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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发表在《小说家》1991年第1期的短篇小说《一地鸡毛》史称新写实小说代表作，我却不愿意这样看它。当《钟山》1989年第3期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大力提倡“新写实小说”创作时，与《一地鸡毛》相类似的《塔铺》早已发表（《人民文学》1987年第7期）。（见赵天成：《80、90年代的“新写实”——王干访谈录》）也就是说，在没被灌输“新写实”观念前，刘震云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家。这种类型的作家本来就擅长写故事，生活实感非常强，细节既体贴又精准，你读他的小说，好像是在跟作品人物过一段烟熏火燎的日子，一边吵架，一边又到菜市场跟小商贩斤斤计较。这种类型的作家有种能把读者吸引到故事情节中，忘掉自己其实是在读小说的特殊的本事。所以，如果按新写实观念读刘震云的小说，就不是刘震云了。我也不想用“知人论世”、“文学周边”、“时代、作家、作品”等几种惯常的方式去读它们。我想刘震云既然擅长讲故事，那么就拿故事来反串人物和作品好了。这种文章结构，是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学术论文，我们先不管它。但我们也不能说拿故事反串人物和作品，这文章就没有内在潜在的分析逻辑了。
一、“我们夫妇之间”
在小说中，小林和小李是年轻夫妻。他们大学毕业当公务员，有了孩子，生活却并不如意。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看小说第一节就一目了然了。故事讲得十分生动和幽默。
小说第一节是写“豆腐变馊了”的故事。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分大，锅里炒不成团，所以小林天天排队在公家副食店买豆腐，那里一斤豆腐五块，二两一块，价廉物美。可单位处长老关较真，喜欢给晚到的人记“迟到”。小林每次排队都心急火燎，有一天终于买到豆腐没迟到，匆促间又忘记放冰箱里冷藏。下班发现豆腐馊了，老婆就抱怨，后来小林憋不住生气说：“一斤豆腐就上纲上线个没完没了，一斤豆腐才值几个钱？上次你失手打碎一个暖水壶，七八块钱，谁又责备你了？”一提暖水壶，让老婆联想起小林打破大立柜上花瓶的罪行：“动不动你提暖水壶，上次暖水壶怪我吗？本来那暖水壶就没放好，谁碰到都会碎！咱们别说暖水壶，说花瓶吧！上个月花瓶是怎么回事？花瓶可是好端端地在大立柜上边放着，你抹灰尘给抹碎了，你倒有资格说我了！”说着说着老婆就冲到小林身边，像天下所有女人一样，眼泪是她们最厉害的武器，“眼里噙着泪，胸脯一挺一挺的，脸变得没有血色”。老婆单位和小林的单位大同小异，不愉快的时候比愉快的时候多。小林心想：你在单位不愉快，把不愉快带回家发泄就道德了？情急中，失去理智的他准备放开手跟老婆大干，“已做好破碗破摔的准备”。在中国家庭中，夫妻没有不吵架的。别看平时风平浪静，俩人卿卿我我，弄点小情调，什么情人节送红玫瑰、生日庆祝点蜡烛啊，一旦因事反目，双方心底都有一本变天账，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方的“罪状”，一条一条全记在上面。几十年日积月累，内容之丰富不逊于文献档案。尤其是女方。幼儿园时期的女孩本来就语言天赋高，当三四岁女童已经伶牙俐齿时，男童都还是笨嘴拙舌、吭哧吭哧的。这种性别遗传发展到成年男女，吵架时必然是男方吃亏。吵不过老婆，最后只能以暴跳如雷来结束战斗。
小林与老婆即将爆发的大战转停，这时查水表的瘸子老头忽然敲门进来。对1990年代的贫贱夫妻来说，查水表的代表着一种权利。老头吹嘘自己年轻时曾给大领导喂过马，也不知是真是假。小林夫妇工资不高，养着孩子，还雇着保姆，平时总是节衣缩食。最怕查出从水管偷水被罚款。老头说，有人反映你家偷水。原来老婆刚从单位学到这项本领，办法是晚上不把水管龙头关死，故意让水滴滴答答，再用水桶接着，留待明天使用。小林闻讯无地自容。老婆却怀疑是对门那个自称“印度女人”的高胖女人告的刁状。老头走后，家庭风波暂止。小林心里责备老婆：一个大学生，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市民气，偷的水不值几个钱，反落得被人数落？这时情节又一个转折，夫妻矛盾被转到与小保姆的关系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作家刘震云的讲故事技巧。不转弯的故事情节，总会叫读者觉得乏味。而且他知道，所谓“日常生活”不光是夫妻吵架，还有衣食住行等具体问题。这下保姆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这天晚饭，一个炒豆角、一个炒豆芽、一碟子小泥肠（孩子专用），另一个是昨晚吃剩的杂烩菜，由小林夫妇和保姆解决。但小保姆宣称不吃剩菜，老婆说你农村来的还娇气？小保姆就不干了，威胁罢工辞职。经小林斡旋，达成暂时工作协议。经过一下午和晚上的折腾，大家都疲倦不堪。不一会儿，老婆、孩子、保姆各自响起了鼾声，小林却睡不着。想到明天一大早还要排队买豆腐，想到怎么不再让它变馊，又想到自己与老婆相亲时，她虽个头小，但是个清秀文静的女孩子，让小林感到一种清新拂面的诗意。结婚后怎变得这么邋遢、唠叨和易怒？小林这下心烦意乱了。检查完灯火水电，心情坏透的小林差点儿一夜难眠。
二、调动、幼儿园和摆地摊
《一地鸡毛》三万七千多字，规模超过短篇小说，离中篇还有点距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是短篇小说热，接着中篇又流行了起来，但好的短篇没有绝迹。这篇小说主要写小林夫妇，加上孩子、保姆、印度女人、处长、查水表的、小学老师有七八个人，家庭矛盾是主线，叙述副线扯出单位、幼儿园、摆摊、调动、接待老师等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共七节，第一节写豆腐，第二节写调动，第三节是小学老师来京看病，第四节写孩子感冒，第五节是找幼儿园，第六节写帮同学摆摊，第七节是送礼。在读者看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对小林夫妇来说，却件件都是绕不开的大事。
“豆腐风波”平息后，老婆调动的事接踵而来。这天早晨醒来，老婆在那里发呆，小林最怕她这样，以为是在为昨天的事补课。女人记仇，天下使然。但老婆突然提出要小林帮她调动工作。小林一听就急了：对自己这无职无权的小公务员来说，这件事远要比馊豆腐事件复杂难弄。心里不免骂道：女人真没长性。当初他们搬家，房子是越搬越好，老婆也越搬越高兴，“说咱们终于也在北京有个房子了”。于是暂时忘掉在单位与同事不愉快的经历，老婆“把主要精力花在布置房子上，怎么装窗帘，怎么布局，怎么摆冰箱和电视”，等家收拾得差不多了，她又不满意了。嫌这条线路上没单位班车，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得花费三四个小时，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八点回来，真正是披星戴月。小林感觉调动像山一样难，劝老婆凑合凑合，令其光火。无奈中想到与前三门一家单位的人换工作，还打听到小林单位副局长老张恰好与那单位管人事的领导是同学。老张倒是热心，给对方写信，还打了电话。待小林和老婆扛着四十多块钱一箱的可口可乐挤上公共汽车，兴冲冲地登门拜访，正下楼的领导虽脸上带笑，嘴上却说：“我知道了，那个工作的事，我这里没有问题，关键是下边接收单位不好办”，明显推脱。小林一听急赤白脸傻乎乎喊道：“王叔叔，我还给您带了一箱饮料！”头头在楼门外笑着答：“我这里还缺几筒饮料？扛回去自己喝吧！” 刘震云认同李书磊对他的看法，但不认同“新写实”理论对他作品的概括：“大家当时都说《一地鸡毛》是原生态的小说，是小林家的流水账。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地鸡毛》就不成立，因为小林恰恰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卑下，他的见识相当了不起，我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写的。”（刘震云：《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他不认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像批评家说得那么悲观，小林身上其实有很多农民与生俱来的风趣和乐观：“他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些可能是非人的生活，但他们的生活不乏自嘲、自解、自乐，特别的原汁原味”，“我觉得用知识分子话语的‘新写实’来评价我并不恰切，在创作中，我是带有感情的，打开了感情世界同艺术世界的通道，只有打开了这个通道才有创新能力”。又说，“《一地鸡毛》等作品所描绘的虚伪卑琐中也有乐趣，这些乐趣构成了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插科打诨，这种伪生活也有很多乐趣”。我这样把“英雄反写”，不过是“过去小说膨胀得太厉害，承担了太多非文学的东西，而现在小说才回到之前应该具有的状态”而已。（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正当小林为老婆调动工作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刘震云突然让他的小说路回风转。老婆一天晚上下班回来，孩子感冒生病，小林担心两个人又会争执大吵。不想，“老婆‘吃吃’地笑”。小林忙过去问，原来调动工作的事迎刃而解：不是前三门单位头头同意了，而是老婆单位开通了班车，九月份开始。老婆一人高兴，全家都高兴。“大家情绪很好。孩子的病也压过去了。吃饭时大家喝了啤酒。晚上孩子保姆入睡，两人又欢乐了一次。欢乐时两人又很有激情。欢乐之后，两人都很不好意思。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勤了。接着两人又抚摸着谈心”，谈论孩子入托辞退保姆，对未来充满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新写实”理论倾向于让小说叙述变得冷淡无情，喜欢利用小说与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战斗，以为这样就赢得了“文学自主性”，获得了巨大历史进步。刘震云和小林老师对之都表示狐疑。刘震云说：“我也没有用乡村的生活或者城市的生活来看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无非是一种见识的眼光。比如我说过，我两个舅舅都是农村人，一个赶马车，一个当木匠，他们说的道理就只适合农村吗？其实也适合城市、适合文学、适合政治家。这是对无形生活的认识。”（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小林老师在去世前嘱咐儿子给小林写信，说自上次父亲在北京看了病，回来停了三个月，就去世了。说上次到北京受到小林的招呼，表示感谢等等。显然，刘震云和小林老师都不准备利用自己卑贱的乡下人身份和看病挫折去指责城市，攻击那么多与城市利益攸关的理论学说，他们生活的视野本来就是这么宽敞的，像豫北平原无边无际的原野，像寥廓晴朗的天空，只是偶尔有几片阴云飘过而已。生活还是要起步，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像小林夫妇的平凡岁月，一会儿吃力爬坡，一会儿又跌入谷底，但是，毕竟还是可以“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的。
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写实浪潮汹涌奔流的时候，刘震云和小说没有为自己辩白的机会，被这巨大席卷的文学浪潮压着了，吓住了。文学史结论，往往被认为是作家和作品本身的结论。但是当浪潮轰轰隆隆远去二十多年后，作家和作品才有勇气站出来为自己辩白、争执和不满，说出当时构思、写作和完成过程中的真相，说出这里面的百折千回、丝丝缕缕、枝枝蔓蔓的故事。我想强调的是，“反串”和“反弹琵琶”不是要再打倒文学史，不承认文学史做出的结论。而是说，文学史和作家自述、文本内容其实是相互参照着的两面镜子，你照着我说出来我的真谛，而我也照着你说出你的真谛。反过来又是辩驳和较劲的关系，是不满意地要增加自己的议席，争取话语权。这种争执和参照会随着文学的存在而生生不息的。这就是我要为这篇文章做的《一地鸡毛》与“新写实小说”关系渊源之考论。
到小说结尾，作者让小林一家又卷入了幼儿园小朋友家庭竞相给老师送炭火的激烈战争。于是夫妇俩分工负责，老婆天天接送女儿，小林跑遍全城最后在郊区一个旮旯小店买到了炭火。第二天，女儿悲愁的脸色云开日出，全家情绪又都好起来。“这时小林对老婆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曾经是刘震云两位乡下舅舅说过的那些老实话。
①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和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等著作的相关章节内容。
一、“我们夫妇之间”
在小说中，小林和小李是年轻夫妻。他们大学毕业当公务员，有了孩子，生活却并不如意。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看小说第一节就一目了然了。故事讲得十分生动和幽默。
小说第一节是写“豆腐变馊了”的故事。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分大，锅里炒不成团，所以小林天天排队在公家副食店买豆腐，那里一斤豆腐五块，二两一块，价廉物美。可单位处长老关较真，喜欢给晚到的人记“迟到”。小林每次排队都心急火燎，有一天终于买到豆腐没迟到，匆促间又忘记放冰箱里冷藏。下班发现豆腐馊了，老婆就抱怨，后来小林憋不住生气说：“一斤豆腐就上纲上线个没完没了，一斤豆腐才值几个钱？上次你失手打碎一个暖水壶，七八块钱，谁又责备你了？”一提暖水壶，让老婆联想起小林打破大立柜上花瓶的罪行：“动不动你提暖水壶，上次暖水壶怪我吗？本来那暖水壶就没放好，谁碰到都会碎！咱们别说暖水壶，说花瓶吧！上个月花瓶是怎么回事？花瓶可是好端端地在大立柜上边放着，你抹灰尘给抹碎了，你倒有资格说我了！”说着说着老婆就冲到小林身边，像天下所有女人一样，眼泪是她们最厉害的武器，“眼里噙着泪，胸脯一挺一挺的，脸变得没有血色”。老婆单位和小林的单位大同小异，不愉快的时候比愉快的时候多。小林心想：你在单位不愉快，把不愉快带回家发泄就道德了？情急中，失去理智的他准备放开手跟老婆大干，“已做好破碗破摔的准备”。在中国家庭中，夫妻没有不吵架的。别看平时风平浪静，俩人卿卿我我，弄点小情调，什么情人节送红玫瑰、生日庆祝点蜡烛啊，一旦因事反目，双方心底都有一本变天账，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方的“罪状”，一条一条全记在上面。几十年日积月累，内容之丰富不逊于文献档案。尤其是女方。幼儿园时期的女孩本来就语言天赋高，当三四岁女童已经伶牙俐齿时，男童都还是笨嘴拙舌、吭哧吭哧的。这种性别遗传发展到成年男女，吵架时必然是男方吃亏。吵不过老婆，最后只能以暴跳如雷来结束战斗。
小林与老婆即将爆发的大战转停，这时查水表的瘸子老头忽然敲门进来。对1990年代的贫贱夫妻来说，查水表的代表着一种权利。老头吹嘘自己年轻时曾给大领导喂过马，也不知是真是假。小林夫妇工资不高，养着孩子，还雇着保姆，平时总是节衣缩食。最怕查出从水管偷水被罚款。老头说，有人反映你家偷水。原来老婆刚从单位学到这项本领，办法是晚上不把水管龙头关死，故意让水滴滴答答，再用水桶接着，留待明天使用。小林闻讯无地自容。老婆却怀疑是对门那个自称“印度女人”的高胖女人告的刁状。老头走后，家庭风波暂止。小林心里责备老婆：一个大学生，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市民气，偷的水不值几个钱，反落得被人数落？这时情节又一个转折，夫妻矛盾被转到与小保姆的关系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作家刘震云的讲故事技巧。不转弯的故事情节，总会叫读者觉得乏味。而且他知道，所谓“日常生活”不光是夫妻吵架，还有衣食住行等具体问题。这下保姆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这天晚饭，一个炒豆角、一个炒豆芽、一碟子小泥肠（孩子专用），另一个是昨晚吃剩的杂烩菜，由小林夫妇和保姆解决。但小保姆宣称不吃剩菜，老婆说你农村来的还娇气？小保姆就不干了，威胁罢工辞职。经小林斡旋，达成暂时工作协议。经过一下午和晚上的折腾，大家都疲倦不堪。不一会儿，老婆、孩子、保姆各自响起了鼾声，小林却睡不着。想到明天一大早还要排队买豆腐，想到怎么不再让它变馊，又想到自己与老婆相亲时，她虽个头小，但是个清秀文静的女孩子，让小林感到一种清新拂面的诗意。结婚后怎变得这么邋遢、唠叨和易怒？小林这下心烦意乱了。检查完灯火水电，心情坏透的小林差点儿一夜难眠。
二、调动、幼儿园和摆地摊
《一地鸡毛》三万七千多字，规模超过短篇小说，离中篇还有点距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是短篇小说热，接着中篇又流行了起来，但好的短篇没有绝迹。这篇小说主要写小林夫妇，加上孩子、保姆、印度女人、处长、查水表的、小学老师有七八个人，家庭矛盾是主线，叙述副线扯出单位、幼儿园、摆摊、调动、接待老师等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共七节，第一节写豆腐，第二节写调动，第三节是小学老师来京看病，第四节写孩子感冒，第五节是找幼儿园，第六节写帮同学摆摊，第七节是送礼。在读者看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对小林夫妇来说，却件件都是绕不开的大事。
“豆腐风波”平息后，老婆调动的事接踵而来。这天早晨醒来，老婆在那里发呆，小林最怕她这样，以为是在为昨天的事补课。女人记仇，天下使然。但老婆突然提出要小林帮她调动工作。小林一听就急了：对自己这无职无权的小公务员来说，这件事远要比馊豆腐事件复杂难弄。心里不免骂道：女人真没长性。当初他们搬家，房子是越搬越好，老婆也越搬越高兴，“说咱们终于也在北京有个房子了”。于是暂时忘掉在单位与同事不愉快的经历，老婆“把主要精力花在布置房子上，怎么装窗帘，怎么布局，怎么摆冰箱和电视”，等家收拾得差不多了，她又不满意了。嫌这条线路上没单位班车，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得花费三四个小时，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八点回来，真正是披星戴月。小林感觉调动像山一样难，劝老婆凑合凑合，令其光火。无奈中想到与前三门一家单位的人换工作，还打听到小林单位副局长老张恰好与那单位管人事的领导是同学。老张倒是热心，给对方写信，还打了电话。待小林和老婆扛着四十多块钱一箱的可口可乐挤上公共汽车，兴冲冲地登门拜访，正下楼的领导虽脸上带笑，嘴上却说：“我知道了，那个工作的事，我这里没有问题，关键是下边接收单位不好办”，明显推脱。小林一听急赤白脸傻乎乎喊道：“王叔叔，我还给您带了一箱饮料！”头头在楼门外笑着答：“我这里还缺几筒饮料？扛回去自己喝吧！” 刘震云认同李书磊对他的看法，但不认同“新写实”理论对他作品的概括：“大家当时都说《一地鸡毛》是原生态的小说，是小林家的流水账。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地鸡毛》就不成立，因为小林恰恰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卑下，他的见识相当了不起，我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写的。”（刘震云：《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他不认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像批评家说得那么悲观，小林身上其实有很多农民与生俱来的风趣和乐观：“他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些可能是非人的生活，但他们的生活不乏自嘲、自解、自乐，特别的原汁原味”，“我觉得用知识分子话语的‘新写实’来评价我并不恰切，在创作中，我是带有感情的，打开了感情世界同艺术世界的通道，只有打开了这个通道才有创新能力”。又说，“《一地鸡毛》等作品所描绘的虚伪卑琐中也有乐趣，这些乐趣构成了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插科打诨，这种伪生活也有很多乐趣”。我这样把“英雄反写”，不过是“过去小说膨胀得太厉害，承担了太多非文学的东西，而现在小说才回到之前应该具有的状态”而已。（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正当小林为老婆调动工作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刘震云突然让他的小说路回风转。老婆一天晚上下班回来，孩子感冒生病，小林担心两个人又会争执大吵。不想，“老婆‘吃吃’地笑”。小林忙过去问，原来调动工作的事迎刃而解：不是前三门单位头头同意了，而是老婆单位开通了班车，九月份开始。老婆一人高兴，全家都高兴。“大家情绪很好。孩子的病也压过去了。吃饭时大家喝了啤酒。晚上孩子保姆入睡，两人又欢乐了一次。欢乐时两人又很有激情。欢乐之后，两人都很不好意思。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勤了。接着两人又抚摸着谈心”，谈论孩子入托辞退保姆，对未来充满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新写实”理论倾向于让小说叙述变得冷淡无情，喜欢利用小说与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战斗，以为这样就赢得了“文学自主性”，获得了巨大历史进步。刘震云和小林老师对之都表示狐疑。刘震云说：“我也没有用乡村的生活或者城市的生活来看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无非是一种见识的眼光。比如我说过，我两个舅舅都是农村人，一个赶马车，一个当木匠，他们说的道理就只适合农村吗？其实也适合城市、适合文学、适合政治家。这是对无形生活的认识。”（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小林老师在去世前嘱咐儿子给小林写信，说自上次父亲在北京看了病，回来停了三个月，就去世了。说上次到北京受到小林的招呼，表示感谢等等。显然，刘震云和小林老师都不准备利用自己卑贱的乡下人身份和看病挫折去指责城市，攻击那么多与城市利益攸关的理论学说，他们生活的视野本来就是这么宽敞的，像豫北平原无边无际的原野，像寥廓晴朗的天空，只是偶尔有几片阴云飘过而已。生活还是要起步，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像小林夫妇的平凡岁月，一会儿吃力爬坡，一会儿又跌入谷底，但是，毕竟还是可以“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的。
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写实浪潮汹涌奔流的时候，刘震云和小说没有为自己辩白的机会，被这巨大席卷的文学浪潮压着了，吓住了。文学史结论，往往被认为是作家和作品本身的结论。但是当浪潮轰轰隆隆远去二十多年后，作家和作品才有勇气站出来为自己辩白、争执和不满，说出当时构思、写作和完成过程中的真相，说出这里面的百折千回、丝丝缕缕、枝枝蔓蔓的故事。我想强调的是，“反串”和“反弹琵琶”不是要再打倒文学史，不承认文学史做出的结论。而是说，文学史和作家自述、文本内容其实是相互参照着的两面镜子，你照着我说出来我的真谛，而我也照着你说出你的真谛。反过来又是辩驳和较劲的关系，是不满意地要增加自己的议席，争取话语权。这种争执和参照会随着文学的存在而生生不息的。这就是我要为这篇文章做的《一地鸡毛》与“新写实小说”关系渊源之考论。
到小说结尾，作者让小林一家又卷入了幼儿园小朋友家庭竞相给老师送炭火的激烈战争。于是夫妇俩分工负责，老婆天天接送女儿，小林跑遍全城最后在郊区一个旮旯小店买到了炭火。第二天，女儿悲愁的脸色云开日出，全家情绪又都好起来。“这时小林对老婆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曾经是刘震云两位乡下舅舅说过的那些老实话。
①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和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等著作的相关章节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