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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是一座新的里程碑。如何将十八大精神融会贯通于中国当代政党外交的实践之中，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共同讨论的问题。本文就政党外交同时代与国情的关系，政党外交的新发展，以及政党外交的战略和理论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时代与国情
中国政党外交的目的和宗旨，是要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服务，因而政党外交的实践与发展要同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同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紧密结合，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两大主要潮流。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论断。同时，邓小平是把“和平发展”作为世界两大问题提出来的，而且认为这两大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他没有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没有得出资本主义将发生总危机而成为革命前夜的结论。因此，把握“和平与发展既是时代主题而又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辨证思想十分重要。
“中国模式”“中国主张”和“中国形象”引起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议论。这是好事，表明中国日益强盛。
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因而引发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议论。提出“中国模式”的主张是好意，但在“苏联模式”失败和“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的现今，提出“中国模式”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认为中国要取而代之。从而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模式之争”。然而，“中国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确实无疑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的是“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因此认为“中国道路”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都是错误的。美国学者模仿“华盛顿共识”，提出“北京共识”，已被许多中国学者否定。从“美国梦”复制而来的“中国梦”更不值一提。
“中国主张”主要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主张”日益被世界所了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最近十年来，中国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争取合作共赢，以及有关人类命运与前途和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重大课题，提出积极而具体的“中国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在各种国际和地区组织会议上，中国既展示了大国风范，又显示平等协调的态度。
近年来，“中国形象”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建设，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程。“让世界对中国议论纷纷”是件好事。“议论纷纷”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正面的积极的可以给我们以鼓舞和启示；负面的消极的，只要不是恶意的，我们要耐心地、孜孜不倦地进行释疑工作。这对“中国形象”的建设十分重要。在信息化时代，中国国内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因此，“中国形象”工程，也涉及中国国内问题，尚需花大力气做好工作。
政党外交工作，依据时代精神和国情发展，以服务党和国家大局为宗旨，围绕“中国模式”“中国主张”和“中国形象”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继承与发展
30多年来，政党外交是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不断扩展和取得成就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述，表明政党外交的对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但是，这个表述里留有一顶“帽子”，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还有一条限制，即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不再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作为发展政党关系的前提，同时扩充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表述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我们将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至此，中共在党际交往中，不再区分“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而平等地表述为“各国政党”。
随着形势发展和政党外交工作范围的扩大，对于“四项原则”是否需要修改或增加内容，进行了讨论。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的表述表明，“四项原则”已为国内外所熟悉，因而不必修改，但在贯彻“四项原则”时，可以增加“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内容。
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政党外交的外延和内分涵不断扩大和丰富。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党外交成为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胡锦涛同志十分重视政党外交。他指出，政党外交不仅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这个论断把政党外交提高到同我們党的事业紧密相连的新高度。这就要求政党外交工作，要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服务，要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服务。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党的对外工作九十年暨中联部建部六十年大会上指出，要“紧密结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推进党的对外工作，自觉把党的对外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认识，放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中来谋划，处理好内政和外交的辩证关系”。这赋予了政党外交新的内涵与外延。
第二，政党外交的交流范围和课题不断扩大和深化。世界各国政党按类别，除个别法西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外，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即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发达国家中间党和保守党，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和主张和平与环保的新型政党。以“四项原则”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同上述五类政党都可以建立和发展交流与合作的关系。现在同我们党有交往的政党已经遍及世界各国，总数为16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党。交流范围从国际到国内，从经济到社会涉及各个领域。 第三，参加地区政党会议和建立政党高层或战略对话机制。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政党高层或战略对话，是交流的新形式，受到各方的欢迎。这种交流平台可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政党的战略思路等进行平等自由地交流，达到相互学习和借鉴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已成功主办并多次参加亚洲政党会议，同大国大党的机制化交往格局初步形成。
第四，着重做好对外民间交往工作。人民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基础与特色。党的对外工作一向重视同国外的民间交往，参与统筹民间外交。世界上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对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多种影响，也对一些国际社会活动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出现的新情况，同国内外事单位以及各类民间团体和组织统筹合作，发挥民间交往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
第五，着重做好舆情工作。近年来，我们始终努力构建党的对外信息传播的立体平台，在做好公众外交的基础上，还积极做外国媒体工作，宣传我们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成就，广泛介绍我们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真诚愿望，向国际社会展现我们党改革、开放、民主、进步和创新的良好国际形象。这也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们党的了解、尊重和认同。目前看来，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认知已经有了发展和深化，党的国际影响显著提高。
第六，经济和民生问题的交流成为重要课题。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主，是我们党和许多国家执政党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政党外交工作多年来，格外注重同外国政党领导和各界政要交流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在政党高层交往中，共克时艰、共谋发展成为最重要主题。在接待和出访中，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外国党政领导人深入交流，不仅深化政治互信，而且直接促成了一系列重大经贸问题的解决。通过党际交流渠道为对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绩。在组织地方党委领导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出访活动中，有针对性地安排经贸活动，有效促进了地区重点经济领域的合作。
第七，增强生态文明的国际交流。党的十八大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遵循党的十八大这一精神，中国包括政党外交在内的总体外交也把生态文明作为国际交流的一个极为重要课题。然而，生态文明的国际交流存在一种复杂的局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发展经济是第一需要。而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强制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来治理环境。这已成为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之一。因此，在国际交流中，中国应继续按照国际社会达成的“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同发达国家进行交流和协商，并为“全球生态安全”承担责任。同时，中国也应实事求是地承认所面临的“资源约束趋势、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并说明中国多年来在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远景规划。就政党交流和民间交流来说，我们多年来也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界和学界就环境治理问题进行了专题交流、考察和研讨，成效显著。
战略与理论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政党外交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新途径和新机制，加强战略思维和理论研究。
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统领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面工作，当然也包括党的对外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并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使政党外交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要求党的对外工作注重科学谋划，注重科学性和实效性。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规律的研究和把握，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探索新形势下政党外交的新思路。
第二，突出战略思维。政党外交工作要研究世界大局的新变化和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新情况。提供中国在“战略机遇期”对国际环境的预测和应对方针。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大国都在调整内外战略，各国主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是各国战略调整的主导者。政党外交较少参与具体外交事务，重点放在同各国政党交流有关大国或大国集团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及思路。我们应研究各大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和新兴大国政治生态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与特点。
第三，加强对外国政党治党治国理政经验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一要实事求是，二要为我所用，三要延伸到具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如经济管理、市场管理、金融管理和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就业保障、养老保障、社会稳定体制；教育和科技创新体制；公务员管理和反对贪腐体制。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基础上，要同世界各类政党交流经济和社会管理经验，相互学习和借鉴，既不能自卑也要警惕自大。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
第四，深入研究世界政黨政治生态和政党格局的新变化。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形势，世界各种类型政党都在调整战略和方针政策。一些政党衰落，另一些政党兴起。要深入研究和思考世界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加深对我们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在新形势下，西方国家政党格局有很大的变化，但组成政党和政党活动的基本要素依然存在，政党政治的政治环境依然存在，不能笼统地说西方国家的政党都已衰落，也不能笼统地说西方政党只搞选举而完全不顾百姓死活。西方国家各类政党代表各自国家的不同阶级或阶层，完全不顾民生问题也是会站不住脚的。我们党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同西方执政党不同，我们也不搞政党轮替。但是作为执政党我们同西方政党共同面临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挑战，都有共同发展经济和加强社会管理和进行变革创新的任务。30多年来，我们党同世界各类政党进行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所以能顺利进行交流，就在于我们党同包括西方国家政党在内的各国政党既有不同点，也有共同点。不能把我们党等同于西方政党，但也不能说我们党是“与西方政党完全不同的执政党”。 第五，认真总结建党90年来和执政60多年的经验与教训。党的对外工作要继往开来，就要认真总结从建党以来90多年的党的对外交往，也要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60多年的政党外交的经验与教训。探求规律性，上升为理论。90年与60年的经验与教训，要从建党开始同共产国际的关系算起。最重要的一点是“独立自主”。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到反对苏共指挥棒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独立自主”贯穿始终。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道路自信、理念自信和制度自信，表明中国坚持走自己道路不动摇。
第六，研究“两种制度”和超越 “两制”。做好政党外交工作，就要对“两种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继封建主义社会之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把世界文明带到一个新的高点。但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法摆脱的根本矛盾，不断发生危机。二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做了一些试验，因而也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社会主义新因素”。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进入了新的探索时期，中共提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會主义道路和理论，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表明，资本主义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基本矛盾充分暴露。但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临近灭亡。当代资本主义仍有活力，有自我修复能力。新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正在探索“新资本主义”。
同时，我们要超越“两制”的固定概念。世上许多国家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社会中有资本主义因素。
第七，研究国际思潮的发展变化。国际思潮同各国各类政党格局变化密切相关。近年来，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泛滥，保守主义势力上升。但是潮起潮落，国际思潮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国际思潮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和相互制约的。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的时期，拉美国家左翼思潮却迅速发展。
第八，政党外交研究要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作出贡献。多年来，有关学术机构和职能机关对发展中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贡献。但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立尚需继续不断努力。其中一种倾向就是“食洋不化”，把西方理论介绍和引进过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照搬。因此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任重道远。政党外交的理论研究要为此作出贡献。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丹丹）
时代与国情
中国政党外交的目的和宗旨，是要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服务，因而政党外交的实践与发展要同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同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紧密结合，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两大主要潮流。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论断。同时，邓小平是把“和平发展”作为世界两大问题提出来的，而且认为这两大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他没有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没有得出资本主义将发生总危机而成为革命前夜的结论。因此，把握“和平与发展既是时代主题而又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辨证思想十分重要。
“中国模式”“中国主张”和“中国形象”引起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议论。这是好事，表明中国日益强盛。
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因而引发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议论。提出“中国模式”的主张是好意，但在“苏联模式”失败和“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的现今，提出“中国模式”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认为中国要取而代之。从而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模式之争”。然而，“中国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确实无疑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的是“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因此认为“中国道路”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都是错误的。美国学者模仿“华盛顿共识”，提出“北京共识”，已被许多中国学者否定。从“美国梦”复制而来的“中国梦”更不值一提。
“中国主张”主要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主张”日益被世界所了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最近十年来，中国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争取合作共赢，以及有关人类命运与前途和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重大课题，提出积极而具体的“中国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在各种国际和地区组织会议上，中国既展示了大国风范，又显示平等协调的态度。
近年来，“中国形象”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建设，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程。“让世界对中国议论纷纷”是件好事。“议论纷纷”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正面的积极的可以给我们以鼓舞和启示；负面的消极的，只要不是恶意的，我们要耐心地、孜孜不倦地进行释疑工作。这对“中国形象”的建设十分重要。在信息化时代，中国国内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因此，“中国形象”工程，也涉及中国国内问题，尚需花大力气做好工作。
政党外交工作，依据时代精神和国情发展，以服务党和国家大局为宗旨，围绕“中国模式”“中国主张”和“中国形象”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继承与发展
30多年来，政党外交是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不断扩展和取得成就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述，表明政党外交的对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但是，这个表述里留有一顶“帽子”，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还有一条限制，即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不再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作为发展政党关系的前提，同时扩充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表述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我们将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至此，中共在党际交往中，不再区分“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而平等地表述为“各国政党”。
随着形势发展和政党外交工作范围的扩大，对于“四项原则”是否需要修改或增加内容，进行了讨论。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的表述表明，“四项原则”已为国内外所熟悉，因而不必修改，但在贯彻“四项原则”时，可以增加“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内容。
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政党外交的外延和内分涵不断扩大和丰富。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党外交成为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胡锦涛同志十分重视政党外交。他指出，政党外交不仅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这个论断把政党外交提高到同我們党的事业紧密相连的新高度。这就要求政党外交工作，要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服务，要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服务。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党的对外工作九十年暨中联部建部六十年大会上指出，要“紧密结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推进党的对外工作，自觉把党的对外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认识，放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中来谋划，处理好内政和外交的辩证关系”。这赋予了政党外交新的内涵与外延。
第二，政党外交的交流范围和课题不断扩大和深化。世界各国政党按类别，除个别法西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外，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即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发达国家中间党和保守党，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和主张和平与环保的新型政党。以“四项原则”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同上述五类政党都可以建立和发展交流与合作的关系。现在同我们党有交往的政党已经遍及世界各国，总数为16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党。交流范围从国际到国内，从经济到社会涉及各个领域。 第三，参加地区政党会议和建立政党高层或战略对话机制。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政党高层或战略对话，是交流的新形式，受到各方的欢迎。这种交流平台可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政党的战略思路等进行平等自由地交流，达到相互学习和借鉴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已成功主办并多次参加亚洲政党会议，同大国大党的机制化交往格局初步形成。
第四，着重做好对外民间交往工作。人民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基础与特色。党的对外工作一向重视同国外的民间交往，参与统筹民间外交。世界上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对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多种影响，也对一些国际社会活动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出现的新情况，同国内外事单位以及各类民间团体和组织统筹合作，发挥民间交往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
第五，着重做好舆情工作。近年来，我们始终努力构建党的对外信息传播的立体平台，在做好公众外交的基础上，还积极做外国媒体工作，宣传我们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成就，广泛介绍我们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真诚愿望，向国际社会展现我们党改革、开放、民主、进步和创新的良好国际形象。这也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们党的了解、尊重和认同。目前看来，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认知已经有了发展和深化，党的国际影响显著提高。
第六，经济和民生问题的交流成为重要课题。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主，是我们党和许多国家执政党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政党外交工作多年来，格外注重同外国政党领导和各界政要交流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在政党高层交往中，共克时艰、共谋发展成为最重要主题。在接待和出访中，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外国党政领导人深入交流，不仅深化政治互信，而且直接促成了一系列重大经贸问题的解决。通过党际交流渠道为对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绩。在组织地方党委领导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出访活动中，有针对性地安排经贸活动，有效促进了地区重点经济领域的合作。
第七，增强生态文明的国际交流。党的十八大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遵循党的十八大这一精神，中国包括政党外交在内的总体外交也把生态文明作为国际交流的一个极为重要课题。然而，生态文明的国际交流存在一种复杂的局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发展经济是第一需要。而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强制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来治理环境。这已成为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之一。因此，在国际交流中，中国应继续按照国际社会达成的“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同发达国家进行交流和协商，并为“全球生态安全”承担责任。同时，中国也应实事求是地承认所面临的“资源约束趋势、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并说明中国多年来在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远景规划。就政党交流和民间交流来说，我们多年来也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界和学界就环境治理问题进行了专题交流、考察和研讨，成效显著。
战略与理论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政党外交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新途径和新机制，加强战略思维和理论研究。
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统领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面工作，当然也包括党的对外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并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使政党外交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要求党的对外工作注重科学谋划，注重科学性和实效性。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规律的研究和把握，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探索新形势下政党外交的新思路。
第二，突出战略思维。政党外交工作要研究世界大局的新变化和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新情况。提供中国在“战略机遇期”对国际环境的预测和应对方针。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大国都在调整内外战略，各国主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是各国战略调整的主导者。政党外交较少参与具体外交事务，重点放在同各国政党交流有关大国或大国集团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及思路。我们应研究各大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和新兴大国政治生态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与特点。
第三，加强对外国政党治党治国理政经验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一要实事求是，二要为我所用，三要延伸到具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如经济管理、市场管理、金融管理和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就业保障、养老保障、社会稳定体制；教育和科技创新体制；公务员管理和反对贪腐体制。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基础上，要同世界各类政党交流经济和社会管理经验，相互学习和借鉴，既不能自卑也要警惕自大。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
第四，深入研究世界政黨政治生态和政党格局的新变化。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形势，世界各种类型政党都在调整战略和方针政策。一些政党衰落，另一些政党兴起。要深入研究和思考世界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加深对我们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在新形势下，西方国家政党格局有很大的变化，但组成政党和政党活动的基本要素依然存在，政党政治的政治环境依然存在，不能笼统地说西方国家的政党都已衰落，也不能笼统地说西方政党只搞选举而完全不顾百姓死活。西方国家各类政党代表各自国家的不同阶级或阶层，完全不顾民生问题也是会站不住脚的。我们党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同西方执政党不同，我们也不搞政党轮替。但是作为执政党我们同西方政党共同面临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挑战，都有共同发展经济和加强社会管理和进行变革创新的任务。30多年来，我们党同世界各类政党进行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所以能顺利进行交流，就在于我们党同包括西方国家政党在内的各国政党既有不同点，也有共同点。不能把我们党等同于西方政党，但也不能说我们党是“与西方政党完全不同的执政党”。 第五，认真总结建党90年来和执政60多年的经验与教训。党的对外工作要继往开来，就要认真总结从建党以来90多年的党的对外交往，也要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60多年的政党外交的经验与教训。探求规律性，上升为理论。90年与60年的经验与教训，要从建党开始同共产国际的关系算起。最重要的一点是“独立自主”。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到反对苏共指挥棒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独立自主”贯穿始终。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道路自信、理念自信和制度自信，表明中国坚持走自己道路不动摇。
第六，研究“两种制度”和超越 “两制”。做好政党外交工作，就要对“两种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继封建主义社会之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把世界文明带到一个新的高点。但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法摆脱的根本矛盾，不断发生危机。二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做了一些试验，因而也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社会主义新因素”。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进入了新的探索时期，中共提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會主义道路和理论，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表明，资本主义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基本矛盾充分暴露。但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临近灭亡。当代资本主义仍有活力，有自我修复能力。新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正在探索“新资本主义”。
同时，我们要超越“两制”的固定概念。世上许多国家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社会中有资本主义因素。
第七，研究国际思潮的发展变化。国际思潮同各国各类政党格局变化密切相关。近年来，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泛滥，保守主义势力上升。但是潮起潮落，国际思潮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国际思潮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和相互制约的。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的时期，拉美国家左翼思潮却迅速发展。
第八，政党外交研究要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作出贡献。多年来，有关学术机构和职能机关对发展中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贡献。但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立尚需继续不断努力。其中一种倾向就是“食洋不化”，把西方理论介绍和引进过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照搬。因此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任重道远。政党外交的理论研究要为此作出贡献。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