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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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越式批判》中,我们的目的是通过马克思阅读康德,以及通过康德来阅读马克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康德和马克思进行比较,两位思想家是不能并列比较的。在康德与马克思之间还有一个黑格尔。所以通过康德阅读马克思,以及通过马克思来阅读康德都不过是在“前”和“后”的两个方向上来阅读黑格尔。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跨越式批判是一次重新批判黑格尔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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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仅涉及和回答了西方人所说的解释学问题,而且提出和回答了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不曾为西方解释学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佛教所面对的解释文本的许多特殊性决定的,而这又是由佛教的特殊的本体论发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名实关系所决定的。例如佛陀所发现的作为解脱之基础的那个存在,“微细最微细,甚深最甚深,难见最难见.遍一切处,一味真实”。从佛教与语言的关系说,它有既可说又不可说的特点,正如《大集经》所云:“如来正法实不可说,
“作为一个人,就是去成为一个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做过如是判断。西学与孔学对于人的本质属性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和如何“成人”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迥然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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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Justification)的概念自柏拉图以来就是认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现实中,我们通过给出一个证据,即一个核证来证实我们的知识。柏拉图对知识有三个准则:核证、真和信念。他将知识刻画成核证为真的信念。但是,尽管逻辑研究者在知识和信念的形式化的逻辑模型中处理了信念和真,核证这一概念却一直缺少相应的处理。这一不足最明显地体现在知识的模态逻辑的逻辑万能缺陷中,也成为了对证明的BHK语义的形式化以及给出哥德尔的可证明性逻辑S4和直觉主义逻辑的可证明性语义的障碍,同时使认知逻辑与主流认知理论之间产生了隔
关于“代表”的理论是西方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思想史上对“代表”这一概念的系统分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西塞罗。西塞罗借助来自于戏剧的隐喻,认为当我们替别人说话时就仿佛是戴上了他人的面具,承担了他人的“人格”。他在《论义务》中论述道:“执政官的职责是承担一个城邦的人格,并以其尊严和信仰来维护法律。”换句话说,执政官就是这个城邦的代表,而所谓“代表”就是“以他人的名义说话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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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会知识自波兰尼(Polany)1958年提出之后,随着库恩、德雷福斯等很多学者的发展,一直成为科学哲学中的重要资源和议题。柯林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他以科学社会学家的身份深入到科学实验室中,实际参与科学家的研究和讨论,以一项新技术——TEA激光的发现后不同实验室的复制过程为案例来探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规律。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研究杂志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和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马克思思想资源中的社会公正”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6月28日至7月1日在福建厦门召开。现将与会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2013年6月22—23日,中国逻辑学会应用逻辑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召开,来自全国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逻辑学会应用逻辑专业委员会和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共同主办。大会开幕式由中国逻辑学会应用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杜国平研究员主持,中国逻辑学会名誉会长张家龙研究员、重庆理工大学副校长何建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孙伟平研究员、《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鉴传今编审、中国逻辑学会会长邹崇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教授、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社长彭熙编审分别在开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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