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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象牙消费市场，购买了全世界约70%的象牙。因此，在非洲，中国脸是象牙贩子的最爱。
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MPA国际发展硕士后，申请了南非金山大学一个专门招募中国记者的环境报道项目，去做象牙、犀牛角贸易的调查报道。
当时我的内心非常不解，非洲野生动物的问题，为什么要特地招中国人过去调查呢？
“中南屋” 的成员们
带着这个疑问，我去了非洲。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有一个“六月二十五日广场集市”，每周开放一次。一走进这个市场，我立刻就明白了。道路两旁的摊位上摆满了非洲布画、木雕、果壳抽屉、小矿石等做的首饰及手工艺品。但是对中国客人而言，这个市场仅仅因“象牙市场”而闻名。
黑人商贩一看到我走过去，就两眼放光，简直像看到了移动的钱包。他们凑上前来问我：“老板，象牙要吗？犀牛角要吗？”“我们有，不贵！”
因为我的这张中国脸，黑人商贩什么都和我讲，象牙和犀牛角从哪里来的、价格多少。我拿着手机大摇大摆地拍照，他们也没有丝毫怀疑。
我逐渐对象牙贸易有了一些了解。象牙有三分之一长在大象的脸里面，盗猎者为了获得象牙，就要把大象的脸给削掉。肯尼亚的象王、世界最大的非洲象萨陶就是因此而被杀的。它的象牙长度及地、每根重达45公斤。它中毒箭身亡，被盗猎者割走了整个面部。
在非洲当地，盗猎者杀一头大象，能赚两百到三百美金。在市场上，小规模的倒卖者能把一公斤象牙賣到几千美金，而一根普通的象牙就有十几到二十公斤重。如今的非洲，牙长的大象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因为牙越大越值钱，盗猎者就会优先去猎杀它们，它们的基因也就这样损失了。
原本，我以为在非洲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象牙制品的由来，后来我发现，他们知道做这些东西要杀死大象，但他们不会因此而不买;我原来觉得年轻人可能不买这些东西，后来发现年轻人也会买。
在一些奢侈品商店，一件象牙制品可以卖到数十万美元，被一些中国富人视为身份的象征。在非洲黑人眼里，中国人乃至亚洲人都是“财神爷”。不止是非洲，我到过越南专门走私象牙的一个村庄，当地人把中文说得非常溜，每个人不但会用微信，而且都有在中国的银行账户。
在非洲，我的这张中国脸是象牙贩子们的最爱，我的朋友，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工作的奥菲尔也看中了我这张中国脸。他在找我帮忙的时候说：“你知道吗，只要他们听到你那带着浓重中国口音的英语，一定会放下警觉性。”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夸我，但他找我帮的这个忙，倒是很特别——去做卧底。
他们盯上了乌干达的一个多次参与国际犯罪的走私贩，很想逮捕他。但走私贩非常狡猾，总是怀疑那名号称帮中国人采购象牙的非洲卧底。
于是，我扮成买家，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给他打电话：“我现在派兄弟过去，你赶快让他看货啊。还有几十个人等着跟我们做买卖呢，你想不想做这个生意了？如果想，就别那么多废话，赶快带他去看货。”
我把微型摄像机别在衬衫纽扣里去和他吃饭。我多少有点紧张，因为要一个人面对罪犯，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我藏着的摄像机，会不会带人来搜查我，如果发现我是调查员之后，会不会开枪崩了我。
奥菲尔教我，到了现场要表现得比他还警惕，如果不想被人怀疑，就要先怀疑对方。我站在那里东张西望，话没说几句就开始质问他：“我凭什么相信你不是卧底呀？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是真的想要做这个生意呢？”
走私贩果然越来越放松了，他开始不断地安慰我：“哥们儿，你不用这么害怕。我们做这个太多年了，整天跟你们中国人做生意。”
黄泓翔和世界上最后一只雄性北方白犀牛
到了约定交易的日子，我依然很紧张，因为不知道当警察出现时这个人会做什么——我是离他最近的一个活物，不知道他会不会掏出枪向我射击。
非常幸运的是，这个人太信任我了，以至于警察出现的时候他完全傻了。
像这种打击走私的抓捕行动我前前后后参与了几十次。经常会有走私犯突然抓住我们的包翻看，有一次包里就藏着摄像机，还好上面放了些卫生纸，没有被发现。
当时，一个奥地利的纪录片导演正在拍一部关于象牙贸易的片子，通过奥菲尔的介绍，他把我也拍了进去。这部纪录片叫《象牙游戏》，投资人有“小李子”莱昂纳多、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还有Netflix公司。
导演最开始是准备给我打马赛克的，因为对于调查人员来说，这样更能保证人身安全。
可我拒绝了。我和他说，过去，当大家说到象牙贸易、野生动物保护，永远是一样的故事——白人是好人，非洲黑人是坏人，中国人则是极坏的人。如果这一次中国人是以野生动物保护者的形象出现，那么情况将会变得不一样。这句话最后被他剪到了片子里。
做卧底的那一年，我还开始了另一个尝试，成立了一个叫“中南屋”的组织，“忽悠”中国的年轻人来到非洲参与各种项目，帮助华人融入当地。
“中南屋”成立之后，我们带着当地的华人去剪盗猎者设立的铁丝网，解救被铁丝网缠住的斑马，去野外观鸟，给动物孤儿院打扫卫生，等等。
未来，我还会继续留在非洲，然后去更多更远的地方，因为，远方就在那里，你没有办法不去。
〔本刊责任编辑 周 雨〕
〔原载《高中时代》2018年第8期〕
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MPA国际发展硕士后，申请了南非金山大学一个专门招募中国记者的环境报道项目，去做象牙、犀牛角贸易的调查报道。
当时我的内心非常不解，非洲野生动物的问题，为什么要特地招中国人过去调查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去了非洲。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有一个“六月二十五日广场集市”，每周开放一次。一走进这个市场，我立刻就明白了。道路两旁的摊位上摆满了非洲布画、木雕、果壳抽屉、小矿石等做的首饰及手工艺品。但是对中国客人而言，这个市场仅仅因“象牙市场”而闻名。
黑人商贩一看到我走过去，就两眼放光，简直像看到了移动的钱包。他们凑上前来问我：“老板，象牙要吗？犀牛角要吗？”“我们有，不贵！”
因为我的这张中国脸，黑人商贩什么都和我讲，象牙和犀牛角从哪里来的、价格多少。我拿着手机大摇大摆地拍照，他们也没有丝毫怀疑。
我逐渐对象牙贸易有了一些了解。象牙有三分之一长在大象的脸里面，盗猎者为了获得象牙，就要把大象的脸给削掉。肯尼亚的象王、世界最大的非洲象萨陶就是因此而被杀的。它的象牙长度及地、每根重达45公斤。它中毒箭身亡，被盗猎者割走了整个面部。
在非洲当地，盗猎者杀一头大象，能赚两百到三百美金。在市场上，小规模的倒卖者能把一公斤象牙賣到几千美金，而一根普通的象牙就有十几到二十公斤重。如今的非洲，牙长的大象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因为牙越大越值钱，盗猎者就会优先去猎杀它们，它们的基因也就这样损失了。
原本，我以为在非洲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象牙制品的由来，后来我发现，他们知道做这些东西要杀死大象，但他们不会因此而不买;我原来觉得年轻人可能不买这些东西，后来发现年轻人也会买。
在一些奢侈品商店，一件象牙制品可以卖到数十万美元，被一些中国富人视为身份的象征。在非洲黑人眼里，中国人乃至亚洲人都是“财神爷”。不止是非洲，我到过越南专门走私象牙的一个村庄，当地人把中文说得非常溜，每个人不但会用微信，而且都有在中国的银行账户。
在非洲，我的这张中国脸是象牙贩子们的最爱，我的朋友，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工作的奥菲尔也看中了我这张中国脸。他在找我帮忙的时候说：“你知道吗，只要他们听到你那带着浓重中国口音的英语，一定会放下警觉性。”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夸我，但他找我帮的这个忙，倒是很特别——去做卧底。
他们盯上了乌干达的一个多次参与国际犯罪的走私贩，很想逮捕他。但走私贩非常狡猾，总是怀疑那名号称帮中国人采购象牙的非洲卧底。
于是，我扮成买家，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给他打电话：“我现在派兄弟过去，你赶快让他看货啊。还有几十个人等着跟我们做买卖呢，你想不想做这个生意了？如果想，就别那么多废话，赶快带他去看货。”
我把微型摄像机别在衬衫纽扣里去和他吃饭。我多少有点紧张，因为要一个人面对罪犯，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我藏着的摄像机，会不会带人来搜查我，如果发现我是调查员之后，会不会开枪崩了我。
奥菲尔教我，到了现场要表现得比他还警惕，如果不想被人怀疑，就要先怀疑对方。我站在那里东张西望，话没说几句就开始质问他：“我凭什么相信你不是卧底呀？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是真的想要做这个生意呢？”
走私贩果然越来越放松了，他开始不断地安慰我：“哥们儿，你不用这么害怕。我们做这个太多年了，整天跟你们中国人做生意。”
到了约定交易的日子，我依然很紧张，因为不知道当警察出现时这个人会做什么——我是离他最近的一个活物，不知道他会不会掏出枪向我射击。
非常幸运的是，这个人太信任我了，以至于警察出现的时候他完全傻了。
像这种打击走私的抓捕行动我前前后后参与了几十次。经常会有走私犯突然抓住我们的包翻看，有一次包里就藏着摄像机，还好上面放了些卫生纸，没有被发现。
当时，一个奥地利的纪录片导演正在拍一部关于象牙贸易的片子，通过奥菲尔的介绍，他把我也拍了进去。这部纪录片叫《象牙游戏》，投资人有“小李子”莱昂纳多、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还有Netflix公司。
导演最开始是准备给我打马赛克的，因为对于调查人员来说，这样更能保证人身安全。
可我拒绝了。我和他说，过去，当大家说到象牙贸易、野生动物保护，永远是一样的故事——白人是好人，非洲黑人是坏人，中国人则是极坏的人。如果这一次中国人是以野生动物保护者的形象出现，那么情况将会变得不一样。这句话最后被他剪到了片子里。
做卧底的那一年，我还开始了另一个尝试，成立了一个叫“中南屋”的组织，“忽悠”中国的年轻人来到非洲参与各种项目，帮助华人融入当地。
“中南屋”成立之后，我们带着当地的华人去剪盗猎者设立的铁丝网，解救被铁丝网缠住的斑马，去野外观鸟，给动物孤儿院打扫卫生，等等。
未来，我还会继续留在非洲，然后去更多更远的地方，因为，远方就在那里，你没有办法不去。
〔本刊责任编辑 周 雨〕
〔原载《高中时代》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