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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范畴化的角度对ko1、tu2、pou4等壮语量词行认知分析，提出壮语量词是以汉语量词与名词为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范畴化的结果。
【关键词】壮语量词 范畴化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3C-0121-02
目前，学界对壮语量词的作用的研究还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而且对壮语量词的探讨偏重于描写，忽视了壮语量词系统的理论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从理论层面考究壮语量词产生的认知理论与根源。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迅速发展，其认知研究范式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契机。鉴于国内相关研究暂付阙如，本文拟从范畴化的角度对壮语量词进行认知分析，探讨壮语量词的认知理据与认知根源。
一、从汉语名词到壮语量词的范畴化过程
从认知的视角看，范畴化指的是人类从万事万物在性质、形状、功能等各方面的千差万别中看到其相似性，并据此将可分辨的歧异的事物处理为相同的类别，从而形成概念的过程和能力。可以说，人类的认知始于人类对客观世界进行分类的一种范畴化过程。壮语有着自己独特的丰富的量词，也有自己的量词语法范畴，既是人们对该事物和动作主要特征的认识，也是壮族人在漫长的认知过程中对周围事物和动作体验而形成对量词的范畴化结果。
对壮语量词的理解与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范畴化过程。对于壮语量词来说，量词语言就是它所修饰的名词被标示为某一范畴的成员。这一标示的认知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范畴化过程。这个范畴化过程是壮语量词与汉语量词或名词之间取得相似性的过程，它不仅包括从壮语名词转变为壮语量词的过程，而且更多的是涉及汉语量词转变为壮语量词的过程。根据覃晓航的文献研究，表示人物的单位的壮语量词“pou4”来源于古汉语中表示男子通称的“夫”在古音方面有共同的特征。量词“pou4”汉语“夫”（pǐwa、pǐu）不仅在古音方面具有相似性，而且在描述的诸种对象具有客观上的相似性，从而为在壮语中修饰一类人提供了范畴化的可能。在壮语中，表示一类人的单位都可以用一个量词“pou4”归为一个范畴，例如老人（pou4 la：u4）、男人（pou4 sa：i1）、妇女（pou4 bwk7）、姑娘（pou4sa：u1）等等。壮语量词“pou4”的范畴化正是通过与古汉语“夫”的相似性进行联系，从而获得了范畴化。从本质上说，从古汉语“夫”到壮语量词“pou4”是一个范畴连续体，是新旧范畴之间的互动，原型范畴“夫”的词义变化实际上是词义范畴的嬗变而建构符合壮语文化的量词范畴“pou4”。可以说，从古汉语“夫”到壮语量词“pou4”范畴嬗变就是启动壮族人的认知行为与认知图式，激活壮族人头脑中的百科知识和社会文化模式，借助汉语的语音、词义相关信息，最终决定着壮语量词的范畴。
在壮语量词的范畴化过程中，不断生成不同类型的量词，如名量词与动量词。其中，名量词又分为一般名量词、名名量词、动名量词、容积量词、时间量词、度量词和泛指量词。这些名量词大部分都是从名词转化为量词如mbaet（筒）、daeuj（斗）、gaeuq（锅）、cenj（杯）等等。这些词既可以做名词，又可以做量词。它们做名词时具有名词的特点，做量词时与量词的特点相符。换言之，壮语的量词的发展必然会同时涉及名词和动词这两个词类，而名词在范畴化过程中会随着本族语的需要而变成量词，因为壮语属于典型的量词型语言。正因为壮语属于典型的量词型语言，壮族人所构建的量词范畴必然遵循名词数量短语的语序：“数量+名”与动词数量短语的语序：“动+数量”。两种语序恰恰相反，符合量词型语言的范畴化规律。如果壮语的数词直接修饰名词，那么就不合壮语量词的范畴化了，它必须与量词连接起来使用。例如，我们可以说so：g1 pou4 hek7（两个客人），却不能这样表述：so：g1 hek7（两客人）；我们可以这样表达sa：m1 ko1 pjak7（三棵菜）却不能说：sa：m1 pjak7 等等。可以说，量词是整个数量短语的核心，一起出现的那个名词则是一个附加性成分。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有时可以省略名词中心语，而用数（量）部分可以代替整个名词短语的意义。可见，壮语量词具有名词的作用，它是从普通名词语法化而来的，它们产生初期确实是曾经用作整个名词短语的中心语。壮语量词作为一种范畴，它都要求名词的称数时用量词连接。换言之，名词的数量结构之间存在着严整的对应语序关系，这种严格的语序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认知理据：“数量+名”的认知图式与“数量+名”的范畴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壮语属于量词强势型，在特定的语境中，量词都可以替代相应的名词。
二、从汉语量词到壮语量词的范畴化过程
范畴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对事物的属性或特征进行认识和判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属性或特征往往因彼此间或显性或潜在的联系而得以范畴化。在壮语中，相当数量的量词都是源于汉语中的名词，是名词非范畴化的结果。相反，对于量词来说，是壮语题词范畴化的结果，这种范畴化特征在于壮语量词与名词之间是一个模糊的边界，在壮语量词“ko1”、“tu2”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从汉语名词“棵”而生成的壮语量词“ko1”，它不仅在发音上与汉语“棵”获得了语音上的范畴，也在描述事物的属性上获得了范畴。在汉壮语中，不论是生长着的植株还是不在生长状态的植物都可以用“ko1”来表示，例如三棵树（sa：m1 ko1 fai4）、三棵菜（sa：m1 ko1 pjak7）、三棵草（sa：m1 ko1 nywj），从而获得了对植物的属性与特征的范畴化。显然，壮语ko1与汉语“棵”有借贷关系，而且是从汉语名词“棵”的认知域投射到壮语量词“ko1”的认知域，从而使得名词与量词构成一个连续体。当然，最初从汉语量词“棵”借来壮语量词“ko1”范畴是源于壮族人个体的认知活动，在此基础上便是壮族整体对外来壮语量词“ko1”进行范畴化的过程，这需要整个壮族人利用共性认识所形成具有特定壮族文化与认知的概念系统，作为壮族人已有的经验，以壮语量词“ko1”的形式储存在壮族人的大脑中。可见，壮语量词“一量多物”的语言现象正是壮语词汇范畴化的结果。这种个体量词与所修饰的名词之间在认知上有着内在的联系，再如壮语中表示动物一类的量词“tu2”，表示我们对于牲畜类与飞禽类的动物的视角是聚焦于这些动物的头部，使量词与名词在认知上获得了范畴化，从而凸显壮语量词“ko1”的普遍认知机制。 从壮语量词ko1、tu2、pou4等的范畴化分析来看，壮语量词本身是一种名词，它们不仅具有名词类似的意义，而且反映了壮族人对客观世界体验基础上所形成的对量词的认识与理解。语言作为文化认知的核心范畴，对于过去与现在的文化概念化来说，它具有集体记忆容器（collective memory bank）的功能。壮语量词的演化表征壮语民族群体的认知系统，蕴涵着壮语文化的传承性，投射出壮语文化的范畴化，具有集体记忆容器的功能。壮语量词的集体记忆容器，一方面，凸显了壮语量词来源的主渠道是“吸收汉语量词”，如表示重量单位的量词tun1（吨）、kan4（斤），表示货币单位的量词man2（元）、kak7（角）、fan1（分）等等。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壮语量词从内在本质上说是根据“容器图式”来生成的，即壮语人基于感知逐步认识了壮语文化所处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有关壮语量词的图式，影射到壮族人的大脑后而形成的范畴。比如不分性别而专指人的类别量词pou4，但是在壮语文化中，人还有性别、长幼之分，所以投射到不同性别、长晚辈的“容器图式”而有不同称谓的量词：tak——表示青少年男性的性别量词，也可以作部分雄性动物的性别量词；kog——表示中年以上男性的性别量词；ta——表示青少年女性的性别量词；me——表示中年以上女性的性别量词，也可以作部分雌性动物的性别量词。
从量词的起源与发展来，量词的产生比数词要晚。量词的起源同社会经济产生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原先没有量词的壮语在已产生量词的汉语影响下，往往会出于经济原则而借用后汉语的量词。这既是壮族人对量词进行范畴化的经济原则，也是壮族对量词发音进行选择的经济原则。正因为壮语遵循着这样的经济原则，壮语量词与汉语量词的发展一样，都选择单音节，其发展也就相对发达，因为“数词为单音节的语言，量词一般比较发达”。因此，壮语量词的发展是随着汉语量词的发展而发展的，壮语量词的产生与发展的背后是一个双音化的趋势，因为“汉语量词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汉语双音化趋势迅速加强的时期”。这个过程正是壮语量词从汉语量词转变而来的范畴化过程。
总之，壮语量词的范畴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汉语借贷过程，又是一个复杂的汉壮文化交融的认知过程。本文以范畴化为视角对壮语量词进行认知分析，可以从理论层面认识与理解壮语量词产生与发展的认知理据，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对范畴化视角下壮语量词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范畴化作为一种认知视角，它所显示的对壮语量词研究的方法更新给我们所带来的认识价值，既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本文的核心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Craig C.E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C].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86
[2]成军.范畴化及其认知模型[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1）
[3]戴庆夏.藏缅语族语言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4]蓝利国.壮语量词研究的历史回顾及类型学取向[J].广西民族研究， 2013（1）
[5]毛智慧，王文斌. 汉英名量异常搭配中隐喻性量词的再范畴化认知分析[J].外国语文，2012（6）
[6]潘允中. 汉语语法史概要[M]. 开封：中州书画社，1982
[7]覃晓航.壮语量词pou4的来源[J]. 民族语文，1992（4）
[8]覃晓航.壮语量词来源的主渠道[J]. 语言研究，2008（1）
[9]石毓智.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谢志民.论壮语量词及其在文字上的处理[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3）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K13LX604）
【作者简介】欧文婷（1982- ），女，广西南宁人，硕士，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责编 何田田）
【关键词】壮语量词 范畴化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3C-0121-02
目前，学界对壮语量词的作用的研究还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而且对壮语量词的探讨偏重于描写，忽视了壮语量词系统的理论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从理论层面考究壮语量词产生的认知理论与根源。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迅速发展，其认知研究范式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契机。鉴于国内相关研究暂付阙如，本文拟从范畴化的角度对壮语量词进行认知分析，探讨壮语量词的认知理据与认知根源。
一、从汉语名词到壮语量词的范畴化过程
从认知的视角看，范畴化指的是人类从万事万物在性质、形状、功能等各方面的千差万别中看到其相似性，并据此将可分辨的歧异的事物处理为相同的类别，从而形成概念的过程和能力。可以说，人类的认知始于人类对客观世界进行分类的一种范畴化过程。壮语有着自己独特的丰富的量词，也有自己的量词语法范畴，既是人们对该事物和动作主要特征的认识，也是壮族人在漫长的认知过程中对周围事物和动作体验而形成对量词的范畴化结果。
对壮语量词的理解与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范畴化过程。对于壮语量词来说，量词语言就是它所修饰的名词被标示为某一范畴的成员。这一标示的认知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范畴化过程。这个范畴化过程是壮语量词与汉语量词或名词之间取得相似性的过程，它不仅包括从壮语名词转变为壮语量词的过程，而且更多的是涉及汉语量词转变为壮语量词的过程。根据覃晓航的文献研究，表示人物的单位的壮语量词“pou4”来源于古汉语中表示男子通称的“夫”在古音方面有共同的特征。量词“pou4”汉语“夫”（pǐwa、pǐu）不仅在古音方面具有相似性，而且在描述的诸种对象具有客观上的相似性，从而为在壮语中修饰一类人提供了范畴化的可能。在壮语中，表示一类人的单位都可以用一个量词“pou4”归为一个范畴，例如老人（pou4 la：u4）、男人（pou4 sa：i1）、妇女（pou4 bwk7）、姑娘（pou4sa：u1）等等。壮语量词“pou4”的范畴化正是通过与古汉语“夫”的相似性进行联系，从而获得了范畴化。从本质上说，从古汉语“夫”到壮语量词“pou4”是一个范畴连续体，是新旧范畴之间的互动，原型范畴“夫”的词义变化实际上是词义范畴的嬗变而建构符合壮语文化的量词范畴“pou4”。可以说，从古汉语“夫”到壮语量词“pou4”范畴嬗变就是启动壮族人的认知行为与认知图式，激活壮族人头脑中的百科知识和社会文化模式，借助汉语的语音、词义相关信息，最终决定着壮语量词的范畴。
在壮语量词的范畴化过程中，不断生成不同类型的量词，如名量词与动量词。其中，名量词又分为一般名量词、名名量词、动名量词、容积量词、时间量词、度量词和泛指量词。这些名量词大部分都是从名词转化为量词如mbaet（筒）、daeuj（斗）、gaeuq（锅）、cenj（杯）等等。这些词既可以做名词，又可以做量词。它们做名词时具有名词的特点，做量词时与量词的特点相符。换言之，壮语的量词的发展必然会同时涉及名词和动词这两个词类，而名词在范畴化过程中会随着本族语的需要而变成量词，因为壮语属于典型的量词型语言。正因为壮语属于典型的量词型语言，壮族人所构建的量词范畴必然遵循名词数量短语的语序：“数量+名”与动词数量短语的语序：“动+数量”。两种语序恰恰相反，符合量词型语言的范畴化规律。如果壮语的数词直接修饰名词，那么就不合壮语量词的范畴化了，它必须与量词连接起来使用。例如，我们可以说so：g1 pou4 hek7（两个客人），却不能这样表述：so：g1 hek7（两客人）；我们可以这样表达sa：m1 ko1 pjak7（三棵菜）却不能说：sa：m1 pjak7 等等。可以说，量词是整个数量短语的核心，一起出现的那个名词则是一个附加性成分。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有时可以省略名词中心语，而用数（量）部分可以代替整个名词短语的意义。可见，壮语量词具有名词的作用，它是从普通名词语法化而来的，它们产生初期确实是曾经用作整个名词短语的中心语。壮语量词作为一种范畴，它都要求名词的称数时用量词连接。换言之，名词的数量结构之间存在着严整的对应语序关系，这种严格的语序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认知理据：“数量+名”的认知图式与“数量+名”的范畴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壮语属于量词强势型，在特定的语境中，量词都可以替代相应的名词。
二、从汉语量词到壮语量词的范畴化过程
范畴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对事物的属性或特征进行认识和判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属性或特征往往因彼此间或显性或潜在的联系而得以范畴化。在壮语中，相当数量的量词都是源于汉语中的名词，是名词非范畴化的结果。相反，对于量词来说，是壮语题词范畴化的结果，这种范畴化特征在于壮语量词与名词之间是一个模糊的边界，在壮语量词“ko1”、“tu2”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从汉语名词“棵”而生成的壮语量词“ko1”，它不仅在发音上与汉语“棵”获得了语音上的范畴，也在描述事物的属性上获得了范畴。在汉壮语中，不论是生长着的植株还是不在生长状态的植物都可以用“ko1”来表示，例如三棵树（sa：m1 ko1 fai4）、三棵菜（sa：m1 ko1 pjak7）、三棵草（sa：m1 ko1 nywj），从而获得了对植物的属性与特征的范畴化。显然，壮语ko1与汉语“棵”有借贷关系，而且是从汉语名词“棵”的认知域投射到壮语量词“ko1”的认知域，从而使得名词与量词构成一个连续体。当然，最初从汉语量词“棵”借来壮语量词“ko1”范畴是源于壮族人个体的认知活动，在此基础上便是壮族整体对外来壮语量词“ko1”进行范畴化的过程，这需要整个壮族人利用共性认识所形成具有特定壮族文化与认知的概念系统，作为壮族人已有的经验，以壮语量词“ko1”的形式储存在壮族人的大脑中。可见，壮语量词“一量多物”的语言现象正是壮语词汇范畴化的结果。这种个体量词与所修饰的名词之间在认知上有着内在的联系，再如壮语中表示动物一类的量词“tu2”，表示我们对于牲畜类与飞禽类的动物的视角是聚焦于这些动物的头部，使量词与名词在认知上获得了范畴化，从而凸显壮语量词“ko1”的普遍认知机制。 从壮语量词ko1、tu2、pou4等的范畴化分析来看，壮语量词本身是一种名词，它们不仅具有名词类似的意义，而且反映了壮族人对客观世界体验基础上所形成的对量词的认识与理解。语言作为文化认知的核心范畴，对于过去与现在的文化概念化来说，它具有集体记忆容器（collective memory bank）的功能。壮语量词的演化表征壮语民族群体的认知系统，蕴涵着壮语文化的传承性，投射出壮语文化的范畴化，具有集体记忆容器的功能。壮语量词的集体记忆容器，一方面，凸显了壮语量词来源的主渠道是“吸收汉语量词”，如表示重量单位的量词tun1（吨）、kan4（斤），表示货币单位的量词man2（元）、kak7（角）、fan1（分）等等。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壮语量词从内在本质上说是根据“容器图式”来生成的，即壮语人基于感知逐步认识了壮语文化所处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有关壮语量词的图式，影射到壮族人的大脑后而形成的范畴。比如不分性别而专指人的类别量词pou4，但是在壮语文化中，人还有性别、长幼之分，所以投射到不同性别、长晚辈的“容器图式”而有不同称谓的量词：tak——表示青少年男性的性别量词，也可以作部分雄性动物的性别量词；kog——表示中年以上男性的性别量词；ta——表示青少年女性的性别量词；me——表示中年以上女性的性别量词，也可以作部分雌性动物的性别量词。
从量词的起源与发展来，量词的产生比数词要晚。量词的起源同社会经济产生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原先没有量词的壮语在已产生量词的汉语影响下，往往会出于经济原则而借用后汉语的量词。这既是壮族人对量词进行范畴化的经济原则，也是壮族对量词发音进行选择的经济原则。正因为壮语遵循着这样的经济原则，壮语量词与汉语量词的发展一样，都选择单音节，其发展也就相对发达，因为“数词为单音节的语言，量词一般比较发达”。因此，壮语量词的发展是随着汉语量词的发展而发展的，壮语量词的产生与发展的背后是一个双音化的趋势，因为“汉语量词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汉语双音化趋势迅速加强的时期”。这个过程正是壮语量词从汉语量词转变而来的范畴化过程。
总之，壮语量词的范畴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汉语借贷过程，又是一个复杂的汉壮文化交融的认知过程。本文以范畴化为视角对壮语量词进行认知分析，可以从理论层面认识与理解壮语量词产生与发展的认知理据，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对范畴化视角下壮语量词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范畴化作为一种认知视角，它所显示的对壮语量词研究的方法更新给我们所带来的认识价值，既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本文的核心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Craig C.E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C].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86
[2]成军.范畴化及其认知模型[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1）
[3]戴庆夏.藏缅语族语言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4]蓝利国.壮语量词研究的历史回顾及类型学取向[J].广西民族研究， 2013（1）
[5]毛智慧，王文斌. 汉英名量异常搭配中隐喻性量词的再范畴化认知分析[J].外国语文，2012（6）
[6]潘允中. 汉语语法史概要[M]. 开封：中州书画社，1982
[7]覃晓航.壮语量词pou4的来源[J]. 民族语文，1992（4）
[8]覃晓航.壮语量词来源的主渠道[J]. 语言研究，2008（1）
[9]石毓智.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谢志民.论壮语量词及其在文字上的处理[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3）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K13LX604）
【作者简介】欧文婷（1982- ），女，广西南宁人，硕士，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责编 何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