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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3日）已发表76周年。继毛泽东之后，习近平是第二个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两年后，他又发表了《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由此足见两代领导人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值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它催生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李有才板话》（赵树理）、《暴风骤雨》（周立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白毛女》（贺敬之、丁毅）、《荷花淀》（孙犁）等一大批优秀之作，鼓舞了解放区人民的斗志，广泛团结了国统区的进步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艾青、曹禺、夏衍等），为抗战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则值当代中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一如习近平所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2]“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3]“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攝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4]可以想见，习近平的讲话将对当代中国的文艺事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将毛泽东和习近平的讲话对照研读，思及传统电影制片厂的创作发展与振兴策略，顿觉其中不少精彩论断为此指明了方向。
一
中国的传统电影制片厂大致有三十余家，如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峨眉电影制片厂（简称峨影）、西安电影制片厂（简称西影）、广西电影制片厂、天津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山西电影制片厂、河北电影制片厂、辽宁电影制片厂、南京电影制片厂、安徽电影制片厂、山东电影制片厂、浙江电影制片厂、江西电影制片厂、湖北电影制片厂、河南电影制片厂、兰州电影制片厂、宁夏电影制片厂等。毋庸置疑，它们为中国“十七年电影”与改革开放后（截至1990年代末）国产电影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然毋须讳言，近十余年来，传统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创作并不尽如人意。除北影、上影、长影等勉强维持外，包括峨影、西影等原先全国非常知名的电影制片厂在内的大部分传统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创作都步履维艰，甚而难以为继。
以1990年代以前与北影、上影、长影齐名的峨影为例，该厂不仅为“十七年电影”做出过较大贡献，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峨影也取得过不俗的成绩，拍出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其、李亚林，1981）、《内当家》（滕进贤，1982）、《红衣少女》（陆小雅，1984，获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顽主》（米家山，1989）、《焦裕禄》（王冀邢，1990，获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健]，第1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演员奖[李雪健]）、《被告山杠爷》（范元，1994）、《巧奔妙逃》（孙敏，1995）等优秀影片。然1990年以后，峨影除去以峨眉电影集团的名义联合出品的几部影片①和以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名义联合制作或投资的几部影片②外，峨影独立出品、摄制并发行的影片并不多，而且只有抗击“非典”题材的影片《三十八度》（刘新，2004，获第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导演新人、优秀电影歌曲、市场开拓三项奖）、纪实再现优秀藏族基层干部菊美多吉的《天上的菊美》（苗月，2013，获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陈瑾]）有些影响。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电影创作状况与峨影这个有着五十余年建厂历史、中国西南地区唯一国家级电影生产企业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显然，谋求电影创作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振兴实乃峨影当务之急。令人欣喜的是，自2017年峨影作为联合出品单位的讲述精准扶贫故事的影片《十八洞村》（苗月，获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奖）大获成功以来，峨影又让人看到重振昔日辉煌的曙光——显然，这是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结果。
与峨影相似，北影、上影、长影、西影等传统电影制片厂也面临浴火重生的契机。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发表和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则为这种契机提供了现实实现的充分可能性。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电影产业已从2000年的不到10亿票房突进到2015年、2016 年的400多亿与2017年的500多亿，成为仅次于北美电影市场的全球第二大国内电影市场。方向决定命运，思维决定成败。探寻传统电影制片厂的文化方向与重生之道，深入领会、认真把握产业振兴背后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便尤为必要。
二
（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毛泽东]“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5]
[习近平]“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6] 显然，毛泽东和习近平都强调对中外优秀文化的继承、发扬。诚然，古代和外国的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不管是精神还是形式，都是需要今人继承并发扬光大的。而这对传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来说非常值得学习。只有继承，才能丰富，也才能创新；而也只有创新，文艺才会有久远的生命。亦如习近平所说：“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7]当然，任何创新都不是凭空的，都是奠定在前人的一定的基础上。电影需要创新，但并不是要求电影导演凭空创新，而是完全可以借鉴已有的優秀作品。张杨的《昨天》（2001）就成功借鉴了经典影片《公民凯恩》（奥逊·威尔斯，1941），姜文的《让子弹飞》（2010）则成功借鉴了《巴顿将军》（富兰克林·沙夫纳，1970）、《与狼共舞》（凯文·科斯特纳，1990）等电影杰作。
（二）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毛泽东]“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8]
[习近平]“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9]
显而易见，毛泽东和习近平都阐明了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道理。习近平后来还说：“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文艺反映社会，不是通过概念对社会进行抽象，而是通过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进行艺术再现。”[10]对此，电影导演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电影既非生活原态的照搬，也非无本之源的空穴来风，更不能胡编乱造。一些传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存在这样一种误区，即机械模仿好莱坞或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电影，以为只要有奇观化或夸张的打斗、枪战、矫情、过度煽情等之类的内容，情节不管怎么编，故事不管怎么讲，影片都会激起观众的欣赏兴趣，都能使创作与接受之间达成双向交流，遂不顾故事发展的逻辑顺序，情节演进的合情合理，以及视像风格的本质特性，没有底线地想象、联想、玄想、发挥，以致片中弄出不少荒诞不经、庸俗低劣的情节和场景。电影艺术的实践史已经证明，违背规定情境的随意的故事假定和情节编排只会颠覆观众正常的审美进程。因为，“一个时代及其特定文化背景下观众的欣赏情趣、娱乐需求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引导了具有倾向性的审美历程。电影对所选故事的叙述不能背离为这种共性所认同的基本准则——合情理的有现实或信仰基础的能激起情感和理性之弦的动作及其情境。”[11]
（三）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合情合理地表达
[毛泽东]“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2]
[习近平]“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13]
无疑，毛泽东与习近平都强调文艺创作者在创作之前，务必深入群众，体验生活，通过这一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借由理性和感性的碰撞，形成合情合理的能有效表达的文艺形态。习近平后来又说：“社会是一本大书，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这本大书，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读懂社会、读透社会，决定着艺术创作的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上好社会这所大学校，读好社会这本大书，创作出既有生活底蕴又有艺术高度的优秀作品。”[14]传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在构思某种题材的影片时，必须较长时间地深入生活，确认已知素材，并发现新的素材，然后深挖所选素材背后的微言大义，或情感关怀，或童真情趣，或生存哲学等契合关爱、真善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意旨；于此基础上，分析把握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和典型细节，进而将其生动、逼真的生命内涵和独特形态贯彻于电影的叙事链条。它们是完成影片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如爱森斯坦所指出的：“从结构上处理任何场面的出发点，任何时候都应当是以其内容和独特性而使人感动的地方。……通常感染力最大的是这种地方，它不仅有一眼就看得出来的直接效果，而且能含蓄地、深刻有力地体现出主题来。”[15] （四）文艺作品要经得起人民的评价、实践的检验
[毛泽东]“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16]
[习近平]“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17]
很显然，毛泽东和习近平都肯定了人民的评价、实践的检验之于文艺作品优劣判断的重要作用，之于电影，尤其如此。因为电影是大众艺术，是须实现货币价值回报的特殊文化商品。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获得必须通过受众的欣赏实践；没有经过观众欣赏或观众难以欣赏的电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它只是包含呼唤结构的第一本文；只有观众欣赏并参与创造，作为观念形态存在的电影（意义空白被填充了的第二本文）才可能完成。故此，传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要切实关注受众的思想脉搏、文化修养、审美趣味和心理指向，想观众所想，急观众所急，将个人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与大众文化心态相融合，且必须思考自己的影片“如何去感动所有的人和被所有的人所了解……一个画面的含义，或更确切地说，对它的解释是取决于看到它的人的感情，取决于这种感情是否丰富，取决于他的教育和文化素养的”。[18]而后，借助声光效果和叙事手段趋近大众心理需求，表达其愉悦、烦恼或梦想，拍出艺术性与商业性互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共存的服务于大众的影片。
（五）正确处理政治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9]
[习近平]“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20]
显而易见，毛泽东和习近平都认为文艺作品要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文艺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它需要艺术、精致地处理素材，不可盲目、草率。这正如习近平所说：“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21]电影尽管“是一种注定要获得明确的意识形态效果的机器”[22]，但即使是国产主旋律影片也要力避主流意识形态的“概念化”，而应将其蕴藏于富有新意的材料和主题之中，并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一如《战狼2》（吴京，2017）、《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等主旋律大片所做的那样。事实上，传统电影制片厂以往拍摄的主旋律电影不少存在着题材陈旧、直奔主题、说教色彩较浓的弊端。其实，“主旋律片要借鉴娱乐片围绕大众主流文化心态演绎众多不同故事的做法，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潜在核心，严格选材，深入挖掘，使材料和主题在主流意识形态暗中统帅之下，富有特色和新意”。[23]契合观众潜在心理需求的新颖题材、具有创意的主题诠释、生动逼真的情节氛围营造、典型的生活细节展现，便能大大激起受众的观赏热情，使之不自觉地于观赏之后达到“释然”的愉悦，并同时得到教益。
思及开去，对电影来说，上面并列所引毛泽东、习近平的讲话的前三段话，都涉及到导演提高自身文化艺术修养的问题。习近平曾说：“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24]诚哉斯言，传统电影制片厂的不少导演亟需大力提高自身文化艺术修养，因为文化艺术修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导演艺术感知力、理解力、判断力和创造力的高低，一个对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知之甚少的导演很难拍出具象鲜明、新颖深刻、趣味横生的影片。而所引毛泽东、习近平讲话的后两段则都涉及大众对文艺作品的接受问题。“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形态下的大众文化心态有别于另一个时代、另一社会形态下的大众文化心态而具有自己的文化品位、欣赏旨趣和心理指归，对历史、文化、道德、伦理、生活、情感有自己的认识、判断和评价。”[25]因此，关注大众文化心态的当下性、独特性并确立与之契合的创作思维、题旨和形式是传统电影制片厂导演的必须，也即要深入大众，做耐心的听众、诚实的观察者，于此过程中检验自己的所思所想，同时与电影大师的成功经验相比照，进而在探知当下大众文化心态共性和个性的基础上形成独到成熟的叙事主旨和新颖完善的艺术构思，最终以大众认同的生动具体、合情入理的电影形态来展示。 三
领会毛泽东、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联系电影创作的实际，我们觉得，传统电影制片厂要在不远的将来有长足发展，进而重铸辉煌，无疑应从如下三方面着力：
一是导演务必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艺术修养的前提下，解放思想，放开眼界，不拘泥于一人、一地、一事；艺术思维要立足本民族，放眼全世界；积极深入生活，发现题材，搜集素材，而后拓宽之、深挖之；在结构故事、展开情节、塑造形象、揭示主题的过程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扬“爱国主义”旗帜，“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26]；抒写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歌唱祖国、礼赞英雄”[27]——在终极意义上，高扬爱、关怀、真情、真诚、善良、和谐、自由等美好的事物。要知道，“对美好的事物（包括自由、和谐、真情等）的渴望是人类永恒的生生不灭的情感，是恒久要求满足的集体无意识需求”。[28]
二是导演必须认知，电影既是综合艺术、叙事艺术，也是视觉艺术、大众艺术。“实际上，电影艺术就是视觉艺术、综合艺术、叙事艺术和大众艺术四因素动态平衡的产物，其本质就存在于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绝对统一的关系中。”[29]作为由视觉艺术所确立的世界性话语，作为由大众艺术所规约的广泛受众前提——“电影没有起码数量的直接观众（这个起码数量也相当可观）就不能存在”[30]——电影导演在提炼主题、叙述故事、营造风格时，务必把握受众欣赏情趣、心理需求，契合大众主流文化心态，使作品合情合理、雅俗共赏。
三是导演务必确立精品意识，要积极调动编剧、演员、摄影、剪辑等演职部门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光影、色彩、声音、场景、情节、细节、节奏、风格等创作元素反复推敲、打磨，精心拍摄，精心剪辑，祛除实利主义，不媚俗，不唯利，不应景。“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31]精品创作的关键是作品要有令人振奋的主题、要有体现人道关爱意识的生存哲学、要有惊奇脱俗的艺术手法，要能够达至更广泛的娱乐欣赏和文化审美。之于此，习近平论述文艺“经典”的话应能给予导演们诸多启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納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32]
参考文献：
[1][2][7][10][14][21][24][27][3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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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俄）爱森斯坦.爱森坦论文选集[M].魏边实，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477-478.
[18]（美）路达·更.电影剧作与导演处理[J].世界电影，1993（3）.
[22]（法）让—路易·博德里.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C]//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497.
[23][28]峻冰.电影的论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268；36.
[29]峻冰.论电影艺术的分野及实践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0）.
[30]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10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值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它催生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李有才板话》（赵树理）、《暴风骤雨》（周立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白毛女》（贺敬之、丁毅）、《荷花淀》（孙犁）等一大批优秀之作，鼓舞了解放区人民的斗志，广泛团结了国统区的进步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艾青、曹禺、夏衍等），为抗战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则值当代中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一如习近平所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2]“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3]“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攝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4]可以想见，习近平的讲话将对当代中国的文艺事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将毛泽东和习近平的讲话对照研读，思及传统电影制片厂的创作发展与振兴策略，顿觉其中不少精彩论断为此指明了方向。
一
中国的传统电影制片厂大致有三十余家，如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峨眉电影制片厂（简称峨影）、西安电影制片厂（简称西影）、广西电影制片厂、天津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山西电影制片厂、河北电影制片厂、辽宁电影制片厂、南京电影制片厂、安徽电影制片厂、山东电影制片厂、浙江电影制片厂、江西电影制片厂、湖北电影制片厂、河南电影制片厂、兰州电影制片厂、宁夏电影制片厂等。毋庸置疑，它们为中国“十七年电影”与改革开放后（截至1990年代末）国产电影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然毋须讳言，近十余年来，传统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创作并不尽如人意。除北影、上影、长影等勉强维持外，包括峨影、西影等原先全国非常知名的电影制片厂在内的大部分传统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创作都步履维艰，甚而难以为继。
以1990年代以前与北影、上影、长影齐名的峨影为例，该厂不仅为“十七年电影”做出过较大贡献，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峨影也取得过不俗的成绩，拍出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其、李亚林，1981）、《内当家》（滕进贤，1982）、《红衣少女》（陆小雅，1984，获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顽主》（米家山，1989）、《焦裕禄》（王冀邢，1990，获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健]，第1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演员奖[李雪健]）、《被告山杠爷》（范元，1994）、《巧奔妙逃》（孙敏，1995）等优秀影片。然1990年以后，峨影除去以峨眉电影集团的名义联合出品的几部影片①和以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名义联合制作或投资的几部影片②外，峨影独立出品、摄制并发行的影片并不多，而且只有抗击“非典”题材的影片《三十八度》（刘新，2004，获第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导演新人、优秀电影歌曲、市场开拓三项奖）、纪实再现优秀藏族基层干部菊美多吉的《天上的菊美》（苗月，2013，获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陈瑾]）有些影响。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电影创作状况与峨影这个有着五十余年建厂历史、中国西南地区唯一国家级电影生产企业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显然，谋求电影创作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振兴实乃峨影当务之急。令人欣喜的是，自2017年峨影作为联合出品单位的讲述精准扶贫故事的影片《十八洞村》（苗月，获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奖）大获成功以来，峨影又让人看到重振昔日辉煌的曙光——显然，这是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结果。
与峨影相似，北影、上影、长影、西影等传统电影制片厂也面临浴火重生的契机。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发表和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则为这种契机提供了现实实现的充分可能性。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电影产业已从2000年的不到10亿票房突进到2015年、2016 年的400多亿与2017年的500多亿，成为仅次于北美电影市场的全球第二大国内电影市场。方向决定命运，思维决定成败。探寻传统电影制片厂的文化方向与重生之道，深入领会、认真把握产业振兴背后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便尤为必要。
二
（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毛泽东]“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5]
[习近平]“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6] 显然，毛泽东和习近平都强调对中外优秀文化的继承、发扬。诚然，古代和外国的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不管是精神还是形式，都是需要今人继承并发扬光大的。而这对传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来说非常值得学习。只有继承，才能丰富，也才能创新；而也只有创新，文艺才会有久远的生命。亦如习近平所说：“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7]当然，任何创新都不是凭空的，都是奠定在前人的一定的基础上。电影需要创新，但并不是要求电影导演凭空创新，而是完全可以借鉴已有的優秀作品。张杨的《昨天》（2001）就成功借鉴了经典影片《公民凯恩》（奥逊·威尔斯，1941），姜文的《让子弹飞》（2010）则成功借鉴了《巴顿将军》（富兰克林·沙夫纳，1970）、《与狼共舞》（凯文·科斯特纳，1990）等电影杰作。
（二）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毛泽东]“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8]
[习近平]“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9]
显而易见，毛泽东和习近平都阐明了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道理。习近平后来还说：“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文艺反映社会，不是通过概念对社会进行抽象，而是通过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进行艺术再现。”[10]对此，电影导演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电影既非生活原态的照搬，也非无本之源的空穴来风，更不能胡编乱造。一些传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存在这样一种误区，即机械模仿好莱坞或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电影，以为只要有奇观化或夸张的打斗、枪战、矫情、过度煽情等之类的内容，情节不管怎么编，故事不管怎么讲，影片都会激起观众的欣赏兴趣，都能使创作与接受之间达成双向交流，遂不顾故事发展的逻辑顺序，情节演进的合情合理，以及视像风格的本质特性，没有底线地想象、联想、玄想、发挥，以致片中弄出不少荒诞不经、庸俗低劣的情节和场景。电影艺术的实践史已经证明，违背规定情境的随意的故事假定和情节编排只会颠覆观众正常的审美进程。因为，“一个时代及其特定文化背景下观众的欣赏情趣、娱乐需求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引导了具有倾向性的审美历程。电影对所选故事的叙述不能背离为这种共性所认同的基本准则——合情理的有现实或信仰基础的能激起情感和理性之弦的动作及其情境。”[11]
（三）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合情合理地表达
[毛泽东]“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2]
[习近平]“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13]
无疑，毛泽东与习近平都强调文艺创作者在创作之前，务必深入群众，体验生活，通过这一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借由理性和感性的碰撞，形成合情合理的能有效表达的文艺形态。习近平后来又说：“社会是一本大书，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这本大书，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读懂社会、读透社会，决定着艺术创作的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上好社会这所大学校，读好社会这本大书，创作出既有生活底蕴又有艺术高度的优秀作品。”[14]传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在构思某种题材的影片时，必须较长时间地深入生活，确认已知素材，并发现新的素材，然后深挖所选素材背后的微言大义，或情感关怀，或童真情趣，或生存哲学等契合关爱、真善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意旨；于此基础上，分析把握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和典型细节，进而将其生动、逼真的生命内涵和独特形态贯彻于电影的叙事链条。它们是完成影片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如爱森斯坦所指出的：“从结构上处理任何场面的出发点，任何时候都应当是以其内容和独特性而使人感动的地方。……通常感染力最大的是这种地方，它不仅有一眼就看得出来的直接效果，而且能含蓄地、深刻有力地体现出主题来。”[15] （四）文艺作品要经得起人民的评价、实践的检验
[毛泽东]“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16]
[习近平]“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17]
很显然，毛泽东和习近平都肯定了人民的评价、实践的检验之于文艺作品优劣判断的重要作用，之于电影，尤其如此。因为电影是大众艺术，是须实现货币价值回报的特殊文化商品。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获得必须通过受众的欣赏实践；没有经过观众欣赏或观众难以欣赏的电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它只是包含呼唤结构的第一本文；只有观众欣赏并参与创造，作为观念形态存在的电影（意义空白被填充了的第二本文）才可能完成。故此，传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要切实关注受众的思想脉搏、文化修养、审美趣味和心理指向，想观众所想，急观众所急，将个人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与大众文化心态相融合，且必须思考自己的影片“如何去感动所有的人和被所有的人所了解……一个画面的含义，或更确切地说，对它的解释是取决于看到它的人的感情，取决于这种感情是否丰富，取决于他的教育和文化素养的”。[18]而后，借助声光效果和叙事手段趋近大众心理需求，表达其愉悦、烦恼或梦想，拍出艺术性与商业性互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共存的服务于大众的影片。
（五）正确处理政治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9]
[习近平]“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20]
显而易见，毛泽东和习近平都认为文艺作品要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文艺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它需要艺术、精致地处理素材，不可盲目、草率。这正如习近平所说：“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21]电影尽管“是一种注定要获得明确的意识形态效果的机器”[22]，但即使是国产主旋律影片也要力避主流意识形态的“概念化”，而应将其蕴藏于富有新意的材料和主题之中，并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一如《战狼2》（吴京，2017）、《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等主旋律大片所做的那样。事实上，传统电影制片厂以往拍摄的主旋律电影不少存在着题材陈旧、直奔主题、说教色彩较浓的弊端。其实，“主旋律片要借鉴娱乐片围绕大众主流文化心态演绎众多不同故事的做法，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潜在核心，严格选材，深入挖掘，使材料和主题在主流意识形态暗中统帅之下，富有特色和新意”。[23]契合观众潜在心理需求的新颖题材、具有创意的主题诠释、生动逼真的情节氛围营造、典型的生活细节展现，便能大大激起受众的观赏热情，使之不自觉地于观赏之后达到“释然”的愉悦，并同时得到教益。
思及开去，对电影来说，上面并列所引毛泽东、习近平的讲话的前三段话，都涉及到导演提高自身文化艺术修养的问题。习近平曾说：“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24]诚哉斯言，传统电影制片厂的不少导演亟需大力提高自身文化艺术修养，因为文化艺术修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导演艺术感知力、理解力、判断力和创造力的高低，一个对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知之甚少的导演很难拍出具象鲜明、新颖深刻、趣味横生的影片。而所引毛泽东、习近平讲话的后两段则都涉及大众对文艺作品的接受问题。“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形态下的大众文化心态有别于另一个时代、另一社会形态下的大众文化心态而具有自己的文化品位、欣赏旨趣和心理指归，对历史、文化、道德、伦理、生活、情感有自己的认识、判断和评价。”[25]因此，关注大众文化心态的当下性、独特性并确立与之契合的创作思维、题旨和形式是传统电影制片厂导演的必须，也即要深入大众，做耐心的听众、诚实的观察者，于此过程中检验自己的所思所想，同时与电影大师的成功经验相比照，进而在探知当下大众文化心态共性和个性的基础上形成独到成熟的叙事主旨和新颖完善的艺术构思，最终以大众认同的生动具体、合情入理的电影形态来展示。 三
领会毛泽东、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联系电影创作的实际，我们觉得，传统电影制片厂要在不远的将来有长足发展，进而重铸辉煌，无疑应从如下三方面着力：
一是导演务必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艺术修养的前提下，解放思想，放开眼界，不拘泥于一人、一地、一事；艺术思维要立足本民族，放眼全世界；积极深入生活，发现题材，搜集素材，而后拓宽之、深挖之；在结构故事、展开情节、塑造形象、揭示主题的过程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扬“爱国主义”旗帜，“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26]；抒写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歌唱祖国、礼赞英雄”[27]——在终极意义上，高扬爱、关怀、真情、真诚、善良、和谐、自由等美好的事物。要知道，“对美好的事物（包括自由、和谐、真情等）的渴望是人类永恒的生生不灭的情感，是恒久要求满足的集体无意识需求”。[28]
二是导演必须认知，电影既是综合艺术、叙事艺术，也是视觉艺术、大众艺术。“实际上，电影艺术就是视觉艺术、综合艺术、叙事艺术和大众艺术四因素动态平衡的产物，其本质就存在于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绝对统一的关系中。”[29]作为由视觉艺术所确立的世界性话语，作为由大众艺术所规约的广泛受众前提——“电影没有起码数量的直接观众（这个起码数量也相当可观）就不能存在”[30]——电影导演在提炼主题、叙述故事、营造风格时，务必把握受众欣赏情趣、心理需求，契合大众主流文化心态，使作品合情合理、雅俗共赏。
三是导演务必确立精品意识，要积极调动编剧、演员、摄影、剪辑等演职部门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光影、色彩、声音、场景、情节、细节、节奏、风格等创作元素反复推敲、打磨，精心拍摄，精心剪辑，祛除实利主义，不媚俗，不唯利，不应景。“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31]精品创作的关键是作品要有令人振奋的主题、要有体现人道关爱意识的生存哲学、要有惊奇脱俗的艺术手法，要能够达至更广泛的娱乐欣赏和文化审美。之于此，习近平论述文艺“经典”的话应能给予导演们诸多启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納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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