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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地方官书局是清代内府刻书衰落后的官刻主力，也是我国古代官刻的殿军。官书局本印量大、刷印时间长、存世量大，为深入研究官书局本的刷印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材料。本文在目验大量局本和运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试印本，双色印本与套印本，初印本与后印本，后印本的印次、用纸与装帧，以及开本和装订等五个方面对官书局本的刷印进行综合考察，力求呈现其形态的多样性，揭示其所承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丰富信息。
【关键词】局本 刷印 试印本 初印本 后印本
晚清地方官书局是清政府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和之后，先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发起，再经中央敕谕，各地普遍设立的官办刻书机构。地方官书局延续半个多世纪，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刻印书籍几千种，构建了覆盖全国的发行渠道，是清代内府刻书衰落后的官刻主力，也是我国古代官刻的殿军。
张舜徽先生指出：“近百年来，刊布古籍、嘉惠士林之事，以清季各省官书局所营者为最著。其中，如金陵、浙江、江苏、淮南、湖北等五大官书局以及江西、广雅诸局，刻印书籍皆不少。凡常见常用之书，次第付刊，使人易得易求，至便学者，此乃百余年间一大事也。”①地方官书局刻印的书籍在古籍版本学中被统称为“官书局本”或“局本”。晚清各地官书局刻印书籍种数多、印刷发行量大、刷印时段长，且距今较近，存世量大。这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料，另一方面也对深入研究官书局本的刷印提出了课题。本文将以刷印为中心，通过目验和运用文献资料，进一步深化对官书局本的认识。
一、试印本
关于官书局本中的试印本，目前笔者只看到红印本，蓝印本未见。
红印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同治七年（1868）江苏书局刊刻的仿宋本《司马氏书仪》。该本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江苏书局是由丁日昌在同治六年（1867）九月开始筹设，同治七年（1868）二月开局①。关于《司马氏书仪》的刊刻，莫友芝在为该书所题的牌记中做了详细记录：“同治七年夏四月，江苏书局将覆刊司马文正《资治通鉴》胡注兴文署本，刊手杂募，不能别良拙，乃以文正《书仪》归安仿宋本各试刊一叶，苐其去留，未匝月而工完。”②这是一举三得的办法：第一，所选仿宋底本，刊刻精好，刻工试刻，可见水平高下，可以之“别良拙”;第二，刻工据之仿刊，本身也是一种规范性训练;第三，每人试刊一叶，合而成书，既节约木板，又刻成一书，省时省钱。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各地官书局招募刻工的同时，唯一完成一书刊刻的例子。莫氏这个长长的牌记，仿若其得意之颜，跃然版上。这也是笔者所见各地官书局刻书中最长的牌记。
此红印本通篇仅更改一字，即卷一叶3b右下双行小字中“题”的“是”字旁，改为“走”字旁。由于刻工的水平不一，所以此本覆刻质量并不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连续叶之间经常出现版框高度不一的情况。如目录叶的第1页与第2页的版框，相差约有一字之高（见图1）。
2.版框不齐，多有明显歪曲。如卷一的第1叶右边框，即有明显歪曲。对比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雍正元年（1723）汪氏影宋原刻本，右边框也有着墨不均造成的歪曲。可见，江苏书局本的版框歪曲，应是影写时的有意为之，但过求仿真，反失方寸（见图1）。
3.每叶红印效果参差不齐。有的叶边框或正文有濡墨的现象，有的着墨较均匀且清晰，有的着墨较淡，甚至有的会出现部分不着墨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刻工刊刻之后，自刷所刊之叶造成的;也可能是在挑选刻工的同时，还在挑选刷工，由不同刷工刷印造成的。
此红印本正文共计53叶，如果按照莫友芝题记中所言每位刻工刊刻一叶的话，共有53名刻工参与这次考试。虽然这个红印本刻印质量不高，但作为地方官书局挑选、训练刻工刷印而成的样本，却是古代刻书少有的一手文献，实为不可多得。苏州向为刻书中心，但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刻书业遭到沉重打击，刻工凋零的景况真实地映现在《司马氏书仪》的红印本中。再联系之后江南各地大量涌出的地方官府、私家、坊间刻书，也可看出当时刻工行业以及刻工水平在战乱之后的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
除《司马氏书仪》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光绪八年（1882）淮南書局翻刻《复古编》的红印本（见图2）。《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收录有民国年间湖北官书处刻陈维崧编、黄嗣艾补校的《箧衍集》的卷一叶1a和卷三叶5a，其中后一叶校改较多（见图3）。
这三个红印本，可以看作地方官书局早期、中期和晚期的试印本的标本。
二、双色印本和套印本
官书局本多数为墨印本，双色印本不多，套印本则更少。墨印本最为常见，兹不赘言。双色印本和套印本虽然不多，但却更能反映出官书局本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官书局本身的生存状况。
陈正宏在《套印与评点关系之再检讨——以几种东亚汉籍双色印评点本为例》一文中指出：“一部分套印或双色印本汉籍中墨印、色印的区别，并非恒定为正文、评点之别，内容是否具有话语权威，或内容对出版者而言是否重要，才是套印或双色印是否实施的关键。”①官书局本中的双色印本和套印本，也符合这一特点。
至于双色印本②，就笔者所见刻本中，主要是朱墨双色印。这种印本主要用于御纂、钦定等刻本中：有的是书名页和御制序用朱印，如国家图书馆藏同治十三年（1874）湖南书局所刻《御选唐宋诗醇》;有的是书名页和本局牌记用朱印，如浙江书局、江南书局刻《钦定七经》的书名页、本局牌记均为红色刷印，正文墨印;有的是仅御制序用朱印，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崇文书局所刻《大清律例汇辑便览》;有的是仅御批用朱印，如浙江书局同治十年（1871）翻刻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见图4）。除了以上这些，比较特殊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二十八年（1902）湖北官书处首刻的盛昱撰《八旗文经》，书名页和牌记也用朱印。该书收录197家满、蒙、汉八旗人所作古文辞赋，共计650篇。书名、牌记由端方署检，张之洞作序①。地方官书局刊刻书籍是战乱之后恢复文教的重要举措，也是地方官政绩的体现。书籍刻成之后，地方官会选取有代表性的书籍呈送御览或中央各部，以及赠送中央官员。这些御纂、钦定书籍中的朱印，自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 但另一方面，也并非所有的书局在刻印御纂、钦定书籍时都用双色。比如《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北京大学所藏同治十年（1871）湖南书局刻本和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同治十一年（1872）崇文书局刻本都为墨印;再如，《钦定四书文》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五色套印本和康熙四十九年（1710）内府四色套印本，光绪元年（1875）崇文书局翻刻也只用墨印。
此外，同一刻本的双色印本也并非固定不变。由于局本的刷印量大，往往有同一刻本既有双色印本也有墨印本的情况。如浙江书局所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有的印本御批部分用朱印、正文用墨印，有的印本则全为墨印。由于各印本没有刷印时间，具体到某种印本何时和出于何种目的才用双色或墨印则不易辨别。但总体看，同一刻本存在双色印本和墨印本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从时间上讲，双色印本与墨印本为不同刷印批次。双色印本可能为该刻本的早期印本。一般而言，早期印本刷印质量较好，且书局较受地方官重视，经费较为充裕，运营较为从容。二是从印本功能上讲，双色印本可能主要用于呈送中央或赠送官员，墨印本则主要用于售卖或供士人、学子阅读。
套印本在局本中主要是双色套印的舆图，三色套印仅有光绪元年（1875）崇文书局、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北官书处刻《谢叠山先生文章轨范》，四色套印仅有光绪三年（1877）浙江书局刻《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①，五色套印本有崇文书局刻《五色批洗冤录》②。
官书局所刻的舆图或舆图类著作，多有朱墨套印。如，同治十年（1871）崇文书局刻《长江图说》（见图5）仅板框和网格线为红印。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刻《历代地理沿革图》（见图6）则更有代表性。此图之中，古地名用墨印，今地名用朱印。而同治二年（1863）湖北抚署刻《大清一统舆图》，就所见之本，只有乾隆御制序为朱印，正文和舆图为墨印，则此本应为单版双色刷印。
《谢叠山先生文章轨范》是用朱墨蓝三色套印。此本是仿刻咸丰二年（1852）浔阳万氏莲峰书屋三色套印本③。文中正文用墨印，行间圈点和小字注释用朱印，天头镌评语多为蓝印，突出强调的评语用朱印④。
如果说御纂、钦定用朱印，突出的是政治性，那么《谢叠山先生文章轨范》等套印本则突出的是陈正宏所言之内容的重要性。
三、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差异
初印本在目前古籍著录中有两种：一种是指红印本;一种是指刊刻完成之后较早正式付印的本子。严格来讲，红印本是校样本，并非成品;红印本经过校对、修版之后，准备正式付印，才算是一书的刊刻完成。因此，本文所指初印本专指后者。而初印本与后印本又是相对成立的概念①。
局本中的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差异主要是在形式上不同，特别是体现在用纸、开本、装订三个方面。局本虽没有如清前中期殿本的用纸和装帧那般讲究，但初印会用相对好的纸张，或装帧要更为精致、开本更为阔大，这是确定的。曾国藩对金陵书局初印本的要求，可作为局本初印的典型。
同治八年（1869）九月初七，曾国藩致函金陵书局提调洪汝奎时写道：
前后《汉书》克期于此月初旬装订成帙，并寄到纸样四页，签明工料价值，洵属精详缜密。……周缦云侍御所定之纸料尺寸，系吴屏斋寄仆。《文选》一部其天地之长，两边钉边处之阔，大约如此，仆因告缦云、子密，云“两汉”当仿此刷之。然偶刷数部则可，太多则不相宜。不知目下已刷若干部，寄枢府之五部系用二十一串者乎？用十四串者乎？其余赠送人书均以十一串者为适用。应寄送者即照来单六种分别批出，希维查照办理。②
曾国藩时在直隶总督任上，此信是在两《汉书》即将刷印时，要求洪汝奎寄初印本赠送他人。信中言及洪汝奎寄来四种纸样，曾国藩选定的是照“吴屏斋”，即吴云寄来的《文选》纸张、开本，刷印数部送人。而在同年三月份，他致函陈鼐时曾言，各史“将来板成时拟刷印者五十部，内十部天地宜极长，如上年吴平斋送仆《文选》之式，曾与缦云及子密诸君看过”③。而到此时，金陵书局经费紧张，曾国藩已经不再要求按照十部的数量刷印，而只要求刷印数部。送给枢府要员的，仍然需要按照《文选》的“天地宜极长”的样式刷印，并用相对好且贵的纸（二十四串或二十一串钱）;大部分送人的，则尽量用便宜的纸（十一串钱）。这主要是对开本和纸张的要求，而具体用何纸则没有言及。
同治八年（1869）四月二十九日，莫友芝致函曾纪泽，言及金陵书局各史和江苏书局《资治通鉴汇编》的初印本：
《通鉴》诸本（“通鉴”仿宋本目录、胡果泉“外纪”、毕氏《续编》为一部），吾兄欲得善印泾棉纸者，当早致禹生中丞索之，局中曾议定仅印廿部。金陵《史记》诸本，中堂曾命友芝传谕局中购泾棉纸各印廿部，并许印成各分惠友一部。①
据此信可知，曾国藩最早计划用泾棉纸刷印《史记》等史书，而江苏书局刻《资治通鉴汇编》初印则仅二十部，至于开本是否比通行印本要大，则未言及。
这些首批刷印的印本，都可以被称为初印本。但就这些初印本而言，金陵书局的两《汉书》初印本并非都一样，而是在用纸、开本上有一定的區别。而江苏书局的《资治通鉴汇编》，从莫友芝的言辞看，其初印本应是统一的纸张和开本。
通过两人的函札，我们可以对局本的初印本做大致的总结：一是初印本与后印本在数量上的区别是，前者少，后者多;二是初印本和后印本在用纸上的区别是，前者好且贵;三是部分初印本的开本，可能比后印本要大;四是初印本非卖品，主要用于赠送官员和友人，是地方长官用于维护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这与后印本以售卖为主不同。
由于局本的存量很散，且目前国内图书馆的著录信息不全，也不统一，所以不好通过比对确定初印本的具体尺寸。就金陵书局本而言，“高校古文献资源库”中，仅有山东大学图书馆著录同治八年（1869）金陵书局刻《汉书》的尺寸为26.8cm×17.3cm。这应该是后印本的开本。其他各局的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区别目前不太好确定，但在用纸佳、印数少和非卖品上应无太大差别。 辨别局本中同一牌记的初印本与后印本，最直接的办法是目验印本。这也是我们正确评价局本刊刻和刷印的依据。由于局本的流通时间长，所以其刷印效果在早期和晚期印本中存在显著的差别。这既与刷工的认真程度、用纸和用墨有关，也与版片的损耗程度有关，而后者往往更为关键。比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的《隋书》，即是淮南书局晚期的后印本（见图7、图8）。该本卷四十叶6b，中下部有断版，左上边框和字体有缺版;卷四十叶11a，有大片的漫漶。
四、后印本的印次、用纸与装帧
在初印之后，即是批量刷印，亦即后印。由于局本的印量大、刷印时段长，后印本在不同印次上存在一定的变化，同时用纸与装帧也体现出整体性特征和个性化特点。
（一）后印类编或汇印与更换牌记
局本的后印本，其每一印次的数量已很难考知。但有两种后印情况较为特殊，有助于我们认识局本后印的复杂性。
第一种后印是类编或丛书的汇印。最典型的是，五局会刻的《二十四史》。各史在各局刻完之后，均单独印行过。直到光绪五年（1879），淮南书局和崇文书局才有两个汇印本。崇文书局的汇印本共计200函244册，书名页题“二十四史”，牌记题“光绪五年正月湖北书局集成”①。这可以看作是相对于单行本的后印本。这种情况在很多书局中都有。比如，金陵书局的《十三经读本》，其中《四书》均为同治五年（1866）刻成并统一汇印的;其他各读本则成书有先后，从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七年（1868）;而《十三经读本》则是在所有读本都刻好之后的汇印。这是本局的汇印。还有非本局的汇印，除了《二十四史》，最具代表性的是《广雅丛书》。该丛书是徐绍棨于民国六年（1917）冬在广东图书馆附设印行所整理刷印，属于广雅书局裁变之后的汇印。因此，《广雅丛书》虽然代表了广雅书局的刻印成果，但并不是广雅书局刻印书籍的全部。这一点徐绍棨在序言中已经作了交代。而且由于是后期重印，所以该丛书中有些印本存在漫漶的现象。区分这一点的必要性在于，在古籍校勘或影印时，要明确意识到，这种先单行后汇印的本子并不是初印本，需要与某本的初印本进行比对，择优而用。
第二种后印是某局同一刻本在不同印次中更换牌记。金陵书局、崇文书局、江苏书局等规模较大的书局，在同光年间普遍存在同一刻本的牌记有两名或多名的现象。如果是更名前已有刻本印行，那么更名后牌记中所题的“重刊印行”“印行”“重印”等，大多为后印本。这一点比较好区分。如金陵书局刻《十三经读本》中多有这种情况，《诗集传》牌记有“同治五年四月金陵书局印行”和“光绪二十二年冬月金陵书局重刊印行”。两本为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本，这是前提。至于是照式重印，还是重新修补剜改过版片，可以再研究。
后印中容易混淆的情况是，各地官书局有很多后印本往往不在牌记中标明“重”字，而仍用“开雕”“刊”等。那么，之前如果已有刻本印行，这些即使不标“重刊”字样的印本，也应是后印本。如金陵书局刻《尚书蔡传》就有两种印本，一本牌记题“同治五年四月金陵书局开雕”，一本牌记题“光绪七年十月金陵书局开雕”。但这不是两个不同的刻本，而是同一刻本的前后印本。原因主要是雕版寿命长，不可能在一二十年内就重雕，而且金陵书局在光绪年间经费缺乏，没有必要也無财力重新刊刻之前已有的刻本。
还有一种情况是，承版重修之后更换牌记。这种较为复杂。比如，牌记题“嘉庆十一年顺德张青选清芬阁刻板金陵书局重修”的《周礼》，之后又有牌记题“光绪二十年冬金陵书局重刊”的印本。如果不知道有前者的话，往往就认为后者是新刻。《李氏五种》也有两种牌记题“同治九年季冬合肥李氏重刊”和“光绪十八年孟秋月金陵书局刊行”。如果不清楚其继承关系，也往往会著录为两个刻本。这种情况在其他书局中也存在，如崇文书局刻《周易》《书经集传》《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既有牌记题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元年（1875）不等的崇文书局的本子，也有牌记题光绪十二年（1886）湖北官书局的本子。《湖北官书局刻印图书总目》的整理者将它们作为两个刻本分别著录，但实际上应著录为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本或将后者著录为重修印本①。区分清楚这些情况，既有助于认清同局同书不同刻本是“新刻本”还是“后印本”，从而应用于古籍整理的校勘和影印之中，也有助于精确统计书局的刻书种数。
需要指出的是，后印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不同印本之间是否有过内容的重修，还得将两个印本仔细对勘。在此，仅先提出问题，有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此外，地方官书局更换牌记，给人造成一种“新刻”的错觉，目的主要是营销推广。
（二）用纸
局本的用纸情况，可以从现存的各局印售目录中获得。这基本上属于后印用纸。光绪十六年（1890）《江南书局书目》中，本局印本用纸有官堆纸、杭连纸、小料半宣纸、大料半宣纸、重皮宣纸、重太纸、重赛连纸、轻赛连纸八种②。光绪二十五年（1899）《江苏官书坊重订核实价目》中，售卖的本局印本用纸仅有连史纸、赛连纸、毛边纸、毛太纸四种③。
畿辅通志局和直隶官书局主要运售江南五大官书局的书籍。光绪七年（1881）《直隶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官书局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可以代表各局中期和后期用纸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局本用纸的几个规律：
第一，各局用纸总体前后期基本保持一致，区别不大。仅有江南书局、江苏书局和浙江书局增加赛连纸;江苏书局和淮南书局不再用毛太纸;广东书局由用白纸、毛太纸、竹纸、毛边纸、赛连纸五种纸张，改为统一用南山纸。畿辅通志局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已修志完成、裁撤，不能比较（见表1）。
第二，各局同一刻本的印本，一般是用两种纸张刷印，但各本和各局又有各自特点。如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用连史纸和毛太纸;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用竹连纸和官堆纸。本局的重要刻本一般用三到四种纸张刷印。如江西书局的《阮刻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用三种纸张，每种纸又分别用连泗纸、连吉纸、官堆纸的六裁和八裁，共计六个印本，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减为连吉纸和官堆纸的六裁、八裁，共计四个印本;金陵书局（江南书局）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用四种不同纸张，其中，光绪七年（1881）用重皮宣纸、大料半宣纸、小料半宣纸、官堆纸，光绪二十八年（1902）用大料半宣纸、高料半宣纸、杭连纸、官堆纸;舆图一般用竹连纸刷印，如湖北书局的《大清一统舆图》《长江图说》《新疆全图》;广东书局的刻本虽有多种纸张，但同一刻本只用一种纸张刷印。而总体看，各局同一刻本的印本趋向于用两种纸张，有减少的趋势（见表2）。 第三，各局主要用的两种纸张，都属中低档纸张;用多种纸张的，价格上有等次差异。由于不同书局在同种书籍、同种用纸印本上定价并不一样，现仅就各局同刻本的不同印本列表如下（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各种纸张之间的价格差别和不同档次。总体而言，各局用纸都偏于价格低廉的吉连纸、官堆纸和连史纸或杭连纸。这体现出局本主要为普通士人和学子提供读本的特点。
第四，在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本中，开本也有变化。如光绪七年（1881）仅有江西书局在开本上分别用三种纸张的六裁、八裁纸刷印《阮刻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用连泗纸的六裁和官堆纸的六裁、八裁刷印《武英殿聚珍板丛书》;而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种书均已不在售书目录中。
（三）装帧
局本的装帧除了单刻单行的舆图之外，大多采用线装。线装局本，在装帧上，大多比不上殿本和同时期私刻本讲究。但在翻刻的御纂、钦定书籍和本局代表性刻本上，装帧要比普通售賣本好些。如广东书局翻刻的殿本《十三经注疏》和《四库全书总目》，江西书局翻刻的殿本《御批通鉴纲目》等，在书封后均有红纸衬叶。
除了书本的装帧，还有函装或箱装。国家图书馆所藏局本，大多重新用函套封装，不好确定是否为原装。所以，找寻局本的原始函装不太容易。在相关文献中可以发现一些零星资料。光绪十八年（1892）《浙江官书局书目》卷首写道：“浙江书局向有夹板，此次减价，除《九通》仍用夹板外，余均先将夹板减省，再将书价核减。嗣后，如有仍需夹板托为代办者，每付定价壹百贰拾文，于书外另加。其装箱、衬纸、绳索及挑力均请自给。”①可知，浙江书局刻印的书籍，在光绪十八年（1892）前，夹板一般是标配，而书箱多为额外附加。减价之后，夹板与书箱则成了按需订制。
此外，民国十四年（1925）《山东书局木板书籍目录》后附有五局会刻《二十四史》和《九通》装箱图。前者有文字说明：“右系五局《廿四史》箱子样，连座共高七尺、约宽四尺七八寸，系用楸木作成，玻璃漆黄棕色。如愿他种颜色，亦能随时改变。”②后者有文字说明：“右系《九通》全书箱子样，连座高六尺、宽约四尺有余，仝用楸木作成，玻璃漆棕色。愿要他种颜色，随时改变。陈之客厅间，极状观瞻。”③楸木产于北方，质地坚硬，纹理细腻，是北方制作家具的常见木材。《二十四史》和《九通》均是南书北运，故此时山东书局所用楸木作箱，是经销局本的营销配套，并非局刻原装。
五、开本的选择与装订差错
局本的开本与殿本相比整体呈缩小趋势。时任浙江巡抚马新贻在上疏开设浙江书局印书时言及：“从前钦定诸经，卷帙阔大，刷印工价浩繁，寒士艰于购取。臣此次刊刻，略将版式缩小，行数增多，以期流传较易，庶几家有其书，有裨诵习，合并陈奏。”①他讲得很现实：一是时下缺钱，开本大了，费纸费墨费工，刷印成本自然高;二是成本高了，卖价自然就更贵，普通士子也买不起。但也并不是所有书局都如此，山东书局的《十三经读本》和金陵书局的《四书》《五经》就与殿本的开本相差无几。但历时地看，局本的开本总体呈缩小趋势。尤其是到了石印、铅印的局本，这种缩小趋势更为明显。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以局本所代表的晚清官刻，也参与了传统书籍制度向现代书籍制度变革的进程之中。只不过，与现代书籍制度的“西技东渐”相比，局本的开本缩小趋势所集中体现的是晚清社会的现实情状，是衰世之下官书局立足恢复文教的重要举措，而“家有其书，有裨诵习”的有意改变，也是降低刊刻成本的必然选择。
局本的刷印，多雇佣书坊刷印装订，所以错叶、缺叶、折叶的现象经常出现。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淮南书局刻的《隋书》，卷四十三的叶1a与叶1b就出现了错叶，叶1b在叶1a后又重订半叶（见图10）。缺叶也是购书者早有的心理准备，尤其是大部头书。屠寄曾致函缪荃孙，请他在南菁书院代购《皇清经解续编》，当时便已附问：“将来缺叶向谁补印，祈预先饬知主者。”②收到书后，缺叶也确实出现了：“《续经解》十部内缺叶略同，疑版片有失落者，俟诸处查清，一并补印。”③除了错叶、缺叶，局本在装订上还会出现折叶的现象。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同治七年（1868）江苏书局刻《江苏省例》中的《宣讲章程》叶1a即是一例（见图11）。《宣讲章程》是丁日昌亲自制定，且该本是进呈国子监之本，却偏偏出现装订折叶，可以看出当事者的草率。光绪九年（1883）国子监进行过一次藏书普查，该本即在其中，故卷首加盖有“国子监南学书光绪九年二月查过准部齐全”的红字长印。可见，国子监的察核人员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或者注意到了也没有处理。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想，像《江苏省例》这样的局本，在进呈到国子监的多年时间中，除了这次普查之外，很少被人翻看或阅读过，从而成为真正的“典藏”。
六、结语
综上所述，局本的刷印基本遵循雕版印刷的程序。时处变世，局本的刷印既是晚清社会总体状况的缩影，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书局的组织状况、书局主事者的刊刻用意以及书业的发展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考察晚清地方官书局的组织形态和演变，以及局本所承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
〔作者朱宝元，东方出版中心编辑〕
Local Government Print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Zhu Baoyuan
Abstract：Local official publishing houses in late Qing dynasty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governmentsponsored printing after the book printing by the imperial storehouse of Qing faded away， and were lastplaced winners in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activities of ancient China. Those official publishing houses printed books in large volumes for a long period， and many of the books have survived up to now， providing a diverse set of physical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deeply into governmentsponsored printing. By reading many governmentprinted books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auther conducts a holistic review of local government printing in five respects， including books printed on a trial basis， books printed in bicolors and via knockout， firstlyprinted and lateprinted books， impressions， paper and layouts of lateprinted books， formats and bindings in a bid to show the diverse forms and uncover abundant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those books imply. Keywords：governmentprinted books， printing， books printed on a trial basis， firstlyprinted books， lateprinted books
①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①关于江苏书局的筹设与开局，莫友芝在致莫祥芝信札和日记中各有提及。参见张剑、张燕婴整理：《莫友芝全集》第6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37、411、413頁。
②〔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清同治七年（1868）江苏书局刊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红印本。
①陈正宏：《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270—271页。按，陈正宏还指出了卷首帝王序文套红印刷已知实例最早的是明崇祯六年（1633）闵齐伋刻《草韵辨体》卷首的万历皇帝御制序，清代最早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羹尧刻《唐陆宣公集》卷首雍正御制序。同时，他也指出，在清代并非内府刻书都是如此，如《武英殿聚珍本丛书》所收的每书卷首的御制序并非红印，而同时期的鲍廷博父子所刻《知不足斋丛书》所收第一种《阙史》卷首乾隆序反而红印。他认为，御制序的红印，始作俑者“为明清之际向帝王献媚的臣僚或刻书家，亦未可知”。
②，笔者在此使用的双色印本是指单版双色，套印本则是两版或多版套印。对于局本钦定类书籍的翻刻，笔者认为应是单版双色印刷，理由主要是书名页虽多有龙形纹饰，但与书名界限分明，牌记、御制序如为朱印则只需整版刷印即可。
①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196页。
①按，此本未见，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
②《直隶官书局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官书局刊本，叶15b。《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的整理者未收录此本，可能该版本比较稀少，也可能未予注意。
③张智华：《谢枋得〈文章轨范〉版本述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阳海清、汤旭岩：《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203页。
①郭立暄对古籍的初印与后印在外观形式、文字细节和内容上做过专门讨论，涉及从形式到内容的各个方面。参见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8—47页。
②〔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十》，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5页。
③〔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九》，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07页。
①〔清〕莫友芝：《郘亭书札》，见张剑、张燕婴整理：《莫友芝全集》第6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80页。
①“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收录的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本。
①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287页。
②《江南书局书目》，见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7—99页。
③《江苏官书坊重订核实价目》，见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184页。
①《浙江官书局书目》，见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8—569页。
②《山东书局木板书籍目录》，见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③《山东书局木板书籍目录》，见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①高尚举主编：《马新贻文案集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②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91页。
③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03页。
【关键词】局本 刷印 试印本 初印本 后印本
晚清地方官书局是清政府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和之后，先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发起，再经中央敕谕，各地普遍设立的官办刻书机构。地方官书局延续半个多世纪，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刻印书籍几千种，构建了覆盖全国的发行渠道，是清代内府刻书衰落后的官刻主力，也是我国古代官刻的殿军。
张舜徽先生指出：“近百年来，刊布古籍、嘉惠士林之事，以清季各省官书局所营者为最著。其中，如金陵、浙江、江苏、淮南、湖北等五大官书局以及江西、广雅诸局，刻印书籍皆不少。凡常见常用之书，次第付刊，使人易得易求，至便学者，此乃百余年间一大事也。”①地方官书局刻印的书籍在古籍版本学中被统称为“官书局本”或“局本”。晚清各地官书局刻印书籍种数多、印刷发行量大、刷印时段长，且距今较近，存世量大。这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料，另一方面也对深入研究官书局本的刷印提出了课题。本文将以刷印为中心，通过目验和运用文献资料，进一步深化对官书局本的认识。
一、试印本
关于官书局本中的试印本，目前笔者只看到红印本，蓝印本未见。
红印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同治七年（1868）江苏书局刊刻的仿宋本《司马氏书仪》。该本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江苏书局是由丁日昌在同治六年（1867）九月开始筹设，同治七年（1868）二月开局①。关于《司马氏书仪》的刊刻，莫友芝在为该书所题的牌记中做了详细记录：“同治七年夏四月，江苏书局将覆刊司马文正《资治通鉴》胡注兴文署本，刊手杂募，不能别良拙，乃以文正《书仪》归安仿宋本各试刊一叶，苐其去留，未匝月而工完。”②这是一举三得的办法：第一，所选仿宋底本，刊刻精好，刻工试刻，可见水平高下，可以之“别良拙”;第二，刻工据之仿刊，本身也是一种规范性训练;第三，每人试刊一叶，合而成书，既节约木板，又刻成一书，省时省钱。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各地官书局招募刻工的同时，唯一完成一书刊刻的例子。莫氏这个长长的牌记，仿若其得意之颜，跃然版上。这也是笔者所见各地官书局刻书中最长的牌记。
此红印本通篇仅更改一字，即卷一叶3b右下双行小字中“题”的“是”字旁，改为“走”字旁。由于刻工的水平不一，所以此本覆刻质量并不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连续叶之间经常出现版框高度不一的情况。如目录叶的第1页与第2页的版框，相差约有一字之高（见图1）。
2.版框不齐，多有明显歪曲。如卷一的第1叶右边框，即有明显歪曲。对比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雍正元年（1723）汪氏影宋原刻本，右边框也有着墨不均造成的歪曲。可见，江苏书局本的版框歪曲，应是影写时的有意为之，但过求仿真，反失方寸（见图1）。
3.每叶红印效果参差不齐。有的叶边框或正文有濡墨的现象，有的着墨较均匀且清晰，有的着墨较淡，甚至有的会出现部分不着墨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刻工刊刻之后，自刷所刊之叶造成的;也可能是在挑选刻工的同时，还在挑选刷工，由不同刷工刷印造成的。
此红印本正文共计53叶，如果按照莫友芝题记中所言每位刻工刊刻一叶的话，共有53名刻工参与这次考试。虽然这个红印本刻印质量不高，但作为地方官书局挑选、训练刻工刷印而成的样本，却是古代刻书少有的一手文献，实为不可多得。苏州向为刻书中心，但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刻书业遭到沉重打击，刻工凋零的景况真实地映现在《司马氏书仪》的红印本中。再联系之后江南各地大量涌出的地方官府、私家、坊间刻书，也可看出当时刻工行业以及刻工水平在战乱之后的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
除《司马氏书仪》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光绪八年（1882）淮南書局翻刻《复古编》的红印本（见图2）。《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收录有民国年间湖北官书处刻陈维崧编、黄嗣艾补校的《箧衍集》的卷一叶1a和卷三叶5a，其中后一叶校改较多（见图3）。
这三个红印本，可以看作地方官书局早期、中期和晚期的试印本的标本。
二、双色印本和套印本
官书局本多数为墨印本，双色印本不多，套印本则更少。墨印本最为常见，兹不赘言。双色印本和套印本虽然不多，但却更能反映出官书局本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官书局本身的生存状况。
陈正宏在《套印与评点关系之再检讨——以几种东亚汉籍双色印评点本为例》一文中指出：“一部分套印或双色印本汉籍中墨印、色印的区别，并非恒定为正文、评点之别，内容是否具有话语权威，或内容对出版者而言是否重要，才是套印或双色印是否实施的关键。”①官书局本中的双色印本和套印本，也符合这一特点。
至于双色印本②，就笔者所见刻本中，主要是朱墨双色印。这种印本主要用于御纂、钦定等刻本中：有的是书名页和御制序用朱印，如国家图书馆藏同治十三年（1874）湖南书局所刻《御选唐宋诗醇》;有的是书名页和本局牌记用朱印，如浙江书局、江南书局刻《钦定七经》的书名页、本局牌记均为红色刷印，正文墨印;有的是仅御制序用朱印，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崇文书局所刻《大清律例汇辑便览》;有的是仅御批用朱印，如浙江书局同治十年（1871）翻刻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见图4）。除了以上这些，比较特殊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二十八年（1902）湖北官书处首刻的盛昱撰《八旗文经》，书名页和牌记也用朱印。该书收录197家满、蒙、汉八旗人所作古文辞赋，共计650篇。书名、牌记由端方署检，张之洞作序①。地方官书局刊刻书籍是战乱之后恢复文教的重要举措，也是地方官政绩的体现。书籍刻成之后，地方官会选取有代表性的书籍呈送御览或中央各部，以及赠送中央官员。这些御纂、钦定书籍中的朱印，自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 但另一方面，也并非所有的书局在刻印御纂、钦定书籍时都用双色。比如《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北京大学所藏同治十年（1871）湖南书局刻本和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同治十一年（1872）崇文书局刻本都为墨印;再如，《钦定四书文》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五色套印本和康熙四十九年（1710）内府四色套印本，光绪元年（1875）崇文书局翻刻也只用墨印。
此外，同一刻本的双色印本也并非固定不变。由于局本的刷印量大，往往有同一刻本既有双色印本也有墨印本的情况。如浙江书局所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有的印本御批部分用朱印、正文用墨印，有的印本则全为墨印。由于各印本没有刷印时间，具体到某种印本何时和出于何种目的才用双色或墨印则不易辨别。但总体看，同一刻本存在双色印本和墨印本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从时间上讲，双色印本与墨印本为不同刷印批次。双色印本可能为该刻本的早期印本。一般而言，早期印本刷印质量较好，且书局较受地方官重视，经费较为充裕，运营较为从容。二是从印本功能上讲，双色印本可能主要用于呈送中央或赠送官员，墨印本则主要用于售卖或供士人、学子阅读。
套印本在局本中主要是双色套印的舆图，三色套印仅有光绪元年（1875）崇文书局、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北官书处刻《谢叠山先生文章轨范》，四色套印仅有光绪三年（1877）浙江书局刻《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①，五色套印本有崇文书局刻《五色批洗冤录》②。
官书局所刻的舆图或舆图类著作，多有朱墨套印。如，同治十年（1871）崇文书局刻《长江图说》（见图5）仅板框和网格线为红印。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刻《历代地理沿革图》（见图6）则更有代表性。此图之中，古地名用墨印，今地名用朱印。而同治二年（1863）湖北抚署刻《大清一统舆图》，就所见之本，只有乾隆御制序为朱印，正文和舆图为墨印，则此本应为单版双色刷印。
《谢叠山先生文章轨范》是用朱墨蓝三色套印。此本是仿刻咸丰二年（1852）浔阳万氏莲峰书屋三色套印本③。文中正文用墨印，行间圈点和小字注释用朱印，天头镌评语多为蓝印，突出强调的评语用朱印④。
如果说御纂、钦定用朱印，突出的是政治性，那么《谢叠山先生文章轨范》等套印本则突出的是陈正宏所言之内容的重要性。
三、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差异
初印本在目前古籍著录中有两种：一种是指红印本;一种是指刊刻完成之后较早正式付印的本子。严格来讲，红印本是校样本，并非成品;红印本经过校对、修版之后，准备正式付印，才算是一书的刊刻完成。因此，本文所指初印本专指后者。而初印本与后印本又是相对成立的概念①。
局本中的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差异主要是在形式上不同，特别是体现在用纸、开本、装订三个方面。局本虽没有如清前中期殿本的用纸和装帧那般讲究，但初印会用相对好的纸张，或装帧要更为精致、开本更为阔大，这是确定的。曾国藩对金陵书局初印本的要求，可作为局本初印的典型。
同治八年（1869）九月初七，曾国藩致函金陵书局提调洪汝奎时写道：
前后《汉书》克期于此月初旬装订成帙，并寄到纸样四页，签明工料价值，洵属精详缜密。……周缦云侍御所定之纸料尺寸，系吴屏斋寄仆。《文选》一部其天地之长，两边钉边处之阔，大约如此，仆因告缦云、子密，云“两汉”当仿此刷之。然偶刷数部则可，太多则不相宜。不知目下已刷若干部，寄枢府之五部系用二十一串者乎？用十四串者乎？其余赠送人书均以十一串者为适用。应寄送者即照来单六种分别批出，希维查照办理。②
曾国藩时在直隶总督任上，此信是在两《汉书》即将刷印时，要求洪汝奎寄初印本赠送他人。信中言及洪汝奎寄来四种纸样，曾国藩选定的是照“吴屏斋”，即吴云寄来的《文选》纸张、开本，刷印数部送人。而在同年三月份，他致函陈鼐时曾言，各史“将来板成时拟刷印者五十部，内十部天地宜极长，如上年吴平斋送仆《文选》之式，曾与缦云及子密诸君看过”③。而到此时，金陵书局经费紧张，曾国藩已经不再要求按照十部的数量刷印，而只要求刷印数部。送给枢府要员的，仍然需要按照《文选》的“天地宜极长”的样式刷印，并用相对好且贵的纸（二十四串或二十一串钱）;大部分送人的，则尽量用便宜的纸（十一串钱）。这主要是对开本和纸张的要求，而具体用何纸则没有言及。
同治八年（1869）四月二十九日，莫友芝致函曾纪泽，言及金陵书局各史和江苏书局《资治通鉴汇编》的初印本：
《通鉴》诸本（“通鉴”仿宋本目录、胡果泉“外纪”、毕氏《续编》为一部），吾兄欲得善印泾棉纸者，当早致禹生中丞索之，局中曾议定仅印廿部。金陵《史记》诸本，中堂曾命友芝传谕局中购泾棉纸各印廿部，并许印成各分惠友一部。①
据此信可知，曾国藩最早计划用泾棉纸刷印《史记》等史书，而江苏书局刻《资治通鉴汇编》初印则仅二十部，至于开本是否比通行印本要大，则未言及。
这些首批刷印的印本，都可以被称为初印本。但就这些初印本而言，金陵书局的两《汉书》初印本并非都一样，而是在用纸、开本上有一定的區别。而江苏书局的《资治通鉴汇编》，从莫友芝的言辞看，其初印本应是统一的纸张和开本。
通过两人的函札，我们可以对局本的初印本做大致的总结：一是初印本与后印本在数量上的区别是，前者少，后者多;二是初印本和后印本在用纸上的区别是，前者好且贵;三是部分初印本的开本，可能比后印本要大;四是初印本非卖品，主要用于赠送官员和友人，是地方长官用于维护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这与后印本以售卖为主不同。
由于局本的存量很散，且目前国内图书馆的著录信息不全，也不统一，所以不好通过比对确定初印本的具体尺寸。就金陵书局本而言，“高校古文献资源库”中，仅有山东大学图书馆著录同治八年（1869）金陵书局刻《汉书》的尺寸为26.8cm×17.3cm。这应该是后印本的开本。其他各局的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区别目前不太好确定，但在用纸佳、印数少和非卖品上应无太大差别。 辨别局本中同一牌记的初印本与后印本，最直接的办法是目验印本。这也是我们正确评价局本刊刻和刷印的依据。由于局本的流通时间长，所以其刷印效果在早期和晚期印本中存在显著的差别。这既与刷工的认真程度、用纸和用墨有关，也与版片的损耗程度有关，而后者往往更为关键。比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的《隋书》，即是淮南书局晚期的后印本（见图7、图8）。该本卷四十叶6b，中下部有断版，左上边框和字体有缺版;卷四十叶11a，有大片的漫漶。
四、后印本的印次、用纸与装帧
在初印之后，即是批量刷印，亦即后印。由于局本的印量大、刷印时段长，后印本在不同印次上存在一定的变化，同时用纸与装帧也体现出整体性特征和个性化特点。
（一）后印类编或汇印与更换牌记
局本的后印本，其每一印次的数量已很难考知。但有两种后印情况较为特殊，有助于我们认识局本后印的复杂性。
第一种后印是类编或丛书的汇印。最典型的是，五局会刻的《二十四史》。各史在各局刻完之后，均单独印行过。直到光绪五年（1879），淮南书局和崇文书局才有两个汇印本。崇文书局的汇印本共计200函244册，书名页题“二十四史”，牌记题“光绪五年正月湖北书局集成”①。这可以看作是相对于单行本的后印本。这种情况在很多书局中都有。比如，金陵书局的《十三经读本》，其中《四书》均为同治五年（1866）刻成并统一汇印的;其他各读本则成书有先后，从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七年（1868）;而《十三经读本》则是在所有读本都刻好之后的汇印。这是本局的汇印。还有非本局的汇印，除了《二十四史》，最具代表性的是《广雅丛书》。该丛书是徐绍棨于民国六年（1917）冬在广东图书馆附设印行所整理刷印，属于广雅书局裁变之后的汇印。因此，《广雅丛书》虽然代表了广雅书局的刻印成果，但并不是广雅书局刻印书籍的全部。这一点徐绍棨在序言中已经作了交代。而且由于是后期重印，所以该丛书中有些印本存在漫漶的现象。区分这一点的必要性在于，在古籍校勘或影印时，要明确意识到，这种先单行后汇印的本子并不是初印本，需要与某本的初印本进行比对，择优而用。
第二种后印是某局同一刻本在不同印次中更换牌记。金陵书局、崇文书局、江苏书局等规模较大的书局，在同光年间普遍存在同一刻本的牌记有两名或多名的现象。如果是更名前已有刻本印行，那么更名后牌记中所题的“重刊印行”“印行”“重印”等，大多为后印本。这一点比较好区分。如金陵书局刻《十三经读本》中多有这种情况，《诗集传》牌记有“同治五年四月金陵书局印行”和“光绪二十二年冬月金陵书局重刊印行”。两本为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本，这是前提。至于是照式重印，还是重新修补剜改过版片，可以再研究。
后印中容易混淆的情况是，各地官书局有很多后印本往往不在牌记中标明“重”字，而仍用“开雕”“刊”等。那么，之前如果已有刻本印行，这些即使不标“重刊”字样的印本，也应是后印本。如金陵书局刻《尚书蔡传》就有两种印本，一本牌记题“同治五年四月金陵书局开雕”，一本牌记题“光绪七年十月金陵书局开雕”。但这不是两个不同的刻本，而是同一刻本的前后印本。原因主要是雕版寿命长，不可能在一二十年内就重雕，而且金陵书局在光绪年间经费缺乏，没有必要也無财力重新刊刻之前已有的刻本。
还有一种情况是，承版重修之后更换牌记。这种较为复杂。比如，牌记题“嘉庆十一年顺德张青选清芬阁刻板金陵书局重修”的《周礼》，之后又有牌记题“光绪二十年冬金陵书局重刊”的印本。如果不知道有前者的话，往往就认为后者是新刻。《李氏五种》也有两种牌记题“同治九年季冬合肥李氏重刊”和“光绪十八年孟秋月金陵书局刊行”。如果不清楚其继承关系，也往往会著录为两个刻本。这种情况在其他书局中也存在，如崇文书局刻《周易》《书经集传》《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既有牌记题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元年（1875）不等的崇文书局的本子，也有牌记题光绪十二年（1886）湖北官书局的本子。《湖北官书局刻印图书总目》的整理者将它们作为两个刻本分别著录，但实际上应著录为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本或将后者著录为重修印本①。区分清楚这些情况，既有助于认清同局同书不同刻本是“新刻本”还是“后印本”，从而应用于古籍整理的校勘和影印之中，也有助于精确统计书局的刻书种数。
需要指出的是，后印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不同印本之间是否有过内容的重修，还得将两个印本仔细对勘。在此，仅先提出问题，有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此外，地方官书局更换牌记，给人造成一种“新刻”的错觉，目的主要是营销推广。
（二）用纸
局本的用纸情况，可以从现存的各局印售目录中获得。这基本上属于后印用纸。光绪十六年（1890）《江南书局书目》中，本局印本用纸有官堆纸、杭连纸、小料半宣纸、大料半宣纸、重皮宣纸、重太纸、重赛连纸、轻赛连纸八种②。光绪二十五年（1899）《江苏官书坊重订核实价目》中，售卖的本局印本用纸仅有连史纸、赛连纸、毛边纸、毛太纸四种③。
畿辅通志局和直隶官书局主要运售江南五大官书局的书籍。光绪七年（1881）《直隶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官书局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可以代表各局中期和后期用纸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局本用纸的几个规律：
第一，各局用纸总体前后期基本保持一致，区别不大。仅有江南书局、江苏书局和浙江书局增加赛连纸;江苏书局和淮南书局不再用毛太纸;广东书局由用白纸、毛太纸、竹纸、毛边纸、赛连纸五种纸张，改为统一用南山纸。畿辅通志局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已修志完成、裁撤，不能比较（见表1）。
第二，各局同一刻本的印本，一般是用两种纸张刷印，但各本和各局又有各自特点。如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用连史纸和毛太纸;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用竹连纸和官堆纸。本局的重要刻本一般用三到四种纸张刷印。如江西书局的《阮刻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用三种纸张，每种纸又分别用连泗纸、连吉纸、官堆纸的六裁和八裁，共计六个印本，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减为连吉纸和官堆纸的六裁、八裁，共计四个印本;金陵书局（江南书局）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用四种不同纸张，其中，光绪七年（1881）用重皮宣纸、大料半宣纸、小料半宣纸、官堆纸，光绪二十八年（1902）用大料半宣纸、高料半宣纸、杭连纸、官堆纸;舆图一般用竹连纸刷印，如湖北书局的《大清一统舆图》《长江图说》《新疆全图》;广东书局的刻本虽有多种纸张，但同一刻本只用一种纸张刷印。而总体看，各局同一刻本的印本趋向于用两种纸张，有减少的趋势（见表2）。 第三，各局主要用的两种纸张，都属中低档纸张;用多种纸张的，价格上有等次差异。由于不同书局在同种书籍、同种用纸印本上定价并不一样，现仅就各局同刻本的不同印本列表如下（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各种纸张之间的价格差别和不同档次。总体而言，各局用纸都偏于价格低廉的吉连纸、官堆纸和连史纸或杭连纸。这体现出局本主要为普通士人和学子提供读本的特点。
第四，在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本中，开本也有变化。如光绪七年（1881）仅有江西书局在开本上分别用三种纸张的六裁、八裁纸刷印《阮刻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用连泗纸的六裁和官堆纸的六裁、八裁刷印《武英殿聚珍板丛书》;而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种书均已不在售书目录中。
（三）装帧
局本的装帧除了单刻单行的舆图之外，大多采用线装。线装局本，在装帧上，大多比不上殿本和同时期私刻本讲究。但在翻刻的御纂、钦定书籍和本局代表性刻本上，装帧要比普通售賣本好些。如广东书局翻刻的殿本《十三经注疏》和《四库全书总目》，江西书局翻刻的殿本《御批通鉴纲目》等，在书封后均有红纸衬叶。
除了书本的装帧，还有函装或箱装。国家图书馆所藏局本，大多重新用函套封装，不好确定是否为原装。所以，找寻局本的原始函装不太容易。在相关文献中可以发现一些零星资料。光绪十八年（1892）《浙江官书局书目》卷首写道：“浙江书局向有夹板，此次减价，除《九通》仍用夹板外，余均先将夹板减省，再将书价核减。嗣后，如有仍需夹板托为代办者，每付定价壹百贰拾文，于书外另加。其装箱、衬纸、绳索及挑力均请自给。”①可知，浙江书局刻印的书籍，在光绪十八年（1892）前，夹板一般是标配，而书箱多为额外附加。减价之后，夹板与书箱则成了按需订制。
此外，民国十四年（1925）《山东书局木板书籍目录》后附有五局会刻《二十四史》和《九通》装箱图。前者有文字说明：“右系五局《廿四史》箱子样，连座共高七尺、约宽四尺七八寸，系用楸木作成，玻璃漆黄棕色。如愿他种颜色，亦能随时改变。”②后者有文字说明：“右系《九通》全书箱子样，连座高六尺、宽约四尺有余，仝用楸木作成，玻璃漆棕色。愿要他种颜色，随时改变。陈之客厅间，极状观瞻。”③楸木产于北方，质地坚硬，纹理细腻，是北方制作家具的常见木材。《二十四史》和《九通》均是南书北运，故此时山东书局所用楸木作箱，是经销局本的营销配套，并非局刻原装。
五、开本的选择与装订差错
局本的开本与殿本相比整体呈缩小趋势。时任浙江巡抚马新贻在上疏开设浙江书局印书时言及：“从前钦定诸经，卷帙阔大，刷印工价浩繁，寒士艰于购取。臣此次刊刻，略将版式缩小，行数增多，以期流传较易，庶几家有其书，有裨诵习，合并陈奏。”①他讲得很现实：一是时下缺钱，开本大了，费纸费墨费工，刷印成本自然高;二是成本高了，卖价自然就更贵，普通士子也买不起。但也并不是所有书局都如此，山东书局的《十三经读本》和金陵书局的《四书》《五经》就与殿本的开本相差无几。但历时地看，局本的开本总体呈缩小趋势。尤其是到了石印、铅印的局本，这种缩小趋势更为明显。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以局本所代表的晚清官刻，也参与了传统书籍制度向现代书籍制度变革的进程之中。只不过，与现代书籍制度的“西技东渐”相比，局本的开本缩小趋势所集中体现的是晚清社会的现实情状，是衰世之下官书局立足恢复文教的重要举措，而“家有其书，有裨诵习”的有意改变，也是降低刊刻成本的必然选择。
局本的刷印，多雇佣书坊刷印装订，所以错叶、缺叶、折叶的现象经常出现。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淮南书局刻的《隋书》，卷四十三的叶1a与叶1b就出现了错叶，叶1b在叶1a后又重订半叶（见图10）。缺叶也是购书者早有的心理准备，尤其是大部头书。屠寄曾致函缪荃孙，请他在南菁书院代购《皇清经解续编》，当时便已附问：“将来缺叶向谁补印，祈预先饬知主者。”②收到书后，缺叶也确实出现了：“《续经解》十部内缺叶略同，疑版片有失落者，俟诸处查清，一并补印。”③除了错叶、缺叶，局本在装订上还会出现折叶的现象。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同治七年（1868）江苏书局刻《江苏省例》中的《宣讲章程》叶1a即是一例（见图11）。《宣讲章程》是丁日昌亲自制定，且该本是进呈国子监之本，却偏偏出现装订折叶，可以看出当事者的草率。光绪九年（1883）国子监进行过一次藏书普查，该本即在其中，故卷首加盖有“国子监南学书光绪九年二月查过准部齐全”的红字长印。可见，国子监的察核人员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或者注意到了也没有处理。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想，像《江苏省例》这样的局本，在进呈到国子监的多年时间中，除了这次普查之外，很少被人翻看或阅读过，从而成为真正的“典藏”。
六、结语
综上所述，局本的刷印基本遵循雕版印刷的程序。时处变世，局本的刷印既是晚清社会总体状况的缩影，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书局的组织状况、书局主事者的刊刻用意以及书业的发展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考察晚清地方官书局的组织形态和演变，以及局本所承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
〔作者朱宝元，东方出版中心编辑〕
Local Government Print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Zhu Baoyuan
Abstract：Local official publishing houses in late Qing dynasty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governmentsponsored printing after the book printing by the imperial storehouse of Qing faded away， and were lastplaced winners in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activities of ancient China. Those official publishing houses printed books in large volumes for a long period， and many of the books have survived up to now， providing a diverse set of physical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deeply into governmentsponsored printing. By reading many governmentprinted books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auther conducts a holistic review of local government printing in five respects， including books printed on a trial basis， books printed in bicolors and via knockout， firstlyprinted and lateprinted books， impressions， paper and layouts of lateprinted books， formats and bindings in a bid to show the diverse forms and uncover abundant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those books imply. Keywords：governmentprinted books， printing， books printed on a trial basis， firstlyprinted books， lateprinted books
①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①关于江苏书局的筹设与开局，莫友芝在致莫祥芝信札和日记中各有提及。参见张剑、张燕婴整理：《莫友芝全集》第6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37、411、413頁。
②〔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清同治七年（1868）江苏书局刊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红印本。
①陈正宏：《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270—271页。按，陈正宏还指出了卷首帝王序文套红印刷已知实例最早的是明崇祯六年（1633）闵齐伋刻《草韵辨体》卷首的万历皇帝御制序，清代最早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羹尧刻《唐陆宣公集》卷首雍正御制序。同时，他也指出，在清代并非内府刻书都是如此，如《武英殿聚珍本丛书》所收的每书卷首的御制序并非红印，而同时期的鲍廷博父子所刻《知不足斋丛书》所收第一种《阙史》卷首乾隆序反而红印。他认为，御制序的红印，始作俑者“为明清之际向帝王献媚的臣僚或刻书家，亦未可知”。
②，笔者在此使用的双色印本是指单版双色，套印本则是两版或多版套印。对于局本钦定类书籍的翻刻，笔者认为应是单版双色印刷，理由主要是书名页虽多有龙形纹饰，但与书名界限分明，牌记、御制序如为朱印则只需整版刷印即可。
①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196页。
①按，此本未见，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
②《直隶官书局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官书局刊本，叶15b。《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的整理者未收录此本，可能该版本比较稀少，也可能未予注意。
③张智华：《谢枋得〈文章轨范〉版本述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阳海清、汤旭岩：《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203页。
①郭立暄对古籍的初印与后印在外观形式、文字细节和内容上做过专门讨论，涉及从形式到内容的各个方面。参见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8—47页。
②〔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十》，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5页。
③〔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九》，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07页。
①〔清〕莫友芝：《郘亭书札》，见张剑、张燕婴整理：《莫友芝全集》第6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80页。
①“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收录的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本。
①阳海清、汤旭岩主编：《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287页。
②《江南书局书目》，见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7—99页。
③《江苏官书坊重订核实价目》，见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184页。
①《浙江官书局书目》，见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8—569页。
②《山东书局木板书籍目录》，见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③《山东书局木板书籍目录》，见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①高尚举主编：《马新贻文案集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②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91页。
③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