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给语言学的研究生出了一道题目：田野调查与语言学研究有什么关系？结果答案基本上都是说田野调查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材料。这大概就是没有做过田野调查，或者田野调查的经验不够丰富而得出的朴素答案。我的老师在让我去云南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跟我说，要了解一个语言，一定要在这个语言里“淹”一段时间，每天听到的，谈到的，都是这个语言。这就是后来常说的“融入式”田野调查（immersion fieldwork）。田野调查与语言学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材料与理论的概括能够说明的。如果田野调查只是材料的提供，那么一直受到揶揄的“扶手椅语言学家”（armchair linguist）完全有理由坐在扶手椅上研究别人提供的语言材料。
　　从语言学材料到语言学理论，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两点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语言学田野提供了材料，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从材料中萌发语言学理论，意识到其中蕴含的规则，并不是通过看材料就可以得到的。否则的话，每一个被苹果击中的人都应该成为牛顿。从材料到理论，有一种路径是归纳，还有一种路径是领悟。在所有科学领域里，不外乎这样两条路子，前者算是常规的大脑运作，因此，很多时候比不上后者的发现能令人激动。如果说，苹果击中的是牛顿有准备的大脑，那么，什么击中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灵感呢？我仔细阅读过《激动人心的年代》一类的描写科学发现的书籍，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在描写起点（即材料）时，发现者是如何的困扰，然后描写终点（即理论）如何激动人心，中间的路径几乎都是一篇空白。有一次，一位小朋友跟我谈起他的想法，说灵感就是大脑的突然抄近路。这是很有意思的比喻，但仍然没有解决这个近路是如何意识到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想来想去，就语言学而言，达到领悟，收获灵感的唯一途径大概就是老师所说的“淹”在语言中：你沉浸在语言中，游来游去，突然有一天，就有可能顿悟了。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与云南的语言结缘，最早接触的是白语。第一次云南之行，在王士元教授、陈保亚教授和木霁弘教授等人的带领下，我们从昆明出发，走大理，抵剑川，到白族村庄，之后又到兰坪，感受了普米语；再到泸水，接触白族支系勒墨人，以及傈僳族和怒族。这是我第一次真切的在自然的山水之间聆听各式各样的民族语言，在空旷的山野中感受白族山歌的嘹亮，体验普米情歌的高亢，每一个细胞都兴奋激动了。考察之后，王士元先生写就《云南和她的文化宝藏》（Yun nan and her Cultural Treasures）（收入《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罗江文、木霁弘、马京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从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角度阐述了云南作为语言文化宝库的价值。语言与文化是分不开的，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形式以及载体，同时又与其他文化形式密切相关。很多时候，对语言的理解要放到这个语言存在的环境中，才能获得恍然大悟与豁然开朗之感。
　　云南是汉藏人群南迁到东南亚的重要通道，这也契合费孝通先生等主张的喜马拉雅山东缘存在着民族迁徙及交通的走廊一说，他们称之为“藏彝走廊”。但如果考虑到云南民族的多样性，命名为族群走廊或许更为合适。这样的人群交流给了云南文化交融的多样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与文化如何发展自然是引人注目的话题，很多学者早就提到发源于欧洲大陆的历史比较法很难在汉藏语的故乡适用，归根结底，在于由人群接触导致的语言间的横向传递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历史比较法的假设与预期，云南各民族间长期连续的横向传递对于纵向传递的谱系干扰之严重，可以算是世界之最。这对于历史语言学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深入发展的机会。举例来说，长期以来，历史语言学界认为词汇的借用是有限度的，一些很基本的词汇，如‘一’、‘二’等数词，‘手’、‘脚’等身体部位词，是不可能借用的，但陈保亚教授经过对傣语地区傣语和汉语的接触长达十多年的跟踪调查，证明了在语言深度接触的情况下，词汇的借用是没有限度的。更重要的是，他还领悟到，词汇借用是有梯度的，是“有阶”的（也就是，词汇传递中的“无界有阶”观），并据此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历史比较方法-词阶法，写出《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这是从云南的田野调查中得出的语言学理论贡献。 　　我曾经请教过陈保亚教授如何想到“有阶”这一突破性的观念，陈教授告诉我，最初之时，他一直在考虑历史比较中借用与同源之间如何区分的这一难题，从观察事实来看，借用的界限是没有的，但借用的机制中还有什么性质可资利用却一直没有头绪，带着这个问题，坐在从北京回云南的火车上，火车级级向上，他突然想到借用词汇时也是这样，一级级进行的，虽然没有绝对的界限，但不同的词，借用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借用‘手机’一词显然比借‘手’这样的词容易得多。这个故事可以佐证前文所说语言调查的环境能促进对语言学的理解。陈保亚教授曾经开玩笑说，任何一个理论，如果没有得到云南田野调查的检验，那就只能停留在假说阶段。诚哉斯言，鉴于自然和人文的多样性，云南作为理论的试金石当之无愧。
　　云南在早期的汉语文献中是所谓的“化外之地”，云南与中原的历史颇为有趣，以《大观楼长联》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明朝之后，云南成为中央政权的化内之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汉语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云南总是与“野”相关，云南众多的族群与“蛮”相关，所有这些自然是汉文化中心的偏狭之见，一旦我们以平等的语言文化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大量在中原被推平的多样性原生文化存在于云南的众多民族之中。如白族每年农历4月23至25日的“绕三灵”，游国恩先生考证认为这是“桑林之舞”，是古社祭之遗风。而白族，在汉文献的记载中，一般称为“白蛮”。根据我们最近的历史比较研究，现代白语方言的祖先——原始白语与古汉语是姐妹语言2。现在的白语可能发端于数千年前的中原或内地。今天的情形就是过去的遗存。《史记》所载“庄王滇”或许并不是传说，而有其事实依据。诸如此类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尤其值得现代人文社科的注意。在云南的田野中，我们时时会感触到历史的脉动，这也是彩云之南令人激动之处。
　　注释：
　　1.基金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131102）“勒墨白族的语言及口传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及基础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批准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