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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到下海凭本事赚钱，靠市场调节分配，中国薪路伴随着心路，摸爬滚打，一路走来，不仅给人们留下永久的记忆，而且不断提出新的课题。
38块消灭懒汉
1961年，白玉莲25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工厂学徒第一个月，拿到十七块零八分的工资。拿到工资，白玉莲给保姆10元，把剩下的7元攒着，和下月的工资一起，才能给丈夫的父母寄5元，给自己的父母寄5元，给孩子买纸订本子……
白玉莲心灵手巧、踏实肯干，三年的学徒生活很快过去了，她成为厂里第一批转正的工人，工资也从17.08元涨到了28.30元。转正的第一年，她就被评为一级工。
“那时候工资少得可怜，活儿却不轻松。”白玉莲所在的工厂制造暖气片、铁椅子，她们要先在模具里填充泥沙，然后灌注铁水。每人每天的任务是20组暖气片，早晨8点开工，中午11点半可以休息半个小时，赶紧吃两口饭，下午的工作从12点开始，一般到6点才能结束。
虽然工作累、薪水少，但能当上工人、拿到工资，是这些一直在家务农的姑娘梦寐以求的事。然而这些从庄稼地里走出来、凭力气吃饭的姑娘们也有想不通的地方：“为什么那些偷奸耍滑、总是请假误工的人也和我们拿一样的工资？”
和白玉莲一个车间的有20几名工人，有两三个人总是偷懒、请病假。那时候，干多干少都一样，都拿17.08元的工资。干得好的人只能在年终获得一张劳动标兵的奖状，“大部分人还是很珍视那份荣誉的，但总有些偷懒的人。懒汉们耽误的工作却要我们这些老实人加班加点去完成，拿的还是那十七块零八分。”
这就是流传已久的“大锅饭”。从1958年下半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公社、生产队掌握着口粮，社员一起劳动、一起吃饭。绝对的平均主义虽然让每个人都有粮吃，但却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短短3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寿终正寝，但“大锅饭”的影响却遗害殊深。在企业里也是一样，经营好坏工资照发，干多干少待遇相同。有人有劲使不出，有人偷懒也能蒙混过关，于是懒惰滋生，企业效益普遍不高。改革开放迫在眉睫，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措施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让真正勤劳的人获得更多回报，企业也焕发了活力。
1976年，白玉莲到了粮食局，从灌铁水到炸油条，虽然工资只涨了10多元钱，却有了奖金制度。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5块，奖金却能拿到38块多。“这样一来，再没有人偷懒了，只要你肯干又干得好，就能多赚钱。大家都抢着干活，服务态度也好了。”
白玉莲和姐妹们坐在一起经常开玩笑：“思想教育和白眼鄙视都改造不好的懒汉，被38块钱消灭了。”
下海游泳看本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一阵下海潮卷走了许多心思活络的人，也带来了一个叫做“投机倒把”的罪名。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许多有胆识、有能力的工人、甚至干部都放弃了稳定的工资，开始自主创业，下海经商。
那时有一句顺口溜形容机关干部的生活，“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公务员的工资有三、四百元。但仍有人辞职、下海。
“离开论资排辈的环境，再也不用点头哈腰当双面人。没有了人情世故的束缚，只要有本事就能发财致富！能凭本事吃饭，靠能力赚钱，这是以前不敢想的。”这是一位下海干部的想法。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环境也更加宽松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让更多人放开手脚，在宽松的经济环境中成就梦想。
今年40岁的贺玉玲就是一个在下海潮中寻梦的人。
贺玉玲下海是裸泳。
17岁学车，贺玉玲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女司机、女采购员。看了6年，觉得自己懂些门道，她便在家乡开起了饭馆。当时她只有几千元的积蓄，30万的投入都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
然而，下海需要的不只是胆量，更是能力。开了一年的饭馆，贺玉玲就尝到了商海的苦涩，因为亏损，饭馆被迫关张。呛了一口水，贺玉玲也学会了如何在商海里游泳。在一次采购过程中，她在一家饭馆吃饭，经济实惠又美味的饺子让贺玉玲看到了商机。
一般人吃到美食，会呼朋唤友下次再来，但贺玉玲却希望能在家乡开一个饺子馆，带走美味也带来收益。
背着30万的外债，贺玉玲又开始借钱开店。这一次，2万块钱开起的饺子馆只有90平米，员工也只有5个人。然而刚开始营业的一个月，饺子馆门可罗雀，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只卖2两饺子。
贺玉玲咬牙坚持着。即使到现在，她也是个不太会做饭的人，但开饺子馆时，她经常去逛菜市场，看到新鲜的菜就买一点，琢磨哪些可以做饺子馅。就这样反复琢磨、尝试，饺子馆的菜单上出现了100多种不同口味的水饺。
一个月后，饺子馆开始盈利。不到5年的时间，这个90平米的店面便扩大到900平米，10几块钱一斤的饺子让店面每天流水超过4000元。当时在这个还没有几家饭馆的小县城，贺玉玲的凤龙居饺子王是头一家吃饭需要排队、每餐都能翻桌的小饭馆。
而这个饺子馆也着实让贺玉玲感受到了下海经商的艰难。当司机跑采购时，贺玉玲每天4点起床，开饭馆通常2、3点都不能睡；以前只要自己管自己，现在却要掌管全局，客人醉酒闹事要她来调解，餐馆跑水要她去处理，家里还有孩子要她照顾。那时候，背着30余万的外债，贺玉玲生病发烧到40度，一边顾着生意，一边还得隔三差五地跑医院。
在那个小县城里，贺玉玲是一个传奇而有本事的女人，她想干的事一定能成，但只有自己知道背后的艰辛。她没有一夜暴富，言谈举止也没有暴发户的骄横和傲气，更多的是温柔和朴实，甚至她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运气。
贺玉玲所说的运气是在2003年，她开起的凤龙居莜面村餐馆，“这个饭店可是一开就火，没经历什么波折。”其实，莜面村的想法来自她在内蒙古出差时的一碗莜面，她把这碗莜面带回了县城，也带回了一个以乡村格调为主的餐馆。
十幾年生意场上的摸爬滚打让贺玉玲渐渐感觉到自身能力的不足，她要学习更多知识。而改革开放30年，社会对商业从包容转向了支持，伴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财富梦想，各种培训应运而生。
在逐渐开放的经济环境下，许多人同贺玉玲一样靠着自己的能力辛苦打拼，创出了一番事业。2005年，贺玉玲开办了县城第一家量贩式KTV；2007年，她经营了集观光、采摘、餐饮、会议、娱乐于一体的绿色生态庄园；2010年，她放弃正在盈利的生意，来到北京开办了极具家乡气息的妫水人家，而这一次，投入达到300万，店面1200平米。
40岁，贺玉玲开始实现她的梦想，和那些敢于挑战、甘于吃苦、勇于冒险和勤于思考的人在一起，在商海中创造财富。
最终，佳佳选择了一家国企，“单位里有研究生学历的同事和我是一个起点，这一年，用能力说话。”
社会检验天之骄子
虽然，下海潮成就了许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更多人还是选择学习、考试的道路。然而，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大力推进，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逐渐向普及教育发展，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光环也在逐渐褪色。
有数据显示，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570万考生报考，录取21.7万，录取率仅3.8%。而教育部公布2011年高考总人数为933万，录取率则高达72.3%。
“当初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到社会上才知道，学历远没有能力重要。而且有再高的学历，与社会需求脱节也不行。” 去年3月，佳佳正在找工作，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薪水目标：月薪6000元。工作一年，再看当初的目标，她不禁笑了出来。
佳佳是山东人，父亲开车，母亲在家务农，她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妹妹。从山东这个人口大省考到北京，正是从千军万马中挤上了独木桥。上学之初，谈到理想，佳佳就说要留在北京：“我好不容易才考到这里，不想再回去。”
然而，从2006年来到北京到2010年毕业，物价的急速上涨让佳佳感受到了都市生活的代价。尽管这样，她留在北京的心愿没有变，只是需要更多的生活成本。找工作时，她也把工作地点划定在了北京，月薪6000元。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很多企业重整旗鼓需要人才。更何况年初还有用工荒，连保姆都能月薪四、五千，我读了四年大学，还不如一个保姆？”但抱着一堆证书的佳佳在人才市场上却四处碰壁。
看成绩，佳佳在班里也属于中上等，但同去面试、成绩不如佳佳的同学却往往能获得机会。对比简历，佳佳发现自己在大学几乎没有参加社会活动，更不要说实习经历了。而在招聘网站上，佳佳看到自己看中的一个职位，申请的本科生就多达200人，还有100多个研究生。
高考填报志愿时，招生简章上每所高校每个专业的招生指标都不过是个位数字，就连一个班里都会产生竞争。佳佳以为，迈进大学这道门槛就能带着一身荣耀走入社会。然而，现实却摆在面前，631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有数据显示，2009年本科毕业生起薪不到2000元。
佳佳这才意识到，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用工荒体现的是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并非只有学历没有能力的大学生。然而，现实却是每年高考大关热度不减，职业学校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达到招生指标；就业市场上，名校毕业生都难找工作，甚至创业卖猪肉；无专业无学历的保姆，雇佣方愿出高薪还出现用工荒。
最终，佳佳选择了一家国企，从第一个月1400元的实习工资拿起，半年后佳佳转正拿到2200元。今年6月，佳佳工作满一年，税后工资达到了4000元。“单位里有研究生学历的同事和我是一个起点，这一年，用能力说话。”
编辑：刘文婷 美编：阎瑾
38块消灭懒汉
1961年，白玉莲25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工厂学徒第一个月，拿到十七块零八分的工资。拿到工资，白玉莲给保姆10元，把剩下的7元攒着，和下月的工资一起，才能给丈夫的父母寄5元，给自己的父母寄5元，给孩子买纸订本子……
白玉莲心灵手巧、踏实肯干，三年的学徒生活很快过去了，她成为厂里第一批转正的工人，工资也从17.08元涨到了28.30元。转正的第一年，她就被评为一级工。
“那时候工资少得可怜，活儿却不轻松。”白玉莲所在的工厂制造暖气片、铁椅子，她们要先在模具里填充泥沙，然后灌注铁水。每人每天的任务是20组暖气片，早晨8点开工，中午11点半可以休息半个小时，赶紧吃两口饭，下午的工作从12点开始，一般到6点才能结束。
虽然工作累、薪水少，但能当上工人、拿到工资，是这些一直在家务农的姑娘梦寐以求的事。然而这些从庄稼地里走出来、凭力气吃饭的姑娘们也有想不通的地方：“为什么那些偷奸耍滑、总是请假误工的人也和我们拿一样的工资？”
和白玉莲一个车间的有20几名工人，有两三个人总是偷懒、请病假。那时候，干多干少都一样，都拿17.08元的工资。干得好的人只能在年终获得一张劳动标兵的奖状，“大部分人还是很珍视那份荣誉的，但总有些偷懒的人。懒汉们耽误的工作却要我们这些老实人加班加点去完成，拿的还是那十七块零八分。”
这就是流传已久的“大锅饭”。从1958年下半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公社、生产队掌握着口粮，社员一起劳动、一起吃饭。绝对的平均主义虽然让每个人都有粮吃，但却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短短3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寿终正寝，但“大锅饭”的影响却遗害殊深。在企业里也是一样，经营好坏工资照发，干多干少待遇相同。有人有劲使不出，有人偷懒也能蒙混过关，于是懒惰滋生，企业效益普遍不高。改革开放迫在眉睫，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措施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让真正勤劳的人获得更多回报，企业也焕发了活力。
1976年，白玉莲到了粮食局，从灌铁水到炸油条，虽然工资只涨了10多元钱，却有了奖金制度。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5块，奖金却能拿到38块多。“这样一来，再没有人偷懒了，只要你肯干又干得好，就能多赚钱。大家都抢着干活，服务态度也好了。”
白玉莲和姐妹们坐在一起经常开玩笑：“思想教育和白眼鄙视都改造不好的懒汉，被38块钱消灭了。”
下海游泳看本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一阵下海潮卷走了许多心思活络的人，也带来了一个叫做“投机倒把”的罪名。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许多有胆识、有能力的工人、甚至干部都放弃了稳定的工资，开始自主创业，下海经商。
那时有一句顺口溜形容机关干部的生活，“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公务员的工资有三、四百元。但仍有人辞职、下海。
“离开论资排辈的环境，再也不用点头哈腰当双面人。没有了人情世故的束缚，只要有本事就能发财致富！能凭本事吃饭，靠能力赚钱，这是以前不敢想的。”这是一位下海干部的想法。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环境也更加宽松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让更多人放开手脚，在宽松的经济环境中成就梦想。
今年40岁的贺玉玲就是一个在下海潮中寻梦的人。
贺玉玲下海是裸泳。
17岁学车，贺玉玲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女司机、女采购员。看了6年，觉得自己懂些门道，她便在家乡开起了饭馆。当时她只有几千元的积蓄，30万的投入都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
然而，下海需要的不只是胆量，更是能力。开了一年的饭馆，贺玉玲就尝到了商海的苦涩，因为亏损，饭馆被迫关张。呛了一口水，贺玉玲也学会了如何在商海里游泳。在一次采购过程中，她在一家饭馆吃饭，经济实惠又美味的饺子让贺玉玲看到了商机。
一般人吃到美食，会呼朋唤友下次再来，但贺玉玲却希望能在家乡开一个饺子馆，带走美味也带来收益。
背着30万的外债，贺玉玲又开始借钱开店。这一次，2万块钱开起的饺子馆只有90平米，员工也只有5个人。然而刚开始营业的一个月，饺子馆门可罗雀，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只卖2两饺子。
贺玉玲咬牙坚持着。即使到现在，她也是个不太会做饭的人，但开饺子馆时，她经常去逛菜市场，看到新鲜的菜就买一点，琢磨哪些可以做饺子馅。就这样反复琢磨、尝试，饺子馆的菜单上出现了100多种不同口味的水饺。
一个月后，饺子馆开始盈利。不到5年的时间，这个90平米的店面便扩大到900平米，10几块钱一斤的饺子让店面每天流水超过4000元。当时在这个还没有几家饭馆的小县城，贺玉玲的凤龙居饺子王是头一家吃饭需要排队、每餐都能翻桌的小饭馆。
而这个饺子馆也着实让贺玉玲感受到了下海经商的艰难。当司机跑采购时，贺玉玲每天4点起床，开饭馆通常2、3点都不能睡；以前只要自己管自己，现在却要掌管全局，客人醉酒闹事要她来调解，餐馆跑水要她去处理，家里还有孩子要她照顾。那时候，背着30余万的外债，贺玉玲生病发烧到40度，一边顾着生意，一边还得隔三差五地跑医院。
在那个小县城里，贺玉玲是一个传奇而有本事的女人，她想干的事一定能成，但只有自己知道背后的艰辛。她没有一夜暴富，言谈举止也没有暴发户的骄横和傲气，更多的是温柔和朴实，甚至她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运气。
贺玉玲所说的运气是在2003年，她开起的凤龙居莜面村餐馆，“这个饭店可是一开就火，没经历什么波折。”其实，莜面村的想法来自她在内蒙古出差时的一碗莜面，她把这碗莜面带回了县城，也带回了一个以乡村格调为主的餐馆。
十幾年生意场上的摸爬滚打让贺玉玲渐渐感觉到自身能力的不足，她要学习更多知识。而改革开放30年，社会对商业从包容转向了支持，伴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财富梦想，各种培训应运而生。
在逐渐开放的经济环境下，许多人同贺玉玲一样靠着自己的能力辛苦打拼，创出了一番事业。2005年，贺玉玲开办了县城第一家量贩式KTV；2007年，她经营了集观光、采摘、餐饮、会议、娱乐于一体的绿色生态庄园；2010年，她放弃正在盈利的生意，来到北京开办了极具家乡气息的妫水人家，而这一次，投入达到300万，店面1200平米。
40岁，贺玉玲开始实现她的梦想，和那些敢于挑战、甘于吃苦、勇于冒险和勤于思考的人在一起，在商海中创造财富。
最终，佳佳选择了一家国企，“单位里有研究生学历的同事和我是一个起点，这一年，用能力说话。”
社会检验天之骄子
虽然，下海潮成就了许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更多人还是选择学习、考试的道路。然而，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大力推进，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逐渐向普及教育发展，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光环也在逐渐褪色。
有数据显示，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570万考生报考，录取21.7万，录取率仅3.8%。而教育部公布2011年高考总人数为933万，录取率则高达72.3%。
“当初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到社会上才知道，学历远没有能力重要。而且有再高的学历，与社会需求脱节也不行。” 去年3月，佳佳正在找工作，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薪水目标：月薪6000元。工作一年，再看当初的目标，她不禁笑了出来。
佳佳是山东人，父亲开车，母亲在家务农，她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妹妹。从山东这个人口大省考到北京，正是从千军万马中挤上了独木桥。上学之初，谈到理想，佳佳就说要留在北京：“我好不容易才考到这里，不想再回去。”
然而，从2006年来到北京到2010年毕业，物价的急速上涨让佳佳感受到了都市生活的代价。尽管这样，她留在北京的心愿没有变，只是需要更多的生活成本。找工作时，她也把工作地点划定在了北京，月薪6000元。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很多企业重整旗鼓需要人才。更何况年初还有用工荒，连保姆都能月薪四、五千，我读了四年大学，还不如一个保姆？”但抱着一堆证书的佳佳在人才市场上却四处碰壁。
看成绩，佳佳在班里也属于中上等，但同去面试、成绩不如佳佳的同学却往往能获得机会。对比简历，佳佳发现自己在大学几乎没有参加社会活动，更不要说实习经历了。而在招聘网站上，佳佳看到自己看中的一个职位，申请的本科生就多达200人，还有100多个研究生。
高考填报志愿时，招生简章上每所高校每个专业的招生指标都不过是个位数字，就连一个班里都会产生竞争。佳佳以为，迈进大学这道门槛就能带着一身荣耀走入社会。然而，现实却摆在面前，631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有数据显示，2009年本科毕业生起薪不到2000元。
佳佳这才意识到，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用工荒体现的是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并非只有学历没有能力的大学生。然而，现实却是每年高考大关热度不减，职业学校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达到招生指标；就业市场上，名校毕业生都难找工作，甚至创业卖猪肉；无专业无学历的保姆，雇佣方愿出高薪还出现用工荒。
最终，佳佳选择了一家国企，从第一个月1400元的实习工资拿起，半年后佳佳转正拿到2200元。今年6月，佳佳工作满一年，税后工资达到了4000元。“单位里有研究生学历的同事和我是一个起点，这一年，用能力说话。”
编辑：刘文婷 美编：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