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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说起“三钱”，几乎家喻户晓，都知道是指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但“三钱”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三钱”，而不是“四钱”“五钱”呢？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三大战役即将开打，国民党已似强弩之末，中共中央迁到了河北平山的西柏坡，运筹给国民党最后一击，要“进京赶考”了。此时，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是时候考虑将来建设国家的人才了，要准备一份高级知识分子的名单。周恩来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范长江着手准备这样一份名单。范长江接受任务的同时，向周恩来建言：周副主席，得“三钱”，即可定天下呀。
1963年，筹备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范长江与我的父亲（张维）一起住在友谊宾馆朝夕相处，他多次提到此事，感叹当时尚不知道钱临照和钱令希，只知“三钱”，总理一问，脱口而出。不然，也许就是“五钱”啦。
“三钱”与清华均有深厚渊源。按年齿，钱学森居长（1911年），钱伟长次之（1912年），钱三强最小（1913年）。三人都是叶企孙的学生。
钱学森在上海交大本科学的是铁路工程，考取了1934年清华庚款留美名额后，叶企孙让他转学航空，并让他住在自己家中补课，指定专人辅导，又安排钱学森去工厂实习，一年后赴美，方成就此后佳话。钱伟长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因叔父钱穆为国学大师，进清华时本是学文的，为了抗日报国，弃文转理。钱三强也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后来还和同班同学何泽慧结为连理，夫妻同在居里夫妇手下研究，又生出一番故事。
1955年，钱学森夫妇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回到祖国，1957年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钱学森开始真正在清华任教，但无清华教授头衔。2009年某天，饭间闲谈钱永刚说起，老人家感叹：“不想要的教授头衔倒是有一堆，想要的人家不理你。”要他向清华领导问问，以前曾经被梅（贻琦）校长聘过教授，还算不算数呀？未几，陈旭老师要他转告，经研究，立即续聘钱学森为清华大学教授，拟安排个仪式由顾秉林校长将聘书当面交到本人手里。转告钱永刚商量结果，对方决定暂缓，把此事放到钱学森百年诞辰庆祝会上作为其中一项办理，为庆会添彩。结果因老人家年底辞世，终未能将聘书交到本人手中，列入履历，成为遗憾。
钱伟长在抗战开始后，随清华到了昆明，从西南联大毕业，与郭永怀、林家翘一同考上第七届中英庚款，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博。拿到博士学位后，也转到加州理工，投在冯·卡门门下开始了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和钱学森成为同事。后于1947年回清华任教授。
加州理工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是国际上研究喷气式飞机及火箭推进的重镇，其中的气动小组又是重中之重。该小组最初的4位成员全是中国人：组长钱学森，副组长钱伟长，组员郭永怀、林家翘。若论清华从何时起可称为世界一流大学，至少能前推至此吧。
钱三强从清华毕业后，经严济慈推荐，考上留法庚款，到巴黎居里实验室，在居里夫人的女儿手下工作。几年后，何泽慧从德国赴巴黎与钱三强结婚，二人共同发现了铀的三分裂现象，跻身国际知名的核物理学家行列。1948年，钱三强回国到清华任教授，直到院系调整，他去了中国科学院担任原子能所所长。
所谓无巧不成书，“三钱”恰与我父母各有渊源，生出许多故事。
钱学森与父亲在师大二附小和师大附中均是同学，在交大则为不同校区的校友，后来均攻力学，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晚年写过一篇小文《同窗同行同志》，记叙了他们跨越80年的友谊。母亲（陆士嘉）与钱学森是小学同学（钱学森从二附小转到一附小后），后留德师从号称“现代流体力学之父”的普朗特，为其关门弟子。而钱学森赴美师从普朗特大弟子冯·卡门，遂成故事。
2016年秋，我在上海交大采访刘西拉时，得知曾任初教-6、强-5总设计师、运-10副总设计师的程不时1947—1951年在清华航空系就读时是母亲的学生，立即联络程不时并登门采访。
程不时讲了许多后，向我求证在“沈飞”流传多年的故事：钱学森到北航，总是在门口下车，步行入校。次数多了，人问为何？钱学森答曰，我师姑在此，不敢造次！
我告之，很喜听此景，但绝不可能。理由很简单：我从未亲耳听到过。钱、蒋常来家里拜访，也爱开玩笑。我曾目睹过两次，父母和钱、蒋聊起普朗特和冯·卡门的往事，说起他们的渊源，父亲催钱学森“叫师姑，叫师姑”;钱只是微笑，并未张口叫。
钱伟长回清华，一人开结构力学、弹性力学两门课，极受欢迎，但负担颇重;得知我父母回国到了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即和陶葆楷（中国环境保护奠基人）一起力邀父母来清华，才有了后来钱、张分教结构力学和弹性力学这两门课，隔年换，据说曾称一时之盛。钱、张讲课风格迥异，学生动辄几百人，成为清华园内一景。父亲的爱徒之一卢谦告诉我，那时父亲和钱伟长在同一间办公室，桌子头对头靠在一起，相对而坐;考学生时，常常是一个人提问，另一个人打分。
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随之而来的就是旅美华裔学者的返乡高潮。清华原就是留美预备学校，旅美人数众多，自然回来的也多。此后来看望父母的不绝于途。其中大部分人和钱伟長也相熟，因此他常常陪他们来家中。
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留德时曾和我母亲短暂合租同住。相叙之下方知何父与我外公是结拜兄弟，外公和太外公被阎锡山杀害后，何父曾长时间定期寄钱资助外婆。父母战后回国路过巴黎，与钱何夫妇及汪德昭李慧年夫妇重叙友谊，这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中，父母与三强一家并无太多来往。我们逢年过节去中关村串门，总是固定的那几家，也不包括他家。
“文革”初，有一阵三强家的大女钱祖玄和儿子钱思进与我来往很多，尤其是祖玄，隔三岔五来找我。从小父母就非常尊重子女的隐私，不过问我们的私事。因此，当母亲有一天突然直接问“你是不是和钱祖玄在谈恋爱”时，我感到非常惊讶，立即否认。又过了几天，母亲把我叫去重提此事，并郑重告诉我，要是真有此事，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我父亲绝不会同意。我更惊讶了，追问为什么，母亲才讲了如下缘由。
1949年前后，两家关系极好，来往频繁。自从1950年三强随郭沫若访苏，就彻底接受了苏联模式，赞成办科学院，建立各种科研院所。科研院所集中一批科研人员专司科学研究，高等学校不再搞科研，专司教学。父母年幼接触的是美式教育，出国受的是英、德的熏陶，尤其欣赏德国教育，对苏联模式不了解，但知道苏联教育基本上是从德国学去的。另外，从实践中，父母感觉英、美大学教学科研不分家的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对三强鼓吹苏联模式很不以为然，认为以他的声望，会误导决策层，把中国的教育方向引偏。二人见面就辩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终于随着中国科学院的建立而发展到不相往来的地步。“现在你和钱祖玄、钱思进又来往，等于解开了两家的心结，是好事，但是要发展成恋爱，恐怕你爸爸和三强都难以接受。我给你讲这些，是让你了解过去的事。具体怎么办，你自己掂量吧。”母亲说。
知道了这些往事，再去钱家，自然就有所进退，和钱祖玄、钱思进以及二女钱民协的交往，反而更顺畅了。“文革”后期，由于共同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长辈们又恢复了来往。
父亲对于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分家弊大于利的观点，终生未变。在蒋南翔的支持下，自1956年担任负责教学科研的清华大学副校长以来，父亲一直在清华推行教学科研不分家，鼓励教授带学生开科研课题。中国科学院于1958年在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华罗庚的倡议下，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等于间接承认了苏联院校分家模式在中国的水土不服。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三大战役即将开打，国民党已似强弩之末，中共中央迁到了河北平山的西柏坡，运筹给国民党最后一击，要“进京赶考”了。此时，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是时候考虑将来建设国家的人才了，要准备一份高级知识分子的名单。周恩来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范长江着手准备这样一份名单。范长江接受任务的同时，向周恩来建言：周副主席，得“三钱”，即可定天下呀。
1963年，筹备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范长江与我的父亲（张维）一起住在友谊宾馆朝夕相处，他多次提到此事，感叹当时尚不知道钱临照和钱令希，只知“三钱”，总理一问，脱口而出。不然，也许就是“五钱”啦。
“三钱”与清华均有深厚渊源。按年齿，钱学森居长（1911年），钱伟长次之（1912年），钱三强最小（1913年）。三人都是叶企孙的学生。
钱学森在上海交大本科学的是铁路工程，考取了1934年清华庚款留美名额后，叶企孙让他转学航空，并让他住在自己家中补课，指定专人辅导，又安排钱学森去工厂实习，一年后赴美，方成就此后佳话。钱伟长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因叔父钱穆为国学大师，进清华时本是学文的，为了抗日报国，弃文转理。钱三强也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后来还和同班同学何泽慧结为连理，夫妻同在居里夫妇手下研究，又生出一番故事。
1955年，钱学森夫妇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回到祖国，1957年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钱学森开始真正在清华任教，但无清华教授头衔。2009年某天，饭间闲谈钱永刚说起，老人家感叹：“不想要的教授头衔倒是有一堆，想要的人家不理你。”要他向清华领导问问，以前曾经被梅（贻琦）校长聘过教授，还算不算数呀？未几，陈旭老师要他转告，经研究，立即续聘钱学森为清华大学教授，拟安排个仪式由顾秉林校长将聘书当面交到本人手里。转告钱永刚商量结果，对方决定暂缓，把此事放到钱学森百年诞辰庆祝会上作为其中一项办理，为庆会添彩。结果因老人家年底辞世，终未能将聘书交到本人手中，列入履历，成为遗憾。
钱伟长在抗战开始后，随清华到了昆明，从西南联大毕业，与郭永怀、林家翘一同考上第七届中英庚款，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博。拿到博士学位后，也转到加州理工，投在冯·卡门门下开始了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和钱学森成为同事。后于1947年回清华任教授。
加州理工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是国际上研究喷气式飞机及火箭推进的重镇，其中的气动小组又是重中之重。该小组最初的4位成员全是中国人：组长钱学森，副组长钱伟长，组员郭永怀、林家翘。若论清华从何时起可称为世界一流大学，至少能前推至此吧。
钱三强从清华毕业后，经严济慈推荐，考上留法庚款，到巴黎居里实验室，在居里夫人的女儿手下工作。几年后，何泽慧从德国赴巴黎与钱三强结婚，二人共同发现了铀的三分裂现象，跻身国际知名的核物理学家行列。1948年，钱三强回国到清华任教授，直到院系调整，他去了中国科学院担任原子能所所长。
所谓无巧不成书，“三钱”恰与我父母各有渊源，生出许多故事。
钱学森与父亲在师大二附小和师大附中均是同学，在交大则为不同校区的校友，后来均攻力学，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晚年写过一篇小文《同窗同行同志》，记叙了他们跨越80年的友谊。母亲（陆士嘉）与钱学森是小学同学（钱学森从二附小转到一附小后），后留德师从号称“现代流体力学之父”的普朗特，为其关门弟子。而钱学森赴美师从普朗特大弟子冯·卡门，遂成故事。
2016年秋，我在上海交大采访刘西拉时，得知曾任初教-6、强-5总设计师、运-10副总设计师的程不时1947—1951年在清华航空系就读时是母亲的学生，立即联络程不时并登门采访。
程不时讲了许多后，向我求证在“沈飞”流传多年的故事：钱学森到北航，总是在门口下车，步行入校。次数多了，人问为何？钱学森答曰，我师姑在此，不敢造次！
我告之，很喜听此景，但绝不可能。理由很简单：我从未亲耳听到过。钱、蒋常来家里拜访，也爱开玩笑。我曾目睹过两次，父母和钱、蒋聊起普朗特和冯·卡门的往事，说起他们的渊源，父亲催钱学森“叫师姑，叫师姑”;钱只是微笑，并未张口叫。
钱伟长回清华，一人开结构力学、弹性力学两门课，极受欢迎，但负担颇重;得知我父母回国到了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即和陶葆楷（中国环境保护奠基人）一起力邀父母来清华，才有了后来钱、张分教结构力学和弹性力学这两门课，隔年换，据说曾称一时之盛。钱、张讲课风格迥异，学生动辄几百人，成为清华园内一景。父亲的爱徒之一卢谦告诉我，那时父亲和钱伟长在同一间办公室，桌子头对头靠在一起，相对而坐;考学生时，常常是一个人提问，另一个人打分。
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随之而来的就是旅美华裔学者的返乡高潮。清华原就是留美预备学校，旅美人数众多，自然回来的也多。此后来看望父母的不绝于途。其中大部分人和钱伟長也相熟，因此他常常陪他们来家中。
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留德时曾和我母亲短暂合租同住。相叙之下方知何父与我外公是结拜兄弟，外公和太外公被阎锡山杀害后，何父曾长时间定期寄钱资助外婆。父母战后回国路过巴黎，与钱何夫妇及汪德昭李慧年夫妇重叙友谊，这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中，父母与三强一家并无太多来往。我们逢年过节去中关村串门，总是固定的那几家，也不包括他家。
“文革”初，有一阵三强家的大女钱祖玄和儿子钱思进与我来往很多，尤其是祖玄，隔三岔五来找我。从小父母就非常尊重子女的隐私，不过问我们的私事。因此，当母亲有一天突然直接问“你是不是和钱祖玄在谈恋爱”时，我感到非常惊讶，立即否认。又过了几天，母亲把我叫去重提此事，并郑重告诉我，要是真有此事，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我父亲绝不会同意。我更惊讶了，追问为什么，母亲才讲了如下缘由。
1949年前后，两家关系极好，来往频繁。自从1950年三强随郭沫若访苏，就彻底接受了苏联模式，赞成办科学院，建立各种科研院所。科研院所集中一批科研人员专司科学研究，高等学校不再搞科研，专司教学。父母年幼接触的是美式教育，出国受的是英、德的熏陶，尤其欣赏德国教育，对苏联模式不了解，但知道苏联教育基本上是从德国学去的。另外，从实践中，父母感觉英、美大学教学科研不分家的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对三强鼓吹苏联模式很不以为然，认为以他的声望，会误导决策层，把中国的教育方向引偏。二人见面就辩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终于随着中国科学院的建立而发展到不相往来的地步。“现在你和钱祖玄、钱思进又来往，等于解开了两家的心结，是好事，但是要发展成恋爱，恐怕你爸爸和三强都难以接受。我给你讲这些，是让你了解过去的事。具体怎么办，你自己掂量吧。”母亲说。
知道了这些往事，再去钱家，自然就有所进退，和钱祖玄、钱思进以及二女钱民协的交往，反而更顺畅了。“文革”后期，由于共同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长辈们又恢复了来往。
父亲对于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分家弊大于利的观点，终生未变。在蒋南翔的支持下，自1956年担任负责教学科研的清华大学副校长以来，父亲一直在清华推行教学科研不分家，鼓励教授带学生开科研课题。中国科学院于1958年在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华罗庚的倡议下，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等于间接承认了苏联院校分家模式在中国的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