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私人的藏品中，有一个发黄的信封，里面装着十几张大地震后废墟的照片，那曾是我的“家”；还有一页大地震当天的日历，薄薄的白纸上印着漆黑的字：1976年7月28日。
　　当时由于天气闷热，我睡在阁楼的地板上。在被突如其来的狂跳的地面猛烈弹起的一瞬，我完全出于本能，扑向睡在小铁床上的儿子。刚刚把儿子拉起来，小铁床的上半部就被一堆塌落的砖块压下去。睡在过道上的妻子此刻不知在哪里，我听不到她的呼叫。那一刻，我感到了末日。
　　就在这时，地震戛然而止。我赶紧踹开盖在腿上的砖块跳下床，呼喊妻子。我听到了她的应答。我大声叫着：“快逃出去。”
　　楼梯被柁架、檩木和乱砖塞住。我们拼力扒开一个出口，像老鼠那样钻出去。待跑出胡同，看到黑糊糊的街上全是惊魂未定而到处乱跑的人。我们跑到街口一个开阔地。我从一家副食店门口拉来一个菜筐，反扣过来，叫妻儿坐在上边，说：“你们千万别走开，我去看看咱们两家的人。”
　　我跑回家去找自行车。邻居见我没有外裤，便给我一条带背带的工作裤。我腿长，裤子太短，两条腿露在外边。我跨上车，去看父母与岳父岳母。幸好父母与岳父岳母都住在一楼，房子没坏，人都平安。安顿好长辈，又急匆匆跨上车，去看我的朋友们。
　　从清晨直到下午4时，一连去了16家。在“文革”那种清贫和苍白的日子，朋友是最重要的心灵财富了。看人出没出事，谢天谢地，打个照面转身便走。我的朋友们都还算幸运，只有一位画画的朋友后腰被砸伤，其他人全都逃过这一劫。中午骑车在道上，我被一些穿白大褂的人拦住，才知道自己的双腿都被砸伤，有的地方还在淌血。护士给我消毒后涂上紫药水，双腿花花的，看上去很像个挂了彩的伤员。在路上再遇到朋友和熟人，得知我的家已经完了，都毫不犹豫地从口袋掏出钱来。若是不要是不可能的！他们硬把钱塞到我借穿的那件工作服胸前的小口袋里，有的一两块，多的三五块。我的朋友多，胸前的钱塞得愈来愈鼓。大地震后这天奇热，跑了一天，满身的汗，下午回来时塞在口袋里的錢便紧紧粘成一个硬梆梆拳头大的球儿。掏出来掰开，和妻子数一数，竟是71元，整个“文革”十年我从来没有这么巨大的收入。当时谁给了我几块钱，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事过30年，已经记不清是哪些人，却记得人间真正的财富是什么，而且这财富藏在哪里，究竟什么时候它才会出现。
　　画家尼玛泽仁曾经对我说：在西藏那块土地上，人生存起来太艰难了。它贫瘠、缺氧、闭塞。但藏民靠着什么坚韧地活下来的呢？靠着一种精神，靠着信仰与心灵。
　　大地震的第三天，我冒着频频不绝的余震，爬上我家那座危楼。我首先要做的，不是找寻衣物。我已经历了两次一无所有。一次是“文革”的扫地出门，一次是这次大地震。我对财物有种轻蔑感。我举着一台借来的海鸥牌相机，把所有真实的景象全部记录下来。忽见一堵残墙上还垂挂着一本日历，日历那页正是地震的日子。我把它扯下来，一直珍存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