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我介绍怎么说啊？
从1997年开始，我在香港大学教通识教育。我发现，从19岁～22岁的年轻人都不会做自我介绍。有想法地表述自己对他们来说很难。我让大家做自我介绍，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怎么说啊？不会说，那就叫同学发问，第一反应是：怎么问啊？那好，我来发问吧，比如我问：你喜欢什么颜色？结果他们说：啊？
自我介绍的目的在于，我希望你能用自己的语境和方式，与别人分享你的故事。
不擅长自我介绍，我想可能与发生的地点有关——教室。在教室的屋檐下，很容易让同学们产生“对与错”的概念，“高分与低分”的区别。当问题不明确的时候，很容易让人产生“不能答错”的恐惧感。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要“活得对”，而不是生活本身。何必管那些对错呢？到最后，所有的“错”也可能变成“对”，因为这是一个过程。
创作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寻找一种沉淀的方式。听的、经历的、幻想的，累计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喷涌。创作就像是一棵树，在不同的季节长出不同的果子。
创作对我来说，起始于模仿。模仿本身有一定的取向。比如说，我会模仿张爱玲，但不会模仿鲁迅。我可能看张爱玲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去看鲁迅，才领会到小时候没看懂的东西。模仿是当自己还没有足够经验时做的事。当自己逐渐自信起来，就开始更主动地掌握沟通和写作的工具。写作就是拿来验证感受和成长的方式。
我十二三岁开始拿起笔，当时常被爸爸妈妈拿来“宴客”。比如家里有朋友来了，爸妈就说我很会写诗，然后马上给我一个题目，让我即兴赋诗一首。写完后，总能听到大人的惊叹。小时候很单纯，父母给我的题目，我全是从感觉出发去理解的。全凭感觉，居然能换来掌声，这给了我很大动力。你也可以称之为虚荣心吧。长大后发现虚荣心也能带来痛苦，这才明白，不能全靠别人的掌声，因为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是所有人都喜欢的。还是要回到创作本身。
创作是一种蜕皮。我在导戏或者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新生的角度，而不是重新包装昨天的东西。我已经做了51部作品了，从1982年到现在，但在很多人心中还是一个新人。因为我的作品有很多分水岭，很多观众从《贾宝玉》或者《包法利夫人》才认识我。
很多人说，很难不在乎别人的意见。这就是一种自我矛盾。比如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想要做的是取悦某个人，但也许一转身，你发现那个人的标准又变了。所以这样的抉择困难造成了我们的矛盾。人不需要一直生活在顺畅之中，而是总在矛盾着的。这样到最后闭上眼睛的时候，可以跟自己说：“这一生我还拿捏得不错。”
很多人说，创作很虚。我觉得一点儿也不虚！给学生的第一课上，我就教他们要学会聊天。我非常喜欢旁听别人的聊天，或者说偷听。在公众场合，你会听见很多人交换彼此的想法，很有意思。不过在这个时代偷听更困难了。因为现在人太依赖手机了，甚至面对面还要发信息。
创作的确比以前更复杂了。本来很简单的互相交流和启发，现在代价变大了，因为大家都害怕讲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许，你和别人讲话的时候，会揣摩对方想要听什么话，这是因为你们的关系建立在一种设定好的层面上，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则，就麻烦了。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有一次对方没有说到你想听的话，你就会觉得，所有的感觉就像气泡被扎破了，“嘭嘭嘭”地消失在空中。
找到你自己是谁，
而不是想方设法变成别人
我们常看到，有人写的歌似乎我们听过，有人写的词是在复制别人的。那是因为这些人最大的满足感不是来自于创作，而是来自于认可。
举个例子。最近，我刚看了38部年轻人拍的短片。很痛苦。其实他们的制作水准都非常高，因为政府提供了一笔不小的制作费，所以灯光、构图、摄影都是可以直接放映的水准。但是在片子里的精神、创意、内容的维度，我只给了他们1分。为什么不给0分？规则说明从1分到10分。我给了1分，是想要说明我的立场和态度：他们还没有艺术家或者说创作人的意识。
创作，就是要找到你自己是谁，而不是想方设法变成别人。我常看到年轻人的追求是“我想成为王家卫的接班人”、“我想成为彭浩翔2号”。所以当看了一部又一部影片里面重复的意象时，我实在很烦恼。
在这些影片里，不太好的形象都是用胖女生饰演的，比如一个告密者、一个说是非的人；那些看上去很能产生欲望的，一定是女主角；年轻人一定是长头发，而且不绑起来，腿还很长。这就是年轻吗？对此我非常怀疑。这叫做“年轻的惯性符号”，而不是“年轻”。
创作应该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而不是看见别人希望我们看见的东西。要不然在创作中被既定的观念牢牢绑住，好像又回到了考场上一样。在香港，很多学生回答问题时，不是答自己认可的答案，而是老师认可的答案。走向社会后，就会揣摩更高的阶层想要我们回答的答案。所以创作越来越难。
西西写的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最近被拍成了一部短片，小说写的是一个遗容化妆师的故事。我在看的时候，就在琢磨，帮死人化妆要怎么拍？可能要申请牌照、进入殡仪馆、然后取得死者家属同意，这样显然比较困难，所以要拍假的死者。那要怎么样再创作呢？比较直接的是一个演员装成死人，然后另一个演员帮他化妆。但是我不会这样。可能我连化妆都不拍。我是这么想的：当一个死人躺在一个很冷很冷的铁板上，化妆师看到这个人突然就睁大眼睛，并且一直流眼泪，化妆师一直帮他抹眼泪。死者的眼泪流不停，化妆师一直帮他抹。这个时候加上小说里面的旁白：“我是一个遗容化妆师。”为什么会想到抹眼泪？因为几乎每一个生者在看到死者的时候，第一个投射的想法就是遗憾，所以死者“抹眼泪”也不够创新。真正创新的是这个死者一直在笑，然后遗容化妆师在打他，骂骂咧咧地说：“你这样一直笑，我都没办法帮你化妆！”
但是我的用心你觉得观众能看懂吗？一些很没有想象力的观众恐怕会叫起来：搞什么鬼！这个死人为什么会睁大眼睛！为什么会哭会笑！
所以我说，懂得拍电影，就必须从懂得看电影开始。懂得看，还必须从有想象力开始。想象力是与生俱来的吗？可以被量化吗？不是，这关乎一种感知。想象力从平常聊天的时候，就该互相去感受了。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眼睛看，用身体感应，但是没有动用情感。如何让冷漠的人重新找回温度，这才是教育的目的。创新就是一种对情感的敏感。
聊天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创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祝你今年不劳而获”
怎么选择素材？
有年轻人说，我们的生活很顺利，没有挫折，也没有特别的地方，没有素材啊！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独特的地方，充满各种气味和形状。而且每一个时代都有永恒的主题——爱与被爱。
为什么现在人们觉得创作能力薄弱？那是因为我们希望被爱，远远地超过爱。我们丧失了这种主动的能力，而是想被动的承受。有些人甚至想要“被‘被爱’”，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多。当你想爱的时候，你就有了创作的来源。不能有：因为我是我，我就应该得到（I deserve something）的观念。
五个字可以概括出现在的时代精神，就是：羡慕嫉妒恨。其实这三个词没有区别，羡慕就是嫉妒，嫉妒就是恨，恨就是羡慕，都是和别人的攀比，与自己无关。在香港过年的时候时兴说：祝你今年不劳而获！这种被动人格的滋生让我们丧失了去爱的勇气。而爱就是实现自己的一个过程。
先谈谈生活中怎么去感受自己的需要吧。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个习惯，喜欢在巴士上和陌生人聊天，或者遛狗时和别人搭讪。用广东话来说是：宁可错杀不能放过。当我有和某个人交流的欲望时，我就觉得要让他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当然我失败过很多次。失败有个好处，就是帮我把脸皮变得很厚。现在的年轻人都很“玻璃心”，三句话聊下来他们就说“那岂不是很受伤”，或者“这样不会很痛吗”，或者“我的心已经死了”。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实体的经验来。好多通讯工具和讯息让我们不用去找寻一手的经验，而是有很多七手的经验。像我那个时候，如果想要体验，就要把自己丢到那一个环境中去，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偷听器。
现在的偷听器就是比如Facebook这样的软件。它永远实时地告诉你，现在谁和谁在聊天，说了些什么。你永远都在随时可以进入浏览的情绪状态。现在很难有人好好专心创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家觉得时间这么短，而我可以接触这么多资讯，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干一件事？
浏览这件事，大大地削弱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非常愿意拥抱浅白、简单、熟悉的符号，变成了符号的奴隶。我们本来应该主动去解码，但是现在却让符号决定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密码。
（根据林奕华在北京市韬奋图书馆的讲座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张蕾磊
从1997年开始，我在香港大学教通识教育。我发现，从19岁～22岁的年轻人都不会做自我介绍。有想法地表述自己对他们来说很难。我让大家做自我介绍，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怎么说啊？不会说，那就叫同学发问，第一反应是：怎么问啊？那好，我来发问吧，比如我问：你喜欢什么颜色？结果他们说：啊？
自我介绍的目的在于，我希望你能用自己的语境和方式，与别人分享你的故事。
不擅长自我介绍，我想可能与发生的地点有关——教室。在教室的屋檐下，很容易让同学们产生“对与错”的概念，“高分与低分”的区别。当问题不明确的时候，很容易让人产生“不能答错”的恐惧感。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要“活得对”，而不是生活本身。何必管那些对错呢？到最后，所有的“错”也可能变成“对”，因为这是一个过程。
创作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寻找一种沉淀的方式。听的、经历的、幻想的，累计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喷涌。创作就像是一棵树，在不同的季节长出不同的果子。
创作对我来说，起始于模仿。模仿本身有一定的取向。比如说，我会模仿张爱玲，但不会模仿鲁迅。我可能看张爱玲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去看鲁迅，才领会到小时候没看懂的东西。模仿是当自己还没有足够经验时做的事。当自己逐渐自信起来，就开始更主动地掌握沟通和写作的工具。写作就是拿来验证感受和成长的方式。
我十二三岁开始拿起笔，当时常被爸爸妈妈拿来“宴客”。比如家里有朋友来了，爸妈就说我很会写诗，然后马上给我一个题目，让我即兴赋诗一首。写完后，总能听到大人的惊叹。小时候很单纯，父母给我的题目，我全是从感觉出发去理解的。全凭感觉，居然能换来掌声，这给了我很大动力。你也可以称之为虚荣心吧。长大后发现虚荣心也能带来痛苦，这才明白，不能全靠别人的掌声，因为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是所有人都喜欢的。还是要回到创作本身。
创作是一种蜕皮。我在导戏或者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新生的角度，而不是重新包装昨天的东西。我已经做了51部作品了，从1982年到现在，但在很多人心中还是一个新人。因为我的作品有很多分水岭，很多观众从《贾宝玉》或者《包法利夫人》才认识我。
很多人说，很难不在乎别人的意见。这就是一种自我矛盾。比如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想要做的是取悦某个人，但也许一转身，你发现那个人的标准又变了。所以这样的抉择困难造成了我们的矛盾。人不需要一直生活在顺畅之中，而是总在矛盾着的。这样到最后闭上眼睛的时候，可以跟自己说：“这一生我还拿捏得不错。”
很多人说，创作很虚。我觉得一点儿也不虚！给学生的第一课上，我就教他们要学会聊天。我非常喜欢旁听别人的聊天，或者说偷听。在公众场合，你会听见很多人交换彼此的想法，很有意思。不过在这个时代偷听更困难了。因为现在人太依赖手机了，甚至面对面还要发信息。
创作的确比以前更复杂了。本来很简单的互相交流和启发，现在代价变大了，因为大家都害怕讲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许，你和别人讲话的时候，会揣摩对方想要听什么话，这是因为你们的关系建立在一种设定好的层面上，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则，就麻烦了。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有一次对方没有说到你想听的话，你就会觉得，所有的感觉就像气泡被扎破了，“嘭嘭嘭”地消失在空中。
找到你自己是谁，
而不是想方设法变成别人
我们常看到，有人写的歌似乎我们听过，有人写的词是在复制别人的。那是因为这些人最大的满足感不是来自于创作，而是来自于认可。
举个例子。最近，我刚看了38部年轻人拍的短片。很痛苦。其实他们的制作水准都非常高，因为政府提供了一笔不小的制作费，所以灯光、构图、摄影都是可以直接放映的水准。但是在片子里的精神、创意、内容的维度，我只给了他们1分。为什么不给0分？规则说明从1分到10分。我给了1分，是想要说明我的立场和态度：他们还没有艺术家或者说创作人的意识。
创作，就是要找到你自己是谁，而不是想方设法变成别人。我常看到年轻人的追求是“我想成为王家卫的接班人”、“我想成为彭浩翔2号”。所以当看了一部又一部影片里面重复的意象时，我实在很烦恼。
在这些影片里，不太好的形象都是用胖女生饰演的，比如一个告密者、一个说是非的人；那些看上去很能产生欲望的，一定是女主角；年轻人一定是长头发，而且不绑起来，腿还很长。这就是年轻吗？对此我非常怀疑。这叫做“年轻的惯性符号”，而不是“年轻”。
创作应该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而不是看见别人希望我们看见的东西。要不然在创作中被既定的观念牢牢绑住，好像又回到了考场上一样。在香港，很多学生回答问题时，不是答自己认可的答案，而是老师认可的答案。走向社会后，就会揣摩更高的阶层想要我们回答的答案。所以创作越来越难。
西西写的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最近被拍成了一部短片，小说写的是一个遗容化妆师的故事。我在看的时候，就在琢磨，帮死人化妆要怎么拍？可能要申请牌照、进入殡仪馆、然后取得死者家属同意，这样显然比较困难，所以要拍假的死者。那要怎么样再创作呢？比较直接的是一个演员装成死人，然后另一个演员帮他化妆。但是我不会这样。可能我连化妆都不拍。我是这么想的：当一个死人躺在一个很冷很冷的铁板上，化妆师看到这个人突然就睁大眼睛，并且一直流眼泪，化妆师一直帮他抹眼泪。死者的眼泪流不停，化妆师一直帮他抹。这个时候加上小说里面的旁白：“我是一个遗容化妆师。”为什么会想到抹眼泪？因为几乎每一个生者在看到死者的时候，第一个投射的想法就是遗憾，所以死者“抹眼泪”也不够创新。真正创新的是这个死者一直在笑，然后遗容化妆师在打他，骂骂咧咧地说：“你这样一直笑，我都没办法帮你化妆！”
但是我的用心你觉得观众能看懂吗？一些很没有想象力的观众恐怕会叫起来：搞什么鬼！这个死人为什么会睁大眼睛！为什么会哭会笑！
所以我说，懂得拍电影，就必须从懂得看电影开始。懂得看，还必须从有想象力开始。想象力是与生俱来的吗？可以被量化吗？不是，这关乎一种感知。想象力从平常聊天的时候，就该互相去感受了。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眼睛看，用身体感应，但是没有动用情感。如何让冷漠的人重新找回温度，这才是教育的目的。创新就是一种对情感的敏感。
聊天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创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祝你今年不劳而获”
怎么选择素材？
有年轻人说，我们的生活很顺利，没有挫折，也没有特别的地方，没有素材啊！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独特的地方，充满各种气味和形状。而且每一个时代都有永恒的主题——爱与被爱。
为什么现在人们觉得创作能力薄弱？那是因为我们希望被爱，远远地超过爱。我们丧失了这种主动的能力，而是想被动的承受。有些人甚至想要“被‘被爱’”，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多。当你想爱的时候，你就有了创作的来源。不能有：因为我是我，我就应该得到（I deserve something）的观念。
五个字可以概括出现在的时代精神，就是：羡慕嫉妒恨。其实这三个词没有区别，羡慕就是嫉妒，嫉妒就是恨，恨就是羡慕，都是和别人的攀比，与自己无关。在香港过年的时候时兴说：祝你今年不劳而获！这种被动人格的滋生让我们丧失了去爱的勇气。而爱就是实现自己的一个过程。
先谈谈生活中怎么去感受自己的需要吧。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个习惯，喜欢在巴士上和陌生人聊天，或者遛狗时和别人搭讪。用广东话来说是：宁可错杀不能放过。当我有和某个人交流的欲望时，我就觉得要让他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当然我失败过很多次。失败有个好处，就是帮我把脸皮变得很厚。现在的年轻人都很“玻璃心”，三句话聊下来他们就说“那岂不是很受伤”，或者“这样不会很痛吗”，或者“我的心已经死了”。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实体的经验来。好多通讯工具和讯息让我们不用去找寻一手的经验，而是有很多七手的经验。像我那个时候，如果想要体验，就要把自己丢到那一个环境中去，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偷听器。
现在的偷听器就是比如Facebook这样的软件。它永远实时地告诉你，现在谁和谁在聊天，说了些什么。你永远都在随时可以进入浏览的情绪状态。现在很难有人好好专心创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家觉得时间这么短，而我可以接触这么多资讯，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干一件事？
浏览这件事，大大地削弱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非常愿意拥抱浅白、简单、熟悉的符号，变成了符号的奴隶。我们本来应该主动去解码，但是现在却让符号决定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密码。
（根据林奕华在北京市韬奋图书馆的讲座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