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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座城市的故事就包含在它的名字中。
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取自希腊语“辛菲罗波利斯（Simferopolis）”。1783年，叶卡捷琳娜女皇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征服了克里米亚。她听从情人兼智囊波将金的建议，开始用希腊名字重新命名这些长期处于伊斯兰羽翼下的城市。
俄国自诩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而命名只是庞大的“希腊计划”的一部分。“希腊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与奥地利合作，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重建一个伟大的东正教帝国。为此，叶卡捷琳娜给自己的一个孙子取名“君士坦丁”，还给他找了一位希腊保姆，仿佛梦想已经指日可待。然而，波将金很快去世了，随后是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最后是叶卡捷琳娜自己。
如今，除了这个希腊化的名字，辛菲罗波尔的氛围与希腊迥然不同，完全是一座俄国城市。我到那儿的时候，正值酷暑，空气中飘荡着行道树的幽香。白天，这座城市笼罩在一片无孔不入的白色光线中。傍晚，天气变得凉爽起来。梧桐树掩映着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即便在最繁华的卡尔·马克思大街，依然能听到阵阵虫鸣。
由于被乌克兰切断了能源供应，辛菲罗波尔似乎处于慢性电力不足的状态中。几天前的一场全城大停电，迫使俄罗斯加快了海底电缆的建设。然而，太阳落山后，这座城市仍然显得那样昏黄：小路上一片漆黑，只有主路才会亮起街灯，闪闪烁烁，像一串即将熄灭的灯笼。
我住在一家民宿里。一盏吊起的灯泡下，铝皮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安娜把一小勺汤汁倒在手背上，“吧唧吧唧”地尝着咸淡。光头的阿廖沙深陷在棕色皮沙发里，手握着易拉罐啤酒。电视里，普京总统正在某地视察。一辆老旧的拉达车从窗外驶过，摇滚乐巨大的音量划过街道，留下一条躁动的细流。
我问起2014年的那场变故 。阿廖沙把手中的易拉罐捏得“嘎嘎”响。
“可恶的乌克兰人，不知道西方给了他们什么好处？”
接着又说：“在克里米亚，百分之九十的人支持俄罗斯。”
“剩下的百分之十呢？”
“鞑靼人，”阿廖沙的鼻子“哼”了一声，“他们恨我们俄罗斯人。”
安娜关掉炉子，给我也端来一个盘子。我感谢她的好意，告诉她我一会儿出去吃。
“那么，明天去哪里？”阿廖沙问，“塞瓦斯托波尔？雅尔塔？”
“巴赫奇萨赖（Bakhchysaray）。”
“要小心，”阿廖沙抬起眼皮，“那是韃靼人的地盘。”
2
巴赫奇萨赖，夹在两座石灰岩断崖之间。列宁大街穿镇而过，两侧是石块垒砌的房子和店铺，铺着粉红色的瓦片。
镇中心是当年鞑靼可汗的宫殿，耸立着奥斯曼风格的尖顶。传说，最后一位可汗俘获了某位波兰公主，却无法得到她的芳心。公主死后，伤心欲绝的可汗在宫殿里为她修建了一座喷泉。很多年后，普希金来到这里，听闻这个故事，写下了著名诗作《巴赫奇萨赖的泪泉》。
我在宫殿外面的一家茶馆坐下，要了一杯红茶。一个鞑靼老头坐在我旁边，前面放了一杯土耳其咖啡。他身后的墙上悬挂着绘有可汗宫殿图案的地毯，上面蒙了一层灰。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空气中飞舞着尘埃的粒子。我向店主打听“传奇”旅馆。巴赫奇萨赖的旅馆大多不打招牌。
“你是说萨文基伊家吧？”女店主想了想，“在这条路的尽头。”
“多远？”
“步行半小时。不过这天气，走路可能有点热。”
出了茶馆，太阳把路面烤得直冒烟。我在可汗宫外面找了一个鞑靼司机，他留着两撇小胡子，开一辆破拉达。我们一直开到列宁大街的尽头，道路突然变得细窄，就要蜿蜒进山，可我依然没有看见旅馆。
我把行李扔在路边，抬头望着山上骨瓷般的巨石。就在这时，山坡上的一扇大铁门“咣当”一声打开了。一个穿着蓝色碎花长袍的鞑靼大妈摇曳着身子，向我走过来。
“萨文基伊吧？”
“你怎么知道？”
“听说的。”
她微微一笑，可给人的感觉却像远在天边。
“茶馆的老板给我打了电话，我猜可能是你。”她一开口就露出金牙，眼珠很黑，鹰钩鼻，脸上布满蛛网般的皱纹，有一种威严感。她的五官相当欧化，几乎看不出成吉思汗或者金帐汗国的痕迹。
萨文基伊说一口标准的英语，这在克里米亚实属罕见。她后来告诉我，她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大学念的是英语和德语。1991年夏天，她和丈夫从遥远的中亚迁回克里米亚——他们的故土。
我们踩着石子路，走到山坡上的农舍前。萨文基伊打开院门，一条狼狗冲了出来，朝着我狂吠。院子里有棵小松树，上面拴着一只山羊。几只母鸡正在一小块菜地里散步，发出“咕咕”的叫声。
房子很干净，像是刚粉刷过，有两间房专门留给客人。院子后面还有一个蒙古包似的帐篷，相当于游牧民族的客厅，铺着暗红色地毯。
萨文基伊说：“这里原来是山，我们把石头一点点地运走，清理出土地，然后才开始盖房。”
在阳光下，她眯起眼睛，嘴唇很薄，表情显得很刚毅。
“盖房子用了10年时间，都是我丈夫一砖一瓦盖的。那10年间，我们就住在简易帐篷里。” “鞑靼人是1944年春天被集体流放到中亚的吧？我听说当时只有不到一个小时，让你们收拾东西。”
“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些？”萨文基伊用灰色的眼珠盯着我。
“索尔仁尼琴的书，里面写了鞑靼人的遭遇。”
“你来巴赫奇萨赖是想了解这些？”
“部分原因是。”
“你是记者？”
“作家。”
“那样的话，你可以跟我丈夫聊聊，”薩文基伊缓和了语气，“他是历史老师。”
3
萨文基伊的丈夫哈坎正趴在写字台前，用本子记录日常开销。他的身后是一个木头书架，上面摆着相框，还有几本19世纪俄国作家的著作。正午的光线从外面透进来。他从账目中抬起头，摘下眼镜，挂在胸前。他从角落里抽出一张圆凳，拿起本子“啪啪”地掸了掸上面的浮土。
“坐吧，”他说。
“我来是想……”
“妻子跟我说了，有什么想问的？”
和妻子一样，哈坎也出生在撒马尔罕，脸上的皱纹也像犁过的大地。1944年，哈坎的父母被赶上火车，从克里米亚一路颠簸到中亚。他家的几个亲戚在路上死了。
苏联政府说，在德军占领克里米亚期间，鞑靼人有通敌行为，是“祖国的叛徒”，理应受到惩罚。不过，在哈坎看来，“二战”是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恩怨，鞑靼人根本无意插手。
“鞑靼人是作为一个族群而遭受苦难，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哈坎说。
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猫从门外溜了进来，跳上哈坎的膝盖。哈坎抚摸着猫的脑袋，继续讲述。
鞑靼人的去向有三：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流放西伯利亚的鞑靼人发现，很多当地人都是政治犯。他们理解这些同命相怜的流放者，很快就主动提供帮助。哈萨克人则普遍善待了流放的鞑靼人。最凄惨的是那些流放到乌兹别克的鞑靼人，尤其是在最初两年。
1953年，鞑靼人的处境终于有所好转。萨文基伊和哈坎就是在随后的1954年出生的。
“二战”前，克里米亚有将近22万鞑靼人。经过战争和流放，三分之一的人口死去。很多人相信，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他们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全稀释于从西伯利亚到中亚的广袤大地上。
“这也是我好奇的一点，”我说，“克里米亚鞑靼人是怎么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性的？”
“讲故事，”哈坎回答。
在哈坎的记忆中，他从小就是在父亲的故事中长大的：关于故乡克里米亚的富饶和美丽，关于鞑靼人遭受的不公待遇。克里米亚鞑靼人会反复讲述那些流放的细节，没有哪个家庭回避这些。因为他们明白，记忆只有永远保存，根植于下一辈的心灵深处，他们才不会忘记自己从何而来。
这时，萨文基伊端着盘子走了进来，里面是刚出锅的羊肉馅饼（Chebureki）。猫从哈坎的手中挣脱出来，在萨文基伊脚边“喵喵”地叫着。萨文基伊把它赶出了房间，轻轻掩上门。
“除了讲故事，还有食物。”哈坎看着馅饼说，“每个家庭的母亲和祖母，都会教孩子制作鞑靼传统食物。这些食物，让这些出生在中亚的鞑靼孩子意识到，他们和身边的乌兹别克人不一样。”
“食物是最牢固的记忆，”我点头。
“来尝尝吧。”哈坎把盘子推过来。
我早就饿了，于是拿起一个羊肉馅饼——很烫，马上又把它扔了回去。
“还是先说说你们是怎么回到克里米亚的吧。”
“1989年11月24日，”哈坎说，“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当时，哈坎已经在撒马尔罕的一所中学当历史老师。下课回到办公室，他发现同事们在传阅一份报纸，上面把流放鞑靼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称作“野蛮行径”，呼吁恢复这些族群的公民权利——这无异于一种“信号”。
正是从那天开始，流散各处的鞑靼人意识到，返回故乡的机会来了。他们变卖家产，携家带口地坐上火车，穿越哈萨克斯坦、南俄草原、乌克兰，再从那里向南，进入克里米亚。
“我们把房子很便宜地处理掉了。”哈坎说，“在撒马尔罕，我们原本有一套很好的房子。”他拿起书架上的相框递给我。那是1990年的夏天，哈坎和萨文基伊站在自家庭院里。身后的葡萄架已经结满果实，阳光穿过藤蔓，洒在地上。
哈坎辞去了教师工作，带着卖房的收入，回到巴赫奇萨赖。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故乡——尽管在父母的讲述中，他已经回来过太多次了。
不过，对于这些出生在中亚的鞑靼人来说，克里米亚早已不是想象中的模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克里米亚变成了一个完全俄化的地方。
“克里米亚并不欢迎我们，”哈坎说，“我们成为了故乡的陌生人。”
在中亚时，鞑靼人都有职业和收入。但是在克里米亚，空缺的工作机会少之又少。哈坎和萨文基伊一度在市场上卖东西。他们还开辟出一小块地，种上了蔬菜。但是在撒马尔罕长大的他们，并不具备耕种技术，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哈坎去市场上卖菜，萨文基伊开始私下里给小学生教授英语。他们还要把省吃俭用的钱拿来盖房。越来越多的家长找到萨文基伊，请她给小孩补习英语。除了鞑靼人的孩子，还有乌克兰人的孩子。
“你们经历了苏联、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时代，觉得哪个最好？”我问。
“无论哪个政权，鞑靼人都是硬物一般的存在，”哈坎说。
“我们被赶走，又不惜一切地回来。没有人认为回来的生活很容易，但是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不管发生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哈坎停顿了一下，粗大的手指交叉在一起，“那就是，鞑靼人永远不会再离开克里米亚。”
4
早上，萨文基伊为我准备了鞑靼馅饼、番茄黄瓜沙拉。沙拉上面有一大块新鲜的羊奶酪，还放了一把院子里种的欧芹。我想给她和哈坎拍照，但她说什么都不答应——她脸上的皱纹让我想起马利亚温油画中的鞑靼农妇。
我离开巴赫奇萨赖，坐上公共汽车，赶往黑海岸边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这里是俄国黑海舰队的基地，1852年克里米亚战争的主战场。1920年，支持沙皇的白军曾把这里当作最后的堡垒。他们最终乘船逃走，将帝国拱手让给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旧世界从此终结。
汽车穿行在扬起的尘土中，太阳只是天空中的一块白色光斑。托尔斯泰也走过这条路。在小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里，他形容这条路上的尘土“浓密而灼热”。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是炮兵旅的一位低阶军官。他在战役期间写作、喝酒、赌博，两天两夜就输掉1500卢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当时俄国士兵每个季度才能拿到70戈比。托尔斯泰由此在日记中断言，俄国军队“要么必定败亡，要么彻底革新”。
1855年，在被英法土联军围困一年之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托尔斯泰亲眼目睹了法军旗帜飘扬在城市上空，不禁失声痛哭。城市随即陷入异常的寂静，而托尔斯泰在战败与赌瘾的煎熬中，度过了27岁的生日。
在塞瓦斯托波尔下了车，我沿着列宁大街寻找一家海军主题的旅馆。老板尤里据说是个军事迷。旅馆位于一栋老房子的二楼，窗外的花园里种着栎树，屋内贴满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老照片。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战地记者进行现场报道，因此留下了大量影像。奇怪的是，照片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恬静，让人无法将之与文字中描述的战争场景联系在一起。
尤里不在，一个叫娜塔莎的女孩把我领到房间。我拿出一本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写的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书，把行李塞到床下，然后来到通往露台的公共客厅，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俄国无疑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军官大多是托尔斯泰那样的贵族，而士兵基本是不识字的农奴和农民。和叶卡捷琳娜女皇一样，尼古拉一世也把自己视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守护者。费吉斯认为，当尼古拉一世不顾实力地发动战争时，他的内心充斥着信徒的激情，而非赌徒的狂热。
对俄国来说，克里米亚战争是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对英法来说，则是地缘对抗的先河。人们惊奇地发现，这场战争是一个新教国家与一个天主教国家结盟，帮助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对抗一个东正教国家。
俄国不仅在巴尔干半岛扩张，也正在中亚紧锣密鼓地缩短与英属印度的距离。英法对俄国的忧虑，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异教徒的厌恶。某种程度上，这种情绪与后来的“冷战”如出一辙。
一声轻微的呻吟，让我从书页中抬起头。我这才发现，在一个角落的长沙发上，趴着一个男人。他实在太瘦了，从牛仔裤腰部的空隙里，露出一道内裤覆盖出来的白线。他又呻吟了一声，翻了个身，然后靠着沙发背坐起來。他突然发现我在看他，于是也看着我。他解释说，他昨晚喝多了，正在这里醒酒。说这话时，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小猫。
听说我独自一人来克里米亚旅行后，仿佛出于东道主的责任感，他开始用破碎的英语向我介绍塞瓦斯托波尔的景点。不过，他马上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他其实也不熟，他是过来出差的。
“从哪儿？”
“新西伯利亚，”他说，“来这里卖空调。”
“生意不错吧？”
他悲伤地笑了笑，是那种西伯利亚特有的悲伤。
我发现他的胳膊上文着一把剑，手机屏幕也碎了。后来，他咕哝了一句，转过身去，继续睡了。
客厅里很热，但是没有空调。我走到露台上，看着花园里微微摇晃的栎树叶。一个身材微胖的金发姑娘，正俯在栏杆上打电话。从她的表情和声调中，我猜她可能失恋了，或者正处在分手的边缘。她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眼圈红红的，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小圆桌，上面放着烟灰缸。她点燃一支香烟，苍白的手指涂着黄色指甲油。二手烟顺着风向，吹到我的脸上，但她毫无歉意。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转，她强忍着，免得它们流出来。我们坐在那里，等待太阳偃旗息鼓，就像一对结婚已久的男女，早已无话可说。
5
很少有哪座城市像塞瓦斯托波尔一样，到处都是对战争的纪念。
在通向伯爵码头的路上，我经过黑海舰队博物馆，也经过无名烈士墓、英雄雕像和战争纪念碑。它们既有纪念克里米亚战争的，也有纪念卫国战争的。在这座洒满夏日阳光的海滨城市，随处可以见到战争和死亡的阴影。死亡是渺小而肮脏的，原本不值得庆祝，但是凭借这些纪念碑，死亡升华为一种理想，一套史诗，成为俄国人身份认同的来源。
费吉斯写道，克里米亚战争是一次可怕的羞辱，激起了俄国对西方的持久怨恨。战争同样激发了俄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在他们看来，俄国的牺牲和为之奋斗的基督教理想，将战场上的失败转化为了道义上的胜利。
站在伯爵码头上，眼前的黑海闪耀着金色的鳞片，仿佛一张油画。休假的俄国水兵和游客们一起，穿过贩卖卡瓦斯和热狗的摊位，涌向停泊在港口的游轮。海鸥拍打着翅膀，掠过岸边游泳的人群。一对母女正躺在浴巾上晒日光浴。
在纳希莫夫将军的雕像下，一个小腿烧伤的男人，正喝着一瓶英克曼白葡萄酒——苏联美好生活的最后遗产。一个女导游走过来，问我是否需要讲解。她告诉我，这座雕像建于1959年，为了纪念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黑海舰队的将领纳希莫夫。在苏联时代，每一位海军士兵都以获得一枚“纳希莫夫勋章”为毕生的荣耀。
我问她怎么看待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
“我是乌克兰人，”她说。
我心里一沉。
“但是在克里米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同一个民族，很难把两者分开。我的父亲是乌克兰人，我的母亲是俄罗斯人。这样的结合在克里米亚太常见了。我们都说俄语。如果你问我怎么看待克里米亚回歸俄罗斯，我认为这是好事。从克里米亚战争开始，这种归属感就形成了。”
“你叫什么名字？”
“奥尔佳。”
“奥尔佳，请你当导游要多少钱？”
“200卢布。”
那相当于人民币22块钱。我掏出钱递给她，她用俄语说了声“谢谢”。她看起来五十多岁，化了妆，眼角有长长的鱼尾纹。
奥尔佳开始了她的工作。她向我讲述纳希莫夫将军的英雄事迹：他怎样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重创土耳其舰队，怎样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相比菲格斯的书，奥尔佳的讲述明显更富有爱国主义情感。她是在苏联体系下长大的一代人，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有些时候，我甚至感到，她讲的不是导游词，而更像是一种宣传。
我们一起走到伯爵码头。一艘游轮驶过海面，甲板上站着俄罗斯游客。对岸的山丘上覆盖着森林。奥尔佳指着一面白墙上的俄文牌子告诉我，这里是1920年俄国革命时期，白军乘船逃往伊斯坦布尔的地方。两年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枪决。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随着轮船在这里启航，又归于寂灭。
如果没有选择当年的道路，俄国会变成什么样？
我想起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中写过的那句话：“我们天生都是梦想家，但精神却是疲惫而痛苦的。”
6
那天晚上，我走进港口附近的一家酒吧。这里播放着爵士乐，出售本地的精酿啤酒。酒吧里面很热闹，聚集着不少年轻人。吧台后面的小伙子留着维京海盗似的大胡子，跟我聊起麦芽发酵技术。酒吧的装潢充满后工业风格，墙上暴露着砖石，钢管椅散落四处。
我坐在吧台上喝着啤酒，想起苏联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的小说《克里米亚岛屿》——里面也写到这样的爵士乐酒吧。
阿克肖诺夫的母亲尤金妮亚·金兹伯格是古拉格劳动营的幸存者。阿克肖诺夫的另一本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被称为苏联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克里米亚岛屿》写于1979年，同样起源于一个假设：“十月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席卷全国，然而沙皇的势力最终成功守住了帝国最南端的一角——克里米亚。
在阿克肖诺夫的想象中，克里米亚充斥着那个时代苏联年轻人可以想到的每一样酷炫的“毒草”：高速公路、摩天大楼、超级跑车、豪华别墅、脱衣舞俱乐部、爵士乐酒吧，还有一家以纳博科夫名字命名的高级夜总会。
主人公安德烈·卢赫尼科夫是一个左派知识分子。他相信苏联宪法中规定的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当他领导的政党“共同命运”赢得选举后，他宣布克里米亚加入苏联。伴随着围观群众的欢呼声，有人打出了“克里米亚 克里姆林=爱”的横幅。35年后，这一幕竟然真的在克里米亚上演了。
我喝完杯中酒，准备离开。吧台后面的小伙子对我说：“再见，哥们儿。”
我走出酒吧，夜色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一片沉静。树干在月光中泛着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