you let me free.”
胡适译文：我说。“我把心收起，但是五月的湿风，屋里都是太阳光，像人家把门关了，时时从屋顶上吹来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叫爱情生生的饿死，还有那街心的琴调他说，“我是关不住的，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一阵阵的飞来。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我们可以说，胡适的译文实现了原作者与译者的有机统一以及原作精神和译者自由表达的有机统一。第一，胡译再造了原诗abcb的韵式；第二，胡适把原诗里的“trouble me no more”、“tune”、“cried out”和“I’m strong”分别译为“不再和我为难了”、“琴调”、“有点醉了”和“我是关不住的”，都是传神之笔；第三，胡译还使用了“生生的”“一阵阵”等汉化表达，这是译诗的“诗眼”，也是原诗的“诗眼”，使人读之，顿生“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感。
如果把一首诗比作一位美女，那么，这首诗的“诗眼”就是美女夺人心魂的一瞥。古人云，诗无达诂。同样，译诗也无达诂。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说，“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Poetry si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而译者在译诗时发挥和享受充分的自由则是再现原诗诗眼的有力武器。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译者在文学翻译中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从来也做不到“公正的翻译”（just translation）。译者在文学翻译中有效地行使自由是一种“可望而也可即”的理想境界。在译苑里，如果把自由比作是和煦的春风，那么，译作则是盛开的树树梨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沐浴在自由的春风里，一切形形色色的曾经限制过和束缚过译者的语言的以及文化的窠臼乃至桎梏都会消弭于无形，以前有人说译者是“带着镣铐跳舞”，这时，手握“自由”这一法宝的译者反而是“带着手镯跳舞了”。这又正如杨绛先生在其《翻译的技巧》一文中所说，“译者要打破原语语法的桎梏，摆脱语序的束缚，大胆来个再创造”，译者只有发挥自由，才可以在文学翻译中做到“忠而不泥，活而不滥。”
参考文献：
[1]胡显耀，李力.高级文学翻译[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7.
[2]许渊冲.英译唐诗三百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张彩霞.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2.
[4]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李明.翻译批评与赏析[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自由 竞赛 文化伦理 创作个性
一、前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两句诗出于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在诗人的笔下，一股和煦的春风吹过，梨花盛开，满眼皆白。是花海耶？抑或是雪海耶？总之，这是一片如梦如幻的神奇花国之象，而这也只是因为在春寒料峭之中，春风来了，春天到了。然而，在本文中，作者之意不在大自然中的春风藉慰，梨花撩人，而是要谈谈吹拂在文学翻译之苑里的一股“春风”——即“自由”之风，谈谈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自由度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其表现层次。这点诚如西谚所云，“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笔者认为，在文学翻译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自由恰恰是确保译作忠实于原作的“护法神”。自从东汉末年桓帝时告诉呢过安世高开始翻译佛经之时起，译界已经荡漾起“自由”之“丝丝春意”，以至于稍后的译家将安世高翻译的“质而不野”“了不加饰”经文贬斥为“荒田之稼芸”。到了唐朝，高僧玄奘已经提出了“依实出华”的翻译观。所以，从唐玄奘到胡适，再从胡适到许渊冲，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漫长演变，各种各样的自由翻译论林林总总，已成蔚为大观之势。正如苏东坡的诗句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本文话题虽旧，但是，作者也期待能有些许新意出焉。
笔者认为，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自由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1.译者由于译语语言与文化的驱使而“自由地”使原作偏离了原作；2.不同的译者因为其本人的创作风格和对原作的理解各不相同而导致其在文学翻译中的行使不同程度的自由；3.译者旨在标新立异，以“译作要和原作“竞赛”或“搏斗”并要超过原作”为圭臬。下面，笔者将对这三种情况逐一进行分析和讨论。
二、译者由于译语语言与文化的驱使而“自由地”使原作偏离了原作
譯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必然会自觉地和/或不自觉地受到其所处的译入语语言规范和文化框架的制约和束缚，也会自觉地和/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投射到译作中，另外，译者一刻也不会忘记他的译入语读者，这样一来，就会自觉地和/或不自觉地使译作或多或少地偏离原作。
例如，明代传教士利玛窦翻译的《伊索寓言》中的一则寓言。原文：
The Swollen Fox
A fox， very much famished， seeing some bread and meat left by shepherds in the hollow of an oak， crept into the hole and made a hearty meal.When he finished， he was so full that he was not able to get out， and began to groan and lament very sadly. Another fox passing by， heard his cries， and coming up， inquired the cause of his complaining.On learning what had happened， he said to him， “Ah， you will have to remain there， my friend， until you become such as you were when you crept in， and then you will easily get out.”
译文：腹胀的狐狸
野狐旷日饥饿，身瘦癯，就鸡栖窃食，门闭无由入，逡巡间忽睹一隙，仅容其身，馋极则伏而入，数日饱饫欲归，而身已肥，腹干张甚，隙不足容，恐主人见之也。不得已又数日不食，则身瘦癯如初入时，方出矣。智哉！此狐。吾人习以自淑，不亦可乎？
利玛窦（1552-1610），号西泰，意大利传教士，明朝晚期，他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居住下来，一直到清康熙时去世。为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利玛窦把西方经典《伊索寓言》翻译成了汉语。对比原文和译文，我们发现，为了使译文更好地被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利玛窦删去了原文中“bread， oak， shepherd”等西方文化色彩较浓的词语，为了“传经布道”，利玛窦在译文最后又加了“智哉！此狐。吾人习以自淑，不亦可乎？”——亦译亦述，归化意图明显。译文流畅自然，用词简约，好像是一篇来自当时名著《喻世明言》中佳作：劝人向善，洁身自好——很合当时中国读书人的口味。从利玛窦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的翻译主体意识，而这刚好是古代汉语和当时主流文化的要求。
有的时候，原作中的内容与译入语文化以及道德规范不相符合，译者就不得不在翻译时“自由裁量”，进行隐化处理。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不乏对性的描写，例如，哈姆雷特就有恋母情结，莎士比亚经常用双关语来暗指性。下面，我们来看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名著《罗米欧与朱丽叶》里的一句话。原文：“He made you a high way to bed； But I， a maiden， die ——widowed.” 朱生豪译文：“他要借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把“to my bed”译为“相思”，把“widow”译为“怨妇”，这样就隐去了原文的“肉欲”气息，使得译文更加高负荷中国的文化伦理的要求。这种对原作的“改头换面”就是译者自由之功，也是译者“自由的成功。” 三、译者因为自己的的创作个性和对原作的不同理解而导致其在文学翻译中的行使自由
译者长期以来一直受着译入语文化的熏陶，再加上其个人的文化修养的作用，必然会形成他的与众不同的文体风格和翻译个性，进而影响他对原文的理解，并且使他自由地对原作进行有着自己风格的诠释。译者的这种自由使他很难进行“公正的翻译”。例如，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名著《飘》里的一段话。原文：“Although born to the ease of plantation life， waited on head and foot since infancy， the faces of the three on the porch were neither slack nor soft. They had the vigor and alertness of country people who have spent all their lives in the open and troubles their heads very little with dull things in books.” 傅東华译文：“这两位哥儿和一位小姐，都生长在殷实的大户人家，打出娘胎就有人从头到脚地服侍着，可是他们的面孔都不像娇生惯养，倒像是乡下的粗人，因过惯室外生活，不曾在书本里耗费过脑筋，所以身体都很健壮，态度都很活泼。” 傅译的特点是语调挺快而富于幽默感。他把“the ease of plantation life”译为“殷实的大户人家”，把“since infancy”译为“打出娘胎”，把“country people”译为“向下粗人”，原文里的“plantation种植园”也不见了踪影。同时，傅译还对原文的句子结构进行了调整。这种进过自由式的处理产生的中国式译文很容易使汉语语读者产生共鸣。可见，作家的风格体现在用词和遣句上，同样，译者的风格也体现在用词和遣句上。又如，陆谷孙翻译的《人间尽秋》（Altogether Autumn）里的一句话。原文：“She was such a little thing， between an infant and a toddler， with such a round little tummy.”陆谷孙译文：“真是个小不点儿，出了襁褓，挺着个圆滚滚的小肚子刚开始蹒跚学步。”陆译成功再现了原文轻快简洁和口语化的文风，使用了“襁褓”，“圆滚滚”和“蹒跚学步”等汉化表达，使一个可爱的小孩儿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由此可见，译者在领会原作意义的前提下，运用译入语进行充分自由的发挥，是成功翻译的关键。文学翻译不是摄影，而是绘画，译者也是画家！
四、译者旨在标新立异，以二次创作为最高圭臬，想要使译作和原作“竞赛”和“搏斗”
关于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自由，我国当代文豪郭沫若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原作。”译者必须和原作者融为一体，才能“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雪莱成为我自己。”请看胡适的译作《关不住了》（Over the Roof）。
I said：“I have shut my heart， ” But over the roofs there came， My room was white with the sun， As one shuts on open door. The wet new wind of May， And love cried out in me， That love may starve there-in And a tune blew up from the curb， “I’m strong， I’ll break your heart And trouble me no more. When the street piano play. Unless you let me free.”
胡适译文：我说。“我把心收起，但是五月的湿风，屋里都是太阳光，像人家把门关了，时时从屋顶上吹来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叫爱情生生的饿死，还有那街心的琴调他说，“我是关不住的，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一阵阵的飞来。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我们可以说，胡适的译文实现了原作者与译者的有机统一以及原作精神和译者自由表达的有机统一。第一，胡译再造了原诗abcb的韵式；第二，胡适把原诗里的“trouble me no more”、“tune”、“cried out”和“I’m strong”分别译为“不再和我为难了”、“琴调”、“有点醉了”和“我是关不住的”，都是传神之笔；第三，胡译还使用了“生生的”“一阵阵”等汉化表达，这是译诗的“诗眼”，也是原诗的“诗眼”，使人读之，顿生“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感。
如果把一首诗比作一位美女，那么，这首诗的“诗眼”就是美女夺人心魂的一瞥。古人云，诗无达诂。同样，译诗也无达诂。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说，“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Poetry si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而译者在译诗时发挥和享受充分的自由则是再现原诗诗眼的有力武器。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译者在文学翻译中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从来也做不到“公正的翻译”（just translation）。译者在文学翻译中有效地行使自由是一种“可望而也可即”的理想境界。在译苑里，如果把自由比作是和煦的春风，那么，译作则是盛开的树树梨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沐浴在自由的春风里，一切形形色色的曾经限制过和束缚过译者的语言的以及文化的窠臼乃至桎梏都会消弭于无形，以前有人说译者是“带着镣铐跳舞”，这时，手握“自由”这一法宝的译者反而是“带着手镯跳舞了”。这又正如杨绛先生在其《翻译的技巧》一文中所说，“译者要打破原语语法的桎梏，摆脱语序的束缚，大胆来个再创造”，译者只有发挥自由，才可以在文学翻译中做到“忠而不泥，活而不滥。”
参考文献：
[1]胡显耀，李力.高级文学翻译[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7.
[2]许渊冲.英译唐诗三百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张彩霞.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2.
[4]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李明.翻译批评与赏析[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