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波”之后，国内出现了要走回头路的声音，重提阶级斗争，反对“和平演变”，不再提改革开放。海内外都在关注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此时，《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一石激起千重浪，关于中国社会走向的争论风起云涌，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才一锤定音。
　　“皇甫平”文章发表时，我已在大洋彼岸。不过，皇甫平“三剑客”周瑞金、凌河和施芝鸿都是我的旧识故交。
　　皇甫平的“带头羊”周瑞金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老周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1962年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一直担纲评论工作，是报社的“一枝笔”。80年代中期，我在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任职，和他有了直接的工作联系，但很少私人接触。
　　我从美国到香港《明报》主笔政后，需要及时了解北京的政治脉搏，于是恢复了和许多旧同事的联系。此时，周瑞金已从上海进京，出任《人民日报》负责政治评论的副总编辑。第一次见他时，我还有点犹豫。在此之前已经碰过几次钉子，一些正在官位上的旧交见我避之惟恐不及，因为我已不是他们昔日的上司或同事，而是来自海外媒体，和我交往只会有麻烦，不会有利益。我抱着试探的心情给老周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很热情地约我去报社见面。在办公室坐定后，我见来找他的人川流不息，于是稍寒暄后就知趣地告辞了。老周送我到门口说，下班后请我一起吃晚饭。我看他确有诚意，且也想深入交谈，就没有推辞。
　　晚饭时，老周的夫人和女儿都在座。我对他说，这顿饭应该我来请。老周却当着家人的面说：“你是我的老师，当然应该是学生请老师。”我很诧异：“我怎么成了你的老师？”他说：“你忘了？我是强化班的学员啊。”当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举办过一期“干部强化学习班”，培训宣传文化系统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当时，宣传部由干部处负责组织工作，我们研究室负责教学内容。大部分学员毕业后都成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艺团体和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周瑞金也是在此时被提拔为副总编辑的。时过境迁，老周旧话重提，实是出乎意料之外，令我莫名感动。难怪朱镕基曾用8个字评价周瑞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这次晚餐让我看到了老周的人品，认定他是一个可以深交的朋友。
　　1997年，十五大前夕，周瑞金率领一个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路经香港，上海实业公司老总蔡来兴宴请他，我也在座。席间听他说经常失眠，在学气功，就问他想不想见南怀瑾先生，跟着学学打坐，他很高兴地要我联系。第二天晚上，我就陪他去南的寓所，只说是朋友，并没有介绍其身份。他和南怀瑾是永嘉老乡，一见如故，聊得很开心。老周在一边学打坐时，我就笑问南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朋友是做什么的？”他笑答：“应该是南书房行走吧。”我说：“差不多，那你看他的仕途如何？”南老师说：“看来只能做配角做副职。”
　　周瑞金退休后反而活得更忙碌、更精彩。他依然笔耕不辍，敢言人所不敢言，坚持不懈为中国的改革鼓与呼。我有一次私下劝他：“你讲的道理都对，但是多一篇文章少一篇文章对这个国家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和我一起在南老师这里静心修禅，颐养天年。”老周微微一笑并不反驳：“一篇文章是不能改变什么，但我有的也就是这一支笔啊。”
　　皇甫平的执笔者凌河时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此人才气横溢，以“司马心”和“路人”为笔名发表的杂文在沪上颇有名气。当年因为写杂文的缘故，我和凌河走得很近。刚从美国到香港的那几年还偶有往来，曾收到过他所赠的新著。后来因为各忙各的，也就断了音信。近三十年过去了，听说他仍在当评论部主任，仍在写本报评论。
　　皇甫平的另一名参与者是施芝鸿。皇甫平系列文章的基调是邓小平1991年春节在上海视察时的谈话。提供谈话文本的正是在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他刚从农业口调入市委时，市委副书记曾当面要我带带他。因此，他在我面前一直十分谦虚，之后分道扬镳。后来听说他从市委研究室离开，在浦东新区政策研究室工作十多年。老领导退休前夕忽然想到此人，调他进京担任秘书。如今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成为主要智囊。
　　从皇甫平“三剑客”的经历，看30年来世事沧桑，实在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