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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六岁以前，我认为世上最好的地方就是村头的代销店，那里有吃有喝有玩，还有大人抽着烟卷谈闲天，等于是一个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偶然被大人带去，总是很高兴。坐在黯黑垢腻的水泥柜台上，看到柜台下面几口大缸，盛着酱油、醋和盐。靠墙排着一溜木头货架，火纸、火柴、肥皂、烟卷陈放其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相当简陋的，但那时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乐园。大人在买了生活必需品之后，偶尔也给我买点零嘴，坐在柜台上吃酥皮剥脱的月饼是件很让人骄傲的事。
管店的是个中年男人，三十来岁，但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看，他已经是老头子了。买东西的人都唤他“守田”。
“守田，给我一包火石！”
“守田，给我拿包烟！”
那个人应着，人多的时候，未免就忙得像个陀螺。
忽然有一天，大约是亲戚家办喜事吧，妈要买布去随礼。我们村的代销店太小，没有布卖，妈就带我到隔壁村去。为什么要带我去买布呢？大约那一天就是正日子，买好了布就好带我赶去吃酒席。
那个代销店真是大！我几乎要晕了。那里才是花花世界啊，一比起来，我们村的那个小店简直太寒酸了。人家四间大屋子，朱漆货架上排着成捆的布匹、缎子被面、毛毯、花手绢……锦绣繁华得满坑满谷。直到我念中学的时候那个店还在，门楣上有水泥浮雕的一行字—某某乡供销社北部分社，那样繁华自然不奇怪了。
我惊叹不已，顺着那些锃亮的橡胶靴子、漂亮的球鞋，一路看过去……且慢，我发现了什么？朱红的印泥盒子，雪白的信笺，精致的钢笔，光洁的橡皮……我走不动了！虽然并没有上过学，我对文明先天性的痴迷已显露出来，我一下子爱上了它们，着了魔一样。
我的口袋里还有几分钱，这几分钱壮大了我的胆子，我异想天开地想要拥有它们。
“守田，你过来，我想看看这个……”
我鼓足勇气，怯生生地叫了营业员一声。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只在柜台后面居高临下地瞟了我一眼。那脸，那眼，比西门吹雪的更冷酷。一下子，我觉得自己像蚂蚁一样小。
他就一直冰川似的站着，无所事事地、冷酷地看着门外。
我的脸热得要命，木讷了一阵子，出去了。
那个营业员是远近闻名的冷面孔，20世纪80年代搞活市场初期就被供销社炒了。然而那次，实在怪不得他：并不是所有站在柜台后面的都叫“守田”，我们村的那个店员名守田，姓潘。这是我到念小学的时候才明白的一件事情。
2
小时候，我们家的电器除了两只灯泡之外，就是一台收音机。那个收音机有蓝色的塑料外壳，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我和妹妹围着它，听心爱的“小喇叭”，听“星星火炬，开始广播”。有个董浩叔叔讲故事，我们最迷他。政治口号当然听不见——女孩子嘛。歌倒听一点，什么“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都耳熟能详。还有一首较欢快的女声歌曲，我们也爱听。听久了，就鹦鹉学舌起来，蹦里蹦外都唱：“笑呀笑呵呵，笑呀笑呵呵……”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妹妹和我唱的词儿不一样。我唱“笑呀笑呵呵”，妹妹唱“小羊来唱歌”，怎么回事呢？收音机里那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是模棱两可的，既像“笑呀笑呵呵”，又像“小羊来唱歌”。
我说：“是‘笑呀笑呵呵’！”
妹妹说：“是‘小羊来唱歌’！”
争论不分高下，也不理会了。我们蹦里蹦外，各唱各的。
“笑呀笑呵呵呀……”
“小羊来唱歌呀……”
许多年后，我过了三十岁，在异乡的工厂谋生，偶然在嘈杂的车间听到这首曲子，心中一震，顿生“他乡遇故知”之感。那是一个女孩买的磁带，歌词表还没有丢掉，我问她要了来。一看，“咔嚓”一声，幼时的一个闷葫芦被打破了！
既不是“笑呀笑呵呵”，也不是“小羊来唱歌”，那是一个姑娘柔情万种地呼唤：“小呀小哥哥！”
那首歌，原来就是著名的《花儿与少年》。在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嘴里，它被唱讹了，而且讹得那么离谱。
3
念初中的时候，音乐课是从来不上的，音乐课本发下来，都往破烂堆里一塞，所以一个班五六十号人，没有一个人识得简谱。我在塞之前是要过一回目的。一过目，看到里头好多歌曲，都写着“佚名”词，“佚名”曲，心下对“佚名”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人真是个全才呀，又会编词儿，又会编曲！
那时我还有一个嗜好：爱读闲书。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是有字儿的，历书也罢，画片儿也罢，都看得津津有味。自然，报纸杂志之类，更是不消说了。我在那些字纸之间，又发现了许多“佚名”的大作，或长或短，或哲理小文，或幽默人生。我想，“佚名”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是作曲家？还是文学家？他有那么多的作品，名气和地位应该不在鲁迅和老舍之下吧，怎么老师倒没有讲过？
我经常纳闷。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不纳闷的，或许是在成年以后吧，也并没有人点破。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某人做过某官，著有某某诗集或某某词集，已散佚。
这样的句式读多了，我渐渐知道“佚名”究竟是谁了。他既非通才，也不是万古不世出的大学者，他是被岁月湮灭了名字的人。他的才华凝聚成珠，供我们把玩、珍藏、享受。
有一天，我们也要被光阴吞没。我们留下的文字，可能也要被冠上“佚名”之名。就算是“佚名”，也总归能留下一点就留下一点，因为曾经活过。
五六岁以前，我认为世上最好的地方就是村头的代销店，那里有吃有喝有玩，还有大人抽着烟卷谈闲天，等于是一个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偶然被大人带去，总是很高兴。坐在黯黑垢腻的水泥柜台上，看到柜台下面几口大缸，盛着酱油、醋和盐。靠墙排着一溜木头货架，火纸、火柴、肥皂、烟卷陈放其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相当简陋的，但那时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乐园。大人在买了生活必需品之后，偶尔也给我买点零嘴，坐在柜台上吃酥皮剥脱的月饼是件很让人骄傲的事。
管店的是个中年男人，三十来岁，但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看，他已经是老头子了。买东西的人都唤他“守田”。
“守田，给我一包火石！”
“守田，给我拿包烟！”
那个人应着，人多的时候，未免就忙得像个陀螺。
忽然有一天，大约是亲戚家办喜事吧，妈要买布去随礼。我们村的代销店太小，没有布卖，妈就带我到隔壁村去。为什么要带我去买布呢？大约那一天就是正日子，买好了布就好带我赶去吃酒席。
那个代销店真是大！我几乎要晕了。那里才是花花世界啊，一比起来，我们村的那个小店简直太寒酸了。人家四间大屋子，朱漆货架上排着成捆的布匹、缎子被面、毛毯、花手绢……锦绣繁华得满坑满谷。直到我念中学的时候那个店还在，门楣上有水泥浮雕的一行字—某某乡供销社北部分社，那样繁华自然不奇怪了。
我惊叹不已，顺着那些锃亮的橡胶靴子、漂亮的球鞋，一路看过去……且慢，我发现了什么？朱红的印泥盒子，雪白的信笺，精致的钢笔，光洁的橡皮……我走不动了！虽然并没有上过学，我对文明先天性的痴迷已显露出来，我一下子爱上了它们，着了魔一样。
我的口袋里还有几分钱，这几分钱壮大了我的胆子，我异想天开地想要拥有它们。
“守田，你过来，我想看看这个……”
我鼓足勇气，怯生生地叫了营业员一声。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只在柜台后面居高临下地瞟了我一眼。那脸，那眼，比西门吹雪的更冷酷。一下子，我觉得自己像蚂蚁一样小。
他就一直冰川似的站着，无所事事地、冷酷地看着门外。
我的脸热得要命，木讷了一阵子，出去了。
那个营业员是远近闻名的冷面孔，20世纪80年代搞活市场初期就被供销社炒了。然而那次，实在怪不得他：并不是所有站在柜台后面的都叫“守田”，我们村的那个店员名守田，姓潘。这是我到念小学的时候才明白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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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家的电器除了两只灯泡之外，就是一台收音机。那个收音机有蓝色的塑料外壳，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我和妹妹围着它，听心爱的“小喇叭”，听“星星火炬，开始广播”。有个董浩叔叔讲故事，我们最迷他。政治口号当然听不见——女孩子嘛。歌倒听一点，什么“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都耳熟能详。还有一首较欢快的女声歌曲，我们也爱听。听久了，就鹦鹉学舌起来，蹦里蹦外都唱：“笑呀笑呵呵，笑呀笑呵呵……”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妹妹和我唱的词儿不一样。我唱“笑呀笑呵呵”，妹妹唱“小羊来唱歌”，怎么回事呢？收音机里那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是模棱两可的，既像“笑呀笑呵呵”，又像“小羊来唱歌”。
我说：“是‘笑呀笑呵呵’！”
妹妹说：“是‘小羊来唱歌’！”
争论不分高下，也不理会了。我们蹦里蹦外，各唱各的。
“笑呀笑呵呵呀……”
“小羊来唱歌呀……”
许多年后，我过了三十岁，在异乡的工厂谋生，偶然在嘈杂的车间听到这首曲子，心中一震，顿生“他乡遇故知”之感。那是一个女孩买的磁带，歌词表还没有丢掉，我问她要了来。一看，“咔嚓”一声，幼时的一个闷葫芦被打破了！
既不是“笑呀笑呵呵”，也不是“小羊来唱歌”，那是一个姑娘柔情万种地呼唤：“小呀小哥哥！”
那首歌，原来就是著名的《花儿与少年》。在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嘴里，它被唱讹了，而且讹得那么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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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初中的时候，音乐课是从来不上的，音乐课本发下来，都往破烂堆里一塞，所以一个班五六十号人，没有一个人识得简谱。我在塞之前是要过一回目的。一过目，看到里头好多歌曲，都写着“佚名”词，“佚名”曲，心下对“佚名”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人真是个全才呀，又会编词儿，又会编曲！
那时我还有一个嗜好：爱读闲书。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是有字儿的，历书也罢，画片儿也罢，都看得津津有味。自然，报纸杂志之类，更是不消说了。我在那些字纸之间，又发现了许多“佚名”的大作，或长或短，或哲理小文，或幽默人生。我想，“佚名”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是作曲家？还是文学家？他有那么多的作品，名气和地位应该不在鲁迅和老舍之下吧，怎么老师倒没有讲过？
我经常纳闷。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不纳闷的，或许是在成年以后吧，也并没有人点破。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某人做过某官，著有某某诗集或某某词集，已散佚。
这样的句式读多了，我渐渐知道“佚名”究竟是谁了。他既非通才，也不是万古不世出的大学者，他是被岁月湮灭了名字的人。他的才华凝聚成珠，供我们把玩、珍藏、享受。
有一天，我们也要被光阴吞没。我们留下的文字，可能也要被冠上“佚名”之名。就算是“佚名”，也总归能留下一点就留下一点，因为曾经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