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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贫富分化是在我国社会急剧转型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部分。贫富差距过大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安全都有很明显的不利影响。近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的贫富差距的程度大幅度上升，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脱贫是我国的当务之急，而脱贫致富是一项系统性、全面性工程，既需要多部门上下、左右协同联合，也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有生力量和优势资源，其中必然包括坚持基层组织建设和充分发挥每个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关键词]转型期；阶层；政府；贫富差距；分化
[文献分类号] D012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贫富矛盾已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这一点，从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富裕群体所占的财富比例等幾个指标中可以比较清晰地显示出来。第一，基尼系数较高。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0.2左右上升到1993年的0.42，而按照许多学者的测算，中国现世纪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甚至超过了0.5.[1]46第二，城乡差距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按照国际一般的情况，在一个国家当中，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7倍以内，世界只有少数国家超过了两倍。第三，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不同的省市来看，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28837.78元；最低的是甘肃，为11929.78元；在农村，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为12482.94元；最低的是甘肃，为2980.10元。第四，不同群体所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明显失衡。在1997-2007年间，“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在1995-2007年间，劳动者报酬占比从51.4%下降到39.7%，共计11.7个百分比。[1]
1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出发，确保共同富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这种超出了正常限制的贫富差距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危害国家安全。我国当前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个体差距等进一步扩大，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国家的强大和稳定与政治制度化的完善程度密不可分，完善的政治制度有利于更好的发挥政府职能，使政府从整体大局上控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1]
1.1有效履行政府职能，防止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会更大化加深社会不公正的情形，使社会各个群体之间产生隔阂、不信任、不合作，甚至产生抵触，从而导致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一方面，我国政府机关内的干部是由同一政党组织内具有同样政治原则、政策取向和利益追求的人来担当。一旦干部没能正确的履行政府职能，势必会造成各个群体的利益分配不公，更进一步推动贫富分化。另一方面，我国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政府职能履行不当会造成社会管理滞后，而在行政力量的普遍介入下，干部在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处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一旦处理不好，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错乱。因此，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主要职责应当是维护社会公正，改善民生，确保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1]
1.2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方面入手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抑制贫富分化加剧。维护社会公正公平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公平的社会分配更是社会各组织群体获得合法权益的基本保障。我国党和政府应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体系，在社会政策上引导财富的多次分配，缩短贫富分化的差距。贫富悬殊体现在社会资源的占有比重方面，贫富差距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程度密不可分。在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实施的是由国家来配置资源的分配体制；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分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市场来配置资源。由于市场主张优胜劣汰，所以必然会产生很大的不平衡和分化。为了防止这种不平衡引起更大的贫富分化，从根源上治理市场资源配置是必要的。而市场配置资源是市场分配的第一个环节，显然，仅通过一次分配并不能达到公正公平。因此，市场在初次分配完成后，还需要通过多次分配完成再分配以实现比较公平的社会分配。[1]
1.3确保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反贪”也很重要。财富的透明对提高一个国家对贫富差距的控制能力至关重要，更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正处于转型期，体制还不健全，很多违法、违规的现象相继出现，由违法、违规造成的贫富问题更是多不胜数。这些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造就了很多非法致富的人，更引起群众的强烈愤慨，在心理上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化。如，一些高级干部的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犯罪金额更是触目惊心；一些非法商人恣意妄为的偷税、漏税、逃税、骗税，并迅速非法暴富，引发群众强烈不满。因此，我国党和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权力约束，坚决惩治腐败，消除贪污腐败、非法致富的土壤和根源，确保我国社会的经济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1]
2从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出发，确保精准脱贫
没有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就没有全面的小康。我国党和政府应大幅度推进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设，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我国现阶段，要想解决和缓解贫富矛盾，关键在于解决和缓解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保障制度的短板。
2.1为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前提保障和平台。我国有大量的低收入者，保证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尤为重要，这种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是确保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地步的关键。我国的贫富矛盾是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的，这种快速的贫富分化现象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论是我国政府还是群众对此都还在不断探索，这难免让人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觉得难以适应。至此，人民群众就更需要一个“兜底”的底线保障来确保基本的生存。如，俄国在急剧转型时期曾出现大量的贫困者，但俄国政府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给这些贫困者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使贫困者得以生存，反而杜绝了贫困者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维护了俄国急剧转型期的社会安定。低收入者是社会成员中急需保护和帮助的成分，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是我国党和政府的职责，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1] 2.2保障民众拥有平等公正的竞争机会。一方面，目前，我国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的社会地位急剧上升，处于强势状态。并且这两个群体已经拥有无可争辩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更是形成了他们需要的潜规则，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制定主要的公共政策。而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这些人数居多的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了，处于某种弱势的状态。这些群体的社会话语权明显匮乏，容易被无视。另一方面，对于精英群体来说，他们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就等于掌握了一定的财富，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从而形成了一种“权钱一体化”“赢者通吃”的局面。而处于强势位置的群众容易利益结盟，无视公平，这使得处于弱势的群众在一定条件下无法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更使国家损失一部分弱势群众中的精英。[1]这种不平等在打击这部分精英的积极创造性的同时还使他们无法为自己创造财富，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因此，我国党和政府应保障民众拥有平等公正的竞争机会，使民众遵循公平正义的规制，确保社会各个群体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2.3通过保障制度对贫困者采取扶助、帮助的政策。我国党和政府应深入了解群众的生活，明确贫困户，弄清楚扶谁的贫，按规定发放救济金，精准扶贫。此外，解决贫困问题，一方面要对高收入者收税。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各种保障制度，像医疗、住房、失业救济等方面的体制制度，都应首要考虑低收入者的利益。贫困包括两种类型，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两种类型的贫困群体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扶贫对象。近年来，我国在城市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里的贫困者实行救济，这种低保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农村人口巨大，解决这个问题难度相当大，所以，我国党和政府应加强对这部分农村贫困群体的扶贫力度。
3从社会成员自身出发，改变自身贫困状况
中共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而我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而缩小贫富差距不仅需要我国党和政府的努力，还需要人民群众加入进来，党民一心，精准扶贫。
3.1劳动力改革，激励社会成员发挥自身努力因素。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一经开放，马上就出现失业下岗问题，这是很大的失业危急。研究各国的历史发现，要想缩小不平衡就必须扩大就业队伍。当今社会，就业与失业已成为生活富裕与贫穷的分水岭。而我国已进入就业人口压力的高峰期，与此形成的悖论是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以增加效益为导向的，因此，必然要吸纳少而精的劳动力。所以，如何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成了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进行劳动力的改革，激励社会成员发挥自身努力因素，发散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并提供支持和帮助，鼓励创业就业，承认多种就业形式的正当性是解决失业危机的重要途径。如，小时工、临时工、大学生创业、阶段就业等等这些合法就业应当扶植，在政策上对它们公正公平。此外，我国党和政府应激励并倡导社会成员创新创业，发挥自身努力因素，为自己创造新的可竞争就业机会，也为他人创造更多就业平台。[1]
3.2解决贫困问题，教育是核心。教育显在的功能是传播知识，此外，教育还有很多潜在的功能，而减轻贫困正是教育的潜在功能之一。当今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很普遍，其中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受教育造成的没知识、没文化、没技术，实际上是“文化贫困”。在贵州和西北地区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曾动员很多人移出山区，帮他们解决贫困问题，结果他们后来又跑回山里去了，生活依然如故。我们知道劳资矛盾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贫乏，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农民遭受较为广泛的社会性和制度性歧视。因此，政府应支持、倡导、鼓励社会成员积极的接受教育，依靠基本教育、技术教育，传播知识技能，逐渐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技术水平，改变他们的观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贫困状况。[3]
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是在社会急剧转型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的。因受各种因素影响，贫富分化问题不仅已经构成我国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并且通过抑制需求已经开始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导致我国经济、社会难以向更高阶段發展。[4]而我国现阶段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近年来，我国的脱贫攻坚政策已经在全国多地区开展实施，众多地区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贫困民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此外，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贫富分化为我国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党和政府卓有成效地减少了贫富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巩固了政权，为解决贫富矛盾问题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而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也有财力基础，社会上又有这种需求，在充分估计目前形势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应借鉴转型期抑制贫富差距的正确经验，根据转型期成功减少贫富矛盾的理论总结和实践，结合当今现实社会，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抑制贫富差距的策略，以逐渐缓解不平衡、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吴忠民，林梅，新形势下中国重大社会矛盾问题分析[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2]刘祖云.中国社会发展三论：转型·分化·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8
[3]张素梅.阶层分化与中国梦的实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
[4]陶大坤.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成因及对策探析[J]科教文汇：财经管理版，2007，09-163-02
基金项目：
本项目由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kjcx2016-08mdjnu。
作者简介：
詹晓丽（1989-），女（汉族），湖北十堰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董一冰（1968-），女（汉族），黑龙江牡丹江人，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关键词]转型期；阶层；政府；贫富差距；分化
[文献分类号] D012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贫富矛盾已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这一点，从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富裕群体所占的财富比例等幾个指标中可以比较清晰地显示出来。第一，基尼系数较高。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0.2左右上升到1993年的0.42，而按照许多学者的测算，中国现世纪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甚至超过了0.5.[1]46第二，城乡差距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按照国际一般的情况，在一个国家当中，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7倍以内，世界只有少数国家超过了两倍。第三，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不同的省市来看，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28837.78元；最低的是甘肃，为11929.78元；在农村，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为12482.94元；最低的是甘肃，为2980.10元。第四，不同群体所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明显失衡。在1997-2007年间，“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在1995-2007年间，劳动者报酬占比从51.4%下降到39.7%，共计11.7个百分比。[1]
1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出发，确保共同富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这种超出了正常限制的贫富差距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危害国家安全。我国当前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个体差距等进一步扩大，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国家的强大和稳定与政治制度化的完善程度密不可分，完善的政治制度有利于更好的发挥政府职能，使政府从整体大局上控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1]
1.1有效履行政府职能，防止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会更大化加深社会不公正的情形，使社会各个群体之间产生隔阂、不信任、不合作，甚至产生抵触，从而导致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一方面，我国政府机关内的干部是由同一政党组织内具有同样政治原则、政策取向和利益追求的人来担当。一旦干部没能正确的履行政府职能，势必会造成各个群体的利益分配不公，更进一步推动贫富分化。另一方面，我国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政府职能履行不当会造成社会管理滞后，而在行政力量的普遍介入下，干部在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处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一旦处理不好，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错乱。因此，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主要职责应当是维护社会公正，改善民生，确保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1]
1.2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方面入手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抑制贫富分化加剧。维护社会公正公平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公平的社会分配更是社会各组织群体获得合法权益的基本保障。我国党和政府应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体系，在社会政策上引导财富的多次分配，缩短贫富分化的差距。贫富悬殊体现在社会资源的占有比重方面，贫富差距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程度密不可分。在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实施的是由国家来配置资源的分配体制；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分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市场来配置资源。由于市场主张优胜劣汰，所以必然会产生很大的不平衡和分化。为了防止这种不平衡引起更大的贫富分化，从根源上治理市场资源配置是必要的。而市场配置资源是市场分配的第一个环节，显然，仅通过一次分配并不能达到公正公平。因此，市场在初次分配完成后，还需要通过多次分配完成再分配以实现比较公平的社会分配。[1]
1.3确保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反贪”也很重要。财富的透明对提高一个国家对贫富差距的控制能力至关重要，更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正处于转型期，体制还不健全，很多违法、违规的现象相继出现，由违法、违规造成的贫富问题更是多不胜数。这些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造就了很多非法致富的人，更引起群众的强烈愤慨，在心理上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化。如，一些高级干部的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犯罪金额更是触目惊心；一些非法商人恣意妄为的偷税、漏税、逃税、骗税，并迅速非法暴富，引发群众强烈不满。因此，我国党和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权力约束，坚决惩治腐败，消除贪污腐败、非法致富的土壤和根源，确保我国社会的经济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1]
2从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出发，确保精准脱贫
没有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就没有全面的小康。我国党和政府应大幅度推进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设，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我国现阶段，要想解决和缓解贫富矛盾，关键在于解决和缓解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保障制度的短板。
2.1为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前提保障和平台。我国有大量的低收入者，保证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尤为重要，这种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是确保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地步的关键。我国的贫富矛盾是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的，这种快速的贫富分化现象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论是我国政府还是群众对此都还在不断探索，这难免让人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觉得难以适应。至此，人民群众就更需要一个“兜底”的底线保障来确保基本的生存。如，俄国在急剧转型时期曾出现大量的贫困者，但俄国政府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给这些贫困者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使贫困者得以生存，反而杜绝了贫困者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维护了俄国急剧转型期的社会安定。低收入者是社会成员中急需保护和帮助的成分，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是我国党和政府的职责，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1] 2.2保障民众拥有平等公正的竞争机会。一方面，目前，我国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的社会地位急剧上升，处于强势状态。并且这两个群体已经拥有无可争辩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更是形成了他们需要的潜规则，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制定主要的公共政策。而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这些人数居多的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了，处于某种弱势的状态。这些群体的社会话语权明显匮乏，容易被无视。另一方面，对于精英群体来说，他们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就等于掌握了一定的财富，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从而形成了一种“权钱一体化”“赢者通吃”的局面。而处于强势位置的群众容易利益结盟，无视公平，这使得处于弱势的群众在一定条件下无法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更使国家损失一部分弱势群众中的精英。[1]这种不平等在打击这部分精英的积极创造性的同时还使他们无法为自己创造财富，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因此，我国党和政府应保障民众拥有平等公正的竞争机会，使民众遵循公平正义的规制，确保社会各个群体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2.3通过保障制度对贫困者采取扶助、帮助的政策。我国党和政府应深入了解群众的生活，明确贫困户，弄清楚扶谁的贫，按规定发放救济金，精准扶贫。此外，解决贫困问题，一方面要对高收入者收税。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各种保障制度，像医疗、住房、失业救济等方面的体制制度，都应首要考虑低收入者的利益。贫困包括两种类型，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两种类型的贫困群体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扶贫对象。近年来，我国在城市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里的贫困者实行救济，这种低保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农村人口巨大，解决这个问题难度相当大，所以，我国党和政府应加强对这部分农村贫困群体的扶贫力度。
3从社会成员自身出发，改变自身贫困状况
中共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而我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而缩小贫富差距不仅需要我国党和政府的努力，还需要人民群众加入进来，党民一心，精准扶贫。
3.1劳动力改革，激励社会成员发挥自身努力因素。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一经开放，马上就出现失业下岗问题，这是很大的失业危急。研究各国的历史发现，要想缩小不平衡就必须扩大就业队伍。当今社会，就业与失业已成为生活富裕与贫穷的分水岭。而我国已进入就业人口压力的高峰期，与此形成的悖论是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以增加效益为导向的，因此，必然要吸纳少而精的劳动力。所以，如何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成了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进行劳动力的改革，激励社会成员发挥自身努力因素，发散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并提供支持和帮助，鼓励创业就业，承认多种就业形式的正当性是解决失业危机的重要途径。如，小时工、临时工、大学生创业、阶段就业等等这些合法就业应当扶植，在政策上对它们公正公平。此外，我国党和政府应激励并倡导社会成员创新创业，发挥自身努力因素，为自己创造新的可竞争就业机会，也为他人创造更多就业平台。[1]
3.2解决贫困问题，教育是核心。教育显在的功能是传播知识，此外，教育还有很多潜在的功能，而减轻贫困正是教育的潜在功能之一。当今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很普遍，其中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受教育造成的没知识、没文化、没技术，实际上是“文化贫困”。在贵州和西北地区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曾动员很多人移出山区，帮他们解决贫困问题，结果他们后来又跑回山里去了，生活依然如故。我们知道劳资矛盾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贫乏，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农民遭受较为广泛的社会性和制度性歧视。因此，政府应支持、倡导、鼓励社会成员积极的接受教育，依靠基本教育、技术教育，传播知识技能，逐渐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技术水平，改变他们的观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贫困状况。[3]
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是在社会急剧转型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的。因受各种因素影响，贫富分化问题不仅已经构成我国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并且通过抑制需求已经开始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导致我国经济、社会难以向更高阶段發展。[4]而我国现阶段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近年来，我国的脱贫攻坚政策已经在全国多地区开展实施，众多地区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贫困民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此外，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贫富分化为我国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党和政府卓有成效地减少了贫富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巩固了政权，为解决贫富矛盾问题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而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也有财力基础，社会上又有这种需求，在充分估计目前形势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应借鉴转型期抑制贫富差距的正确经验，根据转型期成功减少贫富矛盾的理论总结和实践，结合当今现实社会，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抑制贫富差距的策略，以逐渐缓解不平衡、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吴忠民，林梅，新形势下中国重大社会矛盾问题分析[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2]刘祖云.中国社会发展三论：转型·分化·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8
[3]张素梅.阶层分化与中国梦的实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
[4]陶大坤.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成因及对策探析[J]科教文汇：财经管理版，2007，09-163-02
基金项目：
本项目由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kjcx2016-08mdjnu。
作者简介：
詹晓丽（1989-），女（汉族），湖北十堰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董一冰（1968-），女（汉族），黑龙江牡丹江人，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