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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诺奖夫妻档，很多人想到的都是著名的居里夫妇。而其实像他们一样携手为科学做出贡献的伉俪还有很多，科里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1947年，卡尔·斐迪南·科里和妻子格蒂·特蕾莎·科里以及阿根廷医生贝尔纳多·奥赛一起因发现糖代谢中的酶促反应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科里夫妇身上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又是如何兼顾爱情与科研，最终为人类科学做出贡献的呢？
卡尔出生在布拉格，来自一个科学世家，很早就被身为动物学家的父亲与身为物理学家的祖父领进了科学的世界。1914年，当年轻的卡尔·科里与同样年轻的格蒂·拉德尼茨相遇时，还不知道这个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姑娘会成为他一生的伴侣。他们那时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主攻医学，在卡尔眼中，“格蒂是有魅力、有活力、有智慧、有幽默感、热爱户外运动的年轻女性—这些特质立刻吸引了我”。那年一战刚刚爆发，战乱的阴霾还离他们很远，两个年轻人在共同的爱好下越走越近，他们一起学习、郊游，还去滑雪和探险，青春的时光无忧无虑。
可好景不长，两年后战争愈演愈烈，卡尔应征入伍。1918年，卡尔被分配到意大利皮亚韦河的前线附近一个兵营，由于伤者甚多，传染病很猖獗，“在营养不良的士兵和平民中，感染流行性感冒的死亡率很高，可我们都无能为力，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战争中的经历让卡尔对医生控制疾病的能力感到非常难过，这也让他坚定了科学研究的信念。1920年，卡尔回到校园与格蒂重聚，并于同年一起获得醫学博士学位。也许是战争的残酷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短暂，也许是长久的分离让他们更添情谊，同年，格蒂冠上了科里的姓氏—他们结婚了。
格蒂嫁给卡尔后并不想做家庭主妇，而是决心在科研上与他齐头并进。但她是犹太人，还是一位女性，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很难找到学术职位，卡尔也因为种种问题而导致研究受阻，于是，科里夫妇做出了一个决定：移民美国。这个决定对两人的学术命运影响深远。
1922年，卡尔来到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国立恶性疾病研究所，成为一名生物化学家，半年后格蒂成了他的研究助理，自此以后，两人在科研上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他们全身心投入科研中。格蒂经常会提出某个想法，然后两个人就一起进入实验室试着执行它，有时候也会推翻它;卡尔会提出一些实验的技巧，格蒂就去践行。卡尔尊重格蒂的才华，格蒂信任卡尔的能力，他们的亲密关系甚至超出了他们的科学努力。有人如此评价这份心有灵犀：“就像她写了上半句，他就可以接上下半句。”卡尔在1947年诺贝尔晚宴上的讲话中总结了他们合作的本质：“我们的合作始于30年前，当时我们还是布拉格大学的医学院学生，此后一直在继续。我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
早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就知道糖代谢功能障碍会导致糖尿病，而且人们也知道胰岛素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但是科学家们并不了解胰岛素背后的生化机制，也不知道糖类物质究竟是如何代谢的。
格蒂的父亲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他饱受病痛煎熬，曾对女儿说：“你一定要给我找到治疗方法。”后来，格蒂和卡尔开始研究人体如何代谢葡萄糖，一直研究了三十多年。
他们发现胰岛素能够加速葡萄糖的氧化代谢，并在肌肉和肝脏中转化为糖原，而肾上腺素起相反作用，分解肌糖原和肝糖原，产生葡萄糖。由于其他研究人员已经证实，肌糖原不会对血糖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肌糖原必须形成一种中间物质，然后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肝脏。这就是著名的“科里循环”，葡萄糖和糖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科里循环”的核心。
1931年，卡尔在《生理学评论》上发表文章，将当时人们对哺乳动物碳水化合物代谢的认识进行了综合阐述。他观察到，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整个动物进行的，但对潜在的代谢机制却知之甚少。从此后，他们更加明确了研究方向—对糖原代谢机制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糖原分解。
通过对青蛙的骨骼肌进行实验，科里夫妇确定了糖原分解的一个新中间产物，他们将其描述为葡萄糖-1-磷酸，并称之为“科里酯”。之后，他们与自己的联合研究生西德尼·科洛威克合作，建立了化合物的结构，发现了催化其形成的酶—磷酸化酶。此外，科里夫妇还证明了磷酸化反应的逆转会产生糖原，这是人类第一次在试管中合成生物大分子。
1942—1943年，科里夫妇与阿尔达·格林合作发表了四篇开创性论文，他们从肌肉中提取了糖原磷酸化酶，并研究了其化学性质。这项对碳水化合物代谢的酶催化化学反应的研究，使他们在1947年与阿根廷的贝尔纳多·奥赛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46年，卡尔更换了部门，成为生物化学部的主席。夫妇二人继续合作，他们很喜欢圣路易斯大学，甚至为此拒绝了哈佛、伯克利大学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邀请。这是他们熟悉和热爱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卡尔种蔬菜，格蒂就种花。闲暇时两人沉迷于阅读，格蒂喜欢看历史书、传记和现代小说，卡尔则痴迷于考古学、诗歌和艺术。这栋房子成了一个小小的基地，吸引着他们的朋友。
在圣路易斯大学，科里夫妇结交了许多科学家，他们还支持和帮助那些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这些人聚集在实验室与他们一起学习和工作，科里夫妇丝毫没有架子，会在中午跟大家一起去图书馆吃便餐，他们有时候谈论当前的研究，有时候聊起家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后来这些人中有7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然而就在夫妇二人获得诺奖的那年夏天，他们在落基山脉登山时发现格蒂患上了脊髓硬化症，这是一种不可治愈的致命疾病，非常痛苦。卡尔后来写道：“她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忍受着（疾病），同时在科学上也没有松懈。”格蒂以一种惊人的毅力继续进行研究，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探索了不同形式的糖原储存疾病的酶病灶，还和约瑟夫·拉尔纳共同描述了一种新的酶，他们称其为“debrancher”。直到格蒂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乐观地开着玩笑：“我们应该准备一个派对，来平息那些说我已经死了的谣言。”1957年，在被疾病折磨十年之后，格蒂安详地在家中逝世。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卡尔和格蒂所进行的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让人们深刻地理解了糖代谢的过程。他们解释了身体可逆地转化葡萄糖和糖原的过程，分离和纯化了许多与葡萄糖代谢有关的酶。正是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后人们才开发和改进了相关的技术去控制糖尿病。2004年9月21日，美国化学学会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为他们举行了纪念活动，还设置了牌匾，以纪念他们在糖代谢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命运的相遇
卡尔出生在布拉格，来自一个科学世家，很早就被身为动物学家的父亲与身为物理学家的祖父领进了科学的世界。1914年，当年轻的卡尔·科里与同样年轻的格蒂·拉德尼茨相遇时，还不知道这个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姑娘会成为他一生的伴侣。他们那时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主攻医学，在卡尔眼中，“格蒂是有魅力、有活力、有智慧、有幽默感、热爱户外运动的年轻女性—这些特质立刻吸引了我”。那年一战刚刚爆发，战乱的阴霾还离他们很远，两个年轻人在共同的爱好下越走越近，他们一起学习、郊游，还去滑雪和探险，青春的时光无忧无虑。
可好景不长，两年后战争愈演愈烈，卡尔应征入伍。1918年，卡尔被分配到意大利皮亚韦河的前线附近一个兵营，由于伤者甚多，传染病很猖獗，“在营养不良的士兵和平民中，感染流行性感冒的死亡率很高，可我们都无能为力，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战争中的经历让卡尔对医生控制疾病的能力感到非常难过，这也让他坚定了科学研究的信念。1920年，卡尔回到校园与格蒂重聚，并于同年一起获得醫学博士学位。也许是战争的残酷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短暂，也许是长久的分离让他们更添情谊，同年，格蒂冠上了科里的姓氏—他们结婚了。
格蒂嫁给卡尔后并不想做家庭主妇，而是决心在科研上与他齐头并进。但她是犹太人，还是一位女性，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很难找到学术职位，卡尔也因为种种问题而导致研究受阻，于是，科里夫妇做出了一个决定：移民美国。这个决定对两人的学术命运影响深远。
是夫妻，也是合作伙伴
1922年，卡尔来到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国立恶性疾病研究所，成为一名生物化学家，半年后格蒂成了他的研究助理，自此以后，两人在科研上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他们全身心投入科研中。格蒂经常会提出某个想法，然后两个人就一起进入实验室试着执行它，有时候也会推翻它;卡尔会提出一些实验的技巧，格蒂就去践行。卡尔尊重格蒂的才华，格蒂信任卡尔的能力，他们的亲密关系甚至超出了他们的科学努力。有人如此评价这份心有灵犀：“就像她写了上半句，他就可以接上下半句。”卡尔在1947年诺贝尔晚宴上的讲话中总结了他们合作的本质：“我们的合作始于30年前，当时我们还是布拉格大学的医学院学生，此后一直在继续。我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
相知相伴的科研人生
早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就知道糖代谢功能障碍会导致糖尿病，而且人们也知道胰岛素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但是科学家们并不了解胰岛素背后的生化机制，也不知道糖类物质究竟是如何代谢的。
格蒂的父亲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他饱受病痛煎熬，曾对女儿说：“你一定要给我找到治疗方法。”后来，格蒂和卡尔开始研究人体如何代谢葡萄糖，一直研究了三十多年。
他们发现胰岛素能够加速葡萄糖的氧化代谢，并在肌肉和肝脏中转化为糖原，而肾上腺素起相反作用，分解肌糖原和肝糖原，产生葡萄糖。由于其他研究人员已经证实，肌糖原不会对血糖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肌糖原必须形成一种中间物质，然后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肝脏。这就是著名的“科里循环”，葡萄糖和糖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科里循环”的核心。
1931年，卡尔在《生理学评论》上发表文章，将当时人们对哺乳动物碳水化合物代谢的认识进行了综合阐述。他观察到，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整个动物进行的，但对潜在的代谢机制却知之甚少。从此后，他们更加明确了研究方向—对糖原代谢机制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糖原分解。
通过对青蛙的骨骼肌进行实验，科里夫妇确定了糖原分解的一个新中间产物，他们将其描述为葡萄糖-1-磷酸，并称之为“科里酯”。之后，他们与自己的联合研究生西德尼·科洛威克合作，建立了化合物的结构，发现了催化其形成的酶—磷酸化酶。此外，科里夫妇还证明了磷酸化反应的逆转会产生糖原，这是人类第一次在试管中合成生物大分子。
1942—1943年，科里夫妇与阿尔达·格林合作发表了四篇开创性论文，他们从肌肉中提取了糖原磷酸化酶，并研究了其化学性质。这项对碳水化合物代谢的酶催化化学反应的研究，使他们在1947年与阿根廷的贝尔纳多·奥赛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永不止息
1946年，卡尔更换了部门，成为生物化学部的主席。夫妇二人继续合作，他们很喜欢圣路易斯大学，甚至为此拒绝了哈佛、伯克利大学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邀请。这是他们熟悉和热爱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卡尔种蔬菜，格蒂就种花。闲暇时两人沉迷于阅读，格蒂喜欢看历史书、传记和现代小说，卡尔则痴迷于考古学、诗歌和艺术。这栋房子成了一个小小的基地，吸引着他们的朋友。
在圣路易斯大学，科里夫妇结交了许多科学家，他们还支持和帮助那些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这些人聚集在实验室与他们一起学习和工作，科里夫妇丝毫没有架子，会在中午跟大家一起去图书馆吃便餐，他们有时候谈论当前的研究，有时候聊起家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后来这些人中有7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然而就在夫妇二人获得诺奖的那年夏天，他们在落基山脉登山时发现格蒂患上了脊髓硬化症，这是一种不可治愈的致命疾病，非常痛苦。卡尔后来写道：“她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忍受着（疾病），同时在科学上也没有松懈。”格蒂以一种惊人的毅力继续进行研究，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探索了不同形式的糖原储存疾病的酶病灶，还和约瑟夫·拉尔纳共同描述了一种新的酶，他们称其为“debrancher”。直到格蒂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乐观地开着玩笑：“我们应该准备一个派对，来平息那些说我已经死了的谣言。”1957年，在被疾病折磨十年之后，格蒂安详地在家中逝世。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卡尔和格蒂所进行的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让人们深刻地理解了糖代谢的过程。他们解释了身体可逆地转化葡萄糖和糖原的过程，分离和纯化了许多与葡萄糖代谢有关的酶。正是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后人们才开发和改进了相关的技术去控制糖尿病。2004年9月21日，美国化学学会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为他们举行了纪念活动，还设置了牌匾，以纪念他们在糖代谢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