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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有许多事，要是发生在别处恐怕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一对年轻夫妇不顾家人反对结婚后，被女方亲友当街砍死砍伤；两位姐妹，由于自己兄弟与人私奔，而被判“连坐强奸”的罪名，虽然她们并未牵涉其中。只要知道这些新闻的背景是在印度，那它们便似乎被打上了一种免予追究的标签，因为人们默认“这在印度不足为奇”，因为这背后似乎都有一个方便的解释：在这个国家，种姓几乎是一种隔离制度，如果两个不同种姓的人相爱，那就要做好准备承受难以想象的遭遇落在自己头上。
不过，如果你觉得种姓制度在印度牢不可破，那你可能又会无法理解不久前发生的另一件“怪事”：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哈里亚纳邦发生严重的种姓骚乱，造成二百多人死伤，而起因却是当地人强烈要求政府降低他们的种姓等级。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等级极其森严、贱民甚至连不慎踩到高种姓者影子都会遭严惩的国家，居然会有人愿意自降身份？原因说穿了也很简单：一旦被编为低等种姓或“落后族群”，他们就能享有政府给予的各种扶持政策，例如专门保留给低种姓群体的工作机会和大学名额。
这要在早些年，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事。种姓是一种将歧视完全制度化的体系，精致到受歧视者自己都感觉有义务维持它。HaroldIsaacs 1975年在《群氓之族》中曾写到一件事：当一个婆罗门孩子招呼年老贱民进家门时，老人严肃地看着他说：“小主人，你可以放弃你的宗教，但我们还没有放弃我们的。”
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当然早就看出种姓制度对印度的发展极其不利。现代国家必须让每个公民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而社会歧视则会阻碍这一点。较发达的国家早就实现了这一点：俄国1861年解放农奴、美国1862年解放黑奴；并且，日本1872年废除贱民时，其人口合计只占全国的1%，但印度迄今仍有高达60%的人口属于低种姓。
印度也不是没想过办法。圣雄甘地有一次这心血来潮地说，将来适合担任印度国家元首职务的理想人选必须是一位贱民出身的女清洁工。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政府旋即立法废除种姓制度，之后又在1955年通过《贱民法》，规定不得禁止贱民进入庙宇做礼拜，不许禁止他们进入商店、饭馆、使用水源等，但直到数十年后，很多贱民仍然不能进入理发店、茶馆和庙宇，至今贱民仍有可能因不小心碰到一个婆罗门而被杀，而像在水井汲水这样的基本生存资源分配时，一向是最后一个才轮到他们。
印度政府对低种姓人群的扶持政策，目的就是为了提携落后族群，弥补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在各国也是常有的事，最著名的就是美国针对黑人群体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使黑人能享受到一些特殊优待。不过在政治事务上，“出发点好”并不总能保证结果也好。在美国，80%的民众同意政府应与歧视行为作斗争，但仅有40%～50%的人支持扶持措施；仅1/3的人赞成特别优待黑人，一旦提到名额配比，支持者就降到了20%。事实是，“扶持措施计划常常无法满足任何人。男性白人抱怨是反向歧视，而妇女和少数民族则仍然表示没有给予他们什么机会”（见《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在印度，情况甚至更麻烦，这个国家有1500个种姓，1100多个政党，而许多政党正是在不同种姓的基础上成立的，政客们最容易操弄的手段，就是竭力为支持者保留工作和学额，以此收买占人口多数的低种姓群体。在泰米尔纳德邦，情况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由于保留给低种姓的政府职位和大学名额高达60%，一些高种姓出身的人被迫假造证书，来“证明”自己出身贱民。
但冲击并不仅仅来自于此。近些年来印度经济逐渐起飞，使不同的群体终于能有机会发家致富，然而，这也使得印度社会开始严重失衡，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背后的原因其实很好理解：在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富的阶层和个人，往往未必是原先社会地位较高的那些人。无论在英国、法国，还是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穷贵族”与“新兴暴发户”并存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些社会地位高的人经济差，另一些人经济状况好，但社会地位却甚低。
在其他各国，要解决这个问题相对而言不那么难，在英国，往往便是旧贵族和新富豪联姻的各取所需又皆大欢喜的场面；再不然，授予那些出身低微但才干杰出的人相应的社会地位就是了。然而在印度这却格外的难，人类学家康敏在印度喀拉拉邦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当地一位大富豪因为出身贱民，因而不能使用寺庙周围的公共道路，因此每当坐车到某个他所属的种姓不能通行的地点，必须下车绕一英里路，而他的司机因是穆斯林，反倒可以不受限制地开过去，在前面等他。尽管他是当地最早拥有汽车的两个人之一，却不能改变他在社会地位上是贱民这一事实。
这与现代政治当然是相当违和的，因为现代社会都假定：人所享有的权力、地位等，都应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承认有才干的人可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所谓“美国梦”之所以激动人心，就是因为它鼓励个人奋斗来实现梦想。印度虽然乍看起来种姓制度的结构仍然极为顽固，但像种姓骚乱这样的事件也已表明新的变化正在发生：相比起实际利益，人们已不甚在意什么社会地位了，高种姓也不能当饭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曾将他“印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命名为《百万叛变的今天》，意指印度社会在稳定的表象之下，正发生着无数微小的反抗。也许这些，终将改变这个十亿人的国家。
不过，如果你觉得种姓制度在印度牢不可破，那你可能又会无法理解不久前发生的另一件“怪事”：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哈里亚纳邦发生严重的种姓骚乱，造成二百多人死伤，而起因却是当地人强烈要求政府降低他们的种姓等级。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等级极其森严、贱民甚至连不慎踩到高种姓者影子都会遭严惩的国家，居然会有人愿意自降身份？原因说穿了也很简单：一旦被编为低等种姓或“落后族群”，他们就能享有政府给予的各种扶持政策，例如专门保留给低种姓群体的工作机会和大学名额。
这要在早些年，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事。种姓是一种将歧视完全制度化的体系，精致到受歧视者自己都感觉有义务维持它。HaroldIsaacs 1975年在《群氓之族》中曾写到一件事：当一个婆罗门孩子招呼年老贱民进家门时，老人严肃地看着他说：“小主人，你可以放弃你的宗教，但我们还没有放弃我们的。”
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当然早就看出种姓制度对印度的发展极其不利。现代国家必须让每个公民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而社会歧视则会阻碍这一点。较发达的国家早就实现了这一点：俄国1861年解放农奴、美国1862年解放黑奴；并且，日本1872年废除贱民时，其人口合计只占全国的1%，但印度迄今仍有高达60%的人口属于低种姓。
印度也不是没想过办法。圣雄甘地有一次这心血来潮地说，将来适合担任印度国家元首职务的理想人选必须是一位贱民出身的女清洁工。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政府旋即立法废除种姓制度，之后又在1955年通过《贱民法》，规定不得禁止贱民进入庙宇做礼拜，不许禁止他们进入商店、饭馆、使用水源等，但直到数十年后，很多贱民仍然不能进入理发店、茶馆和庙宇，至今贱民仍有可能因不小心碰到一个婆罗门而被杀，而像在水井汲水这样的基本生存资源分配时，一向是最后一个才轮到他们。
印度政府对低种姓人群的扶持政策，目的就是为了提携落后族群，弥补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在各国也是常有的事，最著名的就是美国针对黑人群体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使黑人能享受到一些特殊优待。不过在政治事务上，“出发点好”并不总能保证结果也好。在美国，80%的民众同意政府应与歧视行为作斗争，但仅有40%～50%的人支持扶持措施；仅1/3的人赞成特别优待黑人，一旦提到名额配比，支持者就降到了20%。事实是，“扶持措施计划常常无法满足任何人。男性白人抱怨是反向歧视，而妇女和少数民族则仍然表示没有给予他们什么机会”（见《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在印度，情况甚至更麻烦，这个国家有1500个种姓，1100多个政党，而许多政党正是在不同种姓的基础上成立的，政客们最容易操弄的手段，就是竭力为支持者保留工作和学额，以此收买占人口多数的低种姓群体。在泰米尔纳德邦，情况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由于保留给低种姓的政府职位和大学名额高达60%，一些高种姓出身的人被迫假造证书，来“证明”自己出身贱民。
但冲击并不仅仅来自于此。近些年来印度经济逐渐起飞，使不同的群体终于能有机会发家致富，然而，这也使得印度社会开始严重失衡，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背后的原因其实很好理解：在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富的阶层和个人，往往未必是原先社会地位较高的那些人。无论在英国、法国，还是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穷贵族”与“新兴暴发户”并存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些社会地位高的人经济差，另一些人经济状况好，但社会地位却甚低。
在其他各国，要解决这个问题相对而言不那么难，在英国，往往便是旧贵族和新富豪联姻的各取所需又皆大欢喜的场面；再不然，授予那些出身低微但才干杰出的人相应的社会地位就是了。然而在印度这却格外的难，人类学家康敏在印度喀拉拉邦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当地一位大富豪因为出身贱民，因而不能使用寺庙周围的公共道路，因此每当坐车到某个他所属的种姓不能通行的地点，必须下车绕一英里路，而他的司机因是穆斯林，反倒可以不受限制地开过去，在前面等他。尽管他是当地最早拥有汽车的两个人之一，却不能改变他在社会地位上是贱民这一事实。
这与现代政治当然是相当违和的，因为现代社会都假定：人所享有的权力、地位等，都应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承认有才干的人可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所谓“美国梦”之所以激动人心，就是因为它鼓励个人奋斗来实现梦想。印度虽然乍看起来种姓制度的结构仍然极为顽固，但像种姓骚乱这样的事件也已表明新的变化正在发生：相比起实际利益，人们已不甚在意什么社会地位了，高种姓也不能当饭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曾将他“印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命名为《百万叛变的今天》，意指印度社会在稳定的表象之下，正发生着无数微小的反抗。也许这些，终将改变这个十亿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