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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家都熟知“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见古人已经非常重视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美国有人研究两个已经繁衍了8代人的家庭：一个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哲学家爱德华的家庭，他的8代子孙中出了13位大学校长，100多位教授，80多位文学家，一位副总统和20多位议员；另一个是臭名昭著的酒鬼、赌徒珠克，他的8代子孙中有300多位乞丐和流浪者，7个杀人犯和60多个盗窃犯。这两个命运迥异的家庭充分说明了家庭环境对后代的影响是何等深远。”我们就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来看看古人对家庭环境的重视。
秦朝建立后，为了加强统治，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对中国文化造成严重的损失。汉朝建立后，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需要用文化的发展巩固政治上的稳定，因而两汉时期，官学和私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汉代的家庭教育属于私学教育的范畴，也是比较普遍的教育形式。如：王充在八岁入书馆之前，就由他父亲教他读书；也有的小孩是在父辈的指导下，和同龄的子弟一块读书，不过更多的是家学专经。杨震从父杨宝“习《欧阳尚书》”；杨震的儿子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杨震的孙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杨震的曾孙杨彪“少传家学……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杨震的玄孙杨修“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后因“鸡肋”等事件引起曹操不满而杀之。又有桓荣之子桓郁“传父业，以《尚书》教授”，其后世孙桓典“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又有伏湛，“九世祖胜……所谓济南伏生者也”，他的父亲伏理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儒，伏湛“性孝友，少传父业”。还有甄宇习《严氏春秋》，“传业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未尝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子孙传学不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家庭的教育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技能，而且比较讲究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尤其重视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等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现在保留下来的一些家书就反映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如：刘歆在年轻的时候就任黄门侍郎，他的父亲刘向就写信告诫他：“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站站慄慄，乃可必免。”孔臧给儿子孔琳写信，鼓励他“与诸友生讲习书传，滋滋昼夜，衍衍不怠”。又传授治学之道说：“人之进道，惟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山霤至柔，石之为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夫霤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岂非积渐之致乎？” 马援写信给他的两个侄儿，劝告他们不要随意议论别人的长短，乱加评论，要学做“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的人，不要学“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的人。
汉代注重教育，所以官学和私学都非常发达。私学教育不仅包括一些入仕的经学，而且还包括历律、天文、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专门技术。如：于定国“少学法于父”；刘歆也是继承父业，成为我国研究圆周率的第一人，“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郭躬，家世掌法，世世代代都精通法律，他的父亲郭弘，通《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司马迁继承家学，著有流传千古的《史记》，其中的《天官书》《历书》《河渠书》，总结了从远古到汉代的天文、历法、地理等多方面的科学成果；任文公继承父亲的学术，通晓天官风角秘要，能看懂天象风云，可以作出准确的天气预报，被世人称为“任文公，智无双”；楼护，“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
另外，汉代出了不少的女文学家，这说明家庭是女子文学家成长的摇篮。汉代的唐山夫人、卓文君、班婕妤、班昭、蔡文姬等，都是才华横溢的人。我们知道汉代是没有女子学校的，就此我们可知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她们有着重要作用。如：蔡文姬的父亲蔡邕作《女训》，对女儿实施外表仪容和内心和谐统一的教育，也就是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结合，蔡文姬不负父望，在诗文、辞赋、书法、音律等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和熹邓皇后，太傅邓禹的孙女，“六岁能《史书》，十二岁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班固、班昭（因嫁给曹世叔为妻，人称“曹大家”）兄妹自小随从他们的父亲班彪学习，班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并作《女诫》七篇，马融就曾经跟从班昭学习过。
以上说明家庭环境对个人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所接触的环境就是他所直接学习的对象，文人家庭的后代文人居多，而武人家庭呢，因为小孩子基本是在这个家庭中长大，看惯了刀枪剑戟，自小耳濡目染，就对“武”比较感兴趣，所以出的武将就较多。如班超出使西域立下了不世之功，他的长子班雄亦“累迁屯骑校尉。会叛羌寇三辅，诏雄将五营兵屯长安，就拜京兆尹”。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对后代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但不是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孩子的成长需要有利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因而，我们应该努力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争取人人成才，为祖国的繁荣、强盛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中学）
秦朝建立后，为了加强统治，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对中国文化造成严重的损失。汉朝建立后，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需要用文化的发展巩固政治上的稳定，因而两汉时期，官学和私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汉代的家庭教育属于私学教育的范畴，也是比较普遍的教育形式。如：王充在八岁入书馆之前，就由他父亲教他读书；也有的小孩是在父辈的指导下，和同龄的子弟一块读书，不过更多的是家学专经。杨震从父杨宝“习《欧阳尚书》”；杨震的儿子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杨震的孙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杨震的曾孙杨彪“少传家学……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杨震的玄孙杨修“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后因“鸡肋”等事件引起曹操不满而杀之。又有桓荣之子桓郁“传父业，以《尚书》教授”，其后世孙桓典“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又有伏湛，“九世祖胜……所谓济南伏生者也”，他的父亲伏理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儒，伏湛“性孝友，少传父业”。还有甄宇习《严氏春秋》，“传业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未尝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子孙传学不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家庭的教育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技能，而且比较讲究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尤其重视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等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现在保留下来的一些家书就反映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如：刘歆在年轻的时候就任黄门侍郎，他的父亲刘向就写信告诫他：“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站站慄慄，乃可必免。”孔臧给儿子孔琳写信，鼓励他“与诸友生讲习书传，滋滋昼夜，衍衍不怠”。又传授治学之道说：“人之进道，惟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山霤至柔，石之为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夫霤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岂非积渐之致乎？” 马援写信给他的两个侄儿，劝告他们不要随意议论别人的长短，乱加评论，要学做“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的人，不要学“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的人。
汉代注重教育，所以官学和私学都非常发达。私学教育不仅包括一些入仕的经学，而且还包括历律、天文、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专门技术。如：于定国“少学法于父”；刘歆也是继承父业，成为我国研究圆周率的第一人，“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郭躬，家世掌法，世世代代都精通法律，他的父亲郭弘，通《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司马迁继承家学，著有流传千古的《史记》，其中的《天官书》《历书》《河渠书》，总结了从远古到汉代的天文、历法、地理等多方面的科学成果；任文公继承父亲的学术，通晓天官风角秘要，能看懂天象风云，可以作出准确的天气预报，被世人称为“任文公，智无双”；楼护，“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
另外，汉代出了不少的女文学家，这说明家庭是女子文学家成长的摇篮。汉代的唐山夫人、卓文君、班婕妤、班昭、蔡文姬等，都是才华横溢的人。我们知道汉代是没有女子学校的，就此我们可知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她们有着重要作用。如：蔡文姬的父亲蔡邕作《女训》，对女儿实施外表仪容和内心和谐统一的教育，也就是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结合，蔡文姬不负父望，在诗文、辞赋、书法、音律等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和熹邓皇后，太傅邓禹的孙女，“六岁能《史书》，十二岁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班固、班昭（因嫁给曹世叔为妻，人称“曹大家”）兄妹自小随从他们的父亲班彪学习，班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并作《女诫》七篇，马融就曾经跟从班昭学习过。
以上说明家庭环境对个人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所接触的环境就是他所直接学习的对象，文人家庭的后代文人居多，而武人家庭呢，因为小孩子基本是在这个家庭中长大，看惯了刀枪剑戟，自小耳濡目染，就对“武”比较感兴趣，所以出的武将就较多。如班超出使西域立下了不世之功，他的长子班雄亦“累迁屯骑校尉。会叛羌寇三辅，诏雄将五营兵屯长安，就拜京兆尹”。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对后代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但不是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孩子的成长需要有利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因而，我们应该努力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争取人人成才，为祖国的繁荣、强盛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