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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起步至今已走过35年历程，这期间众多学者默默奉献、辛勤耕耘，成就有目共睹。为了更好地总结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并进一步探寻学科发展之路，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反思与建构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1月28至29日在南京召开。会议的议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民族音乐学的中国文化反思；其二，民族音乐学与后现代思潮；其三，民族音乐学的应用性问题研究。其间，来自北京、上海、台湾、广东、西藏、云南、重庆等省区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莅临参会，共商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大略。
议题一：民族音乐学的中国文化反思
民族音乐学作为引进自西方的外来学科，其发展始终伴随着与本土文化的互纳。事实表明，在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进程中，反思是不可或缺甚至尤为重要的。管建华教授在其参会论文《中国民族音乐学主体性的反思与建构》中，围绕学科反思提出七点建议：1.主观对客观研究的反思（“西体中用”的反思）；2.主观与主观互为主体研究的建构；3.音乐本体与音乐分析研究的反思；4.文明与人类学科研究的建构；5.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目的的反思；6.中国音乐主体文化身份的历史性建构；7.中国民族音乐学主体性建构的愿景。其核心观点是强调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主体性身份建构，并由此引出研究过程中必须具备的五个意识，即时代意识、知识转型意识、开放意识、对话意识、问题意识。
如果说管建华教授从宏观视野对当下民族音乐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整体性把脉的话，那么，伍国栋教授的发言则是针对传统音乐形态分析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阐发与指正。他有感于目前民族音乐学研究文论中，普遍存在的以西方音乐手法及其术语分析我国传统音乐，故而导致分析结果难以恰确地体现出音乐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的学术现象，提交了《音乐形态分析的民族音乐语境》一文。文章通过对《采花调》《老六板》《牧童短笛》三首乐曲（曲调）的具体分析，论及音乐形态分析中的民族音乐语境问题，强调在音乐分析（尤其是传统音乐）中建构民族音乐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文章明确指出，我国几千年的音乐文明史积累了丰富的乐学理论与广阔的母语表述空间，因此对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涉及的音乐形态学分析，必须使用中华民族独有的传统分析手法，唯其如此，方能领悟与体现民族音乐之精髓，同时亦可为抽象的理论阐述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俞人豪教授虽因故未能临会，但在他发给会务组的论文《摆脱民族音乐学的桎梏，让世界音乐研究回归艺术》中，对当下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去音乐化”“去艺术化”和“非历史”的倾向提出质疑。作者进一步设想，有无可能将民族音乐学研究课题转化为当代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推动力，为丰富我国听众的音乐生活奉献更多的、可供选择的精神食粮。
蒲亨建教授直面当下的学科“热潮”，撰写《新东西与真功夫——关于当下音乐人类学研究“热”的反思》一文，从自身的教学、科研实践谈起，对音乐人类学“热”的成因提出了新的认识，并表达了其反思的核心观点，即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中的肤浅认识与音乐形态学分析的缺位。蒲亨强教授以《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之命运》为题，阐述了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的基本脉络、进入本土后与原有传统音乐理论学科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的焦点与原因，认为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过于强调文化而忽视了音乐形态学领域研究，并进一步指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理路。
项阳研究员的发言题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话语体系构建》，主要观点是：民族音乐学既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方法论。作为方法论，就应当从文化的整体视角去把握音乐。西方当然要借鉴，但必须正视中西文化的差异，不能以西方音乐理念对中国音乐进行“削足适履”。因此，目前民族音乐学研究急需做的事便是建构我们自身的音乐话语体系。
金经言研究员的发言通过对《45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金银里拉琴及其他》一书的介绍，说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野必须有所拓展，同时，对文化现象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结论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赵维平教授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及其反思》主要针对中国传统器乐的发展进行介绍与反思。发言指出了传统器乐不容乐观的发展现状：以西方审美趣味为主题的语境中，传统音乐的生成环境令人堪忧，甚至可以说当前中国传统流派在失去，彻底告别了它们自身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不断告别自己的历史向前狂奔。尤其是近现当代以来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深刻影响，集体无意识地走向西化。
赵塔里木教授在题为《反思——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的三个问题》的发言中指出，目前大量的民族音乐学专业硕博士学位论文都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即将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西洋化”理论模式照搬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上、对田野工作重视不够，并由此进一步论及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
此外，钱建明、陈孝余、杨善武、杨殿斛、杨曦帆、尚建科等学者的发言均在展示自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学科现状进行了反思。
议题二：民族音乐学的应用性问题
民族音乐学自引入中国以来，关于学科元理论的讨论迄无间歇，而更多的关于这一学科的研究则指向实际应用层面。而这一特点，从代表们提交有关民族音乐学应用问题的论文数量上，足以见出。
张伯瑜教授通过论文《芬兰早期民族音乐学家奥多·安德森（Otto Andersson）》指出，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民族音乐学实践过程中，本土学者主要把焦点集中在西欧和美国的民族音乐学者们的工作和理论上，较少涉及北欧、东欧等国家的民族音乐学者们的贡献。文章以丰富的图例及亲身体验集中介绍了芬兰民族音乐学者奥多·安德森在20世纪初期对民族音乐学发展的贡献，丰富了我们对西方民族音乐学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完善了对该学科的理解。
杨玉成教授长期从事蒙古族民间音乐研究，其论文《论曲调互文》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面对民间音乐中大量存在的“同词异曲”现象，作者绕开“母体”与“变体”之说，借用“互文性”理论来分析《嘎达梅林》《天虎》《春英》三首作品，研究得出三首歌的曲调来自同一曲调框架，它们之间是“曲调互文”关系。 刘红教授在《“物是人非”——学术实践过程中感受着的民族音乐学》一文中，以自己6年花鼓剧团工作经历与7年的道观生活为例，结合自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过程，意欲用“一个人”生动、鲜活的事例，来观察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具体实践之点滴，对已经在行或即将入行的学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来自台湾的马铭辉博士从器乐表演的角度关照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其论文《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以学习表演为例》以研习乐器表演的亲身感受为基础，论述作为音乐文化重要载体的乐器，若仅从表象及形态分析观之，只能得到部分了解，而通过实际操作学习则可能获得更深层次的收获。作者倡导学习表演是民族音乐学者应当具备的基础技能，理由是不同的研究者能够从表演中体悟出别样的认知。
藏族学者更堆培杰提交《试论民族音乐学在西藏的应用与实践》一文。文章介绍了西藏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民族音乐学在西藏的潜入与实践成效入手，进而论述研究中的经验、感受和体会，并提出民族音乐学在西藏应用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内地学者在藏区进行田野考察时，必须消除因语言隔阂带来的文化沟通障碍，其所搜集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客观性才能得以保证。
此外，臧艺兵、黄凌飞、南鸿雁、齐琨、王晓平、关杰、李延红、林琳、郭进怀、张天彤、张应华等中青年学者分别进行专题发言，均从各自的研究实际出发，阐发民族音乐学的应用性问题，展现出百花齐放的学术景象。
议题三：民族音乐学与后现代音乐思潮
“后现代”一词，是一个模糊且非约定的文化概念。美国学者弗雷德里科·杰姆逊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将后现代文艺理论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四个“消失”，即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距离消失。这种文艺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如何用后现代音乐思潮来审视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亦是本次研讨会讨论的焦点之一。
宋瑾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提出了反本质主义与音乐观的问题。发言认为，后现代主义与民族音乐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反对中心论。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均按照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考察音乐现象，似乎全世界音乐现象都有个共同的本质。而面对纷繁复杂的音乐事象，通常难以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它的，反本质主义说的就是不能只有一种尺度。其实民族音乐学和后现代思想均出自西方，它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音乐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应该有不同的判断。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小型叙事的一种方法论，而不是宏大叙事。宋瑾教授还强调，应把中心主义和多元文化相关联，后现代观点立足于后殖民批判理论，进一步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本身。宋瑾教授的发言站在学科前沿的角度去关注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对现学及后学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
留德学者麻莉博士提交《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德国民族音乐学》一文，以自己在德国17年的学习与研究经历为例介绍了德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关于该学科名称称谓的争论。其结论是，在后现代音乐思潮的熏染下，学科称谓的不同实为研究过程中关注点的差异。在德国，民族音乐学某种程度上说的是世界音乐，它的研究范围涵盖了大部分艺术音乐之外的内容，研究目的涉及音乐本体、音乐传承以及音乐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社会作用。
结 语
短短两天的会议紧凑而充实，各位代表各抒己见，在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主要陈述内容的同时，均不同程度地对学科发展进行了“反思”。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纪念中国民族音乐学走过的35年学术历程，会议主办方专程前往上海采访了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发起人之一高厚永先生。高先生深情地回忆了1980年“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召开的始末经过，并对当下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寄予厚望。
中国民族音乐学历经35载春秋，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应当深刻认识到当今学术发展需加强各学科间的交流，在充分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同时，坚持学理本土化原则，秉持开放的人文精神，强调反思的学术品质，以学术反思推动学术发展，以学术发展成就学术进步——这正是举办本次学术研讨会的真正意义所在。
钱庆利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金兆钧）
议题一：民族音乐学的中国文化反思
民族音乐学作为引进自西方的外来学科，其发展始终伴随着与本土文化的互纳。事实表明，在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进程中，反思是不可或缺甚至尤为重要的。管建华教授在其参会论文《中国民族音乐学主体性的反思与建构》中，围绕学科反思提出七点建议：1.主观对客观研究的反思（“西体中用”的反思）；2.主观与主观互为主体研究的建构；3.音乐本体与音乐分析研究的反思；4.文明与人类学科研究的建构；5.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目的的反思；6.中国音乐主体文化身份的历史性建构；7.中国民族音乐学主体性建构的愿景。其核心观点是强调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主体性身份建构，并由此引出研究过程中必须具备的五个意识，即时代意识、知识转型意识、开放意识、对话意识、问题意识。
如果说管建华教授从宏观视野对当下民族音乐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整体性把脉的话，那么，伍国栋教授的发言则是针对传统音乐形态分析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阐发与指正。他有感于目前民族音乐学研究文论中，普遍存在的以西方音乐手法及其术语分析我国传统音乐，故而导致分析结果难以恰确地体现出音乐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的学术现象，提交了《音乐形态分析的民族音乐语境》一文。文章通过对《采花调》《老六板》《牧童短笛》三首乐曲（曲调）的具体分析，论及音乐形态分析中的民族音乐语境问题，强调在音乐分析（尤其是传统音乐）中建构民族音乐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文章明确指出，我国几千年的音乐文明史积累了丰富的乐学理论与广阔的母语表述空间，因此对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涉及的音乐形态学分析，必须使用中华民族独有的传统分析手法，唯其如此，方能领悟与体现民族音乐之精髓，同时亦可为抽象的理论阐述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俞人豪教授虽因故未能临会，但在他发给会务组的论文《摆脱民族音乐学的桎梏，让世界音乐研究回归艺术》中，对当下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去音乐化”“去艺术化”和“非历史”的倾向提出质疑。作者进一步设想，有无可能将民族音乐学研究课题转化为当代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推动力，为丰富我国听众的音乐生活奉献更多的、可供选择的精神食粮。
蒲亨建教授直面当下的学科“热潮”，撰写《新东西与真功夫——关于当下音乐人类学研究“热”的反思》一文，从自身的教学、科研实践谈起，对音乐人类学“热”的成因提出了新的认识，并表达了其反思的核心观点，即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中的肤浅认识与音乐形态学分析的缺位。蒲亨强教授以《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之命运》为题，阐述了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的基本脉络、进入本土后与原有传统音乐理论学科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的焦点与原因，认为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过于强调文化而忽视了音乐形态学领域研究，并进一步指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理路。
项阳研究员的发言题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话语体系构建》，主要观点是：民族音乐学既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方法论。作为方法论，就应当从文化的整体视角去把握音乐。西方当然要借鉴，但必须正视中西文化的差异，不能以西方音乐理念对中国音乐进行“削足适履”。因此，目前民族音乐学研究急需做的事便是建构我们自身的音乐话语体系。
金经言研究员的发言通过对《45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金银里拉琴及其他》一书的介绍，说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野必须有所拓展，同时，对文化现象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结论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赵维平教授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及其反思》主要针对中国传统器乐的发展进行介绍与反思。发言指出了传统器乐不容乐观的发展现状：以西方审美趣味为主题的语境中，传统音乐的生成环境令人堪忧，甚至可以说当前中国传统流派在失去，彻底告别了它们自身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不断告别自己的历史向前狂奔。尤其是近现当代以来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深刻影响，集体无意识地走向西化。
赵塔里木教授在题为《反思——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的三个问题》的发言中指出，目前大量的民族音乐学专业硕博士学位论文都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即将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西洋化”理论模式照搬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上、对田野工作重视不够，并由此进一步论及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
此外，钱建明、陈孝余、杨善武、杨殿斛、杨曦帆、尚建科等学者的发言均在展示自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学科现状进行了反思。
议题二：民族音乐学的应用性问题
民族音乐学自引入中国以来，关于学科元理论的讨论迄无间歇，而更多的关于这一学科的研究则指向实际应用层面。而这一特点，从代表们提交有关民族音乐学应用问题的论文数量上，足以见出。
张伯瑜教授通过论文《芬兰早期民族音乐学家奥多·安德森（Otto Andersson）》指出，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民族音乐学实践过程中，本土学者主要把焦点集中在西欧和美国的民族音乐学者们的工作和理论上，较少涉及北欧、东欧等国家的民族音乐学者们的贡献。文章以丰富的图例及亲身体验集中介绍了芬兰民族音乐学者奥多·安德森在20世纪初期对民族音乐学发展的贡献，丰富了我们对西方民族音乐学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完善了对该学科的理解。
杨玉成教授长期从事蒙古族民间音乐研究，其论文《论曲调互文》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面对民间音乐中大量存在的“同词异曲”现象，作者绕开“母体”与“变体”之说，借用“互文性”理论来分析《嘎达梅林》《天虎》《春英》三首作品，研究得出三首歌的曲调来自同一曲调框架，它们之间是“曲调互文”关系。 刘红教授在《“物是人非”——学术实践过程中感受着的民族音乐学》一文中，以自己6年花鼓剧团工作经历与7年的道观生活为例，结合自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过程，意欲用“一个人”生动、鲜活的事例，来观察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具体实践之点滴，对已经在行或即将入行的学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来自台湾的马铭辉博士从器乐表演的角度关照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其论文《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以学习表演为例》以研习乐器表演的亲身感受为基础，论述作为音乐文化重要载体的乐器，若仅从表象及形态分析观之，只能得到部分了解，而通过实际操作学习则可能获得更深层次的收获。作者倡导学习表演是民族音乐学者应当具备的基础技能，理由是不同的研究者能够从表演中体悟出别样的认知。
藏族学者更堆培杰提交《试论民族音乐学在西藏的应用与实践》一文。文章介绍了西藏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民族音乐学在西藏的潜入与实践成效入手，进而论述研究中的经验、感受和体会，并提出民族音乐学在西藏应用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内地学者在藏区进行田野考察时，必须消除因语言隔阂带来的文化沟通障碍，其所搜集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客观性才能得以保证。
此外，臧艺兵、黄凌飞、南鸿雁、齐琨、王晓平、关杰、李延红、林琳、郭进怀、张天彤、张应华等中青年学者分别进行专题发言，均从各自的研究实际出发，阐发民族音乐学的应用性问题，展现出百花齐放的学术景象。
议题三：民族音乐学与后现代音乐思潮
“后现代”一词，是一个模糊且非约定的文化概念。美国学者弗雷德里科·杰姆逊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将后现代文艺理论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四个“消失”，即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距离消失。这种文艺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如何用后现代音乐思潮来审视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亦是本次研讨会讨论的焦点之一。
宋瑾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提出了反本质主义与音乐观的问题。发言认为，后现代主义与民族音乐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反对中心论。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均按照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考察音乐现象，似乎全世界音乐现象都有个共同的本质。而面对纷繁复杂的音乐事象，通常难以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它的，反本质主义说的就是不能只有一种尺度。其实民族音乐学和后现代思想均出自西方，它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音乐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应该有不同的判断。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小型叙事的一种方法论，而不是宏大叙事。宋瑾教授还强调，应把中心主义和多元文化相关联，后现代观点立足于后殖民批判理论，进一步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本身。宋瑾教授的发言站在学科前沿的角度去关注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对现学及后学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
留德学者麻莉博士提交《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德国民族音乐学》一文，以自己在德国17年的学习与研究经历为例介绍了德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关于该学科名称称谓的争论。其结论是，在后现代音乐思潮的熏染下，学科称谓的不同实为研究过程中关注点的差异。在德国，民族音乐学某种程度上说的是世界音乐，它的研究范围涵盖了大部分艺术音乐之外的内容，研究目的涉及音乐本体、音乐传承以及音乐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社会作用。
结 语
短短两天的会议紧凑而充实，各位代表各抒己见，在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主要陈述内容的同时，均不同程度地对学科发展进行了“反思”。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纪念中国民族音乐学走过的35年学术历程，会议主办方专程前往上海采访了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发起人之一高厚永先生。高先生深情地回忆了1980年“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召开的始末经过，并对当下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寄予厚望。
中国民族音乐学历经35载春秋，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应当深刻认识到当今学术发展需加强各学科间的交流，在充分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同时，坚持学理本土化原则，秉持开放的人文精神，强调反思的学术品质，以学术反思推动学术发展，以学术发展成就学术进步——这正是举办本次学术研讨会的真正意义所在。
钱庆利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