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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八秩的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刘鼎铭，为中国20世纪后半叶高速发展的集装箱运输业，作出了不遗余力的重要贡献，尤其是把集装箱运输的概念和实务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中国，被人民日报（1996年7月17日《学者写真》专栏）誉为“中国集装箱运输的第一人”。
一、初出茅庐 崭露头角
刘鼎铭，1932年出生于人文荟萃的江南水乡——湖州南浔。1951年从嘉兴秀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东北航海学院海运管理系（该校1953年改名为大连海运学院，1994年又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1956年本科毕业后，留校深造，由前苏联专家苏赫茨基教授指导，两年后研究生毕业。1958年秋借调到厦门集美航海学校任教，并承担编写中专使用的教材《海运业务》。此时，刘老师已与同系低四届的女同学金德芬相识。正巧，金德芬当时正在上海海运局调度室进行毕业实习。在频繁的书信来往中，金德芬向他提供了海运业务中的大量事例，致使刘老师讲课能联系实际，十分生动；编写的20万字《海运业务》教材，内容很充实，又切合实用。《海运业务》1962年被交通部教育局审定为航海专业的通用教材，由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学们戏称，这是他们爱情的第一个“结晶”。此后，他俩便步入了同专业的学术研究和笔耕生涯。每当刘鼎铭选定了著述书目，拟出大纲，金德芬就协助搜集资料，一直到编审和校对，两人终身乐此不疲。 到了耄耋之年，他们合作出版的著述和译作共有22种，洋洋千万言。
二、文革遭冲击 为集运著书矢志不渝
1959年，刘鼎铭完成集美教学任务后，返回大连海院海管系，翌年提任船队运行教研室副主任。1962年，交通部所属高校院系调整，他便随海管系调到上海海运学院任教。
20世纪50年代中叶，国际海运发生重大变革，美国泛大西洋公司开创性地把陆上公路集装箱运输“移植”到海运，遽使运输效益数十倍地增长，于是发展到70年代，便风靡全球。
具有职业敏感的刘鼎铭，早就密切关注这一新生事物，潜心研究。文革开始后，由于无政府主义愈演愈烈，港口野蛮装卸无人制止，货损货差十分严重。为纠正这种倾向，交通部决定推行集装箱运输，刘鼎铭参加试行小组，更推动了他对这方面的探索。当时，有位老同学在北京交通人民出版社当编辑，遂约请刘鼎铭编写一套介绍集装箱运输的丛书，初步拟定写7册。他欣然应允，便着手编写第一册《国外海上集装箱运输发展概况》。1973年秋就交了书稿。
不料，1974年文革转入“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炮制了“风庆轮事件”，大肆攻击交通部的买船政策，掀起大批“崇洋媚外”的狂潮。于是，上海海院革委会造反派就紧跟形势，在院内找批判典型。有人揭发刘鼎铭还在编写美国人开创的集装箱运输小册子。于是，军宣队和总支书记找刘鼎铭谈话，要看他这本书的底稿。他还以为这是领导重视，欣然把书稿上交。谁知过了几天竟大祸临头，他的书稿被大量油印，发到全院师生，人手一册，对他进行大批判，污蔑这本书是“崇洋媚外”的典型，要逐段逐句上纲上线，批倒批臭。例如，书稿中介绍集装箱海运是美国马克林开创的，却被批判为“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介绍集装箱运输有许多优点，其中提到可以防盗，就被扣上“污蔑工人阶级是小偷”的罪名。同时，学院革委会向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发去公函，指出该书正在接受批判，要求出版社考虑其出版问题。
刘鼎铭突遭这番批斗，身心受到摧残，不久患腰椎骨刺和坐骨神经症，两腿肌肉萎缩，卧床不起4个月。造反派因此放松了对他的监管，勒令他在家写检讨。这就给刘鼎铭“创造”了继续研究集运、坚持写书的机会，那时他还不能坐，就站在五斗橱旁笔耕。等到病情好转，他又去外文书店查阅资料。这时，他发现日文版集运书籍比英文版的多，而且实用性强，于是就下决心自学日语。他自购北大陈信德教授编著的《自学日语读本》，日以继夜地自学了6遍，主要是掌握语法。他边学边译，逐渐提高日文翻译能力。后来越译越顺，前后翻译了12本日文版集运专著，计200多万字。日后，这些资料就成为他编写集运专著的素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海院新党委在全院大会上为刘鼎铭平反，恢复了名誉。不久，他1974年被扼杀的《国外海上集装箱运输发展概况》一书，于1980年出版。接着，他又编写了第二本《集装箱码头》。到1985年，全套丛书7册出齐。刘鼎铭就是这个犟脾气，他看准了的事，就豁出命来全身心投入，舍得下功夫、花本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自购各种外文原版书籍就上万元，而那时刘鼎铭夫妇的月工资收入才160元。
三、严冬过后 迎来我国集运大发展的春天
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国民经济已从文革末期的“已近崩溃边缘”中苏醒过来，比1976年增长了一倍，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了2.64倍。于是，交通运输出现了紧张局面，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港口连年严重压船压货，日平均滞港船舶达220艘，有些船停航等待装卸时间超过一个月。1977年，邓小平同志对国家计委作重要指示：“装卸太慢，水运、铁路都一样，好多地方都是被装卸时间耽误了。一万吨船的货物，装卸要化一个月，人家仅3天。要搞装卸机械化，搞集装箱。港口必须搞集装箱。”与此同时，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考察了北欧集运回国后，非常重视我国开展集装箱运输。1978年，交通部确定，把发展集运作为远洋运输和港口建设的重点。具体部署：组建集装箱船队，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培养集运管理人材。由于当时全国高校还没有设置这个专业，交通部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上海海院刘鼎铭教授。
刘鼎铭振作精神，立即带领几位青年教师，连续十年，给来自全国三十多个港口的航运管理干部，办了三十多期培训班，造就了一千多名港航企业集运管理骨干。因此，上海海院被誉为“造就集装箱运输人才的摇篮”。
四、应业界吁请创办《集装箱化》期刊
枵腹从公 艰难创刊1990年，国家经委委托刘鼎铭在沪举办全国集运企业经理、厂长培训班。在结业典礼上，老总们一致恳请刘教授创办一份航运界内部的集运杂志，俾及时交流国内外集运科技动态和经验。报请上海海院领导同意，但只能提供一间编辑部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和经费都要自筹。《集装箱化》（双月刊）第一期试刊虽得到海洋情报网暂借2500元付印刷费，接着第二、三期的费用都是经理班的学员零星捐助的。待筹措第四期经费时，海洋情报网索还借款。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中，刘教授只得把学院奖励他多年办班的奖金7000元，全部捐出来办杂志和还债。他这种枵腹从公的敬业精神，感动了企业老总，于是连云港和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白、王两位老总，伸出了援助之手，以刊登广告的方式予以资助。
坚持三年 公开发行经过两年的努力，《集装箱化》逐渐得到全国业界的青睐，他们纷纷建议为加快传播本行业科技动态和商务讯息，应改出月刊。在众情的敦促下，刘主编精心策划，使杂志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由原来的双月刊，改出月刊；二是呈请交通部特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正式刊号，准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三是在1999年全国报刊博览会上，《集装箱化》荣获交通部优秀报刊的称号。
1994年前后，《集装箱化》又迈出了三大步：一是实现了自负盈亏，向自主经营转轨，正式成立杂志社，版面扩容，由套色印刷改为全彩印；同时主动终止两家集运公司的长期广告赞助。经过几年努力，1997年月发行量突破4200份，每年彩页广告达到126页，以至有英国、德国、瑞典的同行常年刊登广告。二是开始少量向海外发行，先后有美、英、日、东南亚诸国，以及港台地区的读者订阅。1999年，刘主编被交通部科技报刊协会推选为副理事长。三是增设现代物流专版，刘主编深入研究，意识到集运正向现代物流发展，这是必然趋势。他大力奖掖青年教师著书，组织出版一套（5册）现代物流专著和工具书，为推进我国物流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仗义执言 维护法制1996年，据广州港货运总公司向杂志社反映：该公司一艘国内集装箱班轮，在没有任何违法违章的证据下，被某省的边防分局扣了船，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刘主编亲自去该公司了解情况，认为此案有非法行政之嫌，决定在杂志上披露，公开讨论，其目的是依法维护航运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交通法制公正执行。当时，有的编辑心有顾虑，劝刘主编“千万不要介入，弄不好，会惹来‘毁我长城’的罪名”。刘主编的犟脾气又来了，坚定地表示：“实事求是，针砭时弊，维护法制。”他还下了决心：“如有不测，由我个人负责，坐班房，请给我送饭！”于是，杂志刊登了调查后的真相，随后广为组稿讨论。他还亲自打电话给边防分局的领导，希望他们一道参加讨论。不料，当事人闻讯动怒，语带责难，最后还甩了电话。刘主编据理力争，又在杂志上连续四期刊登文章，参加讨论的有政府官员、海商法专家、律师和企业领导。最后，该边防分局也沉不住气了，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此事在业界和社会相关领域引起强烈反响。1997年，国内水路集装箱运输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特邀国家经贸委和公安部参加。公安部一位负责边防工作的处长在会上，就上述事件向广州港货运总公司作了道歉。于是，《集装箱化》在业界进一步树立了声誉。
十多年来，杂志多次受到交通部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表彰：1992年获上海市优秀科技期刊称号；1993年，在全国报刊博览会上，获交通部优秀报刊称号；1996年，再次获上海市优秀科技期刊称号；1997年，在第二届交通部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中，获二等奖。
五、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21世纪初，刘教授已年届古稀，体力日渐衰弱，身患多种重大疾病，做过多次手术，经常住院治疗，但他仍有强烈的事业心。后经领导、老友劝勉，便功成身退。
此时，他的老伴金德芬也早已从上海海运局业务处处长岗位上退了下来。于是只见他俩白发苍苍的身影，便在家里，或在医院病房里，还在不倦地切磋砥砺，为编纂两部400万字的集装箱、多式联运与现代物流的大型辞典，斟文酌字地絮叨不休。
2009年6月，迎来母校大连海事大学百年华诞，刘鼎铭夫妇应邀返校参加庆典，就把刚刚脱稿的两部大型辞典的书稿，向母校献礼。前交通部部长钱永昌题写书名，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作序，该校出版社付梓出版。接着，他俩将平生珍藏的译著及其他中外书籍资料共758册，捐赠给母校图书馆，由该馆设专架收藏，供师生借阅。两位老人的高风义举，在凌水河畔传为佳话。
一、初出茅庐 崭露头角
刘鼎铭，1932年出生于人文荟萃的江南水乡——湖州南浔。1951年从嘉兴秀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东北航海学院海运管理系（该校1953年改名为大连海运学院，1994年又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1956年本科毕业后，留校深造，由前苏联专家苏赫茨基教授指导，两年后研究生毕业。1958年秋借调到厦门集美航海学校任教，并承担编写中专使用的教材《海运业务》。此时，刘老师已与同系低四届的女同学金德芬相识。正巧，金德芬当时正在上海海运局调度室进行毕业实习。在频繁的书信来往中，金德芬向他提供了海运业务中的大量事例，致使刘老师讲课能联系实际，十分生动；编写的20万字《海运业务》教材，内容很充实，又切合实用。《海运业务》1962年被交通部教育局审定为航海专业的通用教材，由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学们戏称，这是他们爱情的第一个“结晶”。此后，他俩便步入了同专业的学术研究和笔耕生涯。每当刘鼎铭选定了著述书目，拟出大纲，金德芬就协助搜集资料，一直到编审和校对，两人终身乐此不疲。 到了耄耋之年，他们合作出版的著述和译作共有22种，洋洋千万言。
二、文革遭冲击 为集运著书矢志不渝
1959年，刘鼎铭完成集美教学任务后，返回大连海院海管系，翌年提任船队运行教研室副主任。1962年，交通部所属高校院系调整，他便随海管系调到上海海运学院任教。
20世纪50年代中叶，国际海运发生重大变革，美国泛大西洋公司开创性地把陆上公路集装箱运输“移植”到海运，遽使运输效益数十倍地增长，于是发展到70年代，便风靡全球。
具有职业敏感的刘鼎铭，早就密切关注这一新生事物，潜心研究。文革开始后，由于无政府主义愈演愈烈，港口野蛮装卸无人制止，货损货差十分严重。为纠正这种倾向，交通部决定推行集装箱运输，刘鼎铭参加试行小组，更推动了他对这方面的探索。当时，有位老同学在北京交通人民出版社当编辑，遂约请刘鼎铭编写一套介绍集装箱运输的丛书，初步拟定写7册。他欣然应允，便着手编写第一册《国外海上集装箱运输发展概况》。1973年秋就交了书稿。
不料，1974年文革转入“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炮制了“风庆轮事件”，大肆攻击交通部的买船政策，掀起大批“崇洋媚外”的狂潮。于是，上海海院革委会造反派就紧跟形势，在院内找批判典型。有人揭发刘鼎铭还在编写美国人开创的集装箱运输小册子。于是，军宣队和总支书记找刘鼎铭谈话，要看他这本书的底稿。他还以为这是领导重视，欣然把书稿上交。谁知过了几天竟大祸临头，他的书稿被大量油印，发到全院师生，人手一册，对他进行大批判，污蔑这本书是“崇洋媚外”的典型，要逐段逐句上纲上线，批倒批臭。例如，书稿中介绍集装箱海运是美国马克林开创的，却被批判为“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介绍集装箱运输有许多优点，其中提到可以防盗，就被扣上“污蔑工人阶级是小偷”的罪名。同时，学院革委会向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发去公函，指出该书正在接受批判，要求出版社考虑其出版问题。
刘鼎铭突遭这番批斗，身心受到摧残，不久患腰椎骨刺和坐骨神经症，两腿肌肉萎缩，卧床不起4个月。造反派因此放松了对他的监管，勒令他在家写检讨。这就给刘鼎铭“创造”了继续研究集运、坚持写书的机会，那时他还不能坐，就站在五斗橱旁笔耕。等到病情好转，他又去外文书店查阅资料。这时，他发现日文版集运书籍比英文版的多，而且实用性强，于是就下决心自学日语。他自购北大陈信德教授编著的《自学日语读本》，日以继夜地自学了6遍，主要是掌握语法。他边学边译，逐渐提高日文翻译能力。后来越译越顺，前后翻译了12本日文版集运专著，计200多万字。日后，这些资料就成为他编写集运专著的素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海院新党委在全院大会上为刘鼎铭平反，恢复了名誉。不久，他1974年被扼杀的《国外海上集装箱运输发展概况》一书，于1980年出版。接着，他又编写了第二本《集装箱码头》。到1985年，全套丛书7册出齐。刘鼎铭就是这个犟脾气，他看准了的事，就豁出命来全身心投入，舍得下功夫、花本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自购各种外文原版书籍就上万元，而那时刘鼎铭夫妇的月工资收入才160元。
三、严冬过后 迎来我国集运大发展的春天
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国民经济已从文革末期的“已近崩溃边缘”中苏醒过来，比1976年增长了一倍，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了2.64倍。于是，交通运输出现了紧张局面，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港口连年严重压船压货，日平均滞港船舶达220艘，有些船停航等待装卸时间超过一个月。1977年，邓小平同志对国家计委作重要指示：“装卸太慢，水运、铁路都一样，好多地方都是被装卸时间耽误了。一万吨船的货物，装卸要化一个月，人家仅3天。要搞装卸机械化，搞集装箱。港口必须搞集装箱。”与此同时，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考察了北欧集运回国后，非常重视我国开展集装箱运输。1978年，交通部确定，把发展集运作为远洋运输和港口建设的重点。具体部署：组建集装箱船队，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培养集运管理人材。由于当时全国高校还没有设置这个专业，交通部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上海海院刘鼎铭教授。
刘鼎铭振作精神，立即带领几位青年教师，连续十年，给来自全国三十多个港口的航运管理干部，办了三十多期培训班，造就了一千多名港航企业集运管理骨干。因此，上海海院被誉为“造就集装箱运输人才的摇篮”。
四、应业界吁请创办《集装箱化》期刊
枵腹从公 艰难创刊1990年，国家经委委托刘鼎铭在沪举办全国集运企业经理、厂长培训班。在结业典礼上，老总们一致恳请刘教授创办一份航运界内部的集运杂志，俾及时交流国内外集运科技动态和经验。报请上海海院领导同意，但只能提供一间编辑部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和经费都要自筹。《集装箱化》（双月刊）第一期试刊虽得到海洋情报网暂借2500元付印刷费，接着第二、三期的费用都是经理班的学员零星捐助的。待筹措第四期经费时，海洋情报网索还借款。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中，刘教授只得把学院奖励他多年办班的奖金7000元，全部捐出来办杂志和还债。他这种枵腹从公的敬业精神，感动了企业老总，于是连云港和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白、王两位老总，伸出了援助之手，以刊登广告的方式予以资助。
坚持三年 公开发行经过两年的努力，《集装箱化》逐渐得到全国业界的青睐，他们纷纷建议为加快传播本行业科技动态和商务讯息，应改出月刊。在众情的敦促下，刘主编精心策划，使杂志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由原来的双月刊，改出月刊；二是呈请交通部特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正式刊号，准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三是在1999年全国报刊博览会上，《集装箱化》荣获交通部优秀报刊的称号。
1994年前后，《集装箱化》又迈出了三大步：一是实现了自负盈亏，向自主经营转轨，正式成立杂志社，版面扩容，由套色印刷改为全彩印；同时主动终止两家集运公司的长期广告赞助。经过几年努力，1997年月发行量突破4200份，每年彩页广告达到126页，以至有英国、德国、瑞典的同行常年刊登广告。二是开始少量向海外发行，先后有美、英、日、东南亚诸国，以及港台地区的读者订阅。1999年，刘主编被交通部科技报刊协会推选为副理事长。三是增设现代物流专版，刘主编深入研究，意识到集运正向现代物流发展，这是必然趋势。他大力奖掖青年教师著书，组织出版一套（5册）现代物流专著和工具书，为推进我国物流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仗义执言 维护法制1996年，据广州港货运总公司向杂志社反映：该公司一艘国内集装箱班轮，在没有任何违法违章的证据下，被某省的边防分局扣了船，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刘主编亲自去该公司了解情况，认为此案有非法行政之嫌，决定在杂志上披露，公开讨论，其目的是依法维护航运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交通法制公正执行。当时，有的编辑心有顾虑，劝刘主编“千万不要介入，弄不好，会惹来‘毁我长城’的罪名”。刘主编的犟脾气又来了，坚定地表示：“实事求是，针砭时弊，维护法制。”他还下了决心：“如有不测，由我个人负责，坐班房，请给我送饭！”于是，杂志刊登了调查后的真相，随后广为组稿讨论。他还亲自打电话给边防分局的领导，希望他们一道参加讨论。不料，当事人闻讯动怒，语带责难，最后还甩了电话。刘主编据理力争，又在杂志上连续四期刊登文章，参加讨论的有政府官员、海商法专家、律师和企业领导。最后，该边防分局也沉不住气了，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此事在业界和社会相关领域引起强烈反响。1997年，国内水路集装箱运输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特邀国家经贸委和公安部参加。公安部一位负责边防工作的处长在会上，就上述事件向广州港货运总公司作了道歉。于是，《集装箱化》在业界进一步树立了声誉。
十多年来，杂志多次受到交通部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表彰：1992年获上海市优秀科技期刊称号；1993年，在全国报刊博览会上，获交通部优秀报刊称号；1996年，再次获上海市优秀科技期刊称号；1997年，在第二届交通部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中，获二等奖。
五、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21世纪初，刘教授已年届古稀，体力日渐衰弱，身患多种重大疾病，做过多次手术，经常住院治疗，但他仍有强烈的事业心。后经领导、老友劝勉，便功成身退。
此时，他的老伴金德芬也早已从上海海运局业务处处长岗位上退了下来。于是只见他俩白发苍苍的身影，便在家里，或在医院病房里，还在不倦地切磋砥砺，为编纂两部400万字的集装箱、多式联运与现代物流的大型辞典，斟文酌字地絮叨不休。
2009年6月，迎来母校大连海事大学百年华诞，刘鼎铭夫妇应邀返校参加庆典，就把刚刚脱稿的两部大型辞典的书稿，向母校献礼。前交通部部长钱永昌题写书名，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作序，该校出版社付梓出版。接着，他俩将平生珍藏的译著及其他中外书籍资料共758册，捐赠给母校图书馆，由该馆设专架收藏，供师生借阅。两位老人的高风义举，在凌水河畔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