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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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我参加三营的伐木队到满归,记得从车站开到伐木点有一百多公里,营里由张声文、崔广兑带队.我们到的时候,先遣队已搭好帐篷.我走进帐篷,只见张声文躺在那里,手捂着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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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我参加三营的伐木队到满归,记得从车站开到伐木点有一百多公里,营里由张声文、崔广兑带队.我们到的时候,先遣队已搭好帐篷.我走进帐篷,只见张声文躺在那里,手捂着肚子,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问他怎么回事,说是已用过药,但不解决问题.我曾在团部举办的天津中医学院培训班上学过针灸,便问张声文:“信得过我吗?”张声文说:“信得过!”我就在他肚脐眼下四指宽处施针,一针下去,张声文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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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舅舅的来信，得知外婆要来看我们的消息，母亲表现得很奇怪，奇怪得让我有点害怕。 母亲在院子里转着圈，似乎看啥都不顺眼，嘴里嘀咕着：“这烂屋子，这烂屋子。” 我们开始为了迎接外婆而准备。像过年一样，每个房子及院子里的各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打发我拿着个洋瓷碗出去借麦面，我兴奋得跳起来。 那时，我们早晨红薯块熬稀饭，中午红薯面条，下午红薯馍馍就着炒红薯丝。只有来了金贵的客人或是过年，才吃
晚清、民国时期，袍哥与青帮、洪门被称为中国三大帮派。其中袍哥比较特殊，主要集中在西南一带，特别是四川地区。 袍哥一说来源于《诗经·秦风》中的诗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另一说是在《三国演义》故事里，关羽被迫投降曹操后，不接受曹操的重赏，只收了一件锦袍，穿的时候却把刘备送给他的旧袍子穿在外面，以示不忘结义大哥的恩义。据此，袍哥组织最早又叫“汉留”。 每年的腊月二十六或二十八是袍哥组织既定的
在我少年时住过的黑山头村，文化最高者当数朱先生，他上过私塾，能写会算，能读古书。 朱先生有文化，人品端正，村里人对他十分敬重。他家贫农成分，又有文化，按说该当干部，朱先生却从不参政，一副极超脱的样子。只有冬天结算公粮账时，受到村干部们的邀请，他才出来帮助打几天算盘。但他只管打算盘，对数字以外的事一律不多言语。 朱先生在村里不管闲事，却能热心为乡亲服务。平常谁家请他写封信、看封信，他都十分热情、
在我私人的藏品中，有一个发黄的信封，里面装着十几张大地震后废墟的照片，那曾是我的“家”；还有一页大地震当天的日历，薄薄的白纸上印着漆黑的字：1976年7月28日。 当时由于天气闷热，我睡在阁楼的地板上。在被突如其来的狂跳的地面猛烈弹起的一瞬，我完全出于本能，扑向睡在小铁床上的儿子。刚刚把儿子拉起来，小铁床的上半部就被一堆塌落的砖块压下去。睡在过道上的妻子此刻不知在哪里，我听不到她的呼叫。那一刻，
两条鱼惹来训斥 1981年8月14日，是我父亲70岁生日。我买了两条共六斤多重的草鱼，给父亲祝寿，想让他老人家补补身体，开心开心，万万没想到却遭到父亲的一顿训斥。 那时，我家生活很困难，全家共八口人，四个孩子还在上学。父亲1971年患脑血栓病，不仅不能参加劳动，还要买药治疗。母亲年老，只能在家操持家务和管理菜园。全家只有妻子和我两人挣工分。我在潼口中学教书，报酬是按同等劳力记工分。因此，我家属
我从小生长在乱世里，在粮食极为短缺的时代，我吃过麦渣糊粥，我以地瓜当饭，每天三顿，吃得都怕了起来。12岁出家以后，寺里仍是以稀粥代替干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或素菜。这对于正处在成长期的我来说，当然是不够，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心中的感念便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了忍的习惯。 1949年，刚来到台湾时，我四处漂泊，无人收容，真正遇到难以度日的苦楚。后来我辗转来到宜兰，生活才逐渐安定下
解放前，上海菜市场上卖的淡水鱼和其他淡水产品，就像现在集市上卖的淡水鱼一样，都是活蹦乱跳的。现在集市上的淡水鱼，都是装在充了水和氧气的袋子里，从市郊养鱼专业户那里，用汽车、摩托车运进市区的，所以都是活的。可在解放前没有这样的条件。那时没有养鱼专业户，都是捉的野鱼。水网地区也没有公路，更缺少汽车，不可能用汽车来运鱼。所以，鱼和其他水产品都是从太湖、淀山湖等水网地区走水路用船运进上海市区的。路近的走四
昨天晚上,阔别38年的初恋男友打电话给我,约好今天无论如何见一面,以解当年没有实现五年之约的心结.早上8点我从家里出发,乘坐360去北京动物园,然后去天文馆门口等候他的到来
去年秋收时节回老家，看到仓库的柜盖上摆着一只米斗。那米斗比装水的水桶略低一些，不是圆形而是方体，上口略宽于底部，有底没有盖，上方有横梁，与口齐平。斗的制作工艺十分精良，四壁的木板都是榫铆连接，通体没有一根钉子，上下有三圈铁箍相围，虽然锈迹斑斑，但看得出依然结实。斗壁刷的红漆只剩片片暗褐色的痕迹，但仍清晰可见“孙记”“癸亥年”的记号。这个米斗是土改时期分得的物件，按照六十年一甲子推算，这米斗距今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