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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如何有效对作为利益共同体的零售商与制造商实施环境规制策略，并将绿色产销意识融入到供应链管理中，已成为理论界与实业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绿色产销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博弈主体的策略稳定性，探究了各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并应用仿真分析探讨了环境规制绿色产销博弈系统的演化路径。研究表明：零售商与制造商在策略选择上存在“制约型”策略博弈，加强行政处罚力度、信息公开力度与扶持激励系数有利于零售商与制造商选择绿色产销策略组合，建立引入公众参与的信用监管机制有助于抑制零售商、制造商的非绿色生产经营行为，并将促使环境监管部门采取积极的规制策略。
关键词：环境规制;演化博弈;绿色产销;绿色供应链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21）05-0040-08 doi：10.11847/fj.40.5.40
Abstract：At this stage， how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for retailers and manufacturers as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integrate gr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wareness into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ave become a key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for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and the industry.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dynamic game relationship among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agencies， retai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s constructed.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of each game player is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ach game player’s strategic choice is explored. Simulation analysis i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path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game system. Research shows that retailers and manufacturers have a “restrictive” strategy game in their strategic choices， strengthening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upporting incentive coefficients are conducive to retai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 choosing a combina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will urge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to adopt proactive regulatory strategies.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volutionary game; gr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green supply chain
1 引言
近年來发展与污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我国虽然在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上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长期来看，社会环境责任问题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企业一味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因此，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政府的环境规制。环境规制概念起源于规制理论，是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严苛的政府监管之间平衡的管理方式，在政府的环境规制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将产生相互制约关系，分析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对提供环境政策引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逐渐信息化，企业的运营模式也相应发生了显著变化，自产自销模式已经相对少见，多数企业都是作为供应链中的一环与其上下游企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要想达到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的，需要供应链上的企业之间达成合作共识，将绿色产销意识融入到供应链管理中，即绿色供应链管理，最终才能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的。国际上在通过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减污降碳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而我国目前的实践效果较为不理想，一方面是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重心仍是主要放在上游的污染型制造商层面上，脱离对整个供应链的管控，另一方面是上下游企业之间仍然缺乏绿色产销的共识，使得单个企业在实施绿色管理后的整体效果并不显著。因而基于国际上现有的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及实践基础，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发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对助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具有积极意义。
2 文献述评
2.1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涉及到企业自身、竞争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如何通过决策达到效益最优，从而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角度出发，Kneller和Manderson[1]，朱建峰等[2]，孟凡生和韩冰[3]均通过建立企业创新行为的模型来探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Mitra和Webster[4]，徐春秋等[5]，Yenipazarli[6]研究了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背景下，竞争企业之间的定价博弈及其产生的经济或环境效益。此外，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决策，一方面是从政府监管角度，张学刚和钟茂初[7]构建了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治理污染之间的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博弈进行了探讨。张倩和曲世友[8]基于规制经济学，将企业排污谎报和谎报罚金等指标纳入到博弈模型中，研究了政府实施排污税环境规制下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另一方面是从政府补贴角度，Hafezalkotob等[9]，Madani和Rasti-Barzoki[10]构建了以政府为领导者、制造商和零售商为追随者的Stackelberg模型，分析了政府税收和补贴力度对各企业收益的影响，进一步得出政府行为对绿色环境的影响。孙迪和余玉苗[11]考虑了不同补贴对象、产品绿色度和消费者偏好等因素分析得出政府补贴绿色生产者、消费者均能促进绿色产品的发展。
2.2 环境规制政策对供应链管理影响研究
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促进企业实施绿色行为的同时也进一步引导绿色供应链的发展。考虑到在现实的供应链运营中，要想达到较理想的环保效益，通常需要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作，因而部分学者基于博弈理论构建了环境规制下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模型来进行研究。Ghosh和Shah[12]，石平等[13]，Swami和Shah[14]通过构建由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分析研究制造商和零售商在分散决策下和合作机制下关于产品绿色度和价格的最优决策。陈杰等[15]，于晓慧和杜建国[16]则从零售商采购角度分析了其在采购订单分配过程中对供应商的激励机制。Hafezalkotob和Zamani[17]则是分别建立了以制造商为主导、以零售商为主导的 Stackelberg模型以及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决策的博弈模型，研究分析各模型下制造商采用绿色技术和购买碳信用额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另外，有少部分研究也将政府作为一方纳入绿色供应链系统中，例如，Jin等[18]以供应商、制造商、政府组成的三方博弈模型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政府最优价格补贴政策及其对供应链系统的影响。
由此可知，在研究内容上，基于政府环境规制的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研究正日趋完善，大量研究表明了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研发投入、绿色生产工艺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在探究二级供应链系统中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决策行为及其对彼此影响的研究也较为丰富，然而目前此类研究中大多仅将政府环境规制政策作为外生变量来探究其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和收益的影响，而将政府作为决策的一方纳入博弈系统中进行研究的文献鲜见。在研究方法上，虽然博弈论逐渐被广泛应用于探究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最优决策，但是大部分文献仍局限于静态模型或短期动态模型，均未从动态演化博弈角度分析环境规制下各方主体采取的具体绿色行为决策及其长期关系。现阶段，在安全监管[19]、食品监管[20]、新业态监管[21]等方面已有众多国内外学者以演化博弈理论为基础研究政府或公共非营利性组织的监管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效，而运用演化博弈方法进行环境监管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将以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效能与完善绿色供应链管理为目标，拟构建具有长期动态特征的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博弈主体的策略稳定性、策略选择的交互关系以及动态决策的演化路径。
3 研究问题与博弈模型构建
3.1 模型基本假设与参数设置
环境监管部门作为环境规制的主管单位，需要在環境规制中负责政策落实，统筹各经济主体在环境规制中的行为，从而有效地促进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在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与执行过程中，环境监管部门主要包含两种主要策略，即积极规制策略与消极规制策略。在环境规制中，零售商与制造商在环境规制下的策略选择既会受到环境监管部门规制行为的影响，同时彼此间也存在着策略影响机理。由于各主体之间的收益与成本将决定各个主体的行为，而主体行为的变化将决定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与否，因此确定环境规制下政府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各主体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机制将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基于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的环境规制绿色产销演化博弈模型，其主体间关系示意图如图1所示。为讨论环境监管部门在环境规制中、零售商在经营中、制造商在生产中的策略动态选择情况，提出如下假设并对模型参数予以说明（见表1）：
假设1 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主体在环境规制绿色产销博弈模型中，均具有有限理性。同时，三方博弈主体间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性，且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的策略选择是随机配对且独立的反复博弈行为。
假设2 环境监管部门在与零售商、制造商的规制策略博弈过程中，选择积极规制策略与消极规制策略的概率分别为x、1-x（0x1）;零售商在与环境监管部门、制造商的经营策略博弈过程中，选择绿色经营策略与非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分别为y、1-y（0y1）;制造商在与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的生产策略博弈过程中，选择绿色生产策略与非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分别为z、1-z（0z1）。
假设3 环境监管部门在对零售商、制造商的环境规制过程中，一方面将对零售商与制造商在环保方面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并会采取信用监管模式向社会及公众公开企业的违法信息;另一方面将对零售商与制造商生产、销售绿色产品实施补贴、降税等奖励措施。
假设4 当环境监管部门选择消极规制策略时，会受到来自同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的纵向行政约束制约，主要表现为同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建立的责任倒查机制，环境监管部门会因未履行相关的职能而受到追责处罚。同时，亦会造成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公信力缺失。 3.2 支付矩阵与模型构建
结合环境规制绿色产销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与参数设置，构建了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不同策略组合下的博弈支付矩阵（见表2）。
4 环境规制绿色产销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主体策略稳定性分析
4.1 环境监管部门规制策略稳定性分析
4.1.1 博弈主体策略对环境监管部门策略选择的影响
就零售商经营策略而言，当y<y0时，积极规制策略是环境监管部门的演化稳定策略，即当零售商倾向于选择非绿色经营策略时，环境监管部门为维持本区域内环境水平、规避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社会公信力和社会福利损失，同时降低因零售商的非绿色经营行为而受到上级部门的追责处罚风险，其策略选择将向x=1收敛。反之，当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的策略高于某一定值时（y>y0），环境监管部门会因零售商的环保自律行为而倾向于降低其履职水平，进而策略将向x=0方向演化，并形成消极规制的稳定策略。同理，当z<z0时，制造商因其具有更高的非绿色生产策略倾向，将加深对本区域环境的污染程度。与零售商选择非绿色经营策略时相似的，环境规制部门亦将以积极规制策略为抓手，对制造商实施更大力度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公开力度，确保本区域环境水平持续稳定、向好发展。反之，当z>z0时，由于制造商具有较强的绿色生产认识，环境监管部门无需付出更多的监管成本便足使本区域具有较高的环境承载力，此时环境监管部门将有更大概率选择消极规制策略以降低其付出的组织、人力、资金等监管成本。综上，可知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是随着零售商非绿色经营策略与制造商非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的增大而提高的。
4.1.2 环境监管部门策略参数对其规制策略选择的影响
由环境监管部门的规制策略演化可知，y0越大表示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越大，反之y0越小则环境监管部门有更大的概率采取消极规划策略。对y0求θ、C1、C2、Rg、L1、L2、L3、Cr的偏导，可知y0关于C2、Rg、L1、L2、L3是增函数，关于θ、C1、Cr是减函数。对于环境监管部门来讲，一方面要优化完善环境监管绩效评价机制，对环境监管部门履职情况与区域环境实际进行综合评估，并实施环境监管责任倒查机制，确保环境监管部门履职到位、监管有效;另一方面，要通过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形式，营造出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以提升监管部门对社会公信力的损失感知和社会福利感知，督促环境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加强社会环境治理水平。
4.2 零售商经营策略稳定性分析
由微分方程稳定性定理可知，当零售商经营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G（y）=0且满足其导数G′（y）<0时，零售商经营策略处于稳定状态。故，当时，复制动态方程G（y）≡0，零售商的經营策略不会随系统演化而发生变化。 当z>z0时，可得G′（y）|y=1>0，
G′（y）|y=0<0，此时y=0（非绿色经营）是零售商的稳定经营策略;当z<z0时，可得G′（y）|y=1<0，
G′（y）|y=0>0 ，此时y=1（绿色经营）是零售商的稳定经营策略。
4.2.1 博弈主体策略对零售商策略选择的影响
上文已求得制造商生产策略对零售商策略选择影响的临界条件，当制造商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高于某一水平时（z>z0），一方面零售商不会因为制造商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而受到环境监管部门的追责处罚，另一方面零售商因环境破坏概率降低而具有较低的经营损失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零售商选择非绿色经营策略的惰性，此时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概率的演化轨迹将收敛于0。反之，当z<z0时，制造商生产的非绿色产品将会为零售商带来额外的行政处罚损失和声誉损失，因此零售商将通过订单选派模式等制约制造商的环保选择，同时加大其在技术更新、产品迭代方面的绿色创新投入，该阶段中绿色经营策略即为零售商的演化稳定策略。同时，求得环境监管部门规制策略对零售商策略选择影响的临界条件，当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较高时（x>x0），零售商会在资金、声誉等方面具有更高的经营损失感知，此时零售商将倾向于选择绿色经营策略同时将督促供应链中的制造商开展绿色生产活动，系统演化将稳定在y=1处。反之，当环境监管部门疏于对零售商的监管时（x<x0），零售商为减少绿色采购策略中绿色技术创新、产品迭代等额外投入成本，将更易回避绿色经营模式以提升其日常收益，非绿色经营策略将最终成为零售商的稳定策略选择。综上可知，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是与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成正比，且与制造商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成反比的。
4.2.2 零售商策略参数对其经营策略选择的影响
由零售商的经营策略演化规律可知，z0越小表示零售商选择非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越大，反之z0越大则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越大。进一步分析参数对零售商经营策略选择的影响，分别对y0求关于α、β、θ、λ、Cb、Rb、F1、F2、F3的偏导数，可得y0关于α、β、θ、λ、Rb、F1、F2、F3是增函数、关于Cb是减函数。对于环境监管部门，一方面提升对零售商非绿色行为的处罚力度，将零售商非环保行为向社会公众的公开程度逐步扩大，将有效促进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另一方面提升对零售商环保行为的奖励水平，同时鼓励零售商在采购需求、产品迭代等方面考虑环保因素而加强技术创新，是实现零售商由非绿色经营策略向绿色经营策略方向转移的重要支撑。对于零售商，虽选择绿色经营策略需额外支付给制造商一定的投入，但为避免受到政府环境监管部门的处罚和社会声誉下降所造成的经营损失，同时为降低因制造商造成环境破坏时自身受到的追责处罚，零售商仍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
4.3 制造商生产策略稳定性分析 由微分方程稳定性定理可知，当制造商生产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H（z）=0且满足其导数H′（z）<0时，制造商生产策略处于稳定状态。故，当时，复制动态方程H（z）≡0，该状态下制造商的生产策略不会随系统演化而发生变化。 当y>y0时，可得H′（z）|z=0>0且H′（z）|z=1<0，此时z=1（绿色生产）是制造商的稳定生产策略;当y<y0时，可得H′（z）|z=0<0且H′（z）|z=1>0，此时z=0（非绿色生产）是制造商的稳定生产策略。
4.3.1 博弈主体策略对制造商策略选择的影响
当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y>y0时，制造商将会倾向于选择绿色生产策略以保持其生产收入稳定，并进一步巩固与零售商的绿色供应链关系。反之，当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低于某一水平时（y<y0），制造商意识到选择绿色生产、加大绿色创新投入、提升产品绿色度并不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生产收益，且零售商并不会因为制造商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而减少与之的订单合作，在此背景下制造商为降低成本投入将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同理，根据环境监管部门规制策略对制造商策略选择影响的临界条件，当x>x0时，即环境监管部门有较大概率选择积极规制策略，制造商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风险成本感知较高，为避免受到罚款、停产停业、社会声誉受损等经营损失，随着演化时间的增加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逐渐增大，并最终稳定于z=1处。反之，随着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减少且满足x<x0时，较低的监管力度、行政处罚力度、信息公开力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制造商的侥幸心理，增强了制造商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的动机，其生产策略选择最终将收敛于z=0。因此，可以发现随着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及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概率的增大，制造商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亦将随之提高。
4.3.2 制造商策略参数对其生产策略选择的影响
由制造商的生产策略演化规律可知，y0越小表示制造商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越大，反之y0越大则制造商更倾向于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因此，对y0分别关于α、β、θ、λ、Cm、Rm、P1、P2、P3求偏导，可得y0关于α、β、θ、λ、Rm、P1、P2、P3是减函数、关于Cm是增函数。从决策视角出发，可知当环境监管部门在其环境规制过程中提升行政处罚力度、执法信息公开力度、扶持激励系数，将促使制造商选择绿色生产策略来规避其违法违规所造成的经营损失。同时，进一步扶持制造商以提升其创新投入力度，强化制造商对罚款、停产、停业以及社会声誉降低等情况的损失感知与对降税、补贴的收益感知，亦能助力制造商的策略选择向z=1方向演化。此外，环境监管部门要深化对零售商与制造商的联合监管机制，督促零售商加强对制造商的环保能力要求，促使制造商為减少订单数额损失而选择绿色生产策略，提升环境监管效能。
5 环境规制绿色产销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仿真分析
本文对博弈主体的策略演化进行数值仿真，给定了环境规制绿色产销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中的参数仿真取值：Cm=15、Rm=3、P1=5、P2=3、P3=5、C1=20、C2=10、Rg=5、L1=3、L2=3、L3=5、Cr=8、Cb=15、Rb=5、F1=5、F2=3、F3=5、λ=0.5。此外，博弈系统中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策略选择的初始概率均设为0.5。
5.1 行政处罚力度对博弈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
行政处罚力度α分别取0.2、0.5、0.8，仿真后得到环境规制绿色产销博弈系统的演化轨迹（见图2）。在环境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力度处于低、中水平时，制造商会形成稳定的绿色生产策略，而政府监管部门、零售商会形成周期性往复波动的混合策略。此外，较低强度的行政处罚力度而言，中强度的混合策略波动范围更小，环境监管部门与零售商间策略选择的相互影响更为密切。随着环境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力度的提升，在高强度水平下，零售商将积极采取绿色经营策略以规避经营收入损失的风险，但与此同时环境监管部门将出现以处罚代替监管的懒政怠政现象，环境规制绿色产销博弈系统最终将向（0，1，1）的策略组合收敛。
5.2 信息公开力度对博弈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
信息公开力度β分别取0.2、0.5、0.8时，对应的低强度、中强度、高强度环境规制绿色产销博弈系统的演化结果如图3所示。当环境监管部门的信息公开力度较低时（β=0.2），制造商仍会在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的策略影响下选择绿色生产策略，同时环境监管部门与零售商间会形成“积极规制-绿色经营策略”——“消极规制-非绿色经营策略”的周期波动模式。当信息公开力度β提升为中、高强度时，博弈系统形成了向（0，1，1）策略组合发展的演化轨迹。该情景下，零售商因担心受到来自社会公众的企业声誉损失，制造商因避免来自行业领域的订单收入损失，零售商与制造商会共同形成绿色产销策略的策略组合。此时环境监管部门长期处于消极规制策略状态，会助长不良社会风气、造成政府公信力缺失。
5.3 扶持激励系数对博弈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
扶持激励系数θ分别取0.2、0.5、0.8对应环境监管部门对零售商与制造商的低、中、高三级激励水平，得到对应的策略组合演化结果如图4所示。在该模型中，环境监管部门更会倾向于选择消极规制策略。对零售商、制造商间的绿色产销模式而言，中、高强度扶持激励系数有助于二者分别向绿色经营、绿色生产策略演化。当扶持激励系数水平较低时（θ=0.2），零售商与制造商间会形成“制约型”策略选择模式。一方面，当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逐渐降低时，制造商不再担心订单损失致使其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意愿会逐渐降低。另一方面，当制造商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时，零售商亦会担心受到政府规制部门的追责处罚而提升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以此往复，形成了零售商与制造商间的周期性策略演化结果。 6 结论与启示
（1）在环境监管部门的规制策略中，加强行政处罚力度、信息公开力度与扶持激励系数有利于零售商与制造商分别选择绿色经营策略与绿色生产策略，带动绿色供应链的稳定发展。但同时，随着零售商、制造商形成绿色产销策略组合，环境监管部门会因缺乏监管动力、满足环境保护成绩、较低的不履职损失感知而选择消极规制策略，因此同级政府与上级主管部门亟需加强监督监察措施，建立环境倒查追责机制，确保环境规制措施持续有效。（2）由环境规制绿色产销博弈系统演化仿真结果可知，建立引入公众参与的信用监管机制有助于抑制零售商、制造商的非绿色生产经营行为，同时将促使环境监管部门采取积极的规制策略。可以看出，在环境保护方面建立社会共治体系是提升企业绿色认知、破解供应链环境监管难题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抓手。（3）在扶持激励系数对博弈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仿真分析中，研究发现零售商具有因制造商非绿色行为而受到追责处罚感知，同时制造商亦具有因非绿色生产策略会引致订单收入损失感知，因此零售商与制造商在策略选择上存在“制约型”策略博弈。环境监管部门充分利用该项机制将有效提升监管效率，实现监管资源的有效整合与优势互补。
此外，据以上研究结论，结合环境规制实际，充分考虑影响环境规制绿色产销的相关因素，研究认为可从丰富违法处罚举措，加强行政处罚力度;拓宽信息公开渠道，建立社会共治体系;加大降税补贴力度，营造绿色营商环境;实施综合监管手段，杜绝以处罚代替监管现象;建立产销互促机制，实现绿色产业链有序发展等方面推进环境规制下绿色产销有序实施，提升环境监管效能。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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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规制;演化博弈;绿色产销;绿色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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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this stage， how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for retailers and manufacturers as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integrate gr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wareness into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ave become a key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for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and the industry.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dynamic game relationship among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agencies， retai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s constructed.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of each game player is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ach game player’s strategic choice is explored. Simulation analysis i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path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game system. Research shows that retailers and manufacturers have a “restrictive” strategy game in their strategic choices， strengthening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upporting incentive coefficients are conducive to retai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 choosing a combina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will urge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to adopt proactive regulatory strategies.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volutionary game; gr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green supply chain
1 引言
近年來发展与污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我国虽然在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上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长期来看，社会环境责任问题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企业一味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因此，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政府的环境规制。环境规制概念起源于规制理论，是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严苛的政府监管之间平衡的管理方式，在政府的环境规制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将产生相互制约关系，分析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对提供环境政策引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逐渐信息化，企业的运营模式也相应发生了显著变化，自产自销模式已经相对少见，多数企业都是作为供应链中的一环与其上下游企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要想达到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的，需要供应链上的企业之间达成合作共识，将绿色产销意识融入到供应链管理中，即绿色供应链管理，最终才能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的。国际上在通过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减污降碳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而我国目前的实践效果较为不理想，一方面是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重心仍是主要放在上游的污染型制造商层面上，脱离对整个供应链的管控，另一方面是上下游企业之间仍然缺乏绿色产销的共识，使得单个企业在实施绿色管理后的整体效果并不显著。因而基于国际上现有的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及实践基础，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发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对助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具有积极意义。
2 文献述评
2.1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涉及到企业自身、竞争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如何通过决策达到效益最优，从而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角度出发，Kneller和Manderson[1]，朱建峰等[2]，孟凡生和韩冰[3]均通过建立企业创新行为的模型来探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Mitra和Webster[4]，徐春秋等[5]，Yenipazarli[6]研究了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背景下，竞争企业之间的定价博弈及其产生的经济或环境效益。此外，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决策，一方面是从政府监管角度，张学刚和钟茂初[7]构建了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治理污染之间的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博弈进行了探讨。张倩和曲世友[8]基于规制经济学，将企业排污谎报和谎报罚金等指标纳入到博弈模型中，研究了政府实施排污税环境规制下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另一方面是从政府补贴角度，Hafezalkotob等[9]，Madani和Rasti-Barzoki[10]构建了以政府为领导者、制造商和零售商为追随者的Stackelberg模型，分析了政府税收和补贴力度对各企业收益的影响，进一步得出政府行为对绿色环境的影响。孙迪和余玉苗[11]考虑了不同补贴对象、产品绿色度和消费者偏好等因素分析得出政府补贴绿色生产者、消费者均能促进绿色产品的发展。
2.2 环境规制政策对供应链管理影响研究
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促进企业实施绿色行为的同时也进一步引导绿色供应链的发展。考虑到在现实的供应链运营中，要想达到较理想的环保效益，通常需要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作，因而部分学者基于博弈理论构建了环境规制下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模型来进行研究。Ghosh和Shah[12]，石平等[13]，Swami和Shah[14]通过构建由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分析研究制造商和零售商在分散决策下和合作机制下关于产品绿色度和价格的最优决策。陈杰等[15]，于晓慧和杜建国[16]则从零售商采购角度分析了其在采购订单分配过程中对供应商的激励机制。Hafezalkotob和Zamani[17]则是分别建立了以制造商为主导、以零售商为主导的 Stackelberg模型以及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决策的博弈模型，研究分析各模型下制造商采用绿色技术和购买碳信用额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另外，有少部分研究也将政府作为一方纳入绿色供应链系统中，例如，Jin等[18]以供应商、制造商、政府组成的三方博弈模型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政府最优价格补贴政策及其对供应链系统的影响。
由此可知，在研究内容上，基于政府环境规制的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研究正日趋完善，大量研究表明了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研发投入、绿色生产工艺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在探究二级供应链系统中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决策行为及其对彼此影响的研究也较为丰富，然而目前此类研究中大多仅将政府环境规制政策作为外生变量来探究其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和收益的影响，而将政府作为决策的一方纳入博弈系统中进行研究的文献鲜见。在研究方法上，虽然博弈论逐渐被广泛应用于探究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最优决策，但是大部分文献仍局限于静态模型或短期动态模型，均未从动态演化博弈角度分析环境规制下各方主体采取的具体绿色行为决策及其长期关系。现阶段，在安全监管[19]、食品监管[20]、新业态监管[21]等方面已有众多国内外学者以演化博弈理论为基础研究政府或公共非营利性组织的监管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效，而运用演化博弈方法进行环境监管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将以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效能与完善绿色供应链管理为目标，拟构建具有长期动态特征的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博弈主体的策略稳定性、策略选择的交互关系以及动态决策的演化路径。
3 研究问题与博弈模型构建
3.1 模型基本假设与参数设置
环境监管部门作为环境规制的主管单位，需要在環境规制中负责政策落实，统筹各经济主体在环境规制中的行为，从而有效地促进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在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与执行过程中，环境监管部门主要包含两种主要策略，即积极规制策略与消极规制策略。在环境规制中，零售商与制造商在环境规制下的策略选择既会受到环境监管部门规制行为的影响，同时彼此间也存在着策略影响机理。由于各主体之间的收益与成本将决定各个主体的行为，而主体行为的变化将决定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与否，因此确定环境规制下政府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各主体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机制将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基于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的环境规制绿色产销演化博弈模型，其主体间关系示意图如图1所示。为讨论环境监管部门在环境规制中、零售商在经营中、制造商在生产中的策略动态选择情况，提出如下假设并对模型参数予以说明（见表1）：
假设1 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主体在环境规制绿色产销博弈模型中，均具有有限理性。同时，三方博弈主体间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性，且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的策略选择是随机配对且独立的反复博弈行为。
假设2 环境监管部门在与零售商、制造商的规制策略博弈过程中，选择积极规制策略与消极规制策略的概率分别为x、1-x（0x1）;零售商在与环境监管部门、制造商的经营策略博弈过程中，选择绿色经营策略与非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分别为y、1-y（0y1）;制造商在与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的生产策略博弈过程中，选择绿色生产策略与非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分别为z、1-z（0z1）。
假设3 环境监管部门在对零售商、制造商的环境规制过程中，一方面将对零售商与制造商在环保方面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并会采取信用监管模式向社会及公众公开企业的违法信息;另一方面将对零售商与制造商生产、销售绿色产品实施补贴、降税等奖励措施。
假设4 当环境监管部门选择消极规制策略时，会受到来自同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的纵向行政约束制约，主要表现为同级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建立的责任倒查机制，环境监管部门会因未履行相关的职能而受到追责处罚。同时，亦会造成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公信力缺失。 3.2 支付矩阵与模型构建
结合环境规制绿色产销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与参数设置，构建了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不同策略组合下的博弈支付矩阵（见表2）。
4 环境规制绿色产销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主体策略稳定性分析
4.1 环境监管部门规制策略稳定性分析
4.1.1 博弈主体策略对环境监管部门策略选择的影响
就零售商经营策略而言，当y<y0时，积极规制策略是环境监管部门的演化稳定策略，即当零售商倾向于选择非绿色经营策略时，环境监管部门为维持本区域内环境水平、规避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社会公信力和社会福利损失，同时降低因零售商的非绿色经营行为而受到上级部门的追责处罚风险，其策略选择将向x=1收敛。反之，当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的策略高于某一定值时（y>y0），环境监管部门会因零售商的环保自律行为而倾向于降低其履职水平，进而策略将向x=0方向演化，并形成消极规制的稳定策略。同理，当z<z0时，制造商因其具有更高的非绿色生产策略倾向，将加深对本区域环境的污染程度。与零售商选择非绿色经营策略时相似的，环境规制部门亦将以积极规制策略为抓手，对制造商实施更大力度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公开力度，确保本区域环境水平持续稳定、向好发展。反之，当z>z0时，由于制造商具有较强的绿色生产认识，环境监管部门无需付出更多的监管成本便足使本区域具有较高的环境承载力，此时环境监管部门将有更大概率选择消极规制策略以降低其付出的组织、人力、资金等监管成本。综上，可知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是随着零售商非绿色经营策略与制造商非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的增大而提高的。
4.1.2 环境监管部门策略参数对其规制策略选择的影响
由环境监管部门的规制策略演化可知，y0越大表示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越大，反之y0越小则环境监管部门有更大的概率采取消极规划策略。对y0求θ、C1、C2、Rg、L1、L2、L3、Cr的偏导，可知y0关于C2、Rg、L1、L2、L3是增函数，关于θ、C1、Cr是减函数。对于环境监管部门来讲，一方面要优化完善环境监管绩效评价机制，对环境监管部门履职情况与区域环境实际进行综合评估，并实施环境监管责任倒查机制，确保环境监管部门履职到位、监管有效;另一方面，要通过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形式，营造出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以提升监管部门对社会公信力的损失感知和社会福利感知，督促环境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加强社会环境治理水平。
4.2 零售商经营策略稳定性分析
由微分方程稳定性定理可知，当零售商经营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G（y）=0且满足其导数G′（y）<0时，零售商经营策略处于稳定状态。故，当时，复制动态方程G（y）≡0，零售商的經营策略不会随系统演化而发生变化。 当z>z0时，可得G′（y）|y=1>0，
G′（y）|y=0<0，此时y=0（非绿色经营）是零售商的稳定经营策略;当z<z0时，可得G′（y）|y=1<0，
G′（y）|y=0>0 ，此时y=1（绿色经营）是零售商的稳定经营策略。
4.2.1 博弈主体策略对零售商策略选择的影响
上文已求得制造商生产策略对零售商策略选择影响的临界条件，当制造商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高于某一水平时（z>z0），一方面零售商不会因为制造商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而受到环境监管部门的追责处罚，另一方面零售商因环境破坏概率降低而具有较低的经营损失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零售商选择非绿色经营策略的惰性，此时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概率的演化轨迹将收敛于0。反之，当z<z0时，制造商生产的非绿色产品将会为零售商带来额外的行政处罚损失和声誉损失，因此零售商将通过订单选派模式等制约制造商的环保选择，同时加大其在技术更新、产品迭代方面的绿色创新投入，该阶段中绿色经营策略即为零售商的演化稳定策略。同时，求得环境监管部门规制策略对零售商策略选择影响的临界条件，当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较高时（x>x0），零售商会在资金、声誉等方面具有更高的经营损失感知，此时零售商将倾向于选择绿色经营策略同时将督促供应链中的制造商开展绿色生产活动，系统演化将稳定在y=1处。反之，当环境监管部门疏于对零售商的监管时（x<x0），零售商为减少绿色采购策略中绿色技术创新、产品迭代等额外投入成本，将更易回避绿色经营模式以提升其日常收益，非绿色经营策略将最终成为零售商的稳定策略选择。综上可知，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是与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成正比，且与制造商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成反比的。
4.2.2 零售商策略参数对其经营策略选择的影响
由零售商的经营策略演化规律可知，z0越小表示零售商选择非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越大，反之z0越大则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越大。进一步分析参数对零售商经营策略选择的影响，分别对y0求关于α、β、θ、λ、Cb、Rb、F1、F2、F3的偏导数，可得y0关于α、β、θ、λ、Rb、F1、F2、F3是增函数、关于Cb是减函数。对于环境监管部门，一方面提升对零售商非绿色行为的处罚力度，将零售商非环保行为向社会公众的公开程度逐步扩大，将有效促进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另一方面提升对零售商环保行为的奖励水平，同时鼓励零售商在采购需求、产品迭代等方面考虑环保因素而加强技术创新，是实现零售商由非绿色经营策略向绿色经营策略方向转移的重要支撑。对于零售商，虽选择绿色经营策略需额外支付给制造商一定的投入，但为避免受到政府环境监管部门的处罚和社会声誉下降所造成的经营损失，同时为降低因制造商造成环境破坏时自身受到的追责处罚，零售商仍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
4.3 制造商生产策略稳定性分析 由微分方程稳定性定理可知，当制造商生产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H（z）=0且满足其导数H′（z）<0时，制造商生产策略处于稳定状态。故，当时，复制动态方程H（z）≡0，该状态下制造商的生产策略不会随系统演化而发生变化。 当y>y0时，可得H′（z）|z=0>0且H′（z）|z=1<0，此时z=1（绿色生产）是制造商的稳定生产策略;当y<y0时，可得H′（z）|z=0<0且H′（z）|z=1>0，此时z=0（非绿色生产）是制造商的稳定生产策略。
4.3.1 博弈主体策略对制造商策略选择的影响
当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y>y0时，制造商将会倾向于选择绿色生产策略以保持其生产收入稳定，并进一步巩固与零售商的绿色供应链关系。反之，当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低于某一水平时（y<y0），制造商意识到选择绿色生产、加大绿色创新投入、提升产品绿色度并不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生产收益，且零售商并不会因为制造商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而减少与之的订单合作，在此背景下制造商为降低成本投入将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同理，根据环境监管部门规制策略对制造商策略选择影响的临界条件，当x>x0时，即环境监管部门有较大概率选择积极规制策略，制造商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风险成本感知较高，为避免受到罚款、停产停业、社会声誉受损等经营损失，随着演化时间的增加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逐渐增大，并最终稳定于z=1处。反之，随着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减少且满足x<x0时，较低的监管力度、行政处罚力度、信息公开力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制造商的侥幸心理，增强了制造商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的动机，其生产策略选择最终将收敛于z=0。因此，可以发现随着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及环境监管部门选择积极规制策略概率的增大，制造商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亦将随之提高。
4.3.2 制造商策略参数对其生产策略选择的影响
由制造商的生产策略演化规律可知，y0越小表示制造商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概率越大，反之y0越大则制造商更倾向于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因此，对y0分别关于α、β、θ、λ、Cm、Rm、P1、P2、P3求偏导，可得y0关于α、β、θ、λ、Rm、P1、P2、P3是减函数、关于Cm是增函数。从决策视角出发，可知当环境监管部门在其环境规制过程中提升行政处罚力度、执法信息公开力度、扶持激励系数，将促使制造商选择绿色生产策略来规避其违法违规所造成的经营损失。同时，进一步扶持制造商以提升其创新投入力度，强化制造商对罚款、停产、停业以及社会声誉降低等情况的损失感知与对降税、补贴的收益感知，亦能助力制造商的策略选择向z=1方向演化。此外，环境监管部门要深化对零售商与制造商的联合监管机制，督促零售商加强对制造商的环保能力要求，促使制造商為减少订单数额损失而选择绿色生产策略，提升环境监管效能。
5 环境规制绿色产销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仿真分析
本文对博弈主体的策略演化进行数值仿真，给定了环境规制绿色产销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中的参数仿真取值：Cm=15、Rm=3、P1=5、P2=3、P3=5、C1=20、C2=10、Rg=5、L1=3、L2=3、L3=5、Cr=8、Cb=15、Rb=5、F1=5、F2=3、F3=5、λ=0.5。此外，博弈系统中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制造商策略选择的初始概率均设为0.5。
5.1 行政处罚力度对博弈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
行政处罚力度α分别取0.2、0.5、0.8，仿真后得到环境规制绿色产销博弈系统的演化轨迹（见图2）。在环境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力度处于低、中水平时，制造商会形成稳定的绿色生产策略，而政府监管部门、零售商会形成周期性往复波动的混合策略。此外，较低强度的行政处罚力度而言，中强度的混合策略波动范围更小，环境监管部门与零售商间策略选择的相互影响更为密切。随着环境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力度的提升，在高强度水平下，零售商将积极采取绿色经营策略以规避经营收入损失的风险，但与此同时环境监管部门将出现以处罚代替监管的懒政怠政现象，环境规制绿色产销博弈系统最终将向（0，1，1）的策略组合收敛。
5.2 信息公开力度对博弈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
信息公开力度β分别取0.2、0.5、0.8时，对应的低强度、中强度、高强度环境规制绿色产销博弈系统的演化结果如图3所示。当环境监管部门的信息公开力度较低时（β=0.2），制造商仍会在环境监管部门、零售商的策略影响下选择绿色生产策略，同时环境监管部门与零售商间会形成“积极规制-绿色经营策略”——“消极规制-非绿色经营策略”的周期波动模式。当信息公开力度β提升为中、高强度时，博弈系统形成了向（0，1，1）策略组合发展的演化轨迹。该情景下，零售商因担心受到来自社会公众的企业声誉损失，制造商因避免来自行业领域的订单收入损失，零售商与制造商会共同形成绿色产销策略的策略组合。此时环境监管部门长期处于消极规制策略状态，会助长不良社会风气、造成政府公信力缺失。
5.3 扶持激励系数对博弈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
扶持激励系数θ分别取0.2、0.5、0.8对应环境监管部门对零售商与制造商的低、中、高三级激励水平，得到对应的策略组合演化结果如图4所示。在该模型中，环境监管部门更会倾向于选择消极规制策略。对零售商、制造商间的绿色产销模式而言，中、高强度扶持激励系数有助于二者分别向绿色经营、绿色生产策略演化。当扶持激励系数水平较低时（θ=0.2），零售商与制造商间会形成“制约型”策略选择模式。一方面，当零售商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逐渐降低时，制造商不再担心订单损失致使其选择绿色生产策略的意愿会逐渐降低。另一方面，当制造商选择非绿色生产策略时，零售商亦会担心受到政府规制部门的追责处罚而提升选择绿色经营策略的概率。以此往复，形成了零售商与制造商间的周期性策略演化结果。 6 结论与启示
（1）在环境监管部门的规制策略中，加强行政处罚力度、信息公开力度与扶持激励系数有利于零售商与制造商分别选择绿色经营策略与绿色生产策略，带动绿色供应链的稳定发展。但同时，随着零售商、制造商形成绿色产销策略组合，环境监管部门会因缺乏监管动力、满足环境保护成绩、较低的不履职损失感知而选择消极规制策略，因此同级政府与上级主管部门亟需加强监督监察措施，建立环境倒查追责机制，确保环境规制措施持续有效。（2）由环境规制绿色产销博弈系统演化仿真结果可知，建立引入公众参与的信用监管机制有助于抑制零售商、制造商的非绿色生产经营行为，同时将促使环境监管部门采取积极的规制策略。可以看出，在环境保护方面建立社会共治体系是提升企业绿色认知、破解供应链环境监管难题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抓手。（3）在扶持激励系数对博弈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仿真分析中，研究发现零售商具有因制造商非绿色行为而受到追责处罚感知，同时制造商亦具有因非绿色生产策略会引致订单收入损失感知，因此零售商与制造商在策略选择上存在“制约型”策略博弈。环境监管部门充分利用该项机制将有效提升监管效率，实现监管资源的有效整合与优势互补。
此外，据以上研究结论，结合环境规制实际，充分考虑影响环境规制绿色产销的相关因素，研究认为可从丰富违法处罚举措，加强行政处罚力度;拓宽信息公开渠道，建立社会共治体系;加大降税补贴力度，营造绿色营商环境;实施综合监管手段，杜绝以处罚代替监管现象;建立产销互促机制，实现绿色产业链有序发展等方面推进环境规制下绿色产销有序实施，提升环境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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