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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那年，我随父母搬迁到一个花树掩映的村子。那个村子真美，花树包围着黑瓦屋，白泥墙旋转，像星空落下的河。
我家那时租住在一个单身汉的大房子里。屋里很大，有一个房间，一个灶台，一个粮仓。我们兄妹三人在屋里转来转去，从前门串到后门。英子也跟进来，站在屋子里问：“你们为什么到我们村里来？”我看着她，答不上。她便在屋里到处看。父母把家当放下，在靠东的墙边用晒谷扁席围出一个大房间，铺上三铺床。英子看完，心满意足，迟迟不愿离开。
母亲那时三十出头，非常能干。按她的话说，可以打得了一头老虎。父亲勤劳木讷，多劳作，少言语。外乡人没有土地。父母用一年十担番薯米，租下队里一大片山地，种上番薯、豆蔬。
英子又来了，对我们兄妹三人很是好奇。我家就在学校那边。她往村里方向指了指。我们可以一起玩“跳房子”，她对我说。她用瓦片在地上快速画出房子的样子，然后将瓦片放在第一个格子上，单脚跳着把瓦片踢到第二个格子内。又一跳，背转身来，蹲下，伸出手从胯下穿过，捡回瓦片往回跳。我一下就学会了。我们没几日就熟识了。
住家房屋后有个二百平方米见方的菜园子，种着十几棵桃树。父亲在树下翻出菜畦，种上空心菜、白菜、莴苣……园子用竹篱笆围着，篱笆上缀着瓜瓜菜。园边有一口井，绕过水井，就到了屋前。屋前是百平方米左右的空地，土墙围栏，间豁两小门，一个通往村子，一个通达邻居。邻居是房东弟弟一家，弟弟是大队的赤脚医生，白天在大队给人看病，晚上回家来。他的妻子说话轻声细气，脾气极好，是个贤惠女人，有一儿两女。现在，她应该很老了，我也忘记了她的模样，但她教我的几句畲族话：阿太最，捐母累，老攻绪，雨又来，阿爸阿妈没捐内……我还记得。
春天村子最美。山坡上，白李花，红桃花，一层一层叠到山半腰。房前屋后落英飞舞，间夹着柳絮杨花的缤纷，整个村子陷落在暖韵里。阳光温温地从村后头山巅漫下来，把光影摇在三月芳菲里。后园里的桃花冒着串，一嘟噜一枝枝，一列列一排排，汇成一条彩色峡谷。英子家在这峡谷中，离我家不远。我常到她家门口等她，一起采山花、觅树果、捉迷藏、捕蜻蜓……
初春的时候，村里人开始给桃李施肥修枝。一大早，他们就挑着一担焐好的家肥进山，松土、刨坑、填肥、平整。山野弥漫着和煦的微光。邻居医生的妻子穿着粗布衣，戴着斗笠，弯腰挑起一担肥。斗笠搭下来，盖住她红润的脸。她微弯身子，一手搭在扁担上，一手甩开，在田埂上迈步小跑。两筐家肥，随着她的身子颤动。她家的桃林在村头大榕树边上，离家不远。土地把一切交给时间，让所有勤劳的人，成为它们的主人。村民在土地上依时间做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延续几千年来的行程。
英子时常到我家来。她小哥十三岁，放牛，不喜欢她这个小屁孩儿，不让跟。英子便邀我进山摘竹笋。说是山，不过是种着桃李的小山包，一点儿不高。我们顺着桃林一层一层往上爬，专挑长野竹林的地方鉆。毛竹林、雷竹林我们是不去的，那儿有主，采了就是偷，鳗笋吃起来又苦，也难找。我们最喜欢野竹林长的石笋，它们长在石头缝里，坎壁上，指头粗细。我们俩像两只蚂蟥，趴在坎壁上，手脚并用，找到一根，就在离尾巴两厘米的地方掐个口，抓住尾梢用食指骨碌骨碌绕下来，让竹笋露出黄黄的肉。
村里养着四五头耕牛，围在晒谷场边上的牛圈里。母亲比往日更忙碌。她上山砍芦秆。春天的芦秆是耕牛最好的食粮，一百斤芦秆卖三块五毛钱。当时的三块五我不知道价值多少，但我知道，一架板车轮子八十块。母亲在腰里束上砍刀架，插上砍刀，带上藤条上山。我对这种藤条印象深刻。它们攀覆在岩石上，心状叶片手掌大小，藤条筷子粗细，很韧，很柔软，有分量，还容易盘成团。我和英子常用它来跳绳。母亲双手粗糙，手心手背布满一条条被苇叶割开的口子。要是有手套就好了，母亲说。父亲从城里带回三副棉纱手套。母亲一天两担，从山里挑回芦秆，父亲用板车推着到城里出售，城里一百斤四块钱。
一天晚上，我听到母亲大声的哭泣与责骂。她的手上、腕上，新伤叠着旧痕，一条条血口子触目惊心。她抖着手一遍又一遍地向父亲展示、哭喊，父亲一声不吭。在母亲激烈的叫骂中，我才知道，父亲那天早上去县城，看到半路有人赌博，手痒了，将母亲挣下的六十五块用来买板车轮子的钱，输了个精光。“六十五块！二十担！”母亲说。“我想再赚十五块，买个八十块的新轮子。”父亲终于辩了一句。母亲一连哭了三天，第四天她不哭了，她开始惋惜三天里少赚了十多块，又缠上刀架子，拎上藤条上山。母亲一生操劳、固执、硬气，在家里说一不二，现在她七十岁，她的固执、硬气还让我心有余悸。
我跟英子说，我妈割芦秆一天能挣三块钱。英子很心动。村西头老阿婆卖给我们花生，三个三粒仁的，要一分钱。一粒糖也是一分钱。可是我们没有钱。三块钱！多少花生？多少糖？我们数不过来。我和英子也想去割芦秆卖钱。可我们没有砍刀，又怕疼。去县城的石板路边就有芦秆，还长得旺。我们拿上菜刀和锅铲出发。我有些不好意思，把锅铲抱在怀里，落在后头。芦秆叶子长得像一把把刺刀。我们避开芦苇叶，踏住一根芦苇。英子抡起菜刀发狠地砍了几下，芦苇晃了晃脑袋，没有倒下。我怀里的锅铲始终不敢拿出来，看着她使劲，无能为力。
村里的老耕牛病了。它卧趴在晒谷场前的空地上，什么都不吃，眼含热泪。大队支书雷大伯急急请来兽医医治了好多天，都毫无起色。几个小伙轮番照料，喂水、喂料，老牛依然奄奄一息。那几天村大队的晒谷场上，拉起了好几盏60瓦的大电灯。村民们围着耕牛来来回回。最好吃的芦秆一垛垛叉在耕牛边上，它没有吃的欲望。我和英子围着它，看兽医站的医生给它喂泡了药片的水，它有气无力地扯扯脖子，一把把热泪滚了下来。我站在边上也想哭。几天后，它死了，脑袋耷拉，眼角衔着泪痕。村民埋葬了它。人们默默无声，没有说一句可惜可怜的话。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那些眼泪。那些眼泪饱含痛苦与不舍。它辛劳一生，在土地上耕耘到老，最后埋进土地。万物归顺生命，死去是老牛寿终正寝的圆满。 外村的货郎来了，敲着刀片，叮当叮当，半村都听得见。我和英子放下手里的瓦片，一骨碌跑回各自的家。那声音像被施了魔法，一直跟着我，走哪儿，到哪儿。它们硬得像根刺，拨拉着我的神经。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它们弹跳着、滚动着，爬上坡、绕过树、拐过弯，一声长，一声短，还在路上扭来扭去，紧抓着我不放。我坐立不安，在家里翻箱倒柜。英子也在家里翻箱倒柜。牙膏刚买的，还有大半瓶。破鞋底，上回货郎来时，刚换了一丁糖。塑料！英子从谷仓里拉出一大截塑料。不行，没有洞，被爸爸发现，会被骂半死……我和英子空着手，跟在货郎后面，眼巴巴看着他担上白白一大块卡卡糖。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每一记声音里都有一只大馋虫跳过来。那么大的一只馋虫，像口大钟。它罩着我，在耳边嗡嗡响。我想得眼冒金星。每一颗金星都是一粒糖。透明的甜丝丝的硬糖，辣辣的姜糖，软软的像冰片一样流油的麦芽糖。搅一点儿麦芽糖裹在青李子上，舔一口，薄薄的甜从舌尖滑进嘴里，再咬一口，涩中带酸，酸中带甜，顺着喉咙一丁一丁下去……我情不自禁地咽了下口水。我们俩馋得像两只小狗，跟在货郎后面直到他出了村。
桃花萎落，零落成泥了。
母親和父亲开始育番薯苗。没有土地的他们只有力气。他们来到后园子，挪开稻草垛子，番薯窖子露了出来。父亲清掉上面的稻秆，把发了芽的番薯起了上来，一个一个摆进畚箕里。那些芽长短不一，顶着紫红米粒大小的叶片，大口呼吸。藏了一个冬天的生命在春天里急速展开。风一摇，长一寸，雨一淋，长一尺。父亲成捆地把两寸长短的番薯苗背回家来。门外微雨，雨丝细如牛毛。风斜着吹，带着潮潮的草叶气息。母亲拿出了两把剪刀。他们俩坐在凳子上，把着门的两边，把番薯苗剪成两节，摞在一起，三十节，就用蓖麻线扎起来，放到一边。
父亲脱下的斗笠倚在门边。我对于斗笠有很深的记忆。竹骨、竹叶、麻绳编成的斗笠天天戴在父亲母亲头上，戴在村民头上。白天顶烈日风雨，夜晚架在锄头柄上。它们的寿命不长。土地衍生万物，为人们做着极致奉献，最后破了、烂了，被我们如敝屣一般丢弃。
英子的姐姐带着姐夫回娘家来了，还挑来一筐枇杷，我便跑着去看。英子睨着眼，正在剥枇杷。鸡爪似的小手上，枇杷已经剥了一半，她半张着嘴，“咝啦、咝啦”地咽着口水。她把枇杷扔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嚼，吃得满嘴流汁。她挑了两个透黄枇杷给我。村里的女人聚在英子家门口，看她姐夫。兰姨偷偷说，英子姐今年二十四岁，找了个二十二岁的姐夫，又英俊，还懂事，真让人羡慕。英子咂着嘴，吃个不停，黄色的枇杷汁流下来，她用手一抹，枇杷汁顺着手腕流进袖子里，黑黑的一条，像蚯蚓爬。英子姐嫁在南路。
女孩儿出现在村里已经有好几次了。桃花开的时候她就来了，穿红衣红裤，扎着红头绳。我和英子跟在她后面，听她咿咿呀呀地唱，唱春天百花开。现在她不唱了，穿着朴素的旧衣裳，向人们求乞米面。大人们说，女孩儿只在桃花开的时候疯，平常好好的。她的眼有些斜视，十八九岁，模样也算端正。支书雷大伯说：看着还行，说给村里打光棍的小山吧。小山父亲早逝，跟着盲眼的娘过日子，老老实实，三十好几了，还没娶上媳妇。村里人说：那问问？热心的兰姨问了女孩儿，女孩儿同意了。又问了小山和他娘。他娘有些犹豫，怕女孩儿犯病，怕可怜了小山。兰姨说，不要钱呀，婆，小山老大不小了，总是个女人。小山磨磨蹭蹭，想想也同意了。结婚那天，我和英子跟着唢呐声东家进，西家出，在小山家里来来回回串，捡地上的糖纸。窗户上贴着红窗花，门上贴着红对联。屋里，女人们张罗着，小山娘眉眼弯弯。小山穿着暗蓝色中山装，微微笑，给人们递烟。后来在村里，我常看到女孩儿和女人们到溪边洗衣，说说笑笑。我不知道小山怎么想，但到底娶上媳妇了。
我和英子在小山家捡了许多糖纸，花花绿绿。我们蹲在晒谷场上把糖纸一张张展开，用手抚平。同色一叠，同花纹一叠，同大小一叠。那些糖纸捏在手里沙拉响，上面有腻腻的甜味，闻一闻都可以解馋。每一张糖纸都是一只蝴蝶。“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穿花衣的蝴蝶，它们到处逛，在这朵花上采一点儿蜜，在那朵花上吃一点儿糖。它们有的是糖，我们没有。我们只能用蕨草秆吸杜鹃花上的蜜，解解馋。
太阳很暖，在头顶热烘烘地照，番薯在地里茁壮地长。房前空地上，房东大伯种的蓖麻开了花，黄色大喇叭成天吹奏。我和英子去村西头兰姨家看绣球花。紫蓝、粉红的花一大朵一大朵地从塌了口的矮墙里往外探，非常漂亮。我真想掐一朵藏在怀里带回家。我们俩又去看哥哥弟弟捞小鱼虾。他们把小鱼虾养在玻璃罐里，活了两天，死了。听小伙伴说，村尾田里有蟛蜞洞，兄弟俩上蹿下跳，捉回几只小蟛蜞，第二天，蟛蜞也死了。
六月底，后园桃子熟了，沉甸甸压弯了桃枝，整个村子弥漫着甜腻的气息。轮到英子家收桃子，一村子的人都来帮忙。父母也随收桃子的村民进山，一天十二块。十二块，六十斤地瓜米。两人就有一百二十斤。没有土地的父亲知道一百二十斤地瓜米的分量。家里六张嘴。一人一天一个鸡蛋，一年就是两千一百六十个鸡蛋。一个鸡蛋一角钱，十个就是一块。每天用一块，一年就要三百六十块。一担番薯米十八九块，一年就要二十担番薯米。父亲想起仓里的三十多担番薯米，心里闪过笑。母亲数落我们做错事时，常用鸡蛋说事。她说不能白养我们，一天得还她一个鸡蛋。我没有鸡蛋。她把鸡蛋都孵了小鸡。刚出壳的小鸡实在可爱，从蛋壳里出来，趔趔趄趄，浑身湿漉漉的……父亲脚踏实地，顺下高高的桃枝，将一颗颗的桃子放进竹筐里。桃子收成最怕磕，一磕就烂。村民们三五成群，围住一棵。女人们有说有笑，手起手落，速度极快。男人们性子急，只挑大个儿的摘，走得快。英子爸直着根长长的竿子，将高枝上余落的桃子轻敲下来，放进随身挎的篮子里。英子像只小猕猴，快速爬上树头，弯下高枝，让我摘。我们一起扒拉开树底的草丛，寻找掉落的桃子。一筐筐的桃子冒了尖，放在大路边上，透着红。
有一天下午，英子忽然死了。喝了敌敌畏。也不知道她爸为什么骂她，被骂急了，就喝了农药。我马上想起我家放锄头角落里的那瓶东西。棕褐色的瓶身，上面贴着骷髅标志，很疹人。父亲说那农药剧毒，一盖子要兑好几十斤的水才可以给稻子打虫。我看过村里人打虫，喷雾从喷嘴里吐出来，弥散出死亡的臭味。一前年雷叔媳妇也是喝敌敌畏死的，村里人寻死都喜欢喝它。英子那天被她爸骂了后，一定马上就想到了它。它一定从英子的心里沁出来，蚕食过她的六腑五脏;它一定像河水一般淹过她，扼住过她的脖颈。她父亲的责骂，一定像一粒粒石子击打过她。那天，敌敌畏一定在英子心里长出来，沿着血管攀开。它们在她血管中抽枝长叶，快速占据了身体的各个部分，在她血流中咆哮，振聋发聩，冲破她思想的河岸……我心里有一点儿空，飞跑着去看。
英子平躺在屋子的正中，盖着破席子。她爸的责骂震动了整个村，不孝的婊子！白养了九年！喂狗都懂得摇尾巴！这草包！他气得发抖，擂着自己，踢着躺在地上的英子。
我忽然有点儿害怕，快速奔回家。
房东大伯在做李子干儿。他将卖剩的李子倒进畚箕里，悬在木梯子上。畚箕里已经有许多半晒干的沙子。大伯站在畚箕一头，来回推动。李子在畚箕里舞蹈，摩挲的阵痛从皮肤里渗进来。它们动起来，全身心投入。那是它们的高地，此刻正在战领。不断弹跳，把自己抛离地面，在碰撞里破碎，舞蹈，弹跳，律动，向上，体验升腾。不断的滚动让它们想起在树枝上的岁月。与山风同眠，与鸟雀为伍，在等待里做梦。从作为花的那一刻起，成为最好的李子就是它们的梦。这种使命感不断碾压着它们，它们索取、爆发、争先恐后，等待时间的积聚。作为花时，时间光滑可鉴，带着油纸的韧度。等待时，时间便慢慢失去弹性，渐渐长出一道道褶痕。它们在时间弹性的皱褶中，感受着被时间压迫的窒息。二十分钟后，大伯转到畚箕的另一头，继续摇晃。果子混着沙子慢慢变皱。大伯将摇过的李子倒进水里洗净，一颗颗摊晒在后园子的石头上。我一直记得那李干儿的味，去年英子给过我几个腌渍前半干的李子，非常好吃。水分不多，又不干，有点儿脆，有些韧，咬开后，甜味中带少许酸味。
油亮的七月。知了不停地聒噪。我和哥哥去捡蝉蜕卖。英子在的时候，我们也捡蝉蜕。那些蝉蜕挂在桃枝上，趴在李树上，有时候，一棵树可以找到七八只。邻居医生告诉我们，七个蝉蜕可以换一分钱，可以买一粒硬糖。我和英子便常常进山。我将寻到的蝉蜕放在碗柜的抽屉里，每晚倒出来数一遍，做着甜甜的梦。
英子再也无法跟我一起捡蝉蜕，无法做梦了。我忽然有点儿伤心，也有些寂寞。那天夜里，英子攥着敌敌畏的瓶子，一定像攥住颗逃跑的心。她一定醒得比月亮还早。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伯揆
我家那时租住在一个单身汉的大房子里。屋里很大，有一个房间，一个灶台，一个粮仓。我们兄妹三人在屋里转来转去，从前门串到后门。英子也跟进来，站在屋子里问：“你们为什么到我们村里来？”我看着她，答不上。她便在屋里到处看。父母把家当放下，在靠东的墙边用晒谷扁席围出一个大房间，铺上三铺床。英子看完，心满意足，迟迟不愿离开。
母亲那时三十出头，非常能干。按她的话说，可以打得了一头老虎。父亲勤劳木讷，多劳作，少言语。外乡人没有土地。父母用一年十担番薯米，租下队里一大片山地，种上番薯、豆蔬。
英子又来了，对我们兄妹三人很是好奇。我家就在学校那边。她往村里方向指了指。我们可以一起玩“跳房子”，她对我说。她用瓦片在地上快速画出房子的样子，然后将瓦片放在第一个格子上，单脚跳着把瓦片踢到第二个格子内。又一跳，背转身来，蹲下，伸出手从胯下穿过，捡回瓦片往回跳。我一下就学会了。我们没几日就熟识了。
住家房屋后有个二百平方米见方的菜园子，种着十几棵桃树。父亲在树下翻出菜畦，种上空心菜、白菜、莴苣……园子用竹篱笆围着，篱笆上缀着瓜瓜菜。园边有一口井，绕过水井，就到了屋前。屋前是百平方米左右的空地，土墙围栏，间豁两小门，一个通往村子，一个通达邻居。邻居是房东弟弟一家，弟弟是大队的赤脚医生，白天在大队给人看病，晚上回家来。他的妻子说话轻声细气，脾气极好，是个贤惠女人，有一儿两女。现在，她应该很老了，我也忘记了她的模样，但她教我的几句畲族话：阿太最，捐母累，老攻绪，雨又来，阿爸阿妈没捐内……我还记得。
春天村子最美。山坡上，白李花，红桃花，一层一层叠到山半腰。房前屋后落英飞舞，间夹着柳絮杨花的缤纷，整个村子陷落在暖韵里。阳光温温地从村后头山巅漫下来，把光影摇在三月芳菲里。后园里的桃花冒着串，一嘟噜一枝枝，一列列一排排，汇成一条彩色峡谷。英子家在这峡谷中，离我家不远。我常到她家门口等她，一起采山花、觅树果、捉迷藏、捕蜻蜓……
初春的时候，村里人开始给桃李施肥修枝。一大早，他们就挑着一担焐好的家肥进山，松土、刨坑、填肥、平整。山野弥漫着和煦的微光。邻居医生的妻子穿着粗布衣，戴着斗笠，弯腰挑起一担肥。斗笠搭下来，盖住她红润的脸。她微弯身子，一手搭在扁担上，一手甩开，在田埂上迈步小跑。两筐家肥，随着她的身子颤动。她家的桃林在村头大榕树边上，离家不远。土地把一切交给时间，让所有勤劳的人，成为它们的主人。村民在土地上依时间做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延续几千年来的行程。
英子时常到我家来。她小哥十三岁，放牛，不喜欢她这个小屁孩儿，不让跟。英子便邀我进山摘竹笋。说是山，不过是种着桃李的小山包，一点儿不高。我们顺着桃林一层一层往上爬，专挑长野竹林的地方鉆。毛竹林、雷竹林我们是不去的，那儿有主，采了就是偷，鳗笋吃起来又苦，也难找。我们最喜欢野竹林长的石笋，它们长在石头缝里，坎壁上，指头粗细。我们俩像两只蚂蟥，趴在坎壁上，手脚并用，找到一根，就在离尾巴两厘米的地方掐个口，抓住尾梢用食指骨碌骨碌绕下来，让竹笋露出黄黄的肉。
村里养着四五头耕牛，围在晒谷场边上的牛圈里。母亲比往日更忙碌。她上山砍芦秆。春天的芦秆是耕牛最好的食粮，一百斤芦秆卖三块五毛钱。当时的三块五我不知道价值多少，但我知道，一架板车轮子八十块。母亲在腰里束上砍刀架，插上砍刀，带上藤条上山。我对这种藤条印象深刻。它们攀覆在岩石上，心状叶片手掌大小，藤条筷子粗细，很韧，很柔软，有分量，还容易盘成团。我和英子常用它来跳绳。母亲双手粗糙，手心手背布满一条条被苇叶割开的口子。要是有手套就好了，母亲说。父亲从城里带回三副棉纱手套。母亲一天两担，从山里挑回芦秆，父亲用板车推着到城里出售，城里一百斤四块钱。
一天晚上，我听到母亲大声的哭泣与责骂。她的手上、腕上，新伤叠着旧痕，一条条血口子触目惊心。她抖着手一遍又一遍地向父亲展示、哭喊，父亲一声不吭。在母亲激烈的叫骂中，我才知道，父亲那天早上去县城，看到半路有人赌博，手痒了，将母亲挣下的六十五块用来买板车轮子的钱，输了个精光。“六十五块！二十担！”母亲说。“我想再赚十五块，买个八十块的新轮子。”父亲终于辩了一句。母亲一连哭了三天，第四天她不哭了，她开始惋惜三天里少赚了十多块，又缠上刀架子，拎上藤条上山。母亲一生操劳、固执、硬气，在家里说一不二，现在她七十岁，她的固执、硬气还让我心有余悸。
我跟英子说，我妈割芦秆一天能挣三块钱。英子很心动。村西头老阿婆卖给我们花生，三个三粒仁的，要一分钱。一粒糖也是一分钱。可是我们没有钱。三块钱！多少花生？多少糖？我们数不过来。我和英子也想去割芦秆卖钱。可我们没有砍刀，又怕疼。去县城的石板路边就有芦秆，还长得旺。我们拿上菜刀和锅铲出发。我有些不好意思，把锅铲抱在怀里，落在后头。芦秆叶子长得像一把把刺刀。我们避开芦苇叶，踏住一根芦苇。英子抡起菜刀发狠地砍了几下，芦苇晃了晃脑袋，没有倒下。我怀里的锅铲始终不敢拿出来，看着她使劲，无能为力。
村里的老耕牛病了。它卧趴在晒谷场前的空地上，什么都不吃，眼含热泪。大队支书雷大伯急急请来兽医医治了好多天，都毫无起色。几个小伙轮番照料，喂水、喂料，老牛依然奄奄一息。那几天村大队的晒谷场上，拉起了好几盏60瓦的大电灯。村民们围着耕牛来来回回。最好吃的芦秆一垛垛叉在耕牛边上，它没有吃的欲望。我和英子围着它，看兽医站的医生给它喂泡了药片的水，它有气无力地扯扯脖子，一把把热泪滚了下来。我站在边上也想哭。几天后，它死了，脑袋耷拉，眼角衔着泪痕。村民埋葬了它。人们默默无声，没有说一句可惜可怜的话。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那些眼泪。那些眼泪饱含痛苦与不舍。它辛劳一生，在土地上耕耘到老，最后埋进土地。万物归顺生命，死去是老牛寿终正寝的圆满。 外村的货郎来了，敲着刀片，叮当叮当，半村都听得见。我和英子放下手里的瓦片，一骨碌跑回各自的家。那声音像被施了魔法，一直跟着我，走哪儿，到哪儿。它们硬得像根刺，拨拉着我的神经。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它们弹跳着、滚动着，爬上坡、绕过树、拐过弯，一声长，一声短，还在路上扭来扭去，紧抓着我不放。我坐立不安，在家里翻箱倒柜。英子也在家里翻箱倒柜。牙膏刚买的，还有大半瓶。破鞋底，上回货郎来时，刚换了一丁糖。塑料！英子从谷仓里拉出一大截塑料。不行，没有洞，被爸爸发现，会被骂半死……我和英子空着手，跟在货郎后面，眼巴巴看着他担上白白一大块卡卡糖。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每一记声音里都有一只大馋虫跳过来。那么大的一只馋虫，像口大钟。它罩着我，在耳边嗡嗡响。我想得眼冒金星。每一颗金星都是一粒糖。透明的甜丝丝的硬糖，辣辣的姜糖，软软的像冰片一样流油的麦芽糖。搅一点儿麦芽糖裹在青李子上，舔一口，薄薄的甜从舌尖滑进嘴里，再咬一口，涩中带酸，酸中带甜，顺着喉咙一丁一丁下去……我情不自禁地咽了下口水。我们俩馋得像两只小狗，跟在货郎后面直到他出了村。
桃花萎落，零落成泥了。
母親和父亲开始育番薯苗。没有土地的他们只有力气。他们来到后园子，挪开稻草垛子，番薯窖子露了出来。父亲清掉上面的稻秆，把发了芽的番薯起了上来，一个一个摆进畚箕里。那些芽长短不一，顶着紫红米粒大小的叶片，大口呼吸。藏了一个冬天的生命在春天里急速展开。风一摇，长一寸，雨一淋，长一尺。父亲成捆地把两寸长短的番薯苗背回家来。门外微雨，雨丝细如牛毛。风斜着吹，带着潮潮的草叶气息。母亲拿出了两把剪刀。他们俩坐在凳子上，把着门的两边，把番薯苗剪成两节，摞在一起，三十节，就用蓖麻线扎起来，放到一边。
父亲脱下的斗笠倚在门边。我对于斗笠有很深的记忆。竹骨、竹叶、麻绳编成的斗笠天天戴在父亲母亲头上，戴在村民头上。白天顶烈日风雨，夜晚架在锄头柄上。它们的寿命不长。土地衍生万物，为人们做着极致奉献，最后破了、烂了，被我们如敝屣一般丢弃。
英子的姐姐带着姐夫回娘家来了，还挑来一筐枇杷，我便跑着去看。英子睨着眼，正在剥枇杷。鸡爪似的小手上，枇杷已经剥了一半，她半张着嘴，“咝啦、咝啦”地咽着口水。她把枇杷扔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嚼，吃得满嘴流汁。她挑了两个透黄枇杷给我。村里的女人聚在英子家门口，看她姐夫。兰姨偷偷说，英子姐今年二十四岁，找了个二十二岁的姐夫，又英俊，还懂事，真让人羡慕。英子咂着嘴，吃个不停，黄色的枇杷汁流下来，她用手一抹，枇杷汁顺着手腕流进袖子里，黑黑的一条，像蚯蚓爬。英子姐嫁在南路。
女孩儿出现在村里已经有好几次了。桃花开的时候她就来了，穿红衣红裤，扎着红头绳。我和英子跟在她后面，听她咿咿呀呀地唱，唱春天百花开。现在她不唱了，穿着朴素的旧衣裳，向人们求乞米面。大人们说，女孩儿只在桃花开的时候疯，平常好好的。她的眼有些斜视，十八九岁，模样也算端正。支书雷大伯说：看着还行，说给村里打光棍的小山吧。小山父亲早逝，跟着盲眼的娘过日子，老老实实，三十好几了，还没娶上媳妇。村里人说：那问问？热心的兰姨问了女孩儿，女孩儿同意了。又问了小山和他娘。他娘有些犹豫，怕女孩儿犯病，怕可怜了小山。兰姨说，不要钱呀，婆，小山老大不小了，总是个女人。小山磨磨蹭蹭，想想也同意了。结婚那天，我和英子跟着唢呐声东家进，西家出，在小山家里来来回回串，捡地上的糖纸。窗户上贴着红窗花，门上贴着红对联。屋里，女人们张罗着，小山娘眉眼弯弯。小山穿着暗蓝色中山装，微微笑，给人们递烟。后来在村里，我常看到女孩儿和女人们到溪边洗衣，说说笑笑。我不知道小山怎么想，但到底娶上媳妇了。
我和英子在小山家捡了许多糖纸，花花绿绿。我们蹲在晒谷场上把糖纸一张张展开，用手抚平。同色一叠，同花纹一叠，同大小一叠。那些糖纸捏在手里沙拉响，上面有腻腻的甜味，闻一闻都可以解馋。每一张糖纸都是一只蝴蝶。“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穿花衣的蝴蝶，它们到处逛，在这朵花上采一点儿蜜，在那朵花上吃一点儿糖。它们有的是糖，我们没有。我们只能用蕨草秆吸杜鹃花上的蜜，解解馋。
太阳很暖，在头顶热烘烘地照，番薯在地里茁壮地长。房前空地上，房东大伯种的蓖麻开了花，黄色大喇叭成天吹奏。我和英子去村西头兰姨家看绣球花。紫蓝、粉红的花一大朵一大朵地从塌了口的矮墙里往外探，非常漂亮。我真想掐一朵藏在怀里带回家。我们俩又去看哥哥弟弟捞小鱼虾。他们把小鱼虾养在玻璃罐里，活了两天，死了。听小伙伴说，村尾田里有蟛蜞洞，兄弟俩上蹿下跳，捉回几只小蟛蜞，第二天，蟛蜞也死了。
六月底，后园桃子熟了，沉甸甸压弯了桃枝，整个村子弥漫着甜腻的气息。轮到英子家收桃子，一村子的人都来帮忙。父母也随收桃子的村民进山，一天十二块。十二块，六十斤地瓜米。两人就有一百二十斤。没有土地的父亲知道一百二十斤地瓜米的分量。家里六张嘴。一人一天一个鸡蛋，一年就是两千一百六十个鸡蛋。一个鸡蛋一角钱，十个就是一块。每天用一块，一年就要三百六十块。一担番薯米十八九块，一年就要二十担番薯米。父亲想起仓里的三十多担番薯米，心里闪过笑。母亲数落我们做错事时，常用鸡蛋说事。她说不能白养我们，一天得还她一个鸡蛋。我没有鸡蛋。她把鸡蛋都孵了小鸡。刚出壳的小鸡实在可爱，从蛋壳里出来，趔趔趄趄，浑身湿漉漉的……父亲脚踏实地，顺下高高的桃枝，将一颗颗的桃子放进竹筐里。桃子收成最怕磕，一磕就烂。村民们三五成群，围住一棵。女人们有说有笑，手起手落，速度极快。男人们性子急，只挑大个儿的摘，走得快。英子爸直着根长长的竿子，将高枝上余落的桃子轻敲下来，放进随身挎的篮子里。英子像只小猕猴，快速爬上树头，弯下高枝，让我摘。我们一起扒拉开树底的草丛，寻找掉落的桃子。一筐筐的桃子冒了尖，放在大路边上，透着红。
有一天下午，英子忽然死了。喝了敌敌畏。也不知道她爸为什么骂她，被骂急了，就喝了农药。我马上想起我家放锄头角落里的那瓶东西。棕褐色的瓶身，上面贴着骷髅标志，很疹人。父亲说那农药剧毒，一盖子要兑好几十斤的水才可以给稻子打虫。我看过村里人打虫，喷雾从喷嘴里吐出来，弥散出死亡的臭味。一前年雷叔媳妇也是喝敌敌畏死的，村里人寻死都喜欢喝它。英子那天被她爸骂了后，一定马上就想到了它。它一定从英子的心里沁出来，蚕食过她的六腑五脏;它一定像河水一般淹过她，扼住过她的脖颈。她父亲的责骂，一定像一粒粒石子击打过她。那天，敌敌畏一定在英子心里长出来，沿着血管攀开。它们在她血管中抽枝长叶，快速占据了身体的各个部分，在她血流中咆哮，振聋发聩，冲破她思想的河岸……我心里有一点儿空，飞跑着去看。
英子平躺在屋子的正中，盖着破席子。她爸的责骂震动了整个村，不孝的婊子！白养了九年！喂狗都懂得摇尾巴！这草包！他气得发抖，擂着自己，踢着躺在地上的英子。
我忽然有点儿害怕，快速奔回家。
房东大伯在做李子干儿。他将卖剩的李子倒进畚箕里，悬在木梯子上。畚箕里已经有许多半晒干的沙子。大伯站在畚箕一头，来回推动。李子在畚箕里舞蹈，摩挲的阵痛从皮肤里渗进来。它们动起来，全身心投入。那是它们的高地，此刻正在战领。不断弹跳，把自己抛离地面，在碰撞里破碎，舞蹈，弹跳，律动，向上，体验升腾。不断的滚动让它们想起在树枝上的岁月。与山风同眠，与鸟雀为伍，在等待里做梦。从作为花的那一刻起，成为最好的李子就是它们的梦。这种使命感不断碾压着它们，它们索取、爆发、争先恐后，等待时间的积聚。作为花时，时间光滑可鉴，带着油纸的韧度。等待时，时间便慢慢失去弹性，渐渐长出一道道褶痕。它们在时间弹性的皱褶中，感受着被时间压迫的窒息。二十分钟后，大伯转到畚箕的另一头，继续摇晃。果子混着沙子慢慢变皱。大伯将摇过的李子倒进水里洗净，一颗颗摊晒在后园子的石头上。我一直记得那李干儿的味，去年英子给过我几个腌渍前半干的李子，非常好吃。水分不多，又不干，有点儿脆，有些韧，咬开后，甜味中带少许酸味。
油亮的七月。知了不停地聒噪。我和哥哥去捡蝉蜕卖。英子在的时候，我们也捡蝉蜕。那些蝉蜕挂在桃枝上，趴在李树上，有时候，一棵树可以找到七八只。邻居医生告诉我们，七个蝉蜕可以换一分钱，可以买一粒硬糖。我和英子便常常进山。我将寻到的蝉蜕放在碗柜的抽屉里，每晚倒出来数一遍，做着甜甜的梦。
英子再也无法跟我一起捡蝉蜕，无法做梦了。我忽然有点儿伤心，也有些寂寞。那天夜里，英子攥着敌敌畏的瓶子，一定像攥住颗逃跑的心。她一定醒得比月亮还早。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伯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