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09年不僅确保了“保八”，而且在带动世界正慢慢走向经济复苏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存在着一些担忧和怀疑。例如，有国外专家认为铁路等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2009年前三个季度占GDP的45%，“对任何经济体，这都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数字。”一些国内分析者也认为进入2010年后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具挑战性的两难境地：如果出口出现快速恢复，信贷和投资继续扩张，中国将面临经济过热；如果出口依然低迷，投资和消费后继乏力，中国将面临滞胀风险。
　　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早就确定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然而，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两难：一方面，产能过剩持续严重，增量资本产出率居高不下，出现投资回报递减现象。在投资的热潮中，不仅一些传统落后产能过剩加剧，部分产业出现逆向调整，而且“高水平重复建设”又埋下了产能过剩的新隐患。报告显示，2009年铝业、风力发电、炼钢、水泥、炼油、化工等六大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0%-85%左右，产能过剩的规模庞大，仅炼钢业2008年的产能过剩数量（1.9亿吨）就大致相当于欧盟的总产出。另一方面，通胀的风险持续存在。一般来说，产能过剩所形成的产出缺口，会一定程度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在超额货币和通胀的社会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下会抵消产能过剩带来的抑制作用，造成物价结构性上涨甚至全面上涨。
　　由此，笔者以为，当经济运行中的两难困境还未得到解决时，尚不能奢谈“后时机”时代的策略，而应及时思谋如何真正走出深层次的危机之源。
　　两难困境的存在，与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有关。一些关键领域、产业和要素的资源无法按照市场价格进行配置时，就会出现扭曲的经济结构以及剧烈的波动和传导。具体来看，一是人民币汇率调整滞后于市场价值，导致了长期的出口依赖。当人民币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于其市场价值时，中国的劳动力、环境和资源在国际市场上就会更低，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继续猛增。在出口依赖背景下，中国不得不通过出口退税、汇率稳定、降低融资成本（低利率）政策维持出口部门乃至整个经济体的生存。二是长期出口依赖造成了投资依赖，投资规模脱离市场需求剧烈波动。当出口上升时拉动民间投资增长，一旦出口下降，就会触发政策性投资，在近10年来，民间投资与政策性投资轮番攀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三是投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和控制。在各级地方政府推出的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中，重点投资方向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在此情况下，“为了投资而投资”就成为了合理选择。四是由于各地政府关注的是投资规模，对于投资质量、投资效益、总体布局都考虑不够，使得投资项目大多属于基建等资本密集型项目，劳动密集型的服务项目少，能带来产出的、能产生自我偿还现金流的成熟商业项目少。五是扭曲的产业结构拉大了收入差距，迟缓了社会保障水平。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流入资本市场，但却无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和提高收入。与此同时，逐步增长的财政赤字却难以提供更全面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内在地制约着消费需求的提升。
　　可见，两难局面绝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轻易化解。笔者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争论如何调控楼市、何时该采取加息措施这些问题，而是继续坚持推进延续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
　　就当前而言，市场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包括：改革外汇管制制度，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决定。历史经验表明，一国在经济走向成熟以前，适度的升值对出口总量增速的影响不大，结构上有利于优化。当人民币汇率与市场预期一致且实现自由兑换后，不仅得以摆脱出口依赖，外汇储备压力也会减退，流动性过剩程度也会减轻。
　　改革金融体制，实现资本要素的市场化。减少行政权力对金融供给的管制、对价格机制的扭曲、对金融发行和金融从业的身份控制，这才是根除“非法集资”和“高利贷”现象，降低信用风险的有效举措。
　　改革农地制度，实现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城镇化被看作是未来30年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只有实现了农村土地产权的确认，承认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才能真正切实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奠定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改革产业管制，实现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消除在能源、金融、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电讯服务、教育、文化、卫生、传媒等领域对民间资本设置的重重障碍，如此，则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经济活动效率，也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消除产业结构扭曲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