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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今后“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总抓手”，而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耦合性。通过对四川省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的实践考察可以发现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耦合关联：农村社区教育能够发挥知识、人才、文化和制度要素供给功能，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目标耦合;发挥乡土文化和道德价值供给功能，实现“乡风文明”的目标耦合;发挥社区生态文明制度与社区治理制度供给功能，实现“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的目标耦合。针对当前存在的动态耦合度不足、要素供给能力弱化、耦合效益较低等问题，本文认为，应该从调适农村社区教育项目、优化农村社区教育资源投入格局、构建农村社区教育“链式嫁接”网络等层面入手，提升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耦合度。
关 键 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社区教育;目标耦合
中图分类号：G7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0）02-0062-09
作者简介：王巍（1988—），男，广西柳州人，中共滁州市委党校教研室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作出的重大决策，[1]是今后“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和根本遵循。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农村社区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外溢”效应日益凸显，农村社区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性日益显现。农村社区教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战略支撑，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是建设新农村的基础，是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路径。[2]四川省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以“全民同学习”理念为指引，以“围绕中心、引导需求、弘扬文化、服务民生”为主线，整合农村社区教育资源，实施“三农”教育培训，创新农村社区教育空间，发挥知识、人才、文化和制度要素供给功能，有效实现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耦合。探究农村社区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关系能够为农村社区教育模式创新和功能拓展提供全新视角与启示。
一、四川省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实践概述
蒲江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幅员面积583平方公里，辖1个街道、7个镇、4个乡，有107个行政村、25个社区，总人口26.8万人，其中农业常住人口15.43万人，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县。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377元，年均增长1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19元，年均增长12.1%。[3]近年来，蒲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社区教育事业，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大力实施社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秉持“自然·绿色·开放·融合”的教育理念，构建了从学前到老年全覆盖的社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了“社区教育学院——社区教育学校——社區教育工作站”三级社区教育服务网络，打造了社区教育资源系统化、社区教育平台信息化、社区教育内容定制化、社区教育方式多元化的格局，完善了社区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社区教育专职工作者制度和社区教育专项资金拨付制度，保障了社区教育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截至目前，蒲江县共建设社区教育学院1所、社区教育学校12所、社区教育工作站132个，实现了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全覆盖。全县共配备县级专职管理人员20名、乡镇（街道）社区教育专干41名、社区辅导员459名，形成了县有专管、乡镇（街道）有专干、社区有辅导员的良好格局。[4]
（一）集聚教育资源，构建三级网络
横向维度上挖掘教育资源，丰富教育主体，将企业、老年大学、民办培训机构、中小学校、电视大学纳入社区教育视阈，打破“公私之分”“内外之别”，统筹社区内教育资源，实施“社区教育+”，构建“社区教育+企业”“社区教育+老年大学”“社区教育+民办培训机构”模式，有效融合周边优质教育资源，“化零为整”，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集聚效应，满足了社区居民的需求。纵向维度上建构“社区教育学院+社区教育学校+社区教育工作站”三级社区教育服务网络，发挥以社区教育学院为龙头、以乡镇（街道）社区教育学校为骨干、以村（社区）社区教育工作站为基础的三级机构的作用，为社区居民提供灵活便捷的教育服务，同时，强化对社区教育学校和社区教育工作站的制度化管理，实现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构建社区居民10分钟学习圈。
（二）依托信息技术，打造智慧平台
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加强数字化学习网络平台和移动APP功能建设，开通社区教育微信公众号，设置专题报道、精品课程、便民服务、学分奖励和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文、培训、养生、家校共育等栏目，初步营造了社区居民“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满足了社区居民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动态优化数字化学习资源库，构建与企业、培训机构、大学的“数字资源链接点”，扩大学习资源的覆盖面，提升共享度，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实用、感兴趣的终身学习课程。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特色专题培训活动，增强社区居民对数字化学习的参与度和认同度。加强数字化学习指导师队伍建设，形成了一支有经验的数字化学习指导师团队，服务于学习型社区建设。
（三）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
依据不同受教主体、不同教育需求开展“差异化”培训、“订单化”教学。实施“五元共生”（即婴幼儿早期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成人教育、老年人教育、残疾人教育）教育培训工程，依托社区内早教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成人教育中心、老年活动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结合“幼、少、壮、老、残”五类人群需求，采取“学校出菜单，居民报订单，政府来买单”的“三单联动”模式，用“五类菜单”（即婴幼儿早期教育菜单、青少年校外教育菜单、成人教育菜单、老年人教育菜单、残疾人教育菜单）实现精准施教（群体化社区教育项目“清单”模式）。实施教育培训清单管理，拓宽培训“视界”，适时举办健康教育、法制教育、外来人口教育、心理咨询、计划生育宣传、文体培训等，倡导自主式学习，实现了教学相长、学用互促的目标。探索早教课堂、老年人教育、家庭教育等灵活多样的学习模式，提高了学习教育的时效性。开展团队学习和互助式学习，提高农村社区居民基于业缘、趣缘、地缘的自组织程度，增强了学习的互促性和知识的共享性。 二、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性分析
（一）知识、人才要素供给与“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目标耦合
蒲江县在动态把握新时代农民教育需求的基础上，探索农村社区教育供给侧改革，围绕农村产业发展的实际，大力实施涉农教育培训，提升新型农民素质，服务农村产业发展，助推新农村建设，提供农技知识和农技人才，实现了知识、人才要素供给与“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目标耦合。在农村社区教育联席会议的统筹下，一方面，以“五元共生”教育培训工程为依托，以农民“在线课堂”为载体，以社区教育学校为基础，按照“技术菜单”培训职业农民，采用集中授课、分散自学、送教上门和网上学习等方式安排教学;按照“学历订单”培训新型农民，面向全县16—45岁的农民开展“送教下乡、学历提升”活动，结合当地主导产业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把学校搬到农民家门口。围绕优质茶叶、猕猴桃、柑桔三大产业，大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有机农业培训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推广新技术，助推品种、品质、品牌“三品”提升。2018年，培训人数7万余人，其中包括新型职业农民1075人、农业职业经理人823人。培训农村专业合作组织300个、家庭农场130个，带动全县发展优质茶叶20万亩、晚熟柑橘20万亩、猕猴桃10万亩，使农技知识和农技人才供给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性凸显。与此同时，蒲江县还紧密结合休闲农业和乡村特色旅游，充分发挥社会优秀教育人才资源库的作用，组织开展茶艺、民间工艺、糕点烘培、厨艺、解说员、文明礼仪等技能培训，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通过“现场教学”和“情境模拟”培育农民的市场思维，提升农民的专业技能。另外，还积极开发竹编工艺品、蒲席、微缩农具等特色旅游产品，将农业元素变为创意、农产品变为旅游产品、农民变为旅游从业者，促进了“大农业”与“大旅游”的有机结合，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另一方面，蒲江县成人文化中心、乡镇（街道）社区教育学校以及农林、人社、文体旅、工会等联席会成员单位还对所在的农村社区居民有针对性地开展创新创业、就业再就业、一三产业联动、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等培训活动，提供就业（创业）知识和专技人才。如蒲江县成人教育中心引进德国AHK职业资格培训体系，在蒲江县试点建设中德合作创新基地、中德职业学院、KUKA机器人研究院、中德AHK职教培训中心、教师培训中心和考试认证中心，通过协同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资源，“输出”创业创新知识和创新型人才;通过职教体系集聚教学资源，“输出”职业教育知识和技能型人才。2015年和2016年共招收AHK学员78人，按照德国“双元制”模式开展培训，有效满足了精密机械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对高技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AHK职教新模式的引入，不仅为蒲江县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而且满足了农村社区居民就业（创业）需求，带动了人力资本的增值和农村社区居民收入的增长。
（二）文化要素供给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
蒲江县以“场景营造”为依托，以乡村游学为牵引，发挥乡土文化供给功能，实现了文化要素供给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蒲江县作为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人杰地灵之地，文化底蕴深厚，孕育了柳贯、方凤、吴莱、宋濂等文学大家。依托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蒲江县适时推进将明代建筑遗存“理和堂”改造为黄庭坚纪念馆，通过对“理和堂”的物質化改造过程和符号化呈现增强情景营造力、物像感召力、文化标识力，催生了黄庭坚文化符号与本土地域的文化情感联结，提升了地域文化的感染力。同时，蒲江县还积极保护开发翁书院、闾门深巷、宗祠牌坊、月台照壁、深宅大院历史遗存，通过对历史遗迹的创造性改造、学理性阐释、现代性展示，“书写”蒲江历史文脉，传承书院文化和民俗文化，增强了社区居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坚定了乡土文化自信。在开发乡村游学体验项目方面，乡村游学体验集知识习得、文化熏陶、情感养成、技能训练为一体，可以实现以“游”为载体，植入终身学习理念与传统乡土文化逻辑，以游教化，以游养情，通过“游”与“学”实现乡村集体记忆和乡土文化情感的双重复归，重构乡土情感空间，催生共同价值观和乡土认同感。[5]蒲江县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翁理学、禅茶文化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村社区教育体验模式。依托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开发茶乡游学体验;依托樱桃山，开发花果游学体验;依托川西民俗文化，开发古镇禅理游学体验;依托现代农业，开发耕读游学体验;依托邛窑遗址和文创资源，开发陶艺文创游学体验。书院文化、民俗文化等乡土文化的有效供给使乡村传统文化价值的“复归”成为可能，有效促进了农村社区文化心理的调适、文化规范的重塑和文化习惯的养成，构建了蒲江县新农村新风貌新风气的现实样态。
蒲江县以“活动中心+”为载体，以家、校、社融合式教育为主轴，发挥道德价值供给功能。人的全面发展是道德的全面发展，是道德活动、道德关系、道德个性的全面发展。[6]蒲江县通过构建“活动中心+乡学馆”模式，打造乡村书馆、乡村讲堂、乡村书画室、农民夜校文化教育主阵地，依托本土乡贤，讲好乡村故事，传播乡村美德，涵育乡土道德，滋养道德文化;构建“活动中心+早教室”模式，建立了以社区教育学院为主导，以早教中心为主体，以乡镇（街道）社区教育工作站为网点的0-3岁婴幼儿公益早教服务网络，对婴幼儿提供早期启蒙道德教育，打造儿童德育驿站;构建“活动中心+名人馆”模式，依托李家钰将军陈列馆教育基地，以图片、实物、塑像、模型等形式体现和传承李家钰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构建“活动中心+乡贤榜”模式，在农村社区历史馆设立“乡贤榜”，展现乡贤的典型事迹，引导农村社区居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发挥榜样的道德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此外，蒲江县还推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融合式发展，构建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家、校、社融合教育是提升居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为发挥学校教育在家庭和社区教育中的作用，让学校与社区充分对接，蒲江县实施“学校·社区对接八项行动”，开放学校资源，建立校园学习体验中心，为农村社区居民开设道德课堂和学习体验项目，提高他们的道德文化素质;开放农村社区文化资源，依托社区道德讲堂、“名人汇”开展青少年校外德育教育，播撒乡村道德“种子”;开办农村社区家长学校，开设“父母德育学堂”，培养新时代合格家长;等等。同时，评选“最美家园”“学习型家庭”“文明家庭”，通过道德评选实践建构农村社区德育空间，营造“亲、德、善、美”的育人环境。乡土道德的涵育、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培育以及社区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的养成使农村社区成员的“道德戒律”得以建构与执行，有效界定了自我与其他社区成员、外在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和行为边界，促进了自我—他者—自然关系的协调与统合，促进了道德文明在蒲江乡村的重构，使“文明乡村”的美誉遍及蒲江。 （三）制度要素供给与“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目标耦合
蒲江县以景观营造为抓手，以平台建设为依托，以主题活动为载体，以“利益生成”为纽带，发挥社区生态文明制度与社区治理制度供给功能，实现了制度要素供给与“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目标耦合。蒲江县围绕“最美休闲乡村建设”目标，推进农村社区景观化、农村基建田园化、农民生活休闲化，通过乡、村、社联动开展农村社区环境治理、散居院落整治、基建设施完善等活动，以“再造”后的文化长廊、主题广场、雕塑碑石、文化活动室、功能教室为平台，开展“情景教学”和“现场教学”，将低碳环保、礼仪规范、绿色生活纳入农村社区教育范畴，引导农村社区居民改变陈规陋习，树立生态思维，涵育生态文化，实现了生态理念的“植入”。一方面，开展“最美民居”评选活动，以正向激励促进生态文明理念向自觉行动转化。通过“全国最美休闲乡村”“樱桃节”“中国采茶节”“乡村文化节”等节庆活动向外营销推广，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并提升品牌的经济价值，促进了生态优势向经济收益的转化。经济收益的获得进一步强化了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态文明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农村社区生态文明公约和农村社区居民环保行为准则，通过农村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获得了生态文明意识和制度“输出”结果，构建了社区教育——理念植入——主题活动——利益生成——理念确证——行动（制度）确认模式。生态文明意识和社区生态文明公约、农村社区居民环保行为准则使农村社区成员内化了垃圾分类回收、资源循环利用、出行绿色低碳的生态思维和生活习惯，营造出天蓝、地绿、水清的宜居环境，获得了“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县”的美誉。另一方面，整合教育资源，搭建教育平台，创新教育载体，不断完善社区教育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农村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以“养教结合”为理念，以课程开发为突破口，以课堂活动为主阵地，开展老年人教育服务活动;依托“日间照料中心”平台，利用社区周边“碎片化”的教学资源，创设“老年议事园地” “老年学习沙龙”和“百姓讲坛”等，推进社区老年人教育工作的开展，提升了社区老年人的综合素质。设立社区纠纷调解室，明确纠纷调解程序和原则，选拔农村社区素质高、公益心强的老年人担任“五老调解队”队员，充分发挥老年人居中调解的“中介”作用，以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社区矛盾，化解邻里纠纷。通过教育——受教——能力——行动——制度——收益的方式使受教主体转变为治理主体，教育资源转化为治理资源，治理能力转换为治理收益，促成了自治组织共建、社区事务共商、治理收益共享。另外，蒲江县还以法治文化广场、法治长廊、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为依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扬好家训好家风。如编辑出版发行《家风家训》，并通过清明会、坝坝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提高对宗规族训软约束的认同度，通过家风家训教育——宗规族训内化——隐性行为规范（隐性非正式治理制度）的重构，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信任度，压缩社区行为“失范”空间，促进了社区秩序的“自平衡”。
三、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关联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四川省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性的分析，可以“析出”现阶段耦合关系存在的问题，即动态耦合度不足、要素供给能力弱化、耦合效益较低。
（一）动态耦合度不足
农村社区教育的重心在于“育人”、在于农村社区成员素质的提升，因而应该坚持农村社区成员“本位”导向，以满足和实现农村社区成员教育需求和发展利益为根本遵循，确保农村社区成员在农村社区教育系统中的核心地位。[7]然而，在当前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实践中，“群体化”替代“个性化”、行政意志代替农民意愿、静态配置取代动态管理的问题仍然存在，农村社区教育资源的动态供需矛盾和供给“错位”问题依然突出，农村社区教育产品供给、成员需求、发展目标之间仍然存在“间距”，农村社区教育的目标匹配度、效果精准度、项目精细度、对象适切度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村社区教育资源静态配置与农村社区成员动态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村社区教育项目（产品）供给固化与农村社区成员需求变化之间的张力致使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制度要素供给的有效性减弱，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的动态耦合性缺失，农村社区教育资源、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的动态协调性、动态平衡性弱化，动态耦合度不足。
（二）要素供给能力弱化
农村社区教育既需要政府教育资源的持续投入，也需要社会教育资源的主动“跟进”，政府教育资源与社会教育资源的有效“投入”是农村社区教育得以持续“运转”的前提和基础，政府教育资源与社会教育资源的融合已成为当前农村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格局的现实表征，“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社区教育模式也因而成为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方向。[8]就当前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而言，地方政府对农村社区教育投入的资源较多，但其他社会力量对农村社区教育投入的资源不足，参与农村社区教育的主动性较弱。一方面，地方政府投入“一家独大”（其他社会力量被边缘化）的局面使得农村社区教育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容易被地方政府财政预算“锁定”，导致农村社区教育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减弱，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和制度要素衡态供给能力弱化;另一方面，农村社区教育被地方政府意志“绑定”，容易出现农村社区教育本位偏差、目标偏移和功能矮化现象，导致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和制度要素有效供给能力弱化。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制度要素衡态供给能力和有效供给能力的弱化带来的是稳定性、连续性和效用性的减弱，也加大了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標耦合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
（三）耦合效益较低
教育活动应该考虑到教育收益问题，而教育收益是一个人或社会通过教育增加所获得的收益。[9]就农村社区教育而言，应该考虑教育资源的“投入”和教育效益的“产出”，实现较高的产出与投入比，即应该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限度的耦合效益。但在当前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实践中，教育资源“投入”较多但“产出”效益不高，表现为：农村社区教育硬件设施存在重复建设问题，闲置现象严重，重复使用率不高，多元、多维有效利用不足，导致知识、人才、文化、制度要素供给成本虚高，投入与产出比增加，耦合效益下滑;农村社区教育方式单一，教育实践与目标脱节，致使农村社区教育知识、人才、文化、制度要素供给效率“损耗”、效益“损减”;农村社区教育的制度要素供给（生产）存在“过程性”损失，制度要素供给向“治理有效”目标转化存在“不完全性”，导致制度要素供给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效益“亏欠”。 四、提升農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度的路径
通过农村社区教育项目的调适可以提高农村社区教育资源、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的动态耦合度，通过优化农村社区教育资源投入格局，可以增强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制度要素有效和衡态供给能力;通过农村社区教育“链式嫁接”，可以提升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效益，最终实现静态与动态的统合、动力与目标的统一、过程与路径的统归。
（一）调适农村社区教育项目
可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实现农村社区教育项目的动态调适，并依托教学资源的网络化、教学对象的分众化、教学过程的虚拟化、教学实践的情景化增强农村社区教育资源、产品（项目）供给对农村社区成员动态需求的适应性，提升农村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成员需求、战略目标之间的动态耦合度。第一，以农村社区教育工作站为依托，结合社区成员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学习意愿，建立个人网上社区教育档案和农村社区教育数据库，使基础数据建构与动态信息收集相结合，为农村社区教育项目的动态调适提供信息支撑。第二，以蒲江“在线学习”APP为载体，“链接”农村社区教育数据库，并利用蒲江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区大数据平台目标匹配算法确定个体化社区教育项目“清单”，实时对农村社区成员进行定向“推送”。第三，由农村社区成员自主选择社区教育项目“清单”（或自主确定项目“清单”）进行在线学习、在线互动、虚拟体验、情景实践，并对项目效果进行“反评”，相关部门依据“反评”打分动态调整项目“清单”（优化数字教学资源），最终实现农村社区教育资源配置的动态化、农村社区教育需求管理的精细化、农村社区教育目标产出的高效化。
（二）优化农村社区教育资源投入格局
第一，通过税收优惠、宣传引领、商业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农村社区教育实践，以商业利益的部分让渡、教育自主权的适度让予增强企业参与农村社区教育的主动性，引导企业将员工素质拓展与农村社区成员技能培训、道德素质养成、自我管理能力提升有机融合，发挥企业专业化、精准化教育产品供给优势，实现教育空间互嵌、教育资源互通、教育理念互融。第二，通过政策保障、税收减免、购买服务引导社会公益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参与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实现社会教育资源向农村社区的可持续“转化”。第三，通过引导“新乡贤”回归社区（社区“返聘”），实现农村社区教育资源的自供给、农村社区教育资源的自循环，充分发挥“新乡贤”的知识传授、价值引领、文化熏陶功能，提升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和制度要素衡态供给能力。
（三）构建农村社区教育“链式嫁接”网络
第一，破除农村社区教育硬件资源单向度、一维化使用思维的“钳制”，助推硬件资源的复合应用，搭建农村社区教育要素供给横向传导平台，扩大农村社区教育要素供给衍生空间。如依托乡村道德“场景”，在实现乡土文化和道德价值“产出”的同时，通过教育内容的融合、教育方式的复合、教育实践的转换实现职业规范和职业知识的“产出”、生态理念的植入、生态文明共识的生成、生态文明制度的催生;构建文化要素供给的横向“链式嫁接”网络，有效提升文化、知识、制度要素相互供给效能，降低综合供给成本，提高多重目标耦合效益。第二，拓宽农村社区教育实践空间，构建教育实践纵向“链式嫁接”网络，丰富教育实践样态和教学模式，增加教育实践频率;同时，推进理论学习与道德实践、文化实践、生态实践、治理实践深化融合，降低单向教育实践成本，有效提高经济、道德、生态、治理实践的知识、文化、制度要素供给效率和效益。第三，实施农村社区治理激励政策，如通过将农村社区治理积分“兑换”社区教育培训课程（以参与治理频次和治理实效为标准获得时长不等的社区教育培训课程）的方式，以个体利益实现为“中介”助推社区成员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具体而言，构建个体利益与社区治理纵向“链式嫁接”网络，催生农村社区成员自我利益与农村社区共同治理利益双向联结并向社区治理制度“嵌入”，以实现农村社区治理共建共商共享的目标;增强治理制度与治理收益以及治理目标（治理有效）的纵向传导程度，降低纵向传导成本和“损耗”，以提高治理制度供给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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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范静波.教育收益研究：历史、现状与趋势[J].当代教育科学，2013，（19）：6-9+24.
（责任编辑：高 静）
Abstracts：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top-level national strategy design proposed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follow and “total grasp” of the future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ork，and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upling.Through the inspection of the pujiang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practice found that the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rget coupling：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can play to provide knowledge，talents，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 supply function，coupling，achie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vides extensive knowledge，employment （entrepreneurship） knowledge and skills talents supply，to realize “prosperous industry” and “rich” life target coupling;Provide the supply of local culture and moral value，realize the coupling of “local culture civilization”;Provide the supply of communi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and realize the coupling of “ecological livability”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In view of the current lack of dynamic coupling，factor supply ability weakened，less effective coupling problem，should from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projects，optimization of the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resources，building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pattern “chain grafting” level，to improve fun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rural target coupling.Exploring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ill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mode innovation and function expans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goal coupling
关 键 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社区教育;目标耦合
中图分类号：G7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0）02-0062-09
作者简介：王巍（1988—），男，广西柳州人，中共滁州市委党校教研室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作出的重大决策，[1]是今后“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和根本遵循。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农村社区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外溢”效应日益凸显，农村社区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性日益显现。农村社区教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战略支撑，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是建设新农村的基础，是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路径。[2]四川省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以“全民同学习”理念为指引，以“围绕中心、引导需求、弘扬文化、服务民生”为主线，整合农村社区教育资源，实施“三农”教育培训，创新农村社区教育空间，发挥知识、人才、文化和制度要素供给功能，有效实现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耦合。探究农村社区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关系能够为农村社区教育模式创新和功能拓展提供全新视角与启示。
一、四川省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实践概述
蒲江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幅员面积583平方公里，辖1个街道、7个镇、4个乡，有107个行政村、25个社区，总人口26.8万人，其中农业常住人口15.43万人，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县。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377元，年均增长1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19元，年均增长12.1%。[3]近年来，蒲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社区教育事业，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大力实施社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秉持“自然·绿色·开放·融合”的教育理念，构建了从学前到老年全覆盖的社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了“社区教育学院——社区教育学校——社區教育工作站”三级社区教育服务网络，打造了社区教育资源系统化、社区教育平台信息化、社区教育内容定制化、社区教育方式多元化的格局，完善了社区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社区教育专职工作者制度和社区教育专项资金拨付制度，保障了社区教育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截至目前，蒲江县共建设社区教育学院1所、社区教育学校12所、社区教育工作站132个，实现了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全覆盖。全县共配备县级专职管理人员20名、乡镇（街道）社区教育专干41名、社区辅导员459名，形成了县有专管、乡镇（街道）有专干、社区有辅导员的良好格局。[4]
（一）集聚教育资源，构建三级网络
横向维度上挖掘教育资源，丰富教育主体，将企业、老年大学、民办培训机构、中小学校、电视大学纳入社区教育视阈，打破“公私之分”“内外之别”，统筹社区内教育资源，实施“社区教育+”，构建“社区教育+企业”“社区教育+老年大学”“社区教育+民办培训机构”模式，有效融合周边优质教育资源，“化零为整”，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集聚效应，满足了社区居民的需求。纵向维度上建构“社区教育学院+社区教育学校+社区教育工作站”三级社区教育服务网络，发挥以社区教育学院为龙头、以乡镇（街道）社区教育学校为骨干、以村（社区）社区教育工作站为基础的三级机构的作用，为社区居民提供灵活便捷的教育服务，同时，强化对社区教育学校和社区教育工作站的制度化管理，实现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构建社区居民10分钟学习圈。
（二）依托信息技术，打造智慧平台
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加强数字化学习网络平台和移动APP功能建设，开通社区教育微信公众号，设置专题报道、精品课程、便民服务、学分奖励和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文、培训、养生、家校共育等栏目，初步营造了社区居民“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满足了社区居民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动态优化数字化学习资源库，构建与企业、培训机构、大学的“数字资源链接点”，扩大学习资源的覆盖面，提升共享度，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实用、感兴趣的终身学习课程。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特色专题培训活动，增强社区居民对数字化学习的参与度和认同度。加强数字化学习指导师队伍建设，形成了一支有经验的数字化学习指导师团队，服务于学习型社区建设。
（三）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
依据不同受教主体、不同教育需求开展“差异化”培训、“订单化”教学。实施“五元共生”（即婴幼儿早期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成人教育、老年人教育、残疾人教育）教育培训工程，依托社区内早教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成人教育中心、老年活动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结合“幼、少、壮、老、残”五类人群需求，采取“学校出菜单，居民报订单，政府来买单”的“三单联动”模式，用“五类菜单”（即婴幼儿早期教育菜单、青少年校外教育菜单、成人教育菜单、老年人教育菜单、残疾人教育菜单）实现精准施教（群体化社区教育项目“清单”模式）。实施教育培训清单管理，拓宽培训“视界”，适时举办健康教育、法制教育、外来人口教育、心理咨询、计划生育宣传、文体培训等，倡导自主式学习，实现了教学相长、学用互促的目标。探索早教课堂、老年人教育、家庭教育等灵活多样的学习模式，提高了学习教育的时效性。开展团队学习和互助式学习，提高农村社区居民基于业缘、趣缘、地缘的自组织程度，增强了学习的互促性和知识的共享性。 二、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性分析
（一）知识、人才要素供给与“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目标耦合
蒲江县在动态把握新时代农民教育需求的基础上，探索农村社区教育供给侧改革，围绕农村产业发展的实际，大力实施涉农教育培训，提升新型农民素质，服务农村产业发展，助推新农村建设，提供农技知识和农技人才，实现了知识、人才要素供给与“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目标耦合。在农村社区教育联席会议的统筹下，一方面，以“五元共生”教育培训工程为依托，以农民“在线课堂”为载体，以社区教育学校为基础，按照“技术菜单”培训职业农民，采用集中授课、分散自学、送教上门和网上学习等方式安排教学;按照“学历订单”培训新型农民，面向全县16—45岁的农民开展“送教下乡、学历提升”活动，结合当地主导产业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把学校搬到农民家门口。围绕优质茶叶、猕猴桃、柑桔三大产业，大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有机农业培训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推广新技术，助推品种、品质、品牌“三品”提升。2018年，培训人数7万余人，其中包括新型职业农民1075人、农业职业经理人823人。培训农村专业合作组织300个、家庭农场130个，带动全县发展优质茶叶20万亩、晚熟柑橘20万亩、猕猴桃10万亩，使农技知识和农技人才供给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性凸显。与此同时，蒲江县还紧密结合休闲农业和乡村特色旅游，充分发挥社会优秀教育人才资源库的作用，组织开展茶艺、民间工艺、糕点烘培、厨艺、解说员、文明礼仪等技能培训，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通过“现场教学”和“情境模拟”培育农民的市场思维，提升农民的专业技能。另外，还积极开发竹编工艺品、蒲席、微缩农具等特色旅游产品，将农业元素变为创意、农产品变为旅游产品、农民变为旅游从业者，促进了“大农业”与“大旅游”的有机结合，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另一方面，蒲江县成人文化中心、乡镇（街道）社区教育学校以及农林、人社、文体旅、工会等联席会成员单位还对所在的农村社区居民有针对性地开展创新创业、就业再就业、一三产业联动、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等培训活动，提供就业（创业）知识和专技人才。如蒲江县成人教育中心引进德国AHK职业资格培训体系，在蒲江县试点建设中德合作创新基地、中德职业学院、KUKA机器人研究院、中德AHK职教培训中心、教师培训中心和考试认证中心，通过协同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资源，“输出”创业创新知识和创新型人才;通过职教体系集聚教学资源，“输出”职业教育知识和技能型人才。2015年和2016年共招收AHK学员78人，按照德国“双元制”模式开展培训，有效满足了精密机械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对高技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AHK职教新模式的引入，不仅为蒲江县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而且满足了农村社区居民就业（创业）需求，带动了人力资本的增值和农村社区居民收入的增长。
（二）文化要素供给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
蒲江县以“场景营造”为依托，以乡村游学为牵引，发挥乡土文化供给功能，实现了文化要素供给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蒲江县作为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人杰地灵之地，文化底蕴深厚，孕育了柳贯、方凤、吴莱、宋濂等文学大家。依托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蒲江县适时推进将明代建筑遗存“理和堂”改造为黄庭坚纪念馆，通过对“理和堂”的物質化改造过程和符号化呈现增强情景营造力、物像感召力、文化标识力，催生了黄庭坚文化符号与本土地域的文化情感联结，提升了地域文化的感染力。同时，蒲江县还积极保护开发翁书院、闾门深巷、宗祠牌坊、月台照壁、深宅大院历史遗存，通过对历史遗迹的创造性改造、学理性阐释、现代性展示，“书写”蒲江历史文脉，传承书院文化和民俗文化，增强了社区居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坚定了乡土文化自信。在开发乡村游学体验项目方面，乡村游学体验集知识习得、文化熏陶、情感养成、技能训练为一体，可以实现以“游”为载体，植入终身学习理念与传统乡土文化逻辑，以游教化，以游养情，通过“游”与“学”实现乡村集体记忆和乡土文化情感的双重复归，重构乡土情感空间，催生共同价值观和乡土认同感。[5]蒲江县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翁理学、禅茶文化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村社区教育体验模式。依托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开发茶乡游学体验;依托樱桃山，开发花果游学体验;依托川西民俗文化，开发古镇禅理游学体验;依托现代农业，开发耕读游学体验;依托邛窑遗址和文创资源，开发陶艺文创游学体验。书院文化、民俗文化等乡土文化的有效供给使乡村传统文化价值的“复归”成为可能，有效促进了农村社区文化心理的调适、文化规范的重塑和文化习惯的养成，构建了蒲江县新农村新风貌新风气的现实样态。
蒲江县以“活动中心+”为载体，以家、校、社融合式教育为主轴，发挥道德价值供给功能。人的全面发展是道德的全面发展，是道德活动、道德关系、道德个性的全面发展。[6]蒲江县通过构建“活动中心+乡学馆”模式，打造乡村书馆、乡村讲堂、乡村书画室、农民夜校文化教育主阵地，依托本土乡贤，讲好乡村故事，传播乡村美德，涵育乡土道德，滋养道德文化;构建“活动中心+早教室”模式，建立了以社区教育学院为主导，以早教中心为主体，以乡镇（街道）社区教育工作站为网点的0-3岁婴幼儿公益早教服务网络，对婴幼儿提供早期启蒙道德教育，打造儿童德育驿站;构建“活动中心+名人馆”模式，依托李家钰将军陈列馆教育基地，以图片、实物、塑像、模型等形式体现和传承李家钰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构建“活动中心+乡贤榜”模式，在农村社区历史馆设立“乡贤榜”，展现乡贤的典型事迹，引导农村社区居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发挥榜样的道德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此外，蒲江县还推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融合式发展，构建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家、校、社融合教育是提升居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为发挥学校教育在家庭和社区教育中的作用，让学校与社区充分对接，蒲江县实施“学校·社区对接八项行动”，开放学校资源，建立校园学习体验中心，为农村社区居民开设道德课堂和学习体验项目，提高他们的道德文化素质;开放农村社区文化资源，依托社区道德讲堂、“名人汇”开展青少年校外德育教育，播撒乡村道德“种子”;开办农村社区家长学校，开设“父母德育学堂”，培养新时代合格家长;等等。同时，评选“最美家园”“学习型家庭”“文明家庭”，通过道德评选实践建构农村社区德育空间，营造“亲、德、善、美”的育人环境。乡土道德的涵育、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培育以及社区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的养成使农村社区成员的“道德戒律”得以建构与执行，有效界定了自我与其他社区成员、外在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和行为边界，促进了自我—他者—自然关系的协调与统合，促进了道德文明在蒲江乡村的重构，使“文明乡村”的美誉遍及蒲江。 （三）制度要素供给与“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目标耦合
蒲江县以景观营造为抓手，以平台建设为依托，以主题活动为载体，以“利益生成”为纽带，发挥社区生态文明制度与社区治理制度供给功能，实现了制度要素供给与“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目标耦合。蒲江县围绕“最美休闲乡村建设”目标，推进农村社区景观化、农村基建田园化、农民生活休闲化，通过乡、村、社联动开展农村社区环境治理、散居院落整治、基建设施完善等活动，以“再造”后的文化长廊、主题广场、雕塑碑石、文化活动室、功能教室为平台，开展“情景教学”和“现场教学”，将低碳环保、礼仪规范、绿色生活纳入农村社区教育范畴，引导农村社区居民改变陈规陋习，树立生态思维，涵育生态文化，实现了生态理念的“植入”。一方面，开展“最美民居”评选活动，以正向激励促进生态文明理念向自觉行动转化。通过“全国最美休闲乡村”“樱桃节”“中国采茶节”“乡村文化节”等节庆活动向外营销推广，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并提升品牌的经济价值，促进了生态优势向经济收益的转化。经济收益的获得进一步强化了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态文明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农村社区生态文明公约和农村社区居民环保行为准则，通过农村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获得了生态文明意识和制度“输出”结果，构建了社区教育——理念植入——主题活动——利益生成——理念确证——行动（制度）确认模式。生态文明意识和社区生态文明公约、农村社区居民环保行为准则使农村社区成员内化了垃圾分类回收、资源循环利用、出行绿色低碳的生态思维和生活习惯，营造出天蓝、地绿、水清的宜居环境，获得了“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县”的美誉。另一方面，整合教育资源，搭建教育平台，创新教育载体，不断完善社区教育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农村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以“养教结合”为理念，以课程开发为突破口，以课堂活动为主阵地，开展老年人教育服务活动;依托“日间照料中心”平台，利用社区周边“碎片化”的教学资源，创设“老年议事园地” “老年学习沙龙”和“百姓讲坛”等，推进社区老年人教育工作的开展，提升了社区老年人的综合素质。设立社区纠纷调解室，明确纠纷调解程序和原则，选拔农村社区素质高、公益心强的老年人担任“五老调解队”队员，充分发挥老年人居中调解的“中介”作用，以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社区矛盾，化解邻里纠纷。通过教育——受教——能力——行动——制度——收益的方式使受教主体转变为治理主体，教育资源转化为治理资源，治理能力转换为治理收益，促成了自治组织共建、社区事务共商、治理收益共享。另外，蒲江县还以法治文化广场、法治长廊、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为依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扬好家训好家风。如编辑出版发行《家风家训》，并通过清明会、坝坝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提高对宗规族训软约束的认同度，通过家风家训教育——宗规族训内化——隐性行为规范（隐性非正式治理制度）的重构，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信任度，压缩社区行为“失范”空间，促进了社区秩序的“自平衡”。
三、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关联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四川省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性的分析，可以“析出”现阶段耦合关系存在的问题，即动态耦合度不足、要素供给能力弱化、耦合效益较低。
（一）动态耦合度不足
农村社区教育的重心在于“育人”、在于农村社区成员素质的提升，因而应该坚持农村社区成员“本位”导向，以满足和实现农村社区成员教育需求和发展利益为根本遵循，确保农村社区成员在农村社区教育系统中的核心地位。[7]然而，在当前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实践中，“群体化”替代“个性化”、行政意志代替农民意愿、静态配置取代动态管理的问题仍然存在，农村社区教育资源的动态供需矛盾和供给“错位”问题依然突出，农村社区教育产品供给、成员需求、发展目标之间仍然存在“间距”，农村社区教育的目标匹配度、效果精准度、项目精细度、对象适切度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村社区教育资源静态配置与农村社区成员动态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村社区教育项目（产品）供给固化与农村社区成员需求变化之间的张力致使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制度要素供给的有效性减弱，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的动态耦合性缺失，农村社区教育资源、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的动态协调性、动态平衡性弱化，动态耦合度不足。
（二）要素供给能力弱化
农村社区教育既需要政府教育资源的持续投入，也需要社会教育资源的主动“跟进”，政府教育资源与社会教育资源的有效“投入”是农村社区教育得以持续“运转”的前提和基础，政府教育资源与社会教育资源的融合已成为当前农村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格局的现实表征，“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社区教育模式也因而成为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方向。[8]就当前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而言，地方政府对农村社区教育投入的资源较多，但其他社会力量对农村社区教育投入的资源不足，参与农村社区教育的主动性较弱。一方面，地方政府投入“一家独大”（其他社会力量被边缘化）的局面使得农村社区教育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容易被地方政府财政预算“锁定”，导致农村社区教育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减弱，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和制度要素衡态供给能力弱化;另一方面，农村社区教育被地方政府意志“绑定”，容易出现农村社区教育本位偏差、目标偏移和功能矮化现象，导致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和制度要素有效供给能力弱化。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制度要素衡态供给能力和有效供给能力的弱化带来的是稳定性、连续性和效用性的减弱，也加大了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標耦合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
（三）耦合效益较低
教育活动应该考虑到教育收益问题，而教育收益是一个人或社会通过教育增加所获得的收益。[9]就农村社区教育而言，应该考虑教育资源的“投入”和教育效益的“产出”，实现较高的产出与投入比，即应该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限度的耦合效益。但在当前蒲江县农村社区教育实践中，教育资源“投入”较多但“产出”效益不高，表现为：农村社区教育硬件设施存在重复建设问题，闲置现象严重，重复使用率不高，多元、多维有效利用不足，导致知识、人才、文化、制度要素供给成本虚高，投入与产出比增加，耦合效益下滑;农村社区教育方式单一，教育实践与目标脱节，致使农村社区教育知识、人才、文化、制度要素供给效率“损耗”、效益“损减”;农村社区教育的制度要素供给（生产）存在“过程性”损失，制度要素供给向“治理有效”目标转化存在“不完全性”，导致制度要素供给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效益“亏欠”。 四、提升農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度的路径
通过农村社区教育项目的调适可以提高农村社区教育资源、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的动态耦合度，通过优化农村社区教育资源投入格局，可以增强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制度要素有效和衡态供给能力;通过农村社区教育“链式嫁接”，可以提升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效益，最终实现静态与动态的统合、动力与目标的统一、过程与路径的统归。
（一）调适农村社区教育项目
可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实现农村社区教育项目的动态调适，并依托教学资源的网络化、教学对象的分众化、教学过程的虚拟化、教学实践的情景化增强农村社区教育资源、产品（项目）供给对农村社区成员动态需求的适应性，提升农村社区教育资源供给、成员需求、战略目标之间的动态耦合度。第一，以农村社区教育工作站为依托，结合社区成员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学习意愿，建立个人网上社区教育档案和农村社区教育数据库，使基础数据建构与动态信息收集相结合，为农村社区教育项目的动态调适提供信息支撑。第二，以蒲江“在线学习”APP为载体，“链接”农村社区教育数据库，并利用蒲江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区大数据平台目标匹配算法确定个体化社区教育项目“清单”，实时对农村社区成员进行定向“推送”。第三，由农村社区成员自主选择社区教育项目“清单”（或自主确定项目“清单”）进行在线学习、在线互动、虚拟体验、情景实践，并对项目效果进行“反评”，相关部门依据“反评”打分动态调整项目“清单”（优化数字教学资源），最终实现农村社区教育资源配置的动态化、农村社区教育需求管理的精细化、农村社区教育目标产出的高效化。
（二）优化农村社区教育资源投入格局
第一，通过税收优惠、宣传引领、商业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农村社区教育实践，以商业利益的部分让渡、教育自主权的适度让予增强企业参与农村社区教育的主动性，引导企业将员工素质拓展与农村社区成员技能培训、道德素质养成、自我管理能力提升有机融合，发挥企业专业化、精准化教育产品供给优势，实现教育空间互嵌、教育资源互通、教育理念互融。第二，通过政策保障、税收减免、购买服务引导社会公益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参与农村社区教育项目，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实现社会教育资源向农村社区的可持续“转化”。第三，通过引导“新乡贤”回归社区（社区“返聘”），实现农村社区教育资源的自供给、农村社区教育资源的自循环，充分发挥“新乡贤”的知识传授、价值引领、文化熏陶功能，提升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人才、文化和制度要素衡态供给能力。
（三）构建农村社区教育“链式嫁接”网络
第一，破除农村社区教育硬件资源单向度、一维化使用思维的“钳制”，助推硬件资源的复合应用，搭建农村社区教育要素供给横向传导平台，扩大农村社区教育要素供给衍生空间。如依托乡村道德“场景”，在实现乡土文化和道德价值“产出”的同时，通过教育内容的融合、教育方式的复合、教育实践的转换实现职业规范和职业知识的“产出”、生态理念的植入、生态文明共识的生成、生态文明制度的催生;构建文化要素供给的横向“链式嫁接”网络，有效提升文化、知识、制度要素相互供给效能，降低综合供给成本，提高多重目标耦合效益。第二，拓宽农村社区教育实践空间，构建教育实践纵向“链式嫁接”网络，丰富教育实践样态和教学模式，增加教育实践频率;同时，推进理论学习与道德实践、文化实践、生态实践、治理实践深化融合，降低单向教育实践成本，有效提高经济、道德、生态、治理实践的知识、文化、制度要素供给效率和效益。第三，实施农村社区治理激励政策，如通过将农村社区治理积分“兑换”社区教育培训课程（以参与治理频次和治理实效为标准获得时长不等的社区教育培训课程）的方式，以个体利益实现为“中介”助推社区成员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具体而言，构建个体利益与社区治理纵向“链式嫁接”网络，催生农村社区成员自我利益与农村社区共同治理利益双向联结并向社区治理制度“嵌入”，以实现农村社区治理共建共商共享的目标;增强治理制度与治理收益以及治理目标（治理有效）的纵向传导程度，降低纵向传导成本和“损耗”，以提高治理制度供给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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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龚天平.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维度[J].哲学研究，2006，（4）：117-120.
[7]邵海英，邵成智.人类发展生态学视野下中国农村社区教育模式的优化[J].成人教育，20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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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范静波.教育收益研究：历史、现状与趋势[J].当代教育科学，2013，（19）：6-9+24.
（责任编辑：高 静）
Abstracts：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top-level national strategy design proposed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follow and “total grasp” of the future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ork，and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upling.Through the inspection of the pujiang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practice found that the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rget coupling：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can play to provide knowledge，talents，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 supply function，coupling，achie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vides extensive knowledge，employment （entrepreneurship） knowledge and skills talents supply，to realize “prosperous industry” and “rich” life target coupling;Provide the supply of local culture and moral value，realize the coupling of “local culture civilization”;Provide the supply of communi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and realize the coupling of “ecological livability”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In view of the current lack of dynamic coupling，factor supply ability weakened，less effective coupling problem，should from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projects，optimization of the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resources，building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pattern “chain grafting” level，to improve fun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rural target coupling.Exploring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ill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mode innovation and function expans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goal coup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