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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定是歌谣之乡，《正定歌谣》是关于正定民间口头文学的成果集。《正定歌谣》的出版难点反映了民间文艺出版存在的一些问题，民间文艺出版机构要勇担重任，争取政策和項目资金支持;深入调研，关注优秀作者的发现和培养;推进融合出版，引发读者共鸣，进而加强民间文艺的出版、研究、宣传工作，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关 键 词】《正定歌谣》;歌谣;口头文学;民间文艺出版
【作者单位】闫铮，山西大同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8.027
做好民间文艺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1]。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扎实做好民间文艺出版工作具有深远意义。
正定是歌谣之乡，《正定歌谣》是关于正定民间口头文学的成果集。该书将具有民间传统文化特色的正定歌谣汇编成册，展示了过去当地人们在生活中的场景及感悟，知识产权出版社于2020年5月出版发行了该书的第1版。编写者宋荣琴走遍了正定县的一百多个村庄，记录整理近两千首作品，《正定歌谣》就是这些作品的成果集，包括正定歌谣、童谣、谜语、故事及正定小调等多种题材的作品，可以说，该书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文化自觉价值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需要文艺工作者以及相关出版机构，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投入到兴文化的相关工作中。
一、《正定歌谣》体现了编写者及各单位的文化自觉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阶段新发展，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也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文艺工作者和各单位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正定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千年古城。除了拥有众多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名人，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其中竹马、八大碗等已经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定的民间歌谣是正定地域文化、风土民情的表现，古老的歌谣形式多样，口头文学更是体现了独特的民间生活韵味。由于口头文学只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流传下来，有些作品的真实作者无从考证，也没有文字记载，但这些作品是劳苦大众的智慧结晶，体现了他们的心声。搜集整理歌谣具有深远意义，需要秉持文化自觉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正定歌谣》的编写者宋荣琴是正定县人，她是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石家庄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被《中国微型诗》《太行文学》《正定风采》《中华风采》等刊录，获得“2013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提名奖，以及“河北省民间文艺搜集整理三杰”称号，被评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正定县2013年度榜样人物”，燕赵都市报还称她为“民谣守护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宋荣琴的真实写照。多年来，宋荣琴自费走街串巷，挖掘整理口头文学，对民间优秀传统歌谣具有高度的热爱之情和抢救保护意识。她只要听说谁会唱歌谣、念民谣，就会主动登门拜访，几乎跑遍了正定城及其下属的各个乡镇，收集了五六百位中老年人的几千首歌谣。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长袁学骏为《正定歌谣》作序时评价，宋荣琴是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集成高潮后出现的一位歌谣艺术志愿者，是一位一切自愿、一切自费、一切自己动手而无怨无悔的文化奉献者，是许多古老歌谣和现代歌谣精品的拯救者，是一位接地气的艺海拾贝人。宋荣琴坦言，搜集歌谣是一个耗时耗力的活儿，为了把搜集到的歌谣整理成电子文本，熬夜是常态——“甚至几乎告别了电视，更别说串门、逛市了”。由于方言口语的复杂性，整理一首歌谣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久而久之，宋荣琴落下了颈椎病，视力也大幅下降，但她始终用心聆听着歌谣，用疲惫的双脚丈量着寻歌之路[2]。
《正定歌谣》一书内容丰富，将入卷的歌谣分在《生活歌》《情歌》《时政歌》《宝卷歌》《儿歌》《正定风清歌》《游戏歌》《其他》《谜语》九个篇章，容量很大。比如，《正定农谣》用传统十二月的形式“唱”出了一年到头怎样耕种收获的流程，富有农事知识科普性，《小二姐》揭露了过去妇女生活的苦难;一批革命歌谣、红色歌谣具有强烈的民族正气，一批精短幽默的劝善、劝孝、劝学歌谣温暖人心……书中的大小作品体现了正定县固有的风土人情，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歌谣更是生活韵味十足。宋荣琴尽可能地选择最接近方言土语本意的字词，还采用注释的方式对方言和疑似有误的地方做了解释。比如，方言“耍瓜”，是利索之意。又如包含农事知识的方言“擦子”，意思是在打耙过后的土地上，用于磨碎土和找平的农具。同时，宋荣琴在书中标注了歌谣讲唱者的名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歌谣的采集时间、地点等，我们可以看到，在书中，不乏无名氏、不识字、八九十岁高龄等讲唱者的歌谣作品。从这些细节来看，《正定歌谣》是一项集知识性、实践性于一体的复杂性工程，其成书过程蕴含了编著者的辛勤劳动和成稿智慧。
此外，该书问世得到了当时的正定文化馆、石家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2]。可以说，多方文化自觉成就了该书的出版，该书不仅为民间文学工作者提供了研究素材，也促进了话语研究的反思，体现了图书的应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二、《正定歌谣》的出版反映了民间文艺出版存在的问题
1.搜集整理工作有难度
民间文学整理出版是一项繁杂、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正定歌谣》的前期搜集整理工作难度较大。
第一，书中内容不是查阅材料所得，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来，是编写者宋荣琴基于多年大量的田野调查，积累了第一手丰富资料而得来。多年来，宋荣琴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投入民间文化拾遗中，她走过一百多个村庄，搜集记录工作有的时候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有的时候在农家院舍，她只要听说谁会唱歌谣、念歌谣，就主动登门拜访，当然也难免有白跑腿费工夫的时候[2]，由此可见，《正定歌谣》相关内容的搜集工作是非常耗时间、费心力的。 第二，古老的歌谣形式多样，简单易记，虽然吟咏起来朗朗上口，但很多字词都是方言。采录歌谣信息一般要完整地记录讲述者的语言内容（有些还是以歌唱形式表达的），再根据内容整理成文字。并且，歌谣的采录工作要有一定的语境。采录信息包括讲述者、采录者（含整理者）、采录时间、采录地点，是语境信息的必要组成部分[3]。由于被访者大多年龄较大又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个别处咬字不清，整理的时候又要合辙押韵，工作量大，难度也大。
2.编写者可遇不可求
正定歌谣大量采用地方语言和俗语，内容涉及面广泛，在对歌谣搜集、采录的同时，还要对歌谣进行遴选、分类，这非常考验采录人的专业水准和人文素养，对编写者的综合素养也有一定要求。宋荣琴在这方面具有三个优势，可以说是《正定歌谣》最合适的编写者。一是热爱文学。宋荣琴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公开发表过作品，并多次在征文大赛中获奖，具有扎实的文学功底。二是熟悉民俗。宋荣琴是正定人，熟悉正定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能够精准解释正定歌谣中不好理解的俗语内容，并且使得相关解释具有民俗性。三是担当精神。有志者事竟成，袁學骏认为，“宋荣琴为歌手们当了秘书，也当了正定民俗文化的抢救者、传承人”。
3.融合出版有限
《正定歌谣》可以说是歌词集。因为歌者对音乐专业领域不熟悉，尽管会唱，但是难以写出曲子;对于那些以歌唱形式流传的作品，很多歌者留有录音材料，但这些录音材料还未被很好地利用起来。整体来看，该书融合出版的可操作空间有限。但笔者认为，以后有机会，可以将有限的操作空间向无限拓展，比如修订内容再谱曲，实现数字出版。
4.缺少支持帮助
《正定歌谣》前期搜集整理工作缺少外部支持帮助。一是缺少经费，宋荣琴在前言中说为此付出了多年的积蓄。二是缺少团队合作，前期的各种搜集整理工作几乎是由宋荣琴一个人完成的。三是缺少系统宣传。《正定歌谣》出版后，尽管有一些公开的宣传报道，但整体上不够深入，缺少对该书的探讨、研究。《正定歌谣》研究、宣传不足使得作品本身潜在的学术价值没有被广泛关注。
三、以民间文艺出版助力民间文艺工作发展
新时代，民间文艺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在乡村振兴等领域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民间文艺工作要顺利推进，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艺出版大有可为。
1.勇担重任，争取政策和项目资金支持
邱运华先生说，若政府和相关团体再不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那些散落民间的“活化石”将彻底从人类文化的坐标系上消失[4]。为此，出版机构要行动起来，主动作为，联合各级单位，为民间文艺工作的发展搭桥铺路。目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定的重大项目——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工程正在实施，此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其他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抢救工作也在积极开展。出版机构应结合自身业务优势，精准对接各单位各部门，策划选题，争取项目资金支持。
2.深入调研，关注优秀作者的发现和培养
民间文艺出版的编写者稀缺，特别是《正定歌谣》这类口头文学搜集整理成果集的编写者更是可遇不可求。出版机构要深入群众，广泛调研，及时发现这类作者，关心他们的工作情况，给予支持帮助，协助他们完成出版前期工作，促成出版。一方面，积蓄优秀作者的力量，是出版机构发展的切实要求，体现了出版机构的社会担当，是实现出版机构社会效益的有力抓手。另一方面，出版品牌凝结着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持续不断地发现和培养优秀作者能够提升出版品牌的价值。
3.推进融合出版，引发读者共鸣
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新的期待，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5]。因此，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出版机构应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出版产品。融合出版时代，民间文艺出版有了多元化发展的可能，可以多种形式的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比如，《正定歌谣》结合音频、视频等方式呈现内容，可以让民俗类文学变得更加生动、真实、立体化。总体来看，具有融合出版元素的民间文艺出版，可让读者产生共鸣，激发他们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借助多形式的融合出版，出版机构能够为民间文艺工作的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4.加强民间文艺的研究、宣传工作
出版机构在学术研讨、图书宣传工作上有丰富的经验，但未来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工作。一是提高对民间文艺出版的认识，提升民间文艺出版的价值。出版机构可以联合各机构、各单位，结合图书选题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挖掘民间文艺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内涵，拓展民间文艺的学术研究空间。二是加大对相关读物的开发及推广力度，以新媒体为依托，做好民间文艺出版物的宣传工作，让民间文艺出版事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郑土有. 强本固体，发挥民间文艺的独特作用[N]. 文艺报，2020-12-25.
[2]宋荣琴. 正定歌谣[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
[3]黄涛. 采录和书写俗语的语境：新时期俗语搜集整理的学术准则——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卷》编纂为重点的讨论[J]. 民俗研究，2021（1）：118-132+158-159.
[4]郭超. 民间文学再不抢救，今后就没有了——邱运华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N]. 光明日报，2017-04-08.
[5]王岩，秦志龙. 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J]. 红旗文稿，2018（18）：25-27.
【关 键 词】《正定歌谣》;歌谣;口头文学;民间文艺出版
【作者单位】闫铮，山西大同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8.027
做好民间文艺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1]。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扎实做好民间文艺出版工作具有深远意义。
正定是歌谣之乡，《正定歌谣》是关于正定民间口头文学的成果集。该书将具有民间传统文化特色的正定歌谣汇编成册，展示了过去当地人们在生活中的场景及感悟，知识产权出版社于2020年5月出版发行了该书的第1版。编写者宋荣琴走遍了正定县的一百多个村庄，记录整理近两千首作品，《正定歌谣》就是这些作品的成果集，包括正定歌谣、童谣、谜语、故事及正定小调等多种题材的作品，可以说，该书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文化自觉价值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需要文艺工作者以及相关出版机构，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投入到兴文化的相关工作中。
一、《正定歌谣》体现了编写者及各单位的文化自觉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阶段新发展，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也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文艺工作者和各单位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正定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千年古城。除了拥有众多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名人，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其中竹马、八大碗等已经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定的民间歌谣是正定地域文化、风土民情的表现，古老的歌谣形式多样，口头文学更是体现了独特的民间生活韵味。由于口头文学只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流传下来，有些作品的真实作者无从考证，也没有文字记载，但这些作品是劳苦大众的智慧结晶，体现了他们的心声。搜集整理歌谣具有深远意义，需要秉持文化自觉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正定歌谣》的编写者宋荣琴是正定县人，她是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石家庄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被《中国微型诗》《太行文学》《正定风采》《中华风采》等刊录，获得“2013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提名奖，以及“河北省民间文艺搜集整理三杰”称号，被评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正定县2013年度榜样人物”，燕赵都市报还称她为“民谣守护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宋荣琴的真实写照。多年来，宋荣琴自费走街串巷，挖掘整理口头文学，对民间优秀传统歌谣具有高度的热爱之情和抢救保护意识。她只要听说谁会唱歌谣、念民谣，就会主动登门拜访，几乎跑遍了正定城及其下属的各个乡镇，收集了五六百位中老年人的几千首歌谣。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长袁学骏为《正定歌谣》作序时评价，宋荣琴是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集成高潮后出现的一位歌谣艺术志愿者，是一位一切自愿、一切自费、一切自己动手而无怨无悔的文化奉献者，是许多古老歌谣和现代歌谣精品的拯救者，是一位接地气的艺海拾贝人。宋荣琴坦言，搜集歌谣是一个耗时耗力的活儿，为了把搜集到的歌谣整理成电子文本，熬夜是常态——“甚至几乎告别了电视，更别说串门、逛市了”。由于方言口语的复杂性，整理一首歌谣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久而久之，宋荣琴落下了颈椎病，视力也大幅下降，但她始终用心聆听着歌谣，用疲惫的双脚丈量着寻歌之路[2]。
《正定歌谣》一书内容丰富，将入卷的歌谣分在《生活歌》《情歌》《时政歌》《宝卷歌》《儿歌》《正定风清歌》《游戏歌》《其他》《谜语》九个篇章，容量很大。比如，《正定农谣》用传统十二月的形式“唱”出了一年到头怎样耕种收获的流程，富有农事知识科普性，《小二姐》揭露了过去妇女生活的苦难;一批革命歌谣、红色歌谣具有强烈的民族正气，一批精短幽默的劝善、劝孝、劝学歌谣温暖人心……书中的大小作品体现了正定县固有的风土人情，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歌谣更是生活韵味十足。宋荣琴尽可能地选择最接近方言土语本意的字词，还采用注释的方式对方言和疑似有误的地方做了解释。比如，方言“耍瓜”，是利索之意。又如包含农事知识的方言“擦子”，意思是在打耙过后的土地上，用于磨碎土和找平的农具。同时，宋荣琴在书中标注了歌谣讲唱者的名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歌谣的采集时间、地点等，我们可以看到，在书中，不乏无名氏、不识字、八九十岁高龄等讲唱者的歌谣作品。从这些细节来看，《正定歌谣》是一项集知识性、实践性于一体的复杂性工程，其成书过程蕴含了编著者的辛勤劳动和成稿智慧。
此外，该书问世得到了当时的正定文化馆、石家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2]。可以说，多方文化自觉成就了该书的出版，该书不仅为民间文学工作者提供了研究素材，也促进了话语研究的反思，体现了图书的应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二、《正定歌谣》的出版反映了民间文艺出版存在的问题
1.搜集整理工作有难度
民间文学整理出版是一项繁杂、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正定歌谣》的前期搜集整理工作难度较大。
第一，书中内容不是查阅材料所得，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来，是编写者宋荣琴基于多年大量的田野调查，积累了第一手丰富资料而得来。多年来，宋荣琴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投入民间文化拾遗中，她走过一百多个村庄，搜集记录工作有的时候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有的时候在农家院舍，她只要听说谁会唱歌谣、念歌谣，就主动登门拜访，当然也难免有白跑腿费工夫的时候[2]，由此可见，《正定歌谣》相关内容的搜集工作是非常耗时间、费心力的。 第二，古老的歌谣形式多样，简单易记，虽然吟咏起来朗朗上口，但很多字词都是方言。采录歌谣信息一般要完整地记录讲述者的语言内容（有些还是以歌唱形式表达的），再根据内容整理成文字。并且，歌谣的采录工作要有一定的语境。采录信息包括讲述者、采录者（含整理者）、采录时间、采录地点，是语境信息的必要组成部分[3]。由于被访者大多年龄较大又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个别处咬字不清，整理的时候又要合辙押韵，工作量大，难度也大。
2.编写者可遇不可求
正定歌谣大量采用地方语言和俗语，内容涉及面广泛，在对歌谣搜集、采录的同时，还要对歌谣进行遴选、分类，这非常考验采录人的专业水准和人文素养，对编写者的综合素养也有一定要求。宋荣琴在这方面具有三个优势，可以说是《正定歌谣》最合适的编写者。一是热爱文学。宋荣琴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公开发表过作品，并多次在征文大赛中获奖，具有扎实的文学功底。二是熟悉民俗。宋荣琴是正定人，熟悉正定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能够精准解释正定歌谣中不好理解的俗语内容，并且使得相关解释具有民俗性。三是担当精神。有志者事竟成，袁學骏认为，“宋荣琴为歌手们当了秘书，也当了正定民俗文化的抢救者、传承人”。
3.融合出版有限
《正定歌谣》可以说是歌词集。因为歌者对音乐专业领域不熟悉，尽管会唱，但是难以写出曲子;对于那些以歌唱形式流传的作品，很多歌者留有录音材料，但这些录音材料还未被很好地利用起来。整体来看，该书融合出版的可操作空间有限。但笔者认为，以后有机会，可以将有限的操作空间向无限拓展，比如修订内容再谱曲，实现数字出版。
4.缺少支持帮助
《正定歌谣》前期搜集整理工作缺少外部支持帮助。一是缺少经费，宋荣琴在前言中说为此付出了多年的积蓄。二是缺少团队合作，前期的各种搜集整理工作几乎是由宋荣琴一个人完成的。三是缺少系统宣传。《正定歌谣》出版后，尽管有一些公开的宣传报道，但整体上不够深入，缺少对该书的探讨、研究。《正定歌谣》研究、宣传不足使得作品本身潜在的学术价值没有被广泛关注。
三、以民间文艺出版助力民间文艺工作发展
新时代，民间文艺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在乡村振兴等领域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民间文艺工作要顺利推进，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艺出版大有可为。
1.勇担重任，争取政策和项目资金支持
邱运华先生说，若政府和相关团体再不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那些散落民间的“活化石”将彻底从人类文化的坐标系上消失[4]。为此，出版机构要行动起来，主动作为，联合各级单位，为民间文艺工作的发展搭桥铺路。目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定的重大项目——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工程正在实施，此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其他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抢救工作也在积极开展。出版机构应结合自身业务优势，精准对接各单位各部门，策划选题，争取项目资金支持。
2.深入调研，关注优秀作者的发现和培养
民间文艺出版的编写者稀缺，特别是《正定歌谣》这类口头文学搜集整理成果集的编写者更是可遇不可求。出版机构要深入群众，广泛调研，及时发现这类作者，关心他们的工作情况，给予支持帮助，协助他们完成出版前期工作，促成出版。一方面，积蓄优秀作者的力量，是出版机构发展的切实要求，体现了出版机构的社会担当，是实现出版机构社会效益的有力抓手。另一方面，出版品牌凝结着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持续不断地发现和培养优秀作者能够提升出版品牌的价值。
3.推进融合出版，引发读者共鸣
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新的期待，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5]。因此，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出版机构应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出版产品。融合出版时代，民间文艺出版有了多元化发展的可能，可以多种形式的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比如，《正定歌谣》结合音频、视频等方式呈现内容，可以让民俗类文学变得更加生动、真实、立体化。总体来看，具有融合出版元素的民间文艺出版，可让读者产生共鸣，激发他们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借助多形式的融合出版，出版机构能够为民间文艺工作的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4.加强民间文艺的研究、宣传工作
出版机构在学术研讨、图书宣传工作上有丰富的经验，但未来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工作。一是提高对民间文艺出版的认识，提升民间文艺出版的价值。出版机构可以联合各机构、各单位，结合图书选题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挖掘民间文艺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内涵，拓展民间文艺的学术研究空间。二是加大对相关读物的开发及推广力度，以新媒体为依托，做好民间文艺出版物的宣传工作，让民间文艺出版事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郑土有. 强本固体，发挥民间文艺的独特作用[N]. 文艺报，2020-12-25.
[2]宋荣琴. 正定歌谣[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
[3]黄涛. 采录和书写俗语的语境：新时期俗语搜集整理的学术准则——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卷》编纂为重点的讨论[J]. 民俗研究，2021（1）：118-132+158-159.
[4]郭超. 民间文学再不抢救，今后就没有了——邱运华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N]. 光明日报，2017-04-08.
[5]王岩，秦志龙. 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J]. 红旗文稿，2018（18）：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