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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 （1881—1936） 病逝于上海。他的葬礼及追悼会，肃穆隆重，规模空前，成为当年中国文坛最为重大的事件。殊不知，在东邻日本，异国的土地之上，也紧接着举办了一场有着特别意义的鲁迅追悼会，日本众多文艺团体及郭沫若 （1892—1978） 等中方代表均予参会。
因年代久远，事件发生地又在国外，关于这场80年前的追悼会实情，知之者甚少，至今更未见有过公开披露。笔者在查阅一批1930年代旧报刊时，偶然发现北平 《世界日报》 曾于1936年11月16日以通讯稿方式报道过此事，关于此次追悼会的一些细节信息也有相当程度的披露。因资料难得，笔者不揣陋简，在此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东京鲁迅追悼会
郭沫若谓鲁迅之死
是世界的损失
尤其在大众被压迫时
更值得我们哀痛纪念
【东京通讯】东流文艺社、质文社、中华戏剧学会、文海文艺社、中华美术会、中华留日世界语学会等团体联合发起之鲁迅追悼会，经一星期之努力筹备，已于四日午后在日华学会举行，虽非假期休息日，而参加者仍非常踊跃。日方到会者有著名文学家佐藤春夫氏及改造、同盟、时事新报等记者多人，我国文豪郭沫若以及留东学术团体三十三个及个人到会者总数共计七百余人，大会于隆重肃穆中举行。兹将郭沫若讲演词至此：
今天在国外纪念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是最悲痛的一件事。我和鲁迅先生未曾见过一面，但对他个人了解却是很深。刚才佐藤先生说，他是鲁迅先生的弟子，未免太客气了，以佐藤先生那样有地位的作家，也说是鲁迅先生的弟子，那么我应该是弟子的弟子了。现在我是以徒孙的资格来参加追悼会。
鲁迅先生的死，就是刚才佐藤先生所说的，不但是中国的损失，东方的损失，而且是世界的损失！他的死是很值得哀痛的，尤其是死在大众被压迫的时候。但是鲁迅先生永远不死！他的死，在我们是损失，在他是光荣的！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的无比的光荣！现在国内有无数的劳苦大众，无数的青年空前地哀悼着他，同时在国外也有许多作家哀悼着他，像今天佐藤先生这样悲痛地来哀悼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没有的。
中国有句俗话说：三代以下无一人。—— 所谓三代就是夏殷周。—— 现在只有鲁迅先生一人当得起。
夏殷周以后的伟大的人物，只有鲁迅先生一个人！为什么他值得我们这样敬仰，就是刚才一位朋友报告过的，他在思想、文学、生活里面，都有一贯的不妥协的精神！现在他虽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一贯的不屈服的彻底的精神，是永没有死！
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精神。鲁迅先生死了，但是我们有很多青年。每个青年都须得准备做第二鲁迅！
从前在中国最伟大的是孔子，他死后，有人曾经这样哀悼他：“呜呼孔子，孔子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又无孔子。呜呼孔子，孔子孔子。”这几句话，我们中国人认为孔子是最伟大，从夏殷周三代后最伟大的人物。但是我们不同！我们希望后人生出许多的鲁迅先生。现在，我把这哀悼的话改为：“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以前，无一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鲁迅鲁迅！”（六日）
这篇近千字的通讯稿，是特约记者于1936年11月6日自日本东京发回北平 《世界日报》社的，10日后由该报刊发出来。据此报道可知，1936年11月4日下午，在日本东京举办了隆重肃穆、颇具规模的鲁迅追悼会，出席者众多，日方以佐藤春夫为代表，中方则以郭沫若为代表。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著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在永井荷风的唯美主义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其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兼有理智主义的倾向。他曾到中国旅行，和郁达夫成为朋友，并翻译了鲁迅的作品 《故乡》。
1932年，佐藤春夫翻译的鲁迅小说《故乡》在日本 《中央公論》上发表，并附其所撰 《关于原作者小记》，文中给予鲁迅高度评价。以此为契机，佐藤春夫开始不遗余力地向日本公众译介鲁迅文学作品，为之做了相当多的开拓性工作。佐藤春夫的译介之功，获得了鲁迅本人的认可与肯定；在鲁迅身体状况欠佳的时候，他还曾邀请鲁迅来日本疗养。鲁迅对此也明确表示感谢，他在1932年4月给内山完造的信中就说：“特别是对佐藤春夫先生 （的邀请），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才好！”从这些事迹来看，二人交谊匪浅，佐藤春夫作为鲁迅的异国知己出席追悼会，的确是适宜的。在追悼会上，佐藤春夫称自己是鲁迅的学生，也是真情流露，有感而发罢。
那么，与鲁迅从来未曾谋面，且还曾因为“创造社”与鲁迅多有论战的郭沫若，此时作为中方代表发言，又是否符合时宜呢？这恐怕就得和鲁迅病逝前夕，二人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达成共识、冰释前嫌说起了。
原来，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深重、体质每况愈下，此时却又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这两个口号，皆是针对当时抗战时局而设，是对中国文学界创作主旨及宣传方向的寄望，旨在创作更多更好振奋民心、鼓舞士气的当代文学作品。但两个口号也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更有各方人士在理解与实施层面上的不同看法。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并不了解国内的具体情况，最终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而不同意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
鲁迅得知郭沫若的态度之后，并没有一味的责难，而是于这一年8月上旬，在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的信中，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称：“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当郭沫若读到鲁迅这封长信之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觀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写成 《蒐苗的检阅》 一文，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或许，正是在鲁迅逝世之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郭沫若从内心深处与鲁迅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与共识。两位年龄上相差十岁的文坛健将，就这样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完成了千里之外的神交与默契。
鲁迅逝世两个月前的一封长信，与郭沫若的一篇回应文章，注定了这两位素未谋面的文坛健将的夙缘还将继续。此刻，郭沫若以当时身在日本的、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身份出席鲁迅的东京追悼会并致辞，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
事实上，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郭沫若当晚就写成 《民族的杰作——悼念鲁迅先生》 一文，称鲁迅是“中华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并即刻撰写挽联一副，联曰：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鲁迅先生千古
郭沫若哀挽
挽联中的“四月”、“双星”云云，是指鲁迅与高尔基（1868—1936）两位东西文坛巨匠，先后去世仅间隔4个月。这是将鲁迅与高尔基，同置于世界文豪之地位；他们的逝世，当然会让“东亚西欧同殒泪”。挽联中的“二心”，乃是指鲁迅所著 《二心集》；斯人已逝，只得满心钦佩地诵读遗著了。而与鲁迅的“一面之憾”，则更是让郭沫若哀悼亡者之心，久难平息。后来，他又撰成了挽联多副，以寄托哀思。如其代表质文社同仁所书挽联为：
平生功业尤拉化；
旷代文章数阿Q。
鲁迅导师千古
质文社同人哀挽
质文社是鲁迅等人发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留日支部的一家杂志社，其机关刊物原名 《杂文》，后遭日本警察厅查封，遂由郭沫若改名 《质文》 继续出刊。此挽联刊登于1936年出版的 《质文》 第2卷第2期，挽联高度评价了鲁迅终生提倡文字改革的功绩和文学创作的不朽成就。挽联的“拉化”即“拉丁化”的略语，乃指汉字书写的改革。鲁迅在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里曾写道：“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郭沫若将挽联内容和鲁迅生前的著作与思想紧密联系，充分表达了赞赏与敬仰之情。
除此之外，郭沫若还将挽联的形式“泛化”，将其融入到别的文章体裁中去。譬如1940年6月，在鲁迅逝世四周年前夕，郭沫若于重庆撰成《写在菜油灯下》 一文，文末附楹联 《赞鲁迅》，联云：
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
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又如1942年10月，郭沫若还应邀为朋友作《题鲁迅浮雕像》 楹联一副：
返国空余挂墓剑，
斫泥难觅运风斤。
这虽是为鲁迅雕像所作楹联，联文仍有再寄哀思，再悼前贤之意。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郭沫若所作，流传最广，也被世人称作最能概括鲁迅对中国文化之影响的一副挽联，可能正是“脱胎”于他在东京追悼会上所作致辞。联云：
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
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选自《北京青年报》2017年3月28日）
郭沫若作为中方代表 参加鲁迅东京追悼会
因年代久远，事件发生地又在国外，关于这场80年前的追悼会实情，知之者甚少，至今更未见有过公开披露。笔者在查阅一批1930年代旧报刊时，偶然发现北平 《世界日报》 曾于1936年11月16日以通讯稿方式报道过此事，关于此次追悼会的一些细节信息也有相当程度的披露。因资料难得，笔者不揣陋简，在此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东京鲁迅追悼会
郭沫若谓鲁迅之死
是世界的损失
尤其在大众被压迫时
更值得我们哀痛纪念
【东京通讯】东流文艺社、质文社、中华戏剧学会、文海文艺社、中华美术会、中华留日世界语学会等团体联合发起之鲁迅追悼会，经一星期之努力筹备，已于四日午后在日华学会举行，虽非假期休息日，而参加者仍非常踊跃。日方到会者有著名文学家佐藤春夫氏及改造、同盟、时事新报等记者多人，我国文豪郭沫若以及留东学术团体三十三个及个人到会者总数共计七百余人，大会于隆重肃穆中举行。兹将郭沫若讲演词至此：
今天在国外纪念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是最悲痛的一件事。我和鲁迅先生未曾见过一面，但对他个人了解却是很深。刚才佐藤先生说，他是鲁迅先生的弟子，未免太客气了，以佐藤先生那样有地位的作家，也说是鲁迅先生的弟子，那么我应该是弟子的弟子了。现在我是以徒孙的资格来参加追悼会。
鲁迅先生的死，就是刚才佐藤先生所说的，不但是中国的损失，东方的损失，而且是世界的损失！他的死是很值得哀痛的，尤其是死在大众被压迫的时候。但是鲁迅先生永远不死！他的死，在我们是损失，在他是光荣的！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的无比的光荣！现在国内有无数的劳苦大众，无数的青年空前地哀悼着他，同时在国外也有许多作家哀悼着他，像今天佐藤先生这样悲痛地来哀悼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没有的。
中国有句俗话说：三代以下无一人。—— 所谓三代就是夏殷周。—— 现在只有鲁迅先生一人当得起。
夏殷周以后的伟大的人物，只有鲁迅先生一个人！为什么他值得我们这样敬仰，就是刚才一位朋友报告过的，他在思想、文学、生活里面，都有一贯的不妥协的精神！现在他虽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一贯的不屈服的彻底的精神，是永没有死！
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精神。鲁迅先生死了，但是我们有很多青年。每个青年都须得准备做第二鲁迅！
从前在中国最伟大的是孔子，他死后，有人曾经这样哀悼他：“呜呼孔子，孔子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又无孔子。呜呼孔子，孔子孔子。”这几句话，我们中国人认为孔子是最伟大，从夏殷周三代后最伟大的人物。但是我们不同！我们希望后人生出许多的鲁迅先生。现在，我把这哀悼的话改为：“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以前，无一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鲁迅鲁迅！”（六日）
这篇近千字的通讯稿，是特约记者于1936年11月6日自日本东京发回北平 《世界日报》社的，10日后由该报刊发出来。据此报道可知，1936年11月4日下午，在日本东京举办了隆重肃穆、颇具规模的鲁迅追悼会，出席者众多，日方以佐藤春夫为代表，中方则以郭沫若为代表。
郭沫若与鲁迅 素未谋面却“不打不相识”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著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在永井荷风的唯美主义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其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兼有理智主义的倾向。他曾到中国旅行，和郁达夫成为朋友，并翻译了鲁迅的作品 《故乡》。
1932年，佐藤春夫翻译的鲁迅小说《故乡》在日本 《中央公論》上发表，并附其所撰 《关于原作者小记》，文中给予鲁迅高度评价。以此为契机，佐藤春夫开始不遗余力地向日本公众译介鲁迅文学作品，为之做了相当多的开拓性工作。佐藤春夫的译介之功，获得了鲁迅本人的认可与肯定；在鲁迅身体状况欠佳的时候，他还曾邀请鲁迅来日本疗养。鲁迅对此也明确表示感谢，他在1932年4月给内山完造的信中就说：“特别是对佐藤春夫先生 （的邀请），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才好！”从这些事迹来看，二人交谊匪浅，佐藤春夫作为鲁迅的异国知己出席追悼会，的确是适宜的。在追悼会上，佐藤春夫称自己是鲁迅的学生，也是真情流露，有感而发罢。
那么，与鲁迅从来未曾谋面，且还曾因为“创造社”与鲁迅多有论战的郭沫若，此时作为中方代表发言，又是否符合时宜呢？这恐怕就得和鲁迅病逝前夕，二人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达成共识、冰释前嫌说起了。
原来，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深重、体质每况愈下，此时却又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这两个口号，皆是针对当时抗战时局而设，是对中国文学界创作主旨及宣传方向的寄望，旨在创作更多更好振奋民心、鼓舞士气的当代文学作品。但两个口号也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更有各方人士在理解与实施层面上的不同看法。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并不了解国内的具体情况，最终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而不同意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
鲁迅得知郭沫若的态度之后，并没有一味的责难，而是于这一年8月上旬，在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的信中，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称：“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当郭沫若读到鲁迅这封长信之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觀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写成 《蒐苗的检阅》 一文，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或许，正是在鲁迅逝世之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郭沫若从内心深处与鲁迅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与共识。两位年龄上相差十岁的文坛健将，就这样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完成了千里之外的神交与默契。
鲁迅逝世两个月前的一封长信，与郭沫若的一篇回应文章，注定了这两位素未谋面的文坛健将的夙缘还将继续。此刻，郭沫若以当时身在日本的、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身份出席鲁迅的东京追悼会并致辞，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
郭沫若撰成多副挽联 以寄托哀思
事实上，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郭沫若当晚就写成 《民族的杰作——悼念鲁迅先生》 一文，称鲁迅是“中华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并即刻撰写挽联一副，联曰：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鲁迅先生千古
郭沫若哀挽
挽联中的“四月”、“双星”云云，是指鲁迅与高尔基（1868—1936）两位东西文坛巨匠，先后去世仅间隔4个月。这是将鲁迅与高尔基，同置于世界文豪之地位；他们的逝世，当然会让“东亚西欧同殒泪”。挽联中的“二心”，乃是指鲁迅所著 《二心集》；斯人已逝，只得满心钦佩地诵读遗著了。而与鲁迅的“一面之憾”，则更是让郭沫若哀悼亡者之心，久难平息。后来，他又撰成了挽联多副，以寄托哀思。如其代表质文社同仁所书挽联为：
平生功业尤拉化；
旷代文章数阿Q。
鲁迅导师千古
质文社同人哀挽
质文社是鲁迅等人发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留日支部的一家杂志社，其机关刊物原名 《杂文》，后遭日本警察厅查封，遂由郭沫若改名 《质文》 继续出刊。此挽联刊登于1936年出版的 《质文》 第2卷第2期，挽联高度评价了鲁迅终生提倡文字改革的功绩和文学创作的不朽成就。挽联的“拉化”即“拉丁化”的略语，乃指汉字书写的改革。鲁迅在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里曾写道：“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郭沫若将挽联内容和鲁迅生前的著作与思想紧密联系，充分表达了赞赏与敬仰之情。
除此之外，郭沫若还将挽联的形式“泛化”，将其融入到别的文章体裁中去。譬如1940年6月，在鲁迅逝世四周年前夕，郭沫若于重庆撰成《写在菜油灯下》 一文，文末附楹联 《赞鲁迅》，联云：
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
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又如1942年10月，郭沫若还应邀为朋友作《题鲁迅浮雕像》 楹联一副：
返国空余挂墓剑，
斫泥难觅运风斤。
这虽是为鲁迅雕像所作楹联，联文仍有再寄哀思，再悼前贤之意。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郭沫若所作，流传最广，也被世人称作最能概括鲁迅对中国文化之影响的一副挽联，可能正是“脱胎”于他在东京追悼会上所作致辞。联云：
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
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选自《北京青年报》2017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