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本来都是挺美好的事儿，只是如果完全不加限制和规范，也有变质的危险。经国务院重新修订，将于今年3月1日实行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就在多个条款中对歌舞娱乐场所的包厢、包间设置，乃至营业期间的灯光亮度作了最详细的规定，采取种种措施，力图杜绝娱乐场所内的陪侍、吸毒、卖淫、赌博等违法和不道德现象。
　　在快乐和道德之间，怎样找到一个界限，这个难题从文明诞生之初就与我们一直相伴。中国向称礼仪之邦，她的传统文化要求“君子慎独”，衡量一个人的品格，不光要看他在公共事务上的表现，还要考察他私下的行止。怎样娱乐，一直是个关乎道德品质的严肃话题。在现代化带来的更多闲暇和文化交流产生的众多新观念冲击下，传统标准逐渐模糊。不可否认，在有些人眼里，快乐已成为惟一的原则，“娱乐”可以没有边界。在这个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加速嬗变的时代，古老的难题再次被提出来，新《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颁行，提供了一种解答。
　　规范娱乐行为的尝试历史上不乏失败的例子，最常出现的失误是把娱乐本身当作了敌人， 以为人们渴望娱乐的本能是道德败坏的原因，到最后不是流于形式，就是沦为没有听众的说教。21世纪，没有人再去徒劳地奉劝人们重新皈依禁欲主义，人们再也不想要那种以消灭欢乐和趣味为代价换来的“纯净”。求解这个难题，关键在于清晰地分辨罪恶究竟来自何方。
　　新《条例》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它的监管之剑，对准的不是娱乐本身，而是那些让娱乐变质的因素。新《条例》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总则部分新增了第四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与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此外，还规定“曾犯有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赌博罪，洗钱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因吸食、注射毒品曾被强制戒毒的；因卖淫、嫖娼曾被处以行政拘留的”人员不得开办娱乐场所或者在娱乐场所内从业。
　　对娱乐场所经营者设置限制条件，保护了正当经营的娱乐场所，打击了那些身份特殊的经营者。这表明法规的制定者相信，普通人渴望娱乐的本能并没有错，罪孽深重的是为了牟利，把这种本能引向邪恶方向的人。最有可能让娱乐变质的，是有条件利用执法不严空隙的经营者，执法空隙在他们那里成为垄断利润的来源，娱乐的边界越是模糊，人的欲望越是被纵容，他们的利润就越丰厚。把人交给这样的娱乐场所去检验，岂有完人。
　　《条例》的一大制度创新，是找到了截断“特殊娱乐”最有效的办法：从源头上切断监管娱乐场所的执法权力与娱乐场所经营者之间可能发生的联系。
　　人只有一年是天使，完全没有外在制约，几乎不可避免会失陷在“特殊娱乐”中。在规范娱乐场所消费者行为方面，《条例》同样显示了注重实效的风格。看到依靠个人道德修养抵御外来诱惑的传统解决方法屡屡落空，新《条例》把希望放在制度的督促作用上，设计了很多落实在细微处的制度，比如，第十五条规定，“歌舞娱乐场所应当按照国务院公安部门的规定在营业场所的出入口、主要通道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并应当保证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在营业期间正常运行，不得中断。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留存30日备查，不得删改或者挪作他用。”不难想像，怀着不健康的目的前往娱乐场所的人，面对这些设备是什么心情。
　　实际上，这一线阳光才是检验快乐和道德之间那道界限的最好标尺，敢于公之于众的娱乐自然没有道德缺陷，害怕公开的，是那些在娱乐场所与白天道貌岸然的形象判然有别的家伙，他们深知自己寻找的是什么样的“娱乐”。
　　即使对这些“双面人”，阳光也并不仅仅意味着惩罚，它也是唤醒良知最好的办法。内心深处的良知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无力，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一位弟子，在家里抓到一个小偷，弟子为了感化这位梁上君子，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致良知”的道理，小偷说，我是偷东西的，还谈什么良知不良知?这位弟子让小偷把衣服全部脱光，再放他逃走，小偷脱到最后一件时，坚决不肯再脱，那弟子便对他说，这就是你的良知!
　　娱乐场中的“双面人”只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的正面形象，在某些场合一定要遮掩起来，正说明良知未泯，心中仍存善恶之念。当他们失去了那些光线照不到的角落，按自己的良知行事，会成为新的习惯。
　　当执法权力与经营者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无良经营者肆意妄为，暗夜保护下人人无所忌惮的恶性循环必然无从维系。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当阳光唤醒你我的良知，娱乐将恢复她本来的美好含义。我们有理由对这部新《条例》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