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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语不仅是一种常见的言语表达方式，而且是自然语言里一种基本的真表述方式。一般说来，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真的认识过程是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进行的，当言语一方陈述事实、了解真相时，另一方如果认为它是真的，通常便会以“是的”、“是这样”这类应答语作回应。先秦古汉语中的这类应答语往往是由判断词或具有某种判断功能的语词来充当的，其本质仍属判断句的范畴。这表明真表征与应答语、判断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因此，有必要从应答语和判断词的角度来探究真在自然语言中是如何被表述的。
一、应答语与真表征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自然语言里的任何一种表达式都可以用来实现某种言语行为。所谓言语行为，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用语言来做某种事情。语言里某些表达式的名称便来自它所能实现的言语行为，诸如祈使句、命令句、疑问句等等。应答语是对话过程中言语一方对另一方所做的言语回馈，也就是说，这种表达式是实现应答这种言语行为的。应答之“应”本字作“譍”，字形从“言”，正表示它跟言语有关。《说文》：“譍，以言对也。”《玉篇·言部》：“譍，《埤苍》：对也。(顾)野王案：课语相譍对也。”《吕氏春秋》中专设“应言”一篇。“譍”字后写作“虑應”，《集韵·证韵》：“應，答也。”今简化作“应”。“然”字句是先秦汉语中最常见的应答语之一，《广雅·释诂一》说：“然，虑也。”王念孙《广雅疏证》解释说：“應与譍通。”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引《广雅疏证》“然”字条，从《礼记·檀弓》、《论语·阳货》、《孟子·公孙丑下》中各引一“然”字句例说明：“此三‘然’字，但为应词。”“然”字句作为应答语又可实现判定为真这一言语行为，而且应答语“然”字句是古汉语中最常见的一种真表征。见于古希腊文献的表述真的基本形式：“esti outo”(“是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应答语。由此可知，自古以来应答语就被作为自然语言中真表征的一种基本形式。然而，语言中某一表达式和某种言语行为之间通常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不同的表达式可以用来实现同一言语行为，而同一表达式又可以用来实现不同的言语行为。先秦汉语中的应答语的除了“然”字句之外，还有“俞”字句、“唯”字句、“诺”字句、“是”字句、“有”字句等诸多形式，这些应答语是否都是真表征呢?我们将通过对它们的具体分析给出答案，进而理清应答语、判断词与真表征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三种常见的应答语
作为应答语的“是”字句、“有”字句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将另行探讨，这里着重讨论“俞”字句、“唯”字句和“诺”字句。这三种句式均为应答语，它们在日常言语中所表达的基本涵义与当今日常口语中的应答语“那是”大致相当。
1.“俞”字句
“俞”字句大约是古汉语文本中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应答语。《尔雅·释言》：“俞，然也。”这表明“俞”字句与“然”字句相当。“俞”字句作为应答语始见于殷墟卜辞，例如：
王占曰：俞。有求，有梦。(合10405正)
王占曰：俞。不吉，在兹。(合16335反)上述两例“俞”字句均出现在占辞中，占辞是商王察看龟甲兆纹之后对所贞问之事所做的判断，其涵义与“然”字句相同，相当于“是这样的”。先秦传世文本中作为应答语的“俞”字句，基本上都出现在《尚书·虞夏书》中，共20见。据此推测，“俞”字句有可能是上古汉语口语中常见的一个应答语。“俞”字句主要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是用作表示赞同、认可、应允的应答语，相当于“那是”、“是的”、“就这样(吧)”，例如：
佥(都)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书·舜典》)
皋陶曰：“俞。师(斯)汝昌言。”(《书·益稷》)
第二种用于表示对事件真实性的认可，认定对方所言符合实际情况，是真实无误的，相当于“是这样”、“是的”、“对”。例如：
师锡帝日：“有鲧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书·尧典》)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书·大禹谟》)
从殷墟卜辞及《尚书》语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俞”字句与后世的“然”字句基本相当，《尚书》中的应答语“俞”字句，在《史记》中多被改作“然”字句。例如《尧典》：“帝曰：‘俞。予闻，如何?’”《史记·五帝本纪》作“尧曰：‘然。朕闻之，其如何?’”“俞”大约是早期古汉语中的一个判断词，“俞”字上古音属余母幽部*lhus，与某些藏缅语中的判断词“是”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语音对应关系，如嘉戎语的ηos、羌语的ηua、缅文的hut、安多藏语的表敬应答语lak(是、对)等。据此推测，“俞”字句有可能曾作为真之表征。至晚于东周时作为应答语“俞”字句已踪迹难觅，被后起的应答语所取代。
2.“唯”字句
“唯”字句是继“俞”字句之后先秦日常口语中最常见的应答语之一，其涵义相当于“是(的)”、“对”，或相当于应答之声“嗯”。《说文》云：“唯，诺也。”这一解释只是说二者均为应答语，并不等于说它们的涵义完全相同。见于先秦文本中的“唯”字句属于一种不置可否的简单应答，正如有学者所言：“‘唯’仅仅是恭敬的答应之辞，不表示可否，只是表示听到了。”多用于地位卑下一方对地位尊贵一方的应答中。例如：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
秦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史记·范雎传》)
古人在使用“唯”字句时，通常还会表现出谦恭的神情举止。《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又《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诺。”郑玄注：“应辞‘唯’恭于‘诺’。”均表明“唯”字句具有上述特征。
“唯”字，或写作“惟”、“维”，从“隹声”，其上古音属以母脂部，但殷代卜辞及周代铭文中的“唯”多写作“隹”，这表明“唯”字在商周汉语中的读音与“隹”相似，“隹”属章母脂部字，依据“古无舌上音”的音变规律，章系上古归端系，从“隹”声的形声字也不乏读端母者，如“堆”、“推”等。据此，“唯”字与先秦文本中常见的“对日”之“对”字(端母物部)读音相近，《诗·大雅·桑柔》：“听言则对”，郑玄笺：“对，答也。”“对”当源于“唯”，“唯”字也是“对”的古本字，例如《书·梓材》中的“对曰”便作“惟(唯)曰”。“唯”和“对”的同源关系还可与安多藏语的lak(“是”、“对”)和lan(回话、回复)比较互证。总之，“唯”字句基本上是用来表示一种简单而恭顺的应答，是对所闻语句的简单应对，它要么对该语句的真假不置可否，要么不关心该语句的真假。换言之，“唯”字句重在表现应对这一言语行为的形式，而非应对的实际内容。
在殷代卜辞中及《书》、《诗》中“唯”字曾用作判断词，但这种用法在先秦早期传世文本中已呈 递减趋势，它的常见用法是作为副词或助动词。例如《书·大禹谟》：“唯汝贤。汝唯不矜……。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诗·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好。”《周南·葛覃》：“维叶萋萋。”至晚于春秋时期，“唯”的判断词功能已变得微乎其微，应答语的“唯”字句的判断意味也相对较弱，这使得“唯”字句难以作为真表征。
3.“诺”字句
《说文》：“诺，譍也。从言，若声。”先秦文本中的“诺”字句作为应答语，相当于“嗯”，可表示一种模棱两可的或近乎机械的应答，例如：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论语·述而》)
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战国策·齐策四》)
“诺”字句更多地被用来表示说话人对对方所言之事所做的一种承诺，应允，相当于“行”、“好吧”，例如：
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
(臧仓)曰：“君无见焉。”公曰：“诺。”(《孟子·梁惠王下》)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太后曰：“敬诺。”(《战国策·赵策》)
“诺”字句是说话人对某件事做出的应允，其基本含义为：“如此去做”，即答应像(照)所说的这样去做。“诺”字句只表示要把如此之未然之事，变成已然之事。言者和听者都明白，所承诺之事件在言说当下尚未成为事实，如上述例句中的“吾将仕”、“君无见”、“补黑衣之数”等。这就是说，“诺”字句所表述的东西在言说当下是非真实的。
“诺”是“若”的派生词，“若”字的上古音属泥母鱼部，与日母元部的“然”同出一源，最初理应也是一个指代一判断词。但是，“若”和“然”的发生、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当“然”字仍完好保留着指代和判断的双重功能时，“若”字的指代和判断(描述)功能已呈游离状态，或作为动词(介词)，或作为指代词。例如《书·仲虺之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公羊传·定公四年》：“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毅梁传·定公四年》作：“……，则若(在)此时可矣。”更值得注意的是：“然”与“若”在语义及语用方面所表现出的现实的(真)与非现实的(非真)差异。“然”字表达的语义具有明晰性、确定性，它所涉及的对象是言者根据感知或信念认定为真的。“然”字多用于现实域或可测量域，用来表示真实的东西。由“然”字句演变而来的关系字“然”所表示的也是一种真实条件，它“建立的条件是肯定的，往往和已经确定的事实相符”。而“若”字所表达的语义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它所涉及的对象是言者不能确认为真的东西，例如《楚辞·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成语“若有若无”、“若明若暗”等。“若”字多用于虚拟域或无限域，用来表达某种非真实的、假设的主观感受或想象，譬如“若无其事”、“旁若无人”。“若”作为关系字所表示的是一种虚拟(假设)条件，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若反(返)晋国，则何以报不榖?”“若返晋国”表示事实上未返晋国。作为应答语的“诺”字句遗传了其母体“若”字的上述特性，它所承诺的是非现实的、非见证的、将来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诺”字句属于一种特殊的虚拟句，因而无法作为一种真表征。
总而言之，上述三种应答语除了早期的“俞”字句有可能用作真表征外，“唯”字句和“诺”字句均难以作为真表征。这表明并非所有的应答语都可以作为真表征，需要依据具体语境将作为真表征的应答语与其他应答语加以区别。
(二)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然”字句与“俞”字句、“唯”字句及“诺”字句，都是实现应答这种言语行为的表达式，然而它们各自所采取的应答方式及其所表述的内容又是不尽相同的，或表述真判断，或表示赞同、答应、许可，或表示应允、承诺等等。这些应答语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由判断词或准判断词充当的。从语义逻辑的层面来看，这些表述形式是对判断词功能的某种泛化或弱化，它们之间既存在或明显或细微的差异，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方面不是所有的应答语都能作为真表征，另一方面自然语言的真表征又处在由诸多表达式交织而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
大体来看，真判断是一种认知(感觉、判断、传信)活动，而赞同、允诺这类言语行为是一种态度(同意、意愿、服从)活动。赞同、允诺并不代表言说者对所应答语句(命题)意义的理解，即对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某个对象的理解，而是代表着对这种理解的某种反应。它表明说话人自身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依赖于先验的认知活动并是它的结果。韩非说：“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韩非子·八奸》)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唯”字句和“诺”字句的这一语用特点。真判断既然是一种判断，它已然表明言说者理解了该语句(命题)的意义，也就是理解了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某个对象。它所表达的是对所言说对象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关乎认识对象本身的某种特性，而不直接涉及言说者自身的态度。无论言说者持有怎样的态度，对象都会具有这种特性，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赞同、承诺本身并不是一个判断，而只是判断的产物。判断属于认知范畴，尽管赞同、允诺同样是以认知作为前提条件的，包含着对言说对象预先的、正在进行的认知，但这并不等于赞同、允诺本身就是认知活动。总之，真判断与赞同、允诺属于不同性质的言语行为，正因为如此，自然语言才会采取不同的表述形式对它们加以区别。
在先秦日常言语中，当一方需要了解或求证真实信息时，另一方所采用的应答语通常是“然”字句。因为“然”字句是对所应答语句的真值判断，它具有“某个人、事物或事件与这个语句的表述是一致的”这样一种蕴涵，能够明确告诉对方实际情况如此这般。例如：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孟子·滕文公上》)
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乃)曰：“然。”(《礼记·檀弓下》)
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楚人)曰：“然。”(《尹文子·大道上》)
上述应答语若换成“唯”字句或“诺”字句，则不能满足对方的求真需要。例如《孟子·公孙丑下》有一段对话：“时子因陈子而以(齐王之言)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杨伯峻《孟子译注》将这个“然”字句等同于“唯”字句，译为应答语“嗯”，似有不妥。准确的译文当为“是这样的”。因为这里的“然”字句表示孟子已经确认陈子受时子之托所转告的齐王之言是真的，所以，孟子接着才会说：“那位时子哪里知道齐王所言之事是不可行的”。若从篇章语法的角度看，“然”字句还起着一种连接上下文的作用，即通过上文为真的判断来引出下文。若换作“唯”字句，则会因为它不具备真判断的功能，而无法起到这样的作用。 指出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存在区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彼此隔绝的言语行为。就赞同而言，就与真判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人们赞同的不见得都是真的，是真的也未必总会得到人们的赞同。但就一般情况来看，断定某对象为真常常会伴随着对它的赞同，或者说，赞同态度大多来自真判断。例如：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乎?”对日：“然，非与?”(《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论语·卫灵公》)
杨伯峻《论语译注》把这两个“然”字句理解为表示赞同的应答语，分别译为“对呀”、“对的”，是合理的。而这种赞同显然分别基于对“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师言之道”这两句话“为真”的判断。人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赞同或不赞同他所说出的各种各样的语句。当然相关的条件将是我们视为其语句的真值条件的那些条件。我们必须假定，他赞同的语句大部分是真语句，他不赞同的语句大部分是假语句。”换言之，赞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真假与否的判断。一般说来，如果言说者不认为对象具有真的(或正确的)性质，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赞同任何东西。“然”字句既能作为真表征，又可用来表示赞同，恰恰表明了真判断与赞同之间的关联。
如前所述，允诺与真判断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二者之间也非毫不相干。因为允诺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注重真的言语行为，《荀子·王霸》：“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论语·颜渊》：“子路无宿诺”，成语“一诺千金”等，均表明自古以来诺言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真。真是言语活动遵循的基本规则，即所谓“人言为信”，而诺言较其他言语活动更须恪守这一规则。承诺一方面表达了言者的真诚态度，另一方面又能使听者信以为真。正因为如此，用来表示真判断的“然”、“俞”也可用来表示允诺，《玉篇·火部》：“然，许也。”《汉书·张耳陈馀传赞》：“然耳。馀始居约时，相然信死，岂顾问哉!”“然”和“诺”还可作为同义语连用，例如《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三年》：“其心秉道义，重然诺。”《文选·扬雄羽猎赋》：“上犹谦让而未俞也。”此处“俞”涵义为应允。此外，某些具有真涵义的语词可引申出允诺义，如《正字通·儿部》：“今俗许诺日允”，后世有复音词“应允”，“允诺”等，而“允”在早期古汉语中是一个真语词(参见下文)。这些语言现象可说明诺言与真的相关性。
通过应答语、判断词所表现的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的复杂联系，折射出古代汉语社团多角度、多层次的真认知追求，以及有关真的语言表述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
二、真语词的来源及其语用特点
自然语言中的应答语尽管可以表述真，但它并不是专门用来表述真的形式，或者说它不是真表征的特有标识，严格说来只有真语词才是真表征的特有标识，这里所说的真语词是指专门用来表示真涵义的语词。那么，真语词与作为真表征的应答语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呢?
(一)判断词与真语词
应答语是基于对真的判断而成为真表征的，循此线索可发现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联系。此前我们曾围绕“然”字句，初步探究了真语词与指代词之间的关系，提出指代词是真语词的一个重要源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古汉语的指代词和判断词之间存在着同源共生的关系，或者说，上古汉语的指代词原本具有指代、判断的双重功能。而早期真语词的原始涵义乃：“那是”、“是这样”，其语义结构是由指代词和判断词组合而成的，这也注定了真语词跟指代词、判断词的双重相关性。下面将探究判断词与真语词的关系。判断词“是”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将另行讨论，这里主要讨论“俞”、“唯”、“若”等判断词。
首先需要弄清的是这些判断词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的判断词只有一个“是”，而先秦汉语中却有诸多形式各异的判断词，这是因为上古汉语是有形态的语言，一个词可能存在多个形态变体，至今某些藏缅语族语言中判断词仍有两种或多种形式。此外，古汉语中的判断词属虚词，本无定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借用不同的同音字来记录它们，也是造成判断词具有诸多形式的原因。先秦汉语的“俞”、“唯”、“若”、“也”等判断词乍看上去各不相同，其古音形式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俞”字“羊朱切”(《广韵》)，属以母侯部，其上古声母为端系流音*l－，韵母元音是*－o。“唯”跟“俞”古音相通，“唯”字谐“隹”声，其早期读音与“隹”相似，殷代卜辞及周代铭文中的“唯”字多写作“隹”字，而“隹”为章母脂部字，章系上古归端系。又有谐“隹”声的形声字读端系流音的，如“雌”字，“椎季切”(见《说文》)，以母脂部，又音“以醉切”(《广韵》)，以母幽部，可知“唯”有流音声母之异读。与之相应，“俞”字有“舂遇切”(书母，去声)、“舂朱切”(书母，平声)等章系异读，谐“俞”声之形声字也有读章、端二系者，例如“输”、“腧”、“揄”、“偷”等。这表明“唯”和“俞”的古声母原本相通，均属端系，加之二者的韵母元音(*－u、*－o)相近，据此，“俞”和“唯”很可能是同一个词的音变。前人也曾指出二者的音义密切相关，清人黄生《字诂·俞唯》说：“俞、唯，皆应词。今人作唯，但声出喉中而不言其字。”黄侃于《经传释词》“俞”字条下批注：“此‘俞’为‘唯’之借。”
“若”字为日母鱼部字，读*nja<，其古声母属端系鼻音n－。“若”可视为“俞”(“唯”)的形态变体。见于先秦传世文本的“若”只是个准判断词，但判断词“乃”(泥母之部，读*n<)、“也”(以母歌部，读*laal<)与“若”同出一源，“乃”是“若”的变体，“也”是“若”的后身。鼻音声母的“若”变为流音声母的“也”，属于古今汉语中的常见音变。例如双峰方言中的“那”，写作“喏”，声母读作l－，合肥、扬州方言的“那”，也读l－。大概是由于“乃”表现活跃，尤其是“也”的大量使用，致使“若”的判断功能退化，仅局限于应答语一隅，且音变作“诺”。
总之，上述判断词的古音相通，其声母辅音均属端系，或为流音(“俞”、“唯”、“也”)，或为鼻音(“若”、“乃”)；其韵母元音分为两类：一类为合口(“俞”“唯”)，一类为开口(“若”、“乃”、“也”)。合口判断词虽在现代汉语中踪迹难觅，但在现代藏缅语中却颇不乏见，如嘉戎语的ηos、白语的tso、羌语的ηua、缅文的hut等等，在博嘎尔洛巴、缅等藏缅语中开、合口判断词甚至并行不悖。由此推测，上古汉语中开、合口判断词当同时并存。早期汉藏语以相关辅音及开、合口元音的交替，作为构造形态变体及同源派生词的基本手段之一，而古汉语上述判断词的音变模式正与之相符。据此有理由认为，这些形式各异的判断词实则同出一源，或为同一个词的形态变体，或为同源派生词。其音近者，属传统意义上的同族词；其音远者，则为 异形同族词。
接下来讨论判断词与真语词之间的渊源关系。先秦汉语中的真语词主要有“允”、“信”、“真”等，其产生的时间顺序大约为：“允”最早，“信”稍晚，“真”最后。故首先需要弄清“允”的来源。“允”始见于殷商汉语，属常用词，具有“真实”、“真诚”、“果真”等涵义。《尔雅·释诂上》：“允，信也。”又“允，诚也。”《方言》卷一：“允，信也。齐鲁之间曰允。”“允”字在殷墟卜辞中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占卜活动就是围绕着对真的追问展开的，其关注焦点在于某种情况、事件是否真会发生，事实是怎样的。在先秦早期传世文本中“允”字也颇不乏见，例如《书·尧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传：“(惟允)必以信。”《史记·五帝本纪》中此“允”字改作“信”字。《诗·小雅·车攻》：“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诗集传》解作：“信矣其君子也。”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云：“《泮水》日：‘允文允武。’允亦语词，犹《逸书》言乃神乃武乃文耳。”黄侃批注云：…允’为发语词者，即‘惟’字，本当作‘惟’。”王、黄二人将“允”视为发语词，多少有些含糊其辞，但他们都敏感地注意到了“允”与判断词“乃”、“唯”之间的关联，指出了“允”具有判断词的某种特性，这实际上暗示出“允”的判断词来源。甲骨文中的“允”为形声字，谐“以”声，上古音属以母文部，读*lun<，与“俞”(“唯”)声同韵近，据此，“允”有可能源自早期判断词“俞”。
“信”是先秦文本中最常见的一个真语词，《说文》：“信，诚也。从人，从言。”“信”字以“人”和“言”(古文字形“言”作“口”)会意，其本义指言语真实。老子说：“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战国策·楚策》：“子以我为不信。”“不信”相当于“不是真话”。先秦文本中常见的“信乎?”，相当于“真的吗”。“信”是心母真部字，古声母属精系，而谐“允”声之形声字又多属精系，如“吮”、“酸”、“峻”、“浚”等，据郑张尚芳的构拟，“信”的古声母基辅音仍为流音，可见“信”和“允”的古声母实则相通。“信”古韵在真部，和“允”所在的文部存在音转关系(“真文旁转”)。据此推测，“信”当是“允”的音变派生词。至于“真”字，它和“信”之间的音义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真”、“信”叠韵，二者的差异仅在声母方面：“真”是章母字；“信”是心母字。然而，先秦文本中的“信”字常被假借为“伸”字，而“伸”是章系(书母)字，可知“信”字的古声母其实与“真”相近。据此，“真”和“信”的同源关系当毋庸置疑。
总之，“真”出于“信”，“信”来自“允”，而“允”源于判断词“俞”(“唯”)，判断词是真语词的最初源头。我们发现不少藏缅语族语言里的“真”和“是”都具有相似的语音形式，如扎坝语、嘉戎语、景颇语、基诺语、白语、土家语、克伦语等等，而勒期语中的“真”和“是”竟是同一个词，这表明真语词与判断词尚未发生分化。此外，汉藏语某些语言的“真”和另一些语言的“是”存在语音对应关系，如部分藏语支语言的“真”与某些羌语支、彝语支语言里的“是”对应；藏缅语中的“真”又多与古汉语的“允”、“信”或某些判断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凡此种种不仅可以支持真语词源于判断词的假说，而且可以说明真语词源于判断词是汉藏语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真语词所以由判断词滋生而来，是基于二者间的语义逻辑关联。从认知角度来看，朴素的真意识即：事情是这般的，就说它是这般的。真，即是其所是；真者，即所是者。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谈论的真，不过就是对认知对象加以确认而已，而判断词正是用来表示确认的基本词，这便是判断词被用作真表述的认知理据。事实上古今中外语言中的判断词，几乎都与真表述有着天然的联系。如希腊语的einai(to be，是)在荷马时代的文献中就有断定为真(veridical)的作用，其涵义相当于“是这样的”，即“是真的”。在巴门尼德(公元前515／514年)残篇中einai作为单词句(one－wordsentence)的涵义，与古汉语的“然”字句如出一辙。凹就语言表达而言，判断句一般说来要比陈述句的语势重，陈述句只是对事物、事件做出说明、描述，判断句则蕴含着对事物、事件的认定。例如陈述句：“天时不如地利，故不胜。”是对事件的原因做出一般性的说明。假如借助判断词“是”、“也”将该语句转换为判断句：“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孟子·公孙丑下》)同样是说明事件的原因，却具有了断定事实的意味。可见，判断句因其自身的功能而先天地具有了表述真的作用。再者，对真的表述是一种语言判断，凡判断都具有“S是P”这样一种逻辑形式，也只有在这样一种逻辑结构中真才能得以表述。一般说来，给出“是……”就相当于给出真，且人们只能通过说出“是……”来说出真。因为只有立足于判断才能谈论真，判断是抵达真的必由之路。这便注定了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的内在关联。具体说来，判断词的应答语及副词用法是真语词产生的两大动因。如果说判断词作为应答语，是对判断词功能的一种泛化，用以表示所应答的语句为真；那么，判断词用作副词，则是对其判断功能的一种强化，用以表示所言说的事件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表明言说者对事件真实性的一种确认。揭示出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的渊源关系，不仅可以了解真语词的缘起，而且有助于从语言层面来认识真之原型或真之“本体”。
(二)真语词之语用特点
先秦汉语中的真语词通常是作为修饰语(状语、定语)限定动词、名词，表示对已经确认为真的人、物、事件等的强调认定。充当修饰语是真语词在日常语言中最常见的语境，这一用法是对判断词副词用法的直接继承。先来看早期真语词“允”的用法。“允”字多见于殷墟卜辞的验辞之中，验辞记述占卜后应验的事实，是对命辞的应答语。“允”在其中几乎全作副词，其语义相当于“真的……”、“真是(有)……”、“果真……”，表示对事实的强调确认，例如：
乙酉卜，在箕：今日王逐兕，禽(擒)。允禽。(屯644)
其雨。大吉。兹用。允大雨。(合30149)
“允”字也见于命辞，命辞又叫贞辞，记述占卜所要问的内容，属疑问句。“允”在其中仍作副词，其语义相当于“真的是……?”“确实是(有)……?”表示对所问问题的强调。例如：
贞：今乙卯允其雨。(合1106正)
允唯焚。非唯焚。(合34479)
“允”字在早期传世文本《尚书》、《诗经》中基本上也是作为副词，其涵义与殷墟卜辞中的“允”大致相同。例如：
兹乃允惟王正(政)事之臣。(《书·酒诰》)
云其吉，终然允臧。(《诗·鄘风·定之方中》)
豳居允荒。(《诗·大雅·公刘》)
“信”字，除了如“允”一样作谓语动词修饰语外，还可用作名词修饰语，例如：信誓旦旦。(《诗·卫风·氓》) 子皙信美矣!(《左传·昭公元年》)
真语词不但用来修饰一般谓词，还可修饰具有真涵义的谓词。例如《楚辞·九章·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这里的“信”和“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偏正关系，此处的“然”相当于一个真谓词。
始见于战国时期的“真”字，几乎均见于道家文本，除此之外，仅于《荀子》中两见。例如：
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庄子·知北游》)
真积力则人。(《荀子·劝学》)
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
秦代以降，真语词仍多作修饰语，例如《史记·留候列传》：“吕后真而主矣。”又《绛侯世家》：“此真将军矣。”柳宗元《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为农信可乐，居宠真虚荣。”至今“真”字仍保留此用法，例如：“这话真精彩”。无独有偶，据国外学者研究，荷马文献中的"aletheia”(“真”)“就不是一个起名词作用的概念，而是一个起副词作用的概念；它乃是事物是的一种方式或程度。”这表明古希腊语与古汉语真语词的语境基本相同。
真语词作谓词的情况，在先秦文本中十分罕见，例如：“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书·虞夏书·舜典》)又“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日：‘信也。”’(《左传·桓公十八年》)“真”作谓词均见于道家文本，例如：“其精甚真”(《老子》二十一章)，“其德乃真”(五十四章)，“质真若渝”(四十一章)等，其中的“真”表示主词(人、物、事件)为真。用作谓词和作修饰语的真语词虽同为真标记，但二者间是存在差异的，前者表明事件或语句所具有的真实性，后者表示这种真实性所达到的程度。其次，二者的语言结构是不同的，前者相当于“……是真的”，属于真的语义标记；后者相当于：“真的是……”，属于真的语法标记。真语词以修饰语身份来表述真，仍属于一种语法手段，只有当它作谓词时才属于语义手段。真谓词的认知意义在于：真被抽象为了一个概念。真语词是经由真谓词成长为真概念的，真概念是真语词的抽象化。道家所言的“真”，呈现出概念化的倾向，《庄子·齐物论》：“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真”被作为与“伪”(假)相对的概念，这恐怕跟“真”在道家文本中被频频用作谓词不无关系。
真语词的上述语用特点与人们对真的认知及语言表述模式有关。在古代语言中真语词不仅不在基本词之列，甚至连常用词都谈不上。先秦墨家哲学体系中只有对“假”这一概念的界定(见《墨经》)，而没有对“真”概念的解释。这并非因为那时人们尚无真意识，而是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一切事物、事件都是以其本真状态存在的，人们对它们的语言表述也普遍遵循真之法则：“事情是这样的，就说它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人们把真当作事物及言语本身所具有的原型属性。因此，在语言里真与分类对象之间的语词(概念)组配在一般情况下是原型性的，即表述真是无标记的，表述假才是有标记的，例如“君子”和“伪君子”。人们默认所说出的、所听到的语句为真，无须为它另外附加真标记。只有当人们需要对真加以特别确认，或是需要进行真假对比、增强真的可信度时，才会为语句附加真标记。真语词作用就是给原本无标记的真表述加上标记，使其凸现出来。语言中最早作为真标记的语言成分并不是真语词，而是作为应答语的指代一判断词，及用作副词的判断词，真语词是在它们的基础上产生的。真语词出现之后，它们依然是日常语言中最基本、最常见的真标记。
总而言之，自然语言中真的原型属性，使得真语词成为语言中的后出词，而日常语言中以语法手段为主的真表征方式，又抑制了真谓词的使用。真语词的发生发展史表明：判断词较之真语词更具根本性，二者间不仅是一种孰先孰后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孰因孰果的关系。自然语言中原生态的真表征基于判断词，更确切地说，是基于指代一判断词。应答语、判断词与真表征
秦楠
应答语不仅是一种常见的言语表达方式，而且是自然语言里一种基本的真表述方式。一般说来，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真的认识过程是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进行的，当言语一方陈述事实、了解真相时，另一方如果认为它是真的，通常便会以“是的”、“是这样”这类应答语作回应。先秦古汉语中的这类应答语往往是由判断词或具有某种判断功能的语词来充当的，其本质仍属判断句的范畴。这表明真表征与应答语、判断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因此，有必要从应答语和判断词的角度来探究真在自然语言中是如何被表述的。
一、应答语与真表征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自然语言里的任何一种表达式都可以用来实现某种言语行为。所谓言语行为，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用语言来做某种事情。语言里某些表达式的名称便来自它所能实现的言语行为，诸如祈使句、命令句、疑问句等等。应答语是对话过程中言语一方对另一方所做的言语回馈，也就是说，这种表达式是实现应答这种言语行为的。应答之“应”本字作“譍”，字形从“言”，正表示它跟言语有关。《说文》：“譍，以言对也。”《玉篇·言部》：“譍，《埤苍》：对也。(顾)野王案：课语相譍对也。”《吕氏春秋》中专设“应言”一篇。“譍”字后写作“虑應”，《集韵·证韵》：“應，答也。”今简化作“应”。“然”字句是先秦汉语中最常见的应答语之一，《广雅·释诂一》说：“然，虑也。”王念孙《广雅疏证》解释说：“應与譍通。”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引《广雅疏证》“然”字条，从《礼记·檀弓》、《论语·阳货》、《孟子·公孙丑下》中各引一“然”字句例说明：“此三‘然’字，但为应词。”“然”字句作为应答语又可实现判定为真这一言语行为，而且应答语“然”字句是古汉语中最常见的一种真表征。见于古希腊文献的表述真的基本形式：“esti outo”(“是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应答语。由此可知，自古以来应答语就被作为自然语言中真表征的一种基本形式。然而，语言中某一表达式和某种言语行为之间通常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不同的表达式可以用来实现同一言语行为，而同一表达式又可以用来实现不同的言语行为。先秦汉语中的应答语的除了“然”字句之外，还有“俞”字句、“唯”字句、“诺”字句、“是”字句、“有”字句等诸多形式，这些应答语是否都是真表征呢?我们将通过对它们的具体分析给出答案，进而理清应答语、判断词与真表征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三种常见的应答语
作为应答语的“是”字句、“有”字句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将另行探讨，这里着重讨论“俞”字句、“唯”字句和“诺”字句。这三种句式均为应答语，它们在日常言语中所表达的基本涵义与当今日常口语中的应答语“那是”大致相当。
1.“俞”字句
“俞”字句大约是古汉语文本中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应答语。《尔雅·释言》：“俞，然也。”这表 明“俞”字句与“然”字句相当。“俞”字句作为应答语始见于殷墟卜辞，例如：
王占曰：俞。有求，有梦。(合10405正)
王占曰：俞。不吉，在兹。(合16335反)上述两例“俞”字句均出现在占辞中，占辞是商王察看龟甲兆纹之后对所贞问之事所做的判断，其涵义与“然”字句相同，相当于“是这样的”。先秦传世文本中作为应答语的“俞”字句，基本上都出现在《尚书·虞夏书》中，共20见。据此推测，“俞”字句有可能是上古汉语口语中常见的一个应答语。“俞”字句主要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是用作表示赞同、认可、应允的应答语，相当于“那是”、“是的”、“就这样(吧)”，例如：
佥(都)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书·舜典》)
皋陶曰：“俞。师(斯)汝昌言。”(《书·益稷》)
第二种用于表示对事件真实性的认可，认定对方所言符合实际情况，是真实无误的，相当于“是这样”、“是的”、“对”。例如：
师锡帝日：“有鲧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书·尧典》)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书·大禹谟》)
从殷墟卜辞及《尚书》语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俞”字句与后世的“然”字句基本相当，《尚书》中的应答语“俞”字句，在《史记》中多被改作“然”字句。例如《尧典》：“帝曰：‘俞。予闻，如何?’”《史记·五帝本纪》作“尧曰：‘然。朕闻之，其如何?’”“俞”大约是早期古汉语中的一个判断词，“俞”字上古音属余母幽部*lhus，与某些藏缅语中的判断词“是”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语音对应关系，如嘉戎语的ηos、羌语的ηua、缅文的hut、安多藏语的表敬应答语lak(是、对)等。据此推测，“俞”字句有可能曾作为真之表征。至晚于东周时作为应答语“俞”字句已踪迹难觅，被后起的应答语所取代。
2.“唯”字句
“唯”字句是继“俞”字句之后先秦日常口语中最常见的应答语之一，其涵义相当于“是(的)”、“对”，或相当于应答之声“嗯”。《说文》云：“唯，诺也。”这一解释只是说二者均为应答语，并不等于说它们的涵义完全相同。见于先秦文本中的“唯”字句属于一种不置可否的简单应答，正如有学者所言：“‘唯’仅仅是恭敬的答应之辞，不表示可否，只是表示听到了。”多用于地位卑下一方对地位尊贵一方的应答中。例如：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
秦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史记·范雎传》)
古人在使用“唯”字句时，通常还会表现出谦恭的神情举止。《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又《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诺。”郑玄注：“应辞‘唯’恭于‘诺’。”均表明“唯”字句具有上述特征。
“唯”字，或写作“惟”、“维”，从“隹声”，其上古音属以母脂部，但殷代卜辞及周代铭文中的“唯”多写作“隹”，这表明“唯”字在商周汉语中的读音与“隹”相似，“隹”属章母脂部字，依据“古无舌上音”的音变规律，章系上古归端系，从“隹”声的形声字也不乏读端母者，如“堆”、“推”等。据此，“唯”字与先秦文本中常见的“对日”之“对”字(端母物部)读音相近，《诗·大雅·桑柔》：“听言则对”，郑玄笺：“对，答也。”“对”当源于“唯”，“唯”字也是“对”的古本字，例如《书·梓材》中的“对曰”便作“惟(唯)曰”。“唯”和“对”的同源关系还可与安多藏语的lak(“是”、“对”)和lan(回话、回复)比较互证。总之，“唯”字句基本上是用来表示一种简单而恭顺的应答，是对所闻语句的简单应对，它要么对该语句的真假不置可否，要么不关心该语句的真假。换言之，“唯”字句重在表现应对这一言语行为的形式，而非应对的实际内容。
在殷代卜辞中及《书》、《诗》中“唯”字曾用作判断词，但这种用法在先秦早期传世文本中已呈递减趋势，它的常见用法是作为副词或助动词。例如《书·大禹谟》：“唯汝贤。汝唯不矜……。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诗·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好。”《周南·葛覃》：“维叶萋萋。”至晚于春秋时期，“唯”的判断词功能已变得微乎其微，应答语的“唯”字句的判断意味也相对较弱，这使得“唯”字句难以作为真表征。
3.“诺”字句
《说文》：“诺，譍也。从言，若声。”先秦文本中的“诺”字句作为应答语，相当于“嗯”，可表示一种模棱两可的或近乎机械的应答，例如：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论语·述而》)
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战国策·齐策四》)
“诺”字句更多地被用来表示说话人对对方所言之事所做的一种承诺，应允，相当于“行”、“好吧”，例如：
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
(臧仓)曰：“君无见焉。”公曰：“诺。”(《孟子·梁惠王下》)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太后曰：“敬诺。”(《战国策·赵策》)
“诺”字句是说话人对某件事做出的应允，其基本含义为：“如此去做”，即答应像(照)所说的这样去做。“诺”字句只表示要把如此之未然之事，变成已然之事。言者和听者都明白，所承诺之事件在言说当下尚未成为事实，如上述例句中的“吾将仕”、“君无见”、“补黑衣之数”等。这就是说，“诺”字句所表述的东西在言说当下是非真实的。
“诺”是“若”的派生词，“若”字的上古音属泥母鱼部，与日母元部的“然”同出一源，最初理应也是一个指代一判断词。但是，“若”和“然”的发生、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当“然”字仍完好保留着指代和判断的双重功能时，“若”字的指代和判断(描述)功能已呈游离状态，或作为动词(介词)，或作为指代词。例如《书·仲虺之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公羊传·定公四年》：“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毅梁传·定公四年》作：“……，则若(在)此时可矣。”更值得注意的是：“然”与“若”在语义及语用方面所表现出的现实的(真)与非现实的(非真)差异。“然”字表达的语义具有明晰性、确定性，它所涉及的对象是言者根据感知或信念认定为真的。“然”字多用于现实域或可测量域，用来表示真实的东西。由“然”字句演变而来的关系字“然”所表示的也是一种真实条件，它“建立的条件是肯定的，往往和已经确定的事实相符”。而“若”字所表达的语义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它所涉及的对象是言者不能确认为真的东西，例如《楚辞·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成语“若有若无”、“若明若暗”等。“若”字多用于虚拟域或无限域，用来表达某种非真实的、假设的主观感受或想象，譬如“若无其事”、“旁若无人”。“若”作为关系字所表示的是一种虚拟(假设)条件，例如《左传·僖公二十 三年》：“公子若反(返)晋国，则何以报不榖?”“若返晋国”表示事实上未返晋国。作为应答语的“诺”字句遗传了其母体“若”字的上述特性，它所承诺的是非现实的、非见证的、将来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诺”字句属于一种特殊的虚拟句，因而无法作为一种真表征。
总而言之，上述三种应答语除了早期的“俞”字句有可能用作真表征外，“唯”字句和“诺”字句均难以作为真表征。这表明并非所有的应答语都可以作为真表征，需要依据具体语境将作为真表征的应答语与其他应答语加以区别。
(二)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然”字句与“俞”字句、“唯”字句及“诺”字句，都是实现应答这种言语行为的表达式，然而它们各自所采取的应答方式及其所表述的内容又是不尽相同的，或表述真判断，或表示赞同、答应、许可，或表示应允、承诺等等。这些应答语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由判断词或准判断词充当的。从语义逻辑的层面来看，这些表述形式是对判断词功能的某种泛化或弱化，它们之间既存在或明显或细微的差异，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方面不是所有的应答语都能作为真表征，另一方面自然语言的真表征又处在由诸多表达式交织而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
大体来看，真判断是一种认知(感觉、判断、传信)活动，而赞同、允诺这类言语行为是一种态度(同意、意愿、服从)活动。赞同、允诺并不代表言说者对所应答语句(命题)意义的理解，即对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某个对象的理解，而是代表着对这种理解的某种反应。它表明说话人自身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依赖于先验的认知活动并是它的结果。韩非说：“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韩非子·八奸》)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唯”字句和“诺”字句的这一语用特点。真判断既然是一种判断，它已然表明言说者理解了该语句(命题)的意义，也就是理解了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某个对象。它所表达的是对所言说对象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关乎认识对象本身的某种特性，而不直接涉及言说者自身的态度。无论言说者持有怎样的态度，对象都会具有这种特性，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赞同、承诺本身并不是一个判断，而只是判断的产物。判断属于认知范畴，尽管赞同、允诺同样是以认知作为前提条件的，包含着对言说对象预先的、正在进行的认知，但这并不等于赞同、允诺本身就是认知活动。总之，真判断与赞同、允诺属于不同性质的言语行为，正因为如此，自然语言才会采取不同的表述形式对它们加以区别。
在先秦日常言语中，当一方需要了解或求证真实信息时，另一方所采用的应答语通常是“然”字句。因为“然”字句是对所应答语句的真值判断，它具有“某个人、事物或事件与这个语句的表述是一致的”这样一种蕴涵，能够明确告诉对方实际情况如此这般。例如：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孟子·滕文公上》)
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乃)曰：“然。”(《礼记·檀弓下》)
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楚人)曰：“然。”(《尹文子·大道上》)
上述应答语若换成“唯”字句或“诺”字句，则不能满足对方的求真需要。例如《孟子·公孙丑下》有一段对话：“时子因陈子而以(齐王之言)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杨伯峻《孟子译注》将这个“然”字句等同于“唯”字句，译为应答语“嗯”，似有不妥。准确的译文当为“是这样的”。因为这里的“然”字句表示孟子已经确认陈子受时子之托所转告的齐王之言是真的，所以，孟子接着才会说：“那位时子哪里知道齐王所言之事是不可行的”。若从篇章语法的角度看，“然”字句还起着一种连接上下文的作用，即通过上文为真的判断来引出下文。若换作“唯”字句，则会因为它不具备真判断的功能，而无法起到这样的作用。
指出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存在区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彼此隔绝的言语行为。就赞同而言，就与真判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人们赞同的不见得都是真的，是真的也未必总会得到人们的赞同。但就一般情况来看，断定某对象为真常常会伴随着对它的赞同，或者说，赞同态度大多来自真判断。例如：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乎?”对日：“然，非与?”(《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论语·卫灵公》)
杨伯峻《论语译注》把这两个“然”字句理解为表示赞同的应答语，分别译为“对呀”、“对的”，是合理的。而这种赞同显然分别基于对“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师言之道”这两句话“为真”的判断。人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赞同或不赞同他所说出的各种各样的语句。当然相关的条件将是我们视为其语句的真值条件的那些条件。我们必须假定，他赞同的语句大部分是真语句，他不赞同的语句大部分是假语句。”换言之，赞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真假与否的判断。一般说来，如果言说者不认为对象具有真的(或正确的)性质，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赞同任何东西。“然”字句既能作为真表征，又可用来表示赞同，恰恰表明了真判断与赞同之间的关联。
如前所述，允诺与真判断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二者之间也非毫不相干。因为允诺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注重真的言语行为，《荀子·王霸》：“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论语·颜渊》：“子路无宿诺”，成语“一诺千金”等，均表明自古以来诺言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真。真是言语活动遵循的基本规则，即所谓“人言为信”，而诺言较其他言语活动更须恪守这一规则。承诺一方面表达了言者的真诚态度，另一方面又能使听者信以为真。正因为如此，用来表示真判断的“然”、“俞”也可用来表示允诺，《玉篇·火部》：“然，许也。”《汉书·张耳陈馀传赞》：“然耳。馀始居约时，相然信死，岂顾问哉!”“然”和“诺”还可作为同义语连用，例如《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三年》：“其心秉道义，重然诺。”《文选·扬雄羽猎赋》：“上犹谦让而未俞也。”此处“俞”涵义为应允。此外，某些具有真涵义的语词可引申出允诺义，如《正字通·儿部》：“今俗许诺日允”，后世有复音词“应允”，“允诺”等，而“允”在早期古汉语中是一个真语词(参见下文)。这些语言现象可说明诺言与真的相关性。
通过应答语、判断词所表现的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的复杂联系，折射出古代汉语社团多角度、多层次的真认知追求，以及有关真的语言表述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
二、真语词的来源及其语用特点
自然语言中的应答语尽管可以表述真，但它并不是专门用来表述真的形式，或者说它不是真表征的特有标识，严格说来只有真语词才是真表征的特有标识，这里所说的真语词是指专门用来表示真涵义的语词。那么，真语词与作为真表征 的应答语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呢?
(一)判断词与真语词
应答语是基于对真的判断而成为真表征的，循此线索可发现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联系。此前我们曾围绕“然”字句，初步探究了真语词与指代词之间的关系，提出指代词是真语词的一个重要源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古汉语的指代词和判断词之间存在着同源共生的关系，或者说，上古汉语的指代词原本具有指代、判断的双重功能。而早期真语词的原始涵义乃：“那是”、“是这样”，其语义结构是由指代词和判断词组合而成的，这也注定了真语词跟指代词、判断词的双重相关性。下面将探究判断词与真语词的关系。判断词“是”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将另行讨论，这里主要讨论“俞”、“唯”、“若”等判断词。
首先需要弄清的是这些判断词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的判断词只有一个“是”，而先秦汉语中却有诸多形式各异的判断词，这是因为上古汉语是有形态的语言，一个词可能存在多个形态变体，至今某些藏缅语族语言中判断词仍有两种或多种形式。此外，古汉语中的判断词属虚词，本无定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借用不同的同音字来记录它们，也是造成判断词具有诸多形式的原因。先秦汉语的“俞”、“唯”、“若”、“也”等判断词乍看上去各不相同，其古音形式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俞”字“羊朱切”(《广韵》)，属以母侯部，其上古声母为端系流音*l－，韵母元音是*－o。“唯”跟“俞”古音相通，“唯”字谐“隹”声，其早期读音与“隹”相似，殷代卜辞及周代铭文中的“唯”字多写作“隹”字，而“隹”为章母脂部字，章系上古归端系。又有谐“隹”声的形声字读端系流音的，如“雌”字，“椎季切”(见《说文》)，以母脂部，又音“以醉切”(《广韵》)，以母幽部，可知“唯”有流音声母之异读。与之相应，“俞”字有“舂遇切”(书母，去声)、“舂朱切”(书母，平声)等章系异读，谐“俞”声之形声字也有读章、端二系者，例如“输”、“腧”、“揄”、“偷”等。这表明“唯”和“俞”的古声母原本相通，均属端系，加之二者的韵母元音(*－u、*－o)相近，据此，“俞”和“唯”很可能是同一个词的音变。前人也曾指出二者的音义密切相关，清人黄生《字诂·俞唯》说：“俞、唯，皆应词。今人作唯，但声出喉中而不言其字。”黄侃于《经传释词》“俞”字条下批注：“此‘俞’为‘唯’之借。”
“若”字为日母鱼部字，读*nja<，其古声母属端系鼻音n－。“若”可视为“俞”(“唯”)的形态变体。见于先秦传世文本的“若”只是个准判断词，但判断词“乃”(泥母之部，读*n<)、“也”(以母歌部，读*laal<)与“若”同出一源，“乃”是“若”的变体，“也”是“若”的后身。鼻音声母的“若”变为流音声母的“也”，属于古今汉语中的常见音变。例如双峰方言中的“那”，写作“喏”，声母读作l－，合肥、扬州方言的“那”，也读l－。大概是由于“乃”表现活跃，尤其是“也”的大量使用，致使“若”的判断功能退化，仅局限于应答语一隅，且音变作“诺”。
总之，上述判断词的古音相通，其声母辅音均属端系，或为流音(“俞”、“唯”、“也”)，或为鼻音(“若”、“乃”)；其韵母元音分为两类：一类为合口(“俞”“唯”)，一类为开口(“若”、“乃”、“也”)。合口判断词虽在现代汉语中踪迹难觅，但在现代藏缅语中却颇不乏见，如嘉戎语的ηos、白语的tso、羌语的ηua、缅文的hut等等，在博嘎尔洛巴、缅等藏缅语中开、合口判断词甚至并行不悖。由此推测，上古汉语中开、合口判断词当同时并存。早期汉藏语以相关辅音及开、合口元音的交替，作为构造形态变体及同源派生词的基本手段之一，而古汉语上述判断词的音变模式正与之相符。据此有理由认为，这些形式各异的判断词实则同出一源，或为同一个词的形态变体，或为同源派生词。其音近者，属传统意义上的同族词；其音远者，则为异形同族词。
接下来讨论判断词与真语词之间的渊源关系。先秦汉语中的真语词主要有“允”、“信”、“真”等，其产生的时间顺序大约为：“允”最早，“信”稍晚，“真”最后。故首先需要弄清“允”的来源。“允”始见于殷商汉语，属常用词，具有“真实”、“真诚”、“果真”等涵义。《尔雅·释诂上》：“允，信也。”又“允，诚也。”《方言》卷一：“允，信也。齐鲁之间曰允。”“允”字在殷墟卜辞中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占卜活动就是围绕着对真的追问展开的，其关注焦点在于某种情况、事件是否真会发生，事实是怎样的。在先秦早期传世文本中“允”字也颇不乏见，例如《书·尧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传：“(惟允)必以信。”《史记·五帝本纪》中此“允”字改作“信”字。《诗·小雅·车攻》：“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诗集传》解作：“信矣其君子也。”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云：“《泮水》日：‘允文允武。’允亦语词，犹《逸书》言乃神乃武乃文耳。”黄侃批注云：…允’为发语词者，即‘惟’字，本当作‘惟’。”王、黄二人将“允”视为发语词，多少有些含糊其辞，但他们都敏感地注意到了“允”与判断词“乃”、“唯”之间的关联，指出了“允”具有判断词的某种特性，这实际上暗示出“允”的判断词来源。甲骨文中的“允”为形声字，谐“以”声，上古音属以母文部，读*lun<，与“俞”(“唯”)声同韵近，据此，“允”有可能源自早期判断词“俞”。
“信”是先秦文本中最常见的一个真语词，《说文》：“信，诚也。从人，从言。”“信”字以“人”和“言”(古文字形“言”作“口”)会意，其本义指言语真实。老子说：“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战国策·楚策》：“子以我为不信。”“不信”相当于“不是真话”。先秦文本中常见的“信乎?”，相当于“真的吗”。“信”是心母真部字，古声母属精系，而谐“允”声之形声字又多属精系，如“吮”、“酸”、“峻”、“浚”等，据郑张尚芳的构拟，“信”的古声母基辅音仍为流音，可见“信”和“允”的古声母实则相通。“信”古韵在真部，和“允”所在的文部存在音转关系(“真文旁转”)。据此推测，“信”当是“允”的音变派生词。至于“真”字，它和“信”之间的音义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真”、“信”叠韵，二者的差异仅在声母方面：“真”是章母字；“信”是心母字。然而，先秦文本中的“信”字常被假借为“伸”字，而“伸”是章系(书母)字，可知“信”字的古声母其实与“真”相近。据此，“真”和“信”的同源关系当毋庸置疑。
总之，“真”出于“信”，“信”来自“允”，而“允”源于判断词“俞”(“唯”)，判断词是真语词的最初源头。我们发现不少藏缅语族语言里的“真”和“是”都具有相似的语音形式，如扎坝语、嘉戎语、景颇语、基诺语、白语、土家语、克伦语等等，而勒期语中的“真”和“是”竟是同一个词，这 表明真语词与判断词尚未发生分化。此外，汉藏语某些语言的“真”和另一些语言的“是”存在语音对应关系，如部分藏语支语言的“真”与某些羌语支、彝语支语言里的“是”对应；藏缅语中的“真”又多与古汉语的“允”、“信”或某些判断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凡此种种不仅可以支持真语词源于判断词的假说，而且可以说明真语词源于判断词是汉藏语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真语词所以由判断词滋生而来，是基于二者间的语义逻辑关联。从认知角度来看，朴素的真意识即：事情是这般的，就说它是这般的。真，即是其所是；真者，即所是者。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谈论的真，不过就是对认知对象加以确认而已，而判断词正是用来表示确认的基本词，这便是判断词被用作真表述的认知理据。事实上古今中外语言中的判断词，几乎都与真表述有着天然的联系。如希腊语的einai(to be，是)在荷马时代的文献中就有断定为真(veridical)的作用，其涵义相当于“是这样的”，即“是真的”。在巴门尼德(公元前515／514年)残篇中einai作为单词句(one－wordsentence)的涵义，与古汉语的“然”字句如出一辙。凹就语言表达而言，判断句一般说来要比陈述句的语势重，陈述句只是对事物、事件做出说明、描述，判断句则蕴含着对事物、事件的认定。例如陈述句：“天时不如地利，故不胜。”是对事件的原因做出一般性的说明。假如借助判断词“是”、“也”将该语句转换为判断句：“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孟子·公孙丑下》)同样是说明事件的原因，却具有了断定事实的意味。可见，判断句因其自身的功能而先天地具有了表述真的作用。再者，对真的表述是一种语言判断，凡判断都具有“S是P”这样一种逻辑形式，也只有在这样一种逻辑结构中真才能得以表述。一般说来，给出“是……”就相当于给出真，且人们只能通过说出“是……”来说出真。因为只有立足于判断才能谈论真，判断是抵达真的必由之路。这便注定了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的内在关联。具体说来，判断词的应答语及副词用法是真语词产生的两大动因。如果说判断词作为应答语，是对判断词功能的一种泛化，用以表示所应答的语句为真；那么，判断词用作副词，则是对其判断功能的一种强化，用以表示所言说的事件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表明言说者对事件真实性的一种确认。揭示出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的渊源关系，不仅可以了解真语词的缘起，而且有助于从语言层面来认识真之原型或真之“本体”。
(二)真语词之语用特点
先秦汉语中的真语词通常是作为修饰语(状语、定语)限定动词、名词，表示对已经确认为真的人、物、事件等的强调认定。充当修饰语是真语词在日常语言中最常见的语境，这一用法是对判断词副词用法的直接继承。先来看早期真语词“允”的用法。“允”字多见于殷墟卜辞的验辞之中，验辞记述占卜后应验的事实，是对命辞的应答语。“允”在其中几乎全作副词，其语义相当于“真的……”、“真是(有)……”、“果真……”，表示对事实的强调确认，例如：
乙酉卜，在箕：今日王逐兕，禽(擒)。允禽。(屯644)
其雨。大吉。兹用。允大雨。(合30149)
“允”字也见于命辞，命辞又叫贞辞，记述占卜所要问的内容，属疑问句。“允”在其中仍作副词，其语义相当于“真的是……?”“确实是(有)……?”表示对所问问题的强调。例如：
贞：今乙卯允其雨。(合1106正)
允唯焚。非唯焚。(合34479)
“允”字在早期传世文本《尚书》、《诗经》中基本上也是作为副词，其涵义与殷墟卜辞中的“允”大致相同。例如：
兹乃允惟王正(政)事之臣。(《书·酒诰》)
云其吉，终然允臧。(《诗·鄘风·定之方中》)
豳居允荒。(《诗·大雅·公刘》)
“信”字，除了如“允”一样作谓语动词修饰语外，还可用作名词修饰语，例如：信誓旦旦。(《诗·卫风·氓》)
子皙信美矣!(《左传·昭公元年》)
真语词不但用来修饰一般谓词，还可修饰具有真涵义的谓词。例如《楚辞·九章·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这里的“信”和“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偏正关系，此处的“然”相当于一个真谓词。
始见于战国时期的“真”字，几乎均见于道家文本，除此之外，仅于《荀子》中两见。例如：
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庄子·知北游》)
真积力则人。(《荀子·劝学》)
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
秦代以降，真语词仍多作修饰语，例如《史记·留候列传》：“吕后真而主矣。”又《绛侯世家》：“此真将军矣。”柳宗元《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为农信可乐，居宠真虚荣。”至今“真”字仍保留此用法，例如：“这话真精彩”。无独有偶，据国外学者研究，荷马文献中的"aletheia”(“真”)“就不是一个起名词作用的概念，而是一个起副词作用的概念；它乃是事物是的一种方式或程度。”这表明古希腊语与古汉语真语词的语境基本相同。
真语词作谓词的情况，在先秦文本中十分罕见，例如：“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书·虞夏书·舜典》)又“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日：‘信也。”’(《左传·桓公十八年》)“真”作谓词均见于道家文本，例如：“其精甚真”(《老子》二十一章)，“其德乃真”(五十四章)，“质真若渝”(四十一章)等，其中的“真”表示主词(人、物、事件)为真。用作谓词和作修饰语的真语词虽同为真标记，但二者间是存在差异的，前者表明事件或语句所具有的真实性，后者表示这种真实性所达到的程度。其次，二者的语言结构是不同的，前者相当于“……是真的”，属于真的语义标记；后者相当于：“真的是……”，属于真的语法标记。真语词以修饰语身份来表述真，仍属于一种语法手段，只有当它作谓词时才属于语义手段。真谓词的认知意义在于：真被抽象为了一个概念。真语词是经由真谓词成长为真概念的，真概念是真语词的抽象化。道家所言的“真”，呈现出概念化的倾向，《庄子·齐物论》：“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真”被作为与“伪”(假)相对的概念，这恐怕跟“真”在道家文本中被频频用作谓词不无关系。
真语词的上述语用特点与人们对真的认知及语言表述模式有关。在古代语言中真语词不仅不在基本词之列，甚至连常用词都谈不上。先秦墨家哲学体系中只有对“假”这一概念的界定(见《墨经》)，而没有对“真”概念的解释。这并非因为那时人们尚无真意识，而是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一切事物、事件都是以其本真状态存在的，人们对它们的语言表述也普遍遵循真之法则：“事情是这样的，就说它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人们把真当作事物及言语本身所具有的原型属性。因此，在语言里真与分类对象之间的语词(概念)组配在一般情况下是原型性的，即表述真是无标记的，表述假才是有标记的，例如“君子”和“伪君子”。人们默认所说出的、所听到的语句为真，无须为它另外附加真标记。只有当人们需要对真加以特别确认，或是需要进行真假对比、增强真的可信度时，才会为语句附加真标记。真语词作用就是给原本无标记的真表述加上标记，使其凸现出来。语言中最早作为真标记的语言成分并不是真语词，而是作为应答语的指代一判断词，及用作副词的判断词，真语词是在它们的基础上产生的。真语词出现之后，它们依然是日常语言中最基本、最常见的真标记。
总而言之，自然语言中真的原型属性，使得真语词成为语言中的后出词，而日常语言中以语法手段为主的真表征方式，又抑制了真谓词的使用。真语词的发生发展史表明：判断词较之真语词更具根本性，二者间不仅是一种孰先孰后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孰因孰果的关系。自然语言中原生态的真表征基于判断词，更确切地说，是基于指代一判断词。
一、应答语与真表征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自然语言里的任何一种表达式都可以用来实现某种言语行为。所谓言语行为，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用语言来做某种事情。语言里某些表达式的名称便来自它所能实现的言语行为，诸如祈使句、命令句、疑问句等等。应答语是对话过程中言语一方对另一方所做的言语回馈，也就是说，这种表达式是实现应答这种言语行为的。应答之“应”本字作“譍”，字形从“言”，正表示它跟言语有关。《说文》：“譍，以言对也。”《玉篇·言部》：“譍，《埤苍》：对也。(顾)野王案：课语相譍对也。”《吕氏春秋》中专设“应言”一篇。“譍”字后写作“虑應”，《集韵·证韵》：“應，答也。”今简化作“应”。“然”字句是先秦汉语中最常见的应答语之一，《广雅·释诂一》说：“然，虑也。”王念孙《广雅疏证》解释说：“應与譍通。”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引《广雅疏证》“然”字条，从《礼记·檀弓》、《论语·阳货》、《孟子·公孙丑下》中各引一“然”字句例说明：“此三‘然’字，但为应词。”“然”字句作为应答语又可实现判定为真这一言语行为，而且应答语“然”字句是古汉语中最常见的一种真表征。见于古希腊文献的表述真的基本形式：“esti outo”(“是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应答语。由此可知，自古以来应答语就被作为自然语言中真表征的一种基本形式。然而，语言中某一表达式和某种言语行为之间通常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不同的表达式可以用来实现同一言语行为，而同一表达式又可以用来实现不同的言语行为。先秦汉语中的应答语的除了“然”字句之外，还有“俞”字句、“唯”字句、“诺”字句、“是”字句、“有”字句等诸多形式，这些应答语是否都是真表征呢?我们将通过对它们的具体分析给出答案，进而理清应答语、判断词与真表征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三种常见的应答语
作为应答语的“是”字句、“有”字句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将另行探讨，这里着重讨论“俞”字句、“唯”字句和“诺”字句。这三种句式均为应答语，它们在日常言语中所表达的基本涵义与当今日常口语中的应答语“那是”大致相当。
1.“俞”字句
“俞”字句大约是古汉语文本中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应答语。《尔雅·释言》：“俞，然也。”这表明“俞”字句与“然”字句相当。“俞”字句作为应答语始见于殷墟卜辞，例如：
王占曰：俞。有求，有梦。(合10405正)
王占曰：俞。不吉，在兹。(合16335反)上述两例“俞”字句均出现在占辞中，占辞是商王察看龟甲兆纹之后对所贞问之事所做的判断，其涵义与“然”字句相同，相当于“是这样的”。先秦传世文本中作为应答语的“俞”字句，基本上都出现在《尚书·虞夏书》中，共20见。据此推测，“俞”字句有可能是上古汉语口语中常见的一个应答语。“俞”字句主要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是用作表示赞同、认可、应允的应答语，相当于“那是”、“是的”、“就这样(吧)”，例如：
佥(都)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书·舜典》)
皋陶曰：“俞。师(斯)汝昌言。”(《书·益稷》)
第二种用于表示对事件真实性的认可，认定对方所言符合实际情况，是真实无误的，相当于“是这样”、“是的”、“对”。例如：
师锡帝日：“有鲧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书·尧典》)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书·大禹谟》)
从殷墟卜辞及《尚书》语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俞”字句与后世的“然”字句基本相当，《尚书》中的应答语“俞”字句，在《史记》中多被改作“然”字句。例如《尧典》：“帝曰：‘俞。予闻，如何?’”《史记·五帝本纪》作“尧曰：‘然。朕闻之，其如何?’”“俞”大约是早期古汉语中的一个判断词，“俞”字上古音属余母幽部*lhus，与某些藏缅语中的判断词“是”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语音对应关系，如嘉戎语的ηos、羌语的ηua、缅文的hut、安多藏语的表敬应答语lak(是、对)等。据此推测，“俞”字句有可能曾作为真之表征。至晚于东周时作为应答语“俞”字句已踪迹难觅，被后起的应答语所取代。
2.“唯”字句
“唯”字句是继“俞”字句之后先秦日常口语中最常见的应答语之一，其涵义相当于“是(的)”、“对”，或相当于应答之声“嗯”。《说文》云：“唯，诺也。”这一解释只是说二者均为应答语，并不等于说它们的涵义完全相同。见于先秦文本中的“唯”字句属于一种不置可否的简单应答，正如有学者所言：“‘唯’仅仅是恭敬的答应之辞，不表示可否，只是表示听到了。”多用于地位卑下一方对地位尊贵一方的应答中。例如：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
秦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史记·范雎传》)
古人在使用“唯”字句时，通常还会表现出谦恭的神情举止。《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又《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诺。”郑玄注：“应辞‘唯’恭于‘诺’。”均表明“唯”字句具有上述特征。
“唯”字，或写作“惟”、“维”，从“隹声”，其上古音属以母脂部，但殷代卜辞及周代铭文中的“唯”多写作“隹”，这表明“唯”字在商周汉语中的读音与“隹”相似，“隹”属章母脂部字，依据“古无舌上音”的音变规律，章系上古归端系，从“隹”声的形声字也不乏读端母者，如“堆”、“推”等。据此，“唯”字与先秦文本中常见的“对日”之“对”字(端母物部)读音相近，《诗·大雅·桑柔》：“听言则对”，郑玄笺：“对，答也。”“对”当源于“唯”，“唯”字也是“对”的古本字，例如《书·梓材》中的“对曰”便作“惟(唯)曰”。“唯”和“对”的同源关系还可与安多藏语的lak(“是”、“对”)和lan(回话、回复)比较互证。总之，“唯”字句基本上是用来表示一种简单而恭顺的应答，是对所闻语句的简单应对，它要么对该语句的真假不置可否，要么不关心该语句的真假。换言之，“唯”字句重在表现应对这一言语行为的形式，而非应对的实际内容。
在殷代卜辞中及《书》、《诗》中“唯”字曾用作判断词，但这种用法在先秦早期传世文本中已呈 递减趋势，它的常见用法是作为副词或助动词。例如《书·大禹谟》：“唯汝贤。汝唯不矜……。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诗·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好。”《周南·葛覃》：“维叶萋萋。”至晚于春秋时期，“唯”的判断词功能已变得微乎其微，应答语的“唯”字句的判断意味也相对较弱，这使得“唯”字句难以作为真表征。
3.“诺”字句
《说文》：“诺，譍也。从言，若声。”先秦文本中的“诺”字句作为应答语，相当于“嗯”，可表示一种模棱两可的或近乎机械的应答，例如：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论语·述而》)
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战国策·齐策四》)
“诺”字句更多地被用来表示说话人对对方所言之事所做的一种承诺，应允，相当于“行”、“好吧”，例如：
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
(臧仓)曰：“君无见焉。”公曰：“诺。”(《孟子·梁惠王下》)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太后曰：“敬诺。”(《战国策·赵策》)
“诺”字句是说话人对某件事做出的应允，其基本含义为：“如此去做”，即答应像(照)所说的这样去做。“诺”字句只表示要把如此之未然之事，变成已然之事。言者和听者都明白，所承诺之事件在言说当下尚未成为事实，如上述例句中的“吾将仕”、“君无见”、“补黑衣之数”等。这就是说，“诺”字句所表述的东西在言说当下是非真实的。
“诺”是“若”的派生词，“若”字的上古音属泥母鱼部，与日母元部的“然”同出一源，最初理应也是一个指代一判断词。但是，“若”和“然”的发生、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当“然”字仍完好保留着指代和判断的双重功能时，“若”字的指代和判断(描述)功能已呈游离状态，或作为动词(介词)，或作为指代词。例如《书·仲虺之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公羊传·定公四年》：“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毅梁传·定公四年》作：“……，则若(在)此时可矣。”更值得注意的是：“然”与“若”在语义及语用方面所表现出的现实的(真)与非现实的(非真)差异。“然”字表达的语义具有明晰性、确定性，它所涉及的对象是言者根据感知或信念认定为真的。“然”字多用于现实域或可测量域，用来表示真实的东西。由“然”字句演变而来的关系字“然”所表示的也是一种真实条件，它“建立的条件是肯定的，往往和已经确定的事实相符”。而“若”字所表达的语义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它所涉及的对象是言者不能确认为真的东西，例如《楚辞·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成语“若有若无”、“若明若暗”等。“若”字多用于虚拟域或无限域，用来表达某种非真实的、假设的主观感受或想象，譬如“若无其事”、“旁若无人”。“若”作为关系字所表示的是一种虚拟(假设)条件，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若反(返)晋国，则何以报不榖?”“若返晋国”表示事实上未返晋国。作为应答语的“诺”字句遗传了其母体“若”字的上述特性，它所承诺的是非现实的、非见证的、将来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诺”字句属于一种特殊的虚拟句，因而无法作为一种真表征。
总而言之，上述三种应答语除了早期的“俞”字句有可能用作真表征外，“唯”字句和“诺”字句均难以作为真表征。这表明并非所有的应答语都可以作为真表征，需要依据具体语境将作为真表征的应答语与其他应答语加以区别。
(二)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然”字句与“俞”字句、“唯”字句及“诺”字句，都是实现应答这种言语行为的表达式，然而它们各自所采取的应答方式及其所表述的内容又是不尽相同的，或表述真判断，或表示赞同、答应、许可，或表示应允、承诺等等。这些应答语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由判断词或准判断词充当的。从语义逻辑的层面来看，这些表述形式是对判断词功能的某种泛化或弱化，它们之间既存在或明显或细微的差异，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方面不是所有的应答语都能作为真表征，另一方面自然语言的真表征又处在由诸多表达式交织而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
大体来看，真判断是一种认知(感觉、判断、传信)活动，而赞同、允诺这类言语行为是一种态度(同意、意愿、服从)活动。赞同、允诺并不代表言说者对所应答语句(命题)意义的理解，即对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某个对象的理解，而是代表着对这种理解的某种反应。它表明说话人自身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依赖于先验的认知活动并是它的结果。韩非说：“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韩非子·八奸》)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唯”字句和“诺”字句的这一语用特点。真判断既然是一种判断，它已然表明言说者理解了该语句(命题)的意义，也就是理解了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某个对象。它所表达的是对所言说对象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关乎认识对象本身的某种特性，而不直接涉及言说者自身的态度。无论言说者持有怎样的态度，对象都会具有这种特性，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赞同、承诺本身并不是一个判断，而只是判断的产物。判断属于认知范畴，尽管赞同、允诺同样是以认知作为前提条件的，包含着对言说对象预先的、正在进行的认知，但这并不等于赞同、允诺本身就是认知活动。总之，真判断与赞同、允诺属于不同性质的言语行为，正因为如此，自然语言才会采取不同的表述形式对它们加以区别。
在先秦日常言语中，当一方需要了解或求证真实信息时，另一方所采用的应答语通常是“然”字句。因为“然”字句是对所应答语句的真值判断，它具有“某个人、事物或事件与这个语句的表述是一致的”这样一种蕴涵，能够明确告诉对方实际情况如此这般。例如：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孟子·滕文公上》)
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乃)曰：“然。”(《礼记·檀弓下》)
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楚人)曰：“然。”(《尹文子·大道上》)
上述应答语若换成“唯”字句或“诺”字句，则不能满足对方的求真需要。例如《孟子·公孙丑下》有一段对话：“时子因陈子而以(齐王之言)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杨伯峻《孟子译注》将这个“然”字句等同于“唯”字句，译为应答语“嗯”，似有不妥。准确的译文当为“是这样的”。因为这里的“然”字句表示孟子已经确认陈子受时子之托所转告的齐王之言是真的，所以，孟子接着才会说：“那位时子哪里知道齐王所言之事是不可行的”。若从篇章语法的角度看，“然”字句还起着一种连接上下文的作用，即通过上文为真的判断来引出下文。若换作“唯”字句，则会因为它不具备真判断的功能，而无法起到这样的作用。 指出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存在区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彼此隔绝的言语行为。就赞同而言，就与真判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人们赞同的不见得都是真的，是真的也未必总会得到人们的赞同。但就一般情况来看，断定某对象为真常常会伴随着对它的赞同，或者说，赞同态度大多来自真判断。例如：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乎?”对日：“然，非与?”(《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论语·卫灵公》)
杨伯峻《论语译注》把这两个“然”字句理解为表示赞同的应答语，分别译为“对呀”、“对的”，是合理的。而这种赞同显然分别基于对“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师言之道”这两句话“为真”的判断。人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赞同或不赞同他所说出的各种各样的语句。当然相关的条件将是我们视为其语句的真值条件的那些条件。我们必须假定，他赞同的语句大部分是真语句，他不赞同的语句大部分是假语句。”换言之，赞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真假与否的判断。一般说来，如果言说者不认为对象具有真的(或正确的)性质，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赞同任何东西。“然”字句既能作为真表征，又可用来表示赞同，恰恰表明了真判断与赞同之间的关联。
如前所述，允诺与真判断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二者之间也非毫不相干。因为允诺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注重真的言语行为，《荀子·王霸》：“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论语·颜渊》：“子路无宿诺”，成语“一诺千金”等，均表明自古以来诺言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真。真是言语活动遵循的基本规则，即所谓“人言为信”，而诺言较其他言语活动更须恪守这一规则。承诺一方面表达了言者的真诚态度，另一方面又能使听者信以为真。正因为如此，用来表示真判断的“然”、“俞”也可用来表示允诺，《玉篇·火部》：“然，许也。”《汉书·张耳陈馀传赞》：“然耳。馀始居约时，相然信死，岂顾问哉!”“然”和“诺”还可作为同义语连用，例如《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三年》：“其心秉道义，重然诺。”《文选·扬雄羽猎赋》：“上犹谦让而未俞也。”此处“俞”涵义为应允。此外，某些具有真涵义的语词可引申出允诺义，如《正字通·儿部》：“今俗许诺日允”，后世有复音词“应允”，“允诺”等，而“允”在早期古汉语中是一个真语词(参见下文)。这些语言现象可说明诺言与真的相关性。
通过应答语、判断词所表现的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的复杂联系，折射出古代汉语社团多角度、多层次的真认知追求，以及有关真的语言表述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
二、真语词的来源及其语用特点
自然语言中的应答语尽管可以表述真，但它并不是专门用来表述真的形式，或者说它不是真表征的特有标识，严格说来只有真语词才是真表征的特有标识，这里所说的真语词是指专门用来表示真涵义的语词。那么，真语词与作为真表征的应答语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呢?
(一)判断词与真语词
应答语是基于对真的判断而成为真表征的，循此线索可发现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联系。此前我们曾围绕“然”字句，初步探究了真语词与指代词之间的关系，提出指代词是真语词的一个重要源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古汉语的指代词和判断词之间存在着同源共生的关系，或者说，上古汉语的指代词原本具有指代、判断的双重功能。而早期真语词的原始涵义乃：“那是”、“是这样”，其语义结构是由指代词和判断词组合而成的，这也注定了真语词跟指代词、判断词的双重相关性。下面将探究判断词与真语词的关系。判断词“是”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将另行讨论，这里主要讨论“俞”、“唯”、“若”等判断词。
首先需要弄清的是这些判断词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的判断词只有一个“是”，而先秦汉语中却有诸多形式各异的判断词，这是因为上古汉语是有形态的语言，一个词可能存在多个形态变体，至今某些藏缅语族语言中判断词仍有两种或多种形式。此外，古汉语中的判断词属虚词，本无定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借用不同的同音字来记录它们，也是造成判断词具有诸多形式的原因。先秦汉语的“俞”、“唯”、“若”、“也”等判断词乍看上去各不相同，其古音形式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俞”字“羊朱切”(《广韵》)，属以母侯部，其上古声母为端系流音*l－，韵母元音是*－o。“唯”跟“俞”古音相通，“唯”字谐“隹”声，其早期读音与“隹”相似，殷代卜辞及周代铭文中的“唯”字多写作“隹”字，而“隹”为章母脂部字，章系上古归端系。又有谐“隹”声的形声字读端系流音的，如“雌”字，“椎季切”(见《说文》)，以母脂部，又音“以醉切”(《广韵》)，以母幽部，可知“唯”有流音声母之异读。与之相应，“俞”字有“舂遇切”(书母，去声)、“舂朱切”(书母，平声)等章系异读，谐“俞”声之形声字也有读章、端二系者，例如“输”、“腧”、“揄”、“偷”等。这表明“唯”和“俞”的古声母原本相通，均属端系，加之二者的韵母元音(*－u、*－o)相近，据此，“俞”和“唯”很可能是同一个词的音变。前人也曾指出二者的音义密切相关，清人黄生《字诂·俞唯》说：“俞、唯，皆应词。今人作唯，但声出喉中而不言其字。”黄侃于《经传释词》“俞”字条下批注：“此‘俞’为‘唯’之借。”
“若”字为日母鱼部字，读*nja<，其古声母属端系鼻音n－。“若”可视为“俞”(“唯”)的形态变体。见于先秦传世文本的“若”只是个准判断词，但判断词“乃”(泥母之部，读*n<)、“也”(以母歌部，读*laal<)与“若”同出一源，“乃”是“若”的变体，“也”是“若”的后身。鼻音声母的“若”变为流音声母的“也”，属于古今汉语中的常见音变。例如双峰方言中的“那”，写作“喏”，声母读作l－，合肥、扬州方言的“那”，也读l－。大概是由于“乃”表现活跃，尤其是“也”的大量使用，致使“若”的判断功能退化，仅局限于应答语一隅，且音变作“诺”。
总之，上述判断词的古音相通，其声母辅音均属端系，或为流音(“俞”、“唯”、“也”)，或为鼻音(“若”、“乃”)；其韵母元音分为两类：一类为合口(“俞”“唯”)，一类为开口(“若”、“乃”、“也”)。合口判断词虽在现代汉语中踪迹难觅，但在现代藏缅语中却颇不乏见，如嘉戎语的ηos、白语的tso、羌语的ηua、缅文的hut等等，在博嘎尔洛巴、缅等藏缅语中开、合口判断词甚至并行不悖。由此推测，上古汉语中开、合口判断词当同时并存。早期汉藏语以相关辅音及开、合口元音的交替，作为构造形态变体及同源派生词的基本手段之一，而古汉语上述判断词的音变模式正与之相符。据此有理由认为，这些形式各异的判断词实则同出一源，或为同一个词的形态变体，或为同源派生词。其音近者，属传统意义上的同族词；其音远者，则为 异形同族词。
接下来讨论判断词与真语词之间的渊源关系。先秦汉语中的真语词主要有“允”、“信”、“真”等，其产生的时间顺序大约为：“允”最早，“信”稍晚，“真”最后。故首先需要弄清“允”的来源。“允”始见于殷商汉语，属常用词，具有“真实”、“真诚”、“果真”等涵义。《尔雅·释诂上》：“允，信也。”又“允，诚也。”《方言》卷一：“允，信也。齐鲁之间曰允。”“允”字在殷墟卜辞中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占卜活动就是围绕着对真的追问展开的，其关注焦点在于某种情况、事件是否真会发生，事实是怎样的。在先秦早期传世文本中“允”字也颇不乏见，例如《书·尧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传：“(惟允)必以信。”《史记·五帝本纪》中此“允”字改作“信”字。《诗·小雅·车攻》：“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诗集传》解作：“信矣其君子也。”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云：“《泮水》日：‘允文允武。’允亦语词，犹《逸书》言乃神乃武乃文耳。”黄侃批注云：…允’为发语词者，即‘惟’字，本当作‘惟’。”王、黄二人将“允”视为发语词，多少有些含糊其辞，但他们都敏感地注意到了“允”与判断词“乃”、“唯”之间的关联，指出了“允”具有判断词的某种特性，这实际上暗示出“允”的判断词来源。甲骨文中的“允”为形声字，谐“以”声，上古音属以母文部，读*lun<，与“俞”(“唯”)声同韵近，据此，“允”有可能源自早期判断词“俞”。
“信”是先秦文本中最常见的一个真语词，《说文》：“信，诚也。从人，从言。”“信”字以“人”和“言”(古文字形“言”作“口”)会意，其本义指言语真实。老子说：“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战国策·楚策》：“子以我为不信。”“不信”相当于“不是真话”。先秦文本中常见的“信乎?”，相当于“真的吗”。“信”是心母真部字，古声母属精系，而谐“允”声之形声字又多属精系，如“吮”、“酸”、“峻”、“浚”等，据郑张尚芳的构拟，“信”的古声母基辅音仍为流音，可见“信”和“允”的古声母实则相通。“信”古韵在真部，和“允”所在的文部存在音转关系(“真文旁转”)。据此推测，“信”当是“允”的音变派生词。至于“真”字，它和“信”之间的音义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真”、“信”叠韵，二者的差异仅在声母方面：“真”是章母字；“信”是心母字。然而，先秦文本中的“信”字常被假借为“伸”字，而“伸”是章系(书母)字，可知“信”字的古声母其实与“真”相近。据此，“真”和“信”的同源关系当毋庸置疑。
总之，“真”出于“信”，“信”来自“允”，而“允”源于判断词“俞”(“唯”)，判断词是真语词的最初源头。我们发现不少藏缅语族语言里的“真”和“是”都具有相似的语音形式，如扎坝语、嘉戎语、景颇语、基诺语、白语、土家语、克伦语等等，而勒期语中的“真”和“是”竟是同一个词，这表明真语词与判断词尚未发生分化。此外，汉藏语某些语言的“真”和另一些语言的“是”存在语音对应关系，如部分藏语支语言的“真”与某些羌语支、彝语支语言里的“是”对应；藏缅语中的“真”又多与古汉语的“允”、“信”或某些判断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凡此种种不仅可以支持真语词源于判断词的假说，而且可以说明真语词源于判断词是汉藏语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真语词所以由判断词滋生而来，是基于二者间的语义逻辑关联。从认知角度来看，朴素的真意识即：事情是这般的，就说它是这般的。真，即是其所是；真者，即所是者。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谈论的真，不过就是对认知对象加以确认而已，而判断词正是用来表示确认的基本词，这便是判断词被用作真表述的认知理据。事实上古今中外语言中的判断词，几乎都与真表述有着天然的联系。如希腊语的einai(to be，是)在荷马时代的文献中就有断定为真(veridical)的作用，其涵义相当于“是这样的”，即“是真的”。在巴门尼德(公元前515／514年)残篇中einai作为单词句(one－wordsentence)的涵义，与古汉语的“然”字句如出一辙。凹就语言表达而言，判断句一般说来要比陈述句的语势重，陈述句只是对事物、事件做出说明、描述，判断句则蕴含着对事物、事件的认定。例如陈述句：“天时不如地利，故不胜。”是对事件的原因做出一般性的说明。假如借助判断词“是”、“也”将该语句转换为判断句：“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孟子·公孙丑下》)同样是说明事件的原因，却具有了断定事实的意味。可见，判断句因其自身的功能而先天地具有了表述真的作用。再者，对真的表述是一种语言判断，凡判断都具有“S是P”这样一种逻辑形式，也只有在这样一种逻辑结构中真才能得以表述。一般说来，给出“是……”就相当于给出真，且人们只能通过说出“是……”来说出真。因为只有立足于判断才能谈论真，判断是抵达真的必由之路。这便注定了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的内在关联。具体说来，判断词的应答语及副词用法是真语词产生的两大动因。如果说判断词作为应答语，是对判断词功能的一种泛化，用以表示所应答的语句为真；那么，判断词用作副词，则是对其判断功能的一种强化，用以表示所言说的事件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表明言说者对事件真实性的一种确认。揭示出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的渊源关系，不仅可以了解真语词的缘起，而且有助于从语言层面来认识真之原型或真之“本体”。
(二)真语词之语用特点
先秦汉语中的真语词通常是作为修饰语(状语、定语)限定动词、名词，表示对已经确认为真的人、物、事件等的强调认定。充当修饰语是真语词在日常语言中最常见的语境，这一用法是对判断词副词用法的直接继承。先来看早期真语词“允”的用法。“允”字多见于殷墟卜辞的验辞之中，验辞记述占卜后应验的事实，是对命辞的应答语。“允”在其中几乎全作副词，其语义相当于“真的……”、“真是(有)……”、“果真……”，表示对事实的强调确认，例如：
乙酉卜，在箕：今日王逐兕，禽(擒)。允禽。(屯644)
其雨。大吉。兹用。允大雨。(合30149)
“允”字也见于命辞，命辞又叫贞辞，记述占卜所要问的内容，属疑问句。“允”在其中仍作副词，其语义相当于“真的是……?”“确实是(有)……?”表示对所问问题的强调。例如：
贞：今乙卯允其雨。(合1106正)
允唯焚。非唯焚。(合34479)
“允”字在早期传世文本《尚书》、《诗经》中基本上也是作为副词，其涵义与殷墟卜辞中的“允”大致相同。例如：
兹乃允惟王正(政)事之臣。(《书·酒诰》)
云其吉，终然允臧。(《诗·鄘风·定之方中》)
豳居允荒。(《诗·大雅·公刘》)
“信”字，除了如“允”一样作谓语动词修饰语外，还可用作名词修饰语，例如：信誓旦旦。(《诗·卫风·氓》) 子皙信美矣!(《左传·昭公元年》)
真语词不但用来修饰一般谓词，还可修饰具有真涵义的谓词。例如《楚辞·九章·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这里的“信”和“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偏正关系，此处的“然”相当于一个真谓词。
始见于战国时期的“真”字，几乎均见于道家文本，除此之外，仅于《荀子》中两见。例如：
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庄子·知北游》)
真积力则人。(《荀子·劝学》)
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
秦代以降，真语词仍多作修饰语，例如《史记·留候列传》：“吕后真而主矣。”又《绛侯世家》：“此真将军矣。”柳宗元《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为农信可乐，居宠真虚荣。”至今“真”字仍保留此用法，例如：“这话真精彩”。无独有偶，据国外学者研究，荷马文献中的"aletheia”(“真”)“就不是一个起名词作用的概念，而是一个起副词作用的概念；它乃是事物是的一种方式或程度。”这表明古希腊语与古汉语真语词的语境基本相同。
真语词作谓词的情况，在先秦文本中十分罕见，例如：“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书·虞夏书·舜典》)又“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日：‘信也。”’(《左传·桓公十八年》)“真”作谓词均见于道家文本，例如：“其精甚真”(《老子》二十一章)，“其德乃真”(五十四章)，“质真若渝”(四十一章)等，其中的“真”表示主词(人、物、事件)为真。用作谓词和作修饰语的真语词虽同为真标记，但二者间是存在差异的，前者表明事件或语句所具有的真实性，后者表示这种真实性所达到的程度。其次，二者的语言结构是不同的，前者相当于“……是真的”，属于真的语义标记；后者相当于：“真的是……”，属于真的语法标记。真语词以修饰语身份来表述真，仍属于一种语法手段，只有当它作谓词时才属于语义手段。真谓词的认知意义在于：真被抽象为了一个概念。真语词是经由真谓词成长为真概念的，真概念是真语词的抽象化。道家所言的“真”，呈现出概念化的倾向，《庄子·齐物论》：“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真”被作为与“伪”(假)相对的概念，这恐怕跟“真”在道家文本中被频频用作谓词不无关系。
真语词的上述语用特点与人们对真的认知及语言表述模式有关。在古代语言中真语词不仅不在基本词之列，甚至连常用词都谈不上。先秦墨家哲学体系中只有对“假”这一概念的界定(见《墨经》)，而没有对“真”概念的解释。这并非因为那时人们尚无真意识，而是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一切事物、事件都是以其本真状态存在的，人们对它们的语言表述也普遍遵循真之法则：“事情是这样的，就说它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人们把真当作事物及言语本身所具有的原型属性。因此，在语言里真与分类对象之间的语词(概念)组配在一般情况下是原型性的，即表述真是无标记的，表述假才是有标记的，例如“君子”和“伪君子”。人们默认所说出的、所听到的语句为真，无须为它另外附加真标记。只有当人们需要对真加以特别确认，或是需要进行真假对比、增强真的可信度时，才会为语句附加真标记。真语词作用就是给原本无标记的真表述加上标记，使其凸现出来。语言中最早作为真标记的语言成分并不是真语词，而是作为应答语的指代一判断词，及用作副词的判断词，真语词是在它们的基础上产生的。真语词出现之后，它们依然是日常语言中最基本、最常见的真标记。
总而言之，自然语言中真的原型属性，使得真语词成为语言中的后出词，而日常语言中以语法手段为主的真表征方式，又抑制了真谓词的使用。真语词的发生发展史表明：判断词较之真语词更具根本性，二者间不仅是一种孰先孰后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孰因孰果的关系。自然语言中原生态的真表征基于判断词，更确切地说，是基于指代一判断词。应答语、判断词与真表征
秦楠
应答语不仅是一种常见的言语表达方式，而且是自然语言里一种基本的真表述方式。一般说来，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真的认识过程是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进行的，当言语一方陈述事实、了解真相时，另一方如果认为它是真的，通常便会以“是的”、“是这样”这类应答语作回应。先秦古汉语中的这类应答语往往是由判断词或具有某种判断功能的语词来充当的，其本质仍属判断句的范畴。这表明真表征与应答语、判断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因此，有必要从应答语和判断词的角度来探究真在自然语言中是如何被表述的。
一、应答语与真表征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自然语言里的任何一种表达式都可以用来实现某种言语行为。所谓言语行为，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用语言来做某种事情。语言里某些表达式的名称便来自它所能实现的言语行为，诸如祈使句、命令句、疑问句等等。应答语是对话过程中言语一方对另一方所做的言语回馈，也就是说，这种表达式是实现应答这种言语行为的。应答之“应”本字作“譍”，字形从“言”，正表示它跟言语有关。《说文》：“譍，以言对也。”《玉篇·言部》：“譍，《埤苍》：对也。(顾)野王案：课语相譍对也。”《吕氏春秋》中专设“应言”一篇。“譍”字后写作“虑應”，《集韵·证韵》：“應，答也。”今简化作“应”。“然”字句是先秦汉语中最常见的应答语之一，《广雅·释诂一》说：“然，虑也。”王念孙《广雅疏证》解释说：“應与譍通。”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引《广雅疏证》“然”字条，从《礼记·檀弓》、《论语·阳货》、《孟子·公孙丑下》中各引一“然”字句例说明：“此三‘然’字，但为应词。”“然”字句作为应答语又可实现判定为真这一言语行为，而且应答语“然”字句是古汉语中最常见的一种真表征。见于古希腊文献的表述真的基本形式：“esti outo”(“是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应答语。由此可知，自古以来应答语就被作为自然语言中真表征的一种基本形式。然而，语言中某一表达式和某种言语行为之间通常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不同的表达式可以用来实现同一言语行为，而同一表达式又可以用来实现不同的言语行为。先秦汉语中的应答语的除了“然”字句之外，还有“俞”字句、“唯”字句、“诺”字句、“是”字句、“有”字句等诸多形式，这些应答语是否都是真表征呢?我们将通过对它们的具体分析给出答案，进而理清应答语、判断词与真表征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三种常见的应答语
作为应答语的“是”字句、“有”字句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将另行探讨，这里着重讨论“俞”字句、“唯”字句和“诺”字句。这三种句式均为应答语，它们在日常言语中所表达的基本涵义与当今日常口语中的应答语“那是”大致相当。
1.“俞”字句
“俞”字句大约是古汉语文本中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应答语。《尔雅·释言》：“俞，然也。”这表 明“俞”字句与“然”字句相当。“俞”字句作为应答语始见于殷墟卜辞，例如：
王占曰：俞。有求，有梦。(合10405正)
王占曰：俞。不吉，在兹。(合16335反)上述两例“俞”字句均出现在占辞中，占辞是商王察看龟甲兆纹之后对所贞问之事所做的判断，其涵义与“然”字句相同，相当于“是这样的”。先秦传世文本中作为应答语的“俞”字句，基本上都出现在《尚书·虞夏书》中，共20见。据此推测，“俞”字句有可能是上古汉语口语中常见的一个应答语。“俞”字句主要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是用作表示赞同、认可、应允的应答语，相当于“那是”、“是的”、“就这样(吧)”，例如：
佥(都)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书·舜典》)
皋陶曰：“俞。师(斯)汝昌言。”(《书·益稷》)
第二种用于表示对事件真实性的认可，认定对方所言符合实际情况，是真实无误的，相当于“是这样”、“是的”、“对”。例如：
师锡帝日：“有鲧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书·尧典》)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书·大禹谟》)
从殷墟卜辞及《尚书》语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俞”字句与后世的“然”字句基本相当，《尚书》中的应答语“俞”字句，在《史记》中多被改作“然”字句。例如《尧典》：“帝曰：‘俞。予闻，如何?’”《史记·五帝本纪》作“尧曰：‘然。朕闻之，其如何?’”“俞”大约是早期古汉语中的一个判断词，“俞”字上古音属余母幽部*lhus，与某些藏缅语中的判断词“是”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语音对应关系，如嘉戎语的ηos、羌语的ηua、缅文的hut、安多藏语的表敬应答语lak(是、对)等。据此推测，“俞”字句有可能曾作为真之表征。至晚于东周时作为应答语“俞”字句已踪迹难觅，被后起的应答语所取代。
2.“唯”字句
“唯”字句是继“俞”字句之后先秦日常口语中最常见的应答语之一，其涵义相当于“是(的)”、“对”，或相当于应答之声“嗯”。《说文》云：“唯，诺也。”这一解释只是说二者均为应答语，并不等于说它们的涵义完全相同。见于先秦文本中的“唯”字句属于一种不置可否的简单应答，正如有学者所言：“‘唯’仅仅是恭敬的答应之辞，不表示可否，只是表示听到了。”多用于地位卑下一方对地位尊贵一方的应答中。例如：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
秦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史记·范雎传》)
古人在使用“唯”字句时，通常还会表现出谦恭的神情举止。《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又《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诺。”郑玄注：“应辞‘唯’恭于‘诺’。”均表明“唯”字句具有上述特征。
“唯”字，或写作“惟”、“维”，从“隹声”，其上古音属以母脂部，但殷代卜辞及周代铭文中的“唯”多写作“隹”，这表明“唯”字在商周汉语中的读音与“隹”相似，“隹”属章母脂部字，依据“古无舌上音”的音变规律，章系上古归端系，从“隹”声的形声字也不乏读端母者，如“堆”、“推”等。据此，“唯”字与先秦文本中常见的“对日”之“对”字(端母物部)读音相近，《诗·大雅·桑柔》：“听言则对”，郑玄笺：“对，答也。”“对”当源于“唯”，“唯”字也是“对”的古本字，例如《书·梓材》中的“对曰”便作“惟(唯)曰”。“唯”和“对”的同源关系还可与安多藏语的lak(“是”、“对”)和lan(回话、回复)比较互证。总之，“唯”字句基本上是用来表示一种简单而恭顺的应答，是对所闻语句的简单应对，它要么对该语句的真假不置可否，要么不关心该语句的真假。换言之，“唯”字句重在表现应对这一言语行为的形式，而非应对的实际内容。
在殷代卜辞中及《书》、《诗》中“唯”字曾用作判断词，但这种用法在先秦早期传世文本中已呈递减趋势，它的常见用法是作为副词或助动词。例如《书·大禹谟》：“唯汝贤。汝唯不矜……。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诗·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好。”《周南·葛覃》：“维叶萋萋。”至晚于春秋时期，“唯”的判断词功能已变得微乎其微，应答语的“唯”字句的判断意味也相对较弱，这使得“唯”字句难以作为真表征。
3.“诺”字句
《说文》：“诺，譍也。从言，若声。”先秦文本中的“诺”字句作为应答语，相当于“嗯”，可表示一种模棱两可的或近乎机械的应答，例如：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论语·述而》)
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战国策·齐策四》)
“诺”字句更多地被用来表示说话人对对方所言之事所做的一种承诺，应允，相当于“行”、“好吧”，例如：
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
(臧仓)曰：“君无见焉。”公曰：“诺。”(《孟子·梁惠王下》)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太后曰：“敬诺。”(《战国策·赵策》)
“诺”字句是说话人对某件事做出的应允，其基本含义为：“如此去做”，即答应像(照)所说的这样去做。“诺”字句只表示要把如此之未然之事，变成已然之事。言者和听者都明白，所承诺之事件在言说当下尚未成为事实，如上述例句中的“吾将仕”、“君无见”、“补黑衣之数”等。这就是说，“诺”字句所表述的东西在言说当下是非真实的。
“诺”是“若”的派生词，“若”字的上古音属泥母鱼部，与日母元部的“然”同出一源，最初理应也是一个指代一判断词。但是，“若”和“然”的发生、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当“然”字仍完好保留着指代和判断的双重功能时，“若”字的指代和判断(描述)功能已呈游离状态，或作为动词(介词)，或作为指代词。例如《书·仲虺之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公羊传·定公四年》：“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毅梁传·定公四年》作：“……，则若(在)此时可矣。”更值得注意的是：“然”与“若”在语义及语用方面所表现出的现实的(真)与非现实的(非真)差异。“然”字表达的语义具有明晰性、确定性，它所涉及的对象是言者根据感知或信念认定为真的。“然”字多用于现实域或可测量域，用来表示真实的东西。由“然”字句演变而来的关系字“然”所表示的也是一种真实条件，它“建立的条件是肯定的，往往和已经确定的事实相符”。而“若”字所表达的语义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它所涉及的对象是言者不能确认为真的东西，例如《楚辞·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成语“若有若无”、“若明若暗”等。“若”字多用于虚拟域或无限域，用来表达某种非真实的、假设的主观感受或想象，譬如“若无其事”、“旁若无人”。“若”作为关系字所表示的是一种虚拟(假设)条件，例如《左传·僖公二十 三年》：“公子若反(返)晋国，则何以报不榖?”“若返晋国”表示事实上未返晋国。作为应答语的“诺”字句遗传了其母体“若”字的上述特性，它所承诺的是非现实的、非见证的、将来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诺”字句属于一种特殊的虚拟句，因而无法作为一种真表征。
总而言之，上述三种应答语除了早期的“俞”字句有可能用作真表征外，“唯”字句和“诺”字句均难以作为真表征。这表明并非所有的应答语都可以作为真表征，需要依据具体语境将作为真表征的应答语与其他应答语加以区别。
(二)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然”字句与“俞”字句、“唯”字句及“诺”字句，都是实现应答这种言语行为的表达式，然而它们各自所采取的应答方式及其所表述的内容又是不尽相同的，或表述真判断，或表示赞同、答应、许可，或表示应允、承诺等等。这些应答语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由判断词或准判断词充当的。从语义逻辑的层面来看，这些表述形式是对判断词功能的某种泛化或弱化，它们之间既存在或明显或细微的差异，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方面不是所有的应答语都能作为真表征，另一方面自然语言的真表征又处在由诸多表达式交织而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
大体来看，真判断是一种认知(感觉、判断、传信)活动，而赞同、允诺这类言语行为是一种态度(同意、意愿、服从)活动。赞同、允诺并不代表言说者对所应答语句(命题)意义的理解，即对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某个对象的理解，而是代表着对这种理解的某种反应。它表明说话人自身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依赖于先验的认知活动并是它的结果。韩非说：“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韩非子·八奸》)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唯”字句和“诺”字句的这一语用特点。真判断既然是一种判断，它已然表明言说者理解了该语句(命题)的意义，也就是理解了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某个对象。它所表达的是对所言说对象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关乎认识对象本身的某种特性，而不直接涉及言说者自身的态度。无论言说者持有怎样的态度，对象都会具有这种特性，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赞同、承诺本身并不是一个判断，而只是判断的产物。判断属于认知范畴，尽管赞同、允诺同样是以认知作为前提条件的，包含着对言说对象预先的、正在进行的认知，但这并不等于赞同、允诺本身就是认知活动。总之，真判断与赞同、允诺属于不同性质的言语行为，正因为如此，自然语言才会采取不同的表述形式对它们加以区别。
在先秦日常言语中，当一方需要了解或求证真实信息时，另一方所采用的应答语通常是“然”字句。因为“然”字句是对所应答语句的真值判断，它具有“某个人、事物或事件与这个语句的表述是一致的”这样一种蕴涵，能够明确告诉对方实际情况如此这般。例如：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孟子·滕文公上》)
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乃)曰：“然。”(《礼记·檀弓下》)
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楚人)曰：“然。”(《尹文子·大道上》)
上述应答语若换成“唯”字句或“诺”字句，则不能满足对方的求真需要。例如《孟子·公孙丑下》有一段对话：“时子因陈子而以(齐王之言)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杨伯峻《孟子译注》将这个“然”字句等同于“唯”字句，译为应答语“嗯”，似有不妥。准确的译文当为“是这样的”。因为这里的“然”字句表示孟子已经确认陈子受时子之托所转告的齐王之言是真的，所以，孟子接着才会说：“那位时子哪里知道齐王所言之事是不可行的”。若从篇章语法的角度看，“然”字句还起着一种连接上下文的作用，即通过上文为真的判断来引出下文。若换作“唯”字句，则会因为它不具备真判断的功能，而无法起到这样的作用。
指出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存在区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彼此隔绝的言语行为。就赞同而言，就与真判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人们赞同的不见得都是真的，是真的也未必总会得到人们的赞同。但就一般情况来看，断定某对象为真常常会伴随着对它的赞同，或者说，赞同态度大多来自真判断。例如：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乎?”对日：“然，非与?”(《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论语·卫灵公》)
杨伯峻《论语译注》把这两个“然”字句理解为表示赞同的应答语，分别译为“对呀”、“对的”，是合理的。而这种赞同显然分别基于对“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师言之道”这两句话“为真”的判断。人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赞同或不赞同他所说出的各种各样的语句。当然相关的条件将是我们视为其语句的真值条件的那些条件。我们必须假定，他赞同的语句大部分是真语句，他不赞同的语句大部分是假语句。”换言之，赞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真假与否的判断。一般说来，如果言说者不认为对象具有真的(或正确的)性质，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赞同任何东西。“然”字句既能作为真表征，又可用来表示赞同，恰恰表明了真判断与赞同之间的关联。
如前所述，允诺与真判断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二者之间也非毫不相干。因为允诺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注重真的言语行为，《荀子·王霸》：“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论语·颜渊》：“子路无宿诺”，成语“一诺千金”等，均表明自古以来诺言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真。真是言语活动遵循的基本规则，即所谓“人言为信”，而诺言较其他言语活动更须恪守这一规则。承诺一方面表达了言者的真诚态度，另一方面又能使听者信以为真。正因为如此，用来表示真判断的“然”、“俞”也可用来表示允诺，《玉篇·火部》：“然，许也。”《汉书·张耳陈馀传赞》：“然耳。馀始居约时，相然信死，岂顾问哉!”“然”和“诺”还可作为同义语连用，例如《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三年》：“其心秉道义，重然诺。”《文选·扬雄羽猎赋》：“上犹谦让而未俞也。”此处“俞”涵义为应允。此外，某些具有真涵义的语词可引申出允诺义，如《正字通·儿部》：“今俗许诺日允”，后世有复音词“应允”，“允诺”等，而“允”在早期古汉语中是一个真语词(参见下文)。这些语言现象可说明诺言与真的相关性。
通过应答语、判断词所表现的真判断与赞同、允诺之间的复杂联系，折射出古代汉语社团多角度、多层次的真认知追求，以及有关真的语言表述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
二、真语词的来源及其语用特点
自然语言中的应答语尽管可以表述真，但它并不是专门用来表述真的形式，或者说它不是真表征的特有标识，严格说来只有真语词才是真表征的特有标识，这里所说的真语词是指专门用来表示真涵义的语词。那么，真语词与作为真表征 的应答语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呢?
(一)判断词与真语词
应答语是基于对真的判断而成为真表征的，循此线索可发现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联系。此前我们曾围绕“然”字句，初步探究了真语词与指代词之间的关系，提出指代词是真语词的一个重要源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古汉语的指代词和判断词之间存在着同源共生的关系，或者说，上古汉语的指代词原本具有指代、判断的双重功能。而早期真语词的原始涵义乃：“那是”、“是这样”，其语义结构是由指代词和判断词组合而成的，这也注定了真语词跟指代词、判断词的双重相关性。下面将探究判断词与真语词的关系。判断词“是”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将另行讨论，这里主要讨论“俞”、“唯”、“若”等判断词。
首先需要弄清的是这些判断词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的判断词只有一个“是”，而先秦汉语中却有诸多形式各异的判断词，这是因为上古汉语是有形态的语言，一个词可能存在多个形态变体，至今某些藏缅语族语言中判断词仍有两种或多种形式。此外，古汉语中的判断词属虚词，本无定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借用不同的同音字来记录它们，也是造成判断词具有诸多形式的原因。先秦汉语的“俞”、“唯”、“若”、“也”等判断词乍看上去各不相同，其古音形式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俞”字“羊朱切”(《广韵》)，属以母侯部，其上古声母为端系流音*l－，韵母元音是*－o。“唯”跟“俞”古音相通，“唯”字谐“隹”声，其早期读音与“隹”相似，殷代卜辞及周代铭文中的“唯”字多写作“隹”字，而“隹”为章母脂部字，章系上古归端系。又有谐“隹”声的形声字读端系流音的，如“雌”字，“椎季切”(见《说文》)，以母脂部，又音“以醉切”(《广韵》)，以母幽部，可知“唯”有流音声母之异读。与之相应，“俞”字有“舂遇切”(书母，去声)、“舂朱切”(书母，平声)等章系异读，谐“俞”声之形声字也有读章、端二系者，例如“输”、“腧”、“揄”、“偷”等。这表明“唯”和“俞”的古声母原本相通，均属端系，加之二者的韵母元音(*－u、*－o)相近，据此，“俞”和“唯”很可能是同一个词的音变。前人也曾指出二者的音义密切相关，清人黄生《字诂·俞唯》说：“俞、唯，皆应词。今人作唯，但声出喉中而不言其字。”黄侃于《经传释词》“俞”字条下批注：“此‘俞’为‘唯’之借。”
“若”字为日母鱼部字，读*nja<，其古声母属端系鼻音n－。“若”可视为“俞”(“唯”)的形态变体。见于先秦传世文本的“若”只是个准判断词，但判断词“乃”(泥母之部，读*n<)、“也”(以母歌部，读*laal<)与“若”同出一源，“乃”是“若”的变体，“也”是“若”的后身。鼻音声母的“若”变为流音声母的“也”，属于古今汉语中的常见音变。例如双峰方言中的“那”，写作“喏”，声母读作l－，合肥、扬州方言的“那”，也读l－。大概是由于“乃”表现活跃，尤其是“也”的大量使用，致使“若”的判断功能退化，仅局限于应答语一隅，且音变作“诺”。
总之，上述判断词的古音相通，其声母辅音均属端系，或为流音(“俞”、“唯”、“也”)，或为鼻音(“若”、“乃”)；其韵母元音分为两类：一类为合口(“俞”“唯”)，一类为开口(“若”、“乃”、“也”)。合口判断词虽在现代汉语中踪迹难觅，但在现代藏缅语中却颇不乏见，如嘉戎语的ηos、白语的tso、羌语的ηua、缅文的hut等等，在博嘎尔洛巴、缅等藏缅语中开、合口判断词甚至并行不悖。由此推测，上古汉语中开、合口判断词当同时并存。早期汉藏语以相关辅音及开、合口元音的交替，作为构造形态变体及同源派生词的基本手段之一，而古汉语上述判断词的音变模式正与之相符。据此有理由认为，这些形式各异的判断词实则同出一源，或为同一个词的形态变体，或为同源派生词。其音近者，属传统意义上的同族词；其音远者，则为异形同族词。
接下来讨论判断词与真语词之间的渊源关系。先秦汉语中的真语词主要有“允”、“信”、“真”等，其产生的时间顺序大约为：“允”最早，“信”稍晚，“真”最后。故首先需要弄清“允”的来源。“允”始见于殷商汉语，属常用词，具有“真实”、“真诚”、“果真”等涵义。《尔雅·释诂上》：“允，信也。”又“允，诚也。”《方言》卷一：“允，信也。齐鲁之间曰允。”“允”字在殷墟卜辞中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占卜活动就是围绕着对真的追问展开的，其关注焦点在于某种情况、事件是否真会发生，事实是怎样的。在先秦早期传世文本中“允”字也颇不乏见，例如《书·尧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传：“(惟允)必以信。”《史记·五帝本纪》中此“允”字改作“信”字。《诗·小雅·车攻》：“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诗集传》解作：“信矣其君子也。”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云：“《泮水》日：‘允文允武。’允亦语词，犹《逸书》言乃神乃武乃文耳。”黄侃批注云：…允’为发语词者，即‘惟’字，本当作‘惟’。”王、黄二人将“允”视为发语词，多少有些含糊其辞，但他们都敏感地注意到了“允”与判断词“乃”、“唯”之间的关联，指出了“允”具有判断词的某种特性，这实际上暗示出“允”的判断词来源。甲骨文中的“允”为形声字，谐“以”声，上古音属以母文部，读*lun<，与“俞”(“唯”)声同韵近，据此，“允”有可能源自早期判断词“俞”。
“信”是先秦文本中最常见的一个真语词，《说文》：“信，诚也。从人，从言。”“信”字以“人”和“言”(古文字形“言”作“口”)会意，其本义指言语真实。老子说：“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战国策·楚策》：“子以我为不信。”“不信”相当于“不是真话”。先秦文本中常见的“信乎?”，相当于“真的吗”。“信”是心母真部字，古声母属精系，而谐“允”声之形声字又多属精系，如“吮”、“酸”、“峻”、“浚”等，据郑张尚芳的构拟，“信”的古声母基辅音仍为流音，可见“信”和“允”的古声母实则相通。“信”古韵在真部，和“允”所在的文部存在音转关系(“真文旁转”)。据此推测，“信”当是“允”的音变派生词。至于“真”字，它和“信”之间的音义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真”、“信”叠韵，二者的差异仅在声母方面：“真”是章母字；“信”是心母字。然而，先秦文本中的“信”字常被假借为“伸”字，而“伸”是章系(书母)字，可知“信”字的古声母其实与“真”相近。据此，“真”和“信”的同源关系当毋庸置疑。
总之，“真”出于“信”，“信”来自“允”，而“允”源于判断词“俞”(“唯”)，判断词是真语词的最初源头。我们发现不少藏缅语族语言里的“真”和“是”都具有相似的语音形式，如扎坝语、嘉戎语、景颇语、基诺语、白语、土家语、克伦语等等，而勒期语中的“真”和“是”竟是同一个词，这 表明真语词与判断词尚未发生分化。此外，汉藏语某些语言的“真”和另一些语言的“是”存在语音对应关系，如部分藏语支语言的“真”与某些羌语支、彝语支语言里的“是”对应；藏缅语中的“真”又多与古汉语的“允”、“信”或某些判断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凡此种种不仅可以支持真语词源于判断词的假说，而且可以说明真语词源于判断词是汉藏语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真语词所以由判断词滋生而来，是基于二者间的语义逻辑关联。从认知角度来看，朴素的真意识即：事情是这般的，就说它是这般的。真，即是其所是；真者，即所是者。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谈论的真，不过就是对认知对象加以确认而已，而判断词正是用来表示确认的基本词，这便是判断词被用作真表述的认知理据。事实上古今中外语言中的判断词，几乎都与真表述有着天然的联系。如希腊语的einai(to be，是)在荷马时代的文献中就有断定为真(veridical)的作用，其涵义相当于“是这样的”，即“是真的”。在巴门尼德(公元前515／514年)残篇中einai作为单词句(one－wordsentence)的涵义，与古汉语的“然”字句如出一辙。凹就语言表达而言，判断句一般说来要比陈述句的语势重，陈述句只是对事物、事件做出说明、描述，判断句则蕴含着对事物、事件的认定。例如陈述句：“天时不如地利，故不胜。”是对事件的原因做出一般性的说明。假如借助判断词“是”、“也”将该语句转换为判断句：“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孟子·公孙丑下》)同样是说明事件的原因，却具有了断定事实的意味。可见，判断句因其自身的功能而先天地具有了表述真的作用。再者，对真的表述是一种语言判断，凡判断都具有“S是P”这样一种逻辑形式，也只有在这样一种逻辑结构中真才能得以表述。一般说来，给出“是……”就相当于给出真，且人们只能通过说出“是……”来说出真。因为只有立足于判断才能谈论真，判断是抵达真的必由之路。这便注定了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的内在关联。具体说来，判断词的应答语及副词用法是真语词产生的两大动因。如果说判断词作为应答语，是对判断词功能的一种泛化，用以表示所应答的语句为真；那么，判断词用作副词，则是对其判断功能的一种强化，用以表示所言说的事件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表明言说者对事件真实性的一种确认。揭示出真语词与判断词之间的渊源关系，不仅可以了解真语词的缘起，而且有助于从语言层面来认识真之原型或真之“本体”。
(二)真语词之语用特点
先秦汉语中的真语词通常是作为修饰语(状语、定语)限定动词、名词，表示对已经确认为真的人、物、事件等的强调认定。充当修饰语是真语词在日常语言中最常见的语境，这一用法是对判断词副词用法的直接继承。先来看早期真语词“允”的用法。“允”字多见于殷墟卜辞的验辞之中，验辞记述占卜后应验的事实，是对命辞的应答语。“允”在其中几乎全作副词，其语义相当于“真的……”、“真是(有)……”、“果真……”，表示对事实的强调确认，例如：
乙酉卜，在箕：今日王逐兕，禽(擒)。允禽。(屯644)
其雨。大吉。兹用。允大雨。(合30149)
“允”字也见于命辞，命辞又叫贞辞，记述占卜所要问的内容，属疑问句。“允”在其中仍作副词，其语义相当于“真的是……?”“确实是(有)……?”表示对所问问题的强调。例如：
贞：今乙卯允其雨。(合1106正)
允唯焚。非唯焚。(合34479)
“允”字在早期传世文本《尚书》、《诗经》中基本上也是作为副词，其涵义与殷墟卜辞中的“允”大致相同。例如：
兹乃允惟王正(政)事之臣。(《书·酒诰》)
云其吉，终然允臧。(《诗·鄘风·定之方中》)
豳居允荒。(《诗·大雅·公刘》)
“信”字，除了如“允”一样作谓语动词修饰语外，还可用作名词修饰语，例如：信誓旦旦。(《诗·卫风·氓》)
子皙信美矣!(《左传·昭公元年》)
真语词不但用来修饰一般谓词，还可修饰具有真涵义的谓词。例如《楚辞·九章·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这里的“信”和“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偏正关系，此处的“然”相当于一个真谓词。
始见于战国时期的“真”字，几乎均见于道家文本，除此之外，仅于《荀子》中两见。例如：
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庄子·知北游》)
真积力则人。(《荀子·劝学》)
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
秦代以降，真语词仍多作修饰语，例如《史记·留候列传》：“吕后真而主矣。”又《绛侯世家》：“此真将军矣。”柳宗元《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为农信可乐，居宠真虚荣。”至今“真”字仍保留此用法，例如：“这话真精彩”。无独有偶，据国外学者研究，荷马文献中的"aletheia”(“真”)“就不是一个起名词作用的概念，而是一个起副词作用的概念；它乃是事物是的一种方式或程度。”这表明古希腊语与古汉语真语词的语境基本相同。
真语词作谓词的情况，在先秦文本中十分罕见，例如：“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书·虞夏书·舜典》)又“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日：‘信也。”’(《左传·桓公十八年》)“真”作谓词均见于道家文本，例如：“其精甚真”(《老子》二十一章)，“其德乃真”(五十四章)，“质真若渝”(四十一章)等，其中的“真”表示主词(人、物、事件)为真。用作谓词和作修饰语的真语词虽同为真标记，但二者间是存在差异的，前者表明事件或语句所具有的真实性，后者表示这种真实性所达到的程度。其次，二者的语言结构是不同的，前者相当于“……是真的”，属于真的语义标记；后者相当于：“真的是……”，属于真的语法标记。真语词以修饰语身份来表述真，仍属于一种语法手段，只有当它作谓词时才属于语义手段。真谓词的认知意义在于：真被抽象为了一个概念。真语词是经由真谓词成长为真概念的，真概念是真语词的抽象化。道家所言的“真”，呈现出概念化的倾向，《庄子·齐物论》：“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真”被作为与“伪”(假)相对的概念，这恐怕跟“真”在道家文本中被频频用作谓词不无关系。
真语词的上述语用特点与人们对真的认知及语言表述模式有关。在古代语言中真语词不仅不在基本词之列，甚至连常用词都谈不上。先秦墨家哲学体系中只有对“假”这一概念的界定(见《墨经》)，而没有对“真”概念的解释。这并非因为那时人们尚无真意识，而是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一切事物、事件都是以其本真状态存在的，人们对它们的语言表述也普遍遵循真之法则：“事情是这样的，就说它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人们把真当作事物及言语本身所具有的原型属性。因此，在语言里真与分类对象之间的语词(概念)组配在一般情况下是原型性的，即表述真是无标记的，表述假才是有标记的，例如“君子”和“伪君子”。人们默认所说出的、所听到的语句为真，无须为它另外附加真标记。只有当人们需要对真加以特别确认，或是需要进行真假对比、增强真的可信度时，才会为语句附加真标记。真语词作用就是给原本无标记的真表述加上标记，使其凸现出来。语言中最早作为真标记的语言成分并不是真语词，而是作为应答语的指代一判断词，及用作副词的判断词，真语词是在它们的基础上产生的。真语词出现之后，它们依然是日常语言中最基本、最常见的真标记。
总而言之，自然语言中真的原型属性，使得真语词成为语言中的后出词，而日常语言中以语法手段为主的真表征方式，又抑制了真谓词的使用。真语词的发生发展史表明：判断词较之真语词更具根本性，二者间不仅是一种孰先孰后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孰因孰果的关系。自然语言中原生态的真表征基于判断词，更确切地说，是基于指代一判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