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改革先锋、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长期隐姓埋名、驻守大漠，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金怡濂，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还有梁思礼、周尧和、王越以及周南、资中筠……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用毕生诠释了“勤朴忠诚”，使得他们与一所学校和一段苦难紧紧联系在一起。1937—1945年，他们先后就读于天津耀华学校，师从于赵天麟、田崇厚、何作艇、刘迪生、钱伟长、骆公权、王守惠、何学师、张肖虎等名师。为什么这样一所学校在那个年代，能造就如此一批忠于祖国、服务人民、勇于献身的共和国“脊梁”？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耀华校史资料、求教于耀华师友，力求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建校初期光耀中华的爱国宗旨
　　1.耀华学校建校之初的筚路蓝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与压迫之下，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天津更是首当其冲，大大小小的租借地犬牙交错地遍布城区。天津租界地区的学校基本都是殖民色彩浓厚的教会学校，这些学校虽然有着良好的教育条件，可办学宗旨却蕴含着为帝国主义列强培养在华代理人的思想，对国人子女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有相当的不良影响。随着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国人的思想、民族的意识进一步觉醒，在租界地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学校不但十分必要，更是一场文化的斗争。根据《天津耀华学校记》记载，“原夫立校之初，盖庄君乐峰以英吉利租借地内侨居国人极众，顾无中小学之设，子弟就学远赴数里或十里外，盛暑祁寒，恒苦弗便。且英人已校而我独无，尤以为愧。”为争取国人子弟上学的权益，于1926年11月，由庄乐峰先生出面，向英租界工部局提出筹建中国人学校的要求，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得到了租界当局的同意。1927年4月，由中国人集资办的中国人自己的学校，在戈登道租房数间，定名为“天津公学”（即耀华中学前身）。至1935年，校舍、实验室、礼堂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1938年完成了体育馆和图书馆的建设，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善的中等学校。1933年10月，经教育部核准立案，改名为“河北省私立耀华初级中学”。1934年1月4日，小学部经天津市教育局核准立案，改名为“天津市耀华小学校”。1934年9月，经教育部核准，定名为“河北省私立耀华中学校”，取光耀中华之意，学校始称“耀华学校”。自此，以“光耀中华”为己任的耀华学校宣告成立了。1944届毕业生陈克潜回忆，“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租界中树立起‘光耀中华’的旗帜，造福桑梓，教育兴邦，网罗名师，教书育人。”
　　2.耀华学校始终秉承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建校初期的耀华学校延揽人才，广聘名师，一时人才荟萃。除了聘请有留学哈佛大学背景的赵天麟先生作为校长外，还聘请了很多接受过顶尖教育的先生作为教师，如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的骆公权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曾被西南联大邀请做中国文学系助教的闻一多先生的高徒王守惠先生，此外还有田崇厚、何作艇、刘迪生、张肖虎等清华高材生。赵天麟作为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北洋大学校长，长期接受先进的教育思想熏陶，回国后吸取西方的现代教育思想中的先进、适合中国学生成长的部分，据此所确立的中西结合的教育理念无疑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据1945届毕业生孙金铎回忆，“耀华课程设置齐全，许多科目初、高中重复设置或连续设置，而教学内容均为从浅入深，分梯次逐步提高深入。”从小学开始到中学一直坚持开设国文、算学、英语、音乐、美术、公民几门课程，小学还开设有自然课、中学开设有地理、历史、生物课。耀华学校早年的课程设置与现在耀华中学的课程设置有高度相似性。在近一个世纪前有这样的想法并将其践行，无疑是高瞻远瞩的，对促使学生更好地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推动其思想观念的进步作用不可估量。
　　3.确立“勤朴忠诚”的教育思想。1934年7月1日，赵天麟接任耀华学校校长一职，成为了耀华学校的第三任校长。耀华学校自身学风、校园文化的建设自赵校长得以确立。赵天麟上任后，为了扬光耀中华之志，学校确定了校旗、校色和校训。校旗为红色，并用英文校名TKH做成蓝色盾形，绕以华文校名，校色用红、蓝，校训定为勤朴忠诚，校标为盾牌，谱写了校歌，撰写了校志铭。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校训，教导学生要“勤于学，朴于事，忠于国，诚于心”，其内包含的爱国育人思想喷涌而出。在耀华学校建立十周年时，庄乐峰先生在学校办学方针陈述中对所培养的学生提出的希望“至属于品德者，守勤朴忠诚之训，振礼义廉耻之维，而勤朴尤养成忠诚之基，不可因平易而忽者也。”很多校友老年时回忆起来，都无法忘记校训对于其一生的影响，如1944届毕业生周尧和回忆，“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学校的风气和为人师表的老师们的熏陶。正是‘勤朴忠诚’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两个耀华和清华的校训，成为我为人做事的准绳。”
　　二、危难时期正身率下的爱国大义
　　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天津陷落。即使地处英租界的耀华学校，也难逃侵略者的魔爪。“七七事变”爆发后，赵天麟（字君达）决定于耀华学校设特别班以收容、安排被迫停课而失学、失业的南开中学师生，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自己的爱国教育思想。面对日寇威胁利诱，以赵天麟为代表的耀华师生坚贞不屈，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1938年6月27日晨，于伦敦道（今成都道）昭明里，赵天麟校长遭日本宪兵操纵之“暗杀团”刺杀身亡，年仅52岁。
　　1938年6月27日，这是一个千千万万耀华学子都无法忘记的日子。在这一天，赵天麟舍生取义，也是在这一天，赵天麟以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何为耀华精神。当一个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或者为了正义这样的目标而牺牲后，他们死后产生的影响会比他们在世的时候要更加强大，会影响无数的人追随他的脚步。笔者认为，赵天麟校长的行为便具有这种效应，在那样一个苦难的、受日本侵略者全面侵略时期，这样一个英雄人物，用生命诠释了自己的爱国教育思想，诠释了何为耀华精神。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自古便蕴含着“以义正身”“正身率下”的思想，端正自身的言行，用自己的言行去教化、感召周边的人，赵校长的行为正是这种优良传统文化的寫照，对耀华师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44届毕业生周南回忆，“1938年，耀华校长赵君达先生因坚守民族气节，遭到日寇忌恨，在家门口遭日本便衣特务刺杀。那时我年仅11岁，正在耀华小学读书，在幼小的心灵上便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无论是赵君达校长也好，或是前面提到的王守惠老师也好，都在暗中支持学生抗日，并协助他们奔赴抗日前线。对我个人来说，对此后一辈子所从事的外交工作也一直在无形中发挥着激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