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托利主义，博林布鲁克，《工匠》，“无党政府”，分权论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09-0009-05
1688年，英国发生了一场重大事件——“光荣革命”。
这场革命，是由7位党人发动的。其中4位是辉格党贵族。其他3人中，一位是托利党创始人丹比伯爵，一位是顽固守旧的鲁姆累男爵，一位是伦敦主教康普顿。他们都是英国国教的坚定的维护者。两党领袖之所以捐弃前嫌联合发动政变，是当时形势所迫。
革命成功后，两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是立法，即建立立宪君主制。以诺丁汉伯爵为首的上议院多数贵族和下院右翼托利党人，不愿违反封建等级继承制和“君权神授”观念，反对威廉即位，主张实行“摄政制”，即保留詹姆士二世的国君称号，由议会指定摄政者管理国事。辉格党激进的一翼坚持抛弃斯图亚特王朝，让威廉成为英国国王。
当时的局势和力量对比，决定托利党在与辉格党的对抗中难占上风。最终，托利党人做出较大让步，威廉和玛丽同登王位，一国二主。
一些托利党人无奈承认新政权，但要“旧瓶装新酒”，继续借用君权神授说，为他们参与1688年政变的行为做辩护。政变发生不久，托利党支持者大主教桑克罗弗特就宣称：前王詹姆士二世是秉承上帝旨意即位的，但他企图颠覆英国宗教和自由。万能的上帝发现他不适合做国王了，就庇佑奥伦治的威廉前往英国，拯救国教。①这样，一场政治斗争被人为地描绘成上帝的杰作。
1689年1月，圣公会牧师吉尔伯特·伯奈特在布道演说中，也把1688年政变的成功神化了：由于上帝关心新教和英国人自由，才使海风吹送威廉的舰队渡过海峡，并庇佑詹姆士安然出逃。威廉三世的行动本是毫无希望的，只因上帝赞许他冒险，才“使风向立即调转”，吹送千帆安然过海，让他兵不血刃地登上英国王位。②
托利党人还借用史实为其妥协行为寻找借口。威廉·希格登在其著作《英国宪法概论》中列举了这样的史实：自诺曼征服以来，英国仅有6位君主是凭著继承关系获得王位的。其他所有的国王，都是在既成事实之后方被承认为国君。③
部分托利党人与新政权妥协是迫不得已，形势稍有变化他们就再次祭起君权神授的法宝。1702年，安妮女王即位，他们为之雀跃，认为此事毕竟坚持了血亲继承原则，使斯图亚特王朝得到延续。1709年，托利党人、艾克斯特主教奥弗斯波林·布莱克尔发表《地方行政官的神圣制度》，断言女王是根据上帝旨意管理国家的。
托利党故态复萌的重要时刻是1714年安妮女王病危之际。当时，约百名托利党议员希望前王之子弗兰西斯·爱德华继承安妮女王，延续斯图亚特王祚。托利党廷臣托马斯·考克表白：其准则是“支持国王陛下各方面的特权”。④
托利党宣传家作为乡绅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一意维护土地所有者的政治权益。他们断言：唯有地主乡绅有资格跻身议会，担任地方官。那是因为他们家境富裕，接受过良好教育，有主见和责任感。相反，绝大多数民众缺少这些从政优势。即使那些商人和金融家，致力于经营，无足够的时间投身公职。而且，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国家大计切实相关，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他们奋起保卫祖国;而商人和金融家的财产都是动产。一旦动乱发生，土地所有者会积极参战，保护他们的利益，商人和金融家则可以携资逃走。所以，最理想的统治者应该是土地所有者。托利党人之所以提出这种带有阶级偏见的主张，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费了大量钱财，增加了土地所有者的税收负担，却为商人和金融家提供了发财机会。他们愤怒呼吁：“防止集财者和军人成为我们这些土地所有者的主人。”①
在当时的党派斗争中，托利党人败多胜少，但在维护安立甘国教统治地位方面，却稳操胜券。由于他们的抵制，议会中有关对“不从国教者”宽容的议案难以通过。他们利用宗教界大主教和主教的支持，奉劝教民遵守社会秩序，切勿反抗，否则将会受到上帝惩罚。
光荣革命后，诸多托利党人政治观点的变化是不难理解的。其一，该党尚无统一的组织系统和思想体系，对时局政事常有歧见可想而知;其二，追随詹姆士二世流亡朝廷愚忠到底的死硬分子毕竟是少数，多数人趋炎附势，追求官位利禄。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坚持原有忠君立场，拒不认可“外来者”继承王位合法性的托利党人，亦非个别。直到18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托利党人依然不接受天赋人权、契约论和正义反抗的观点。
18世纪前期，保守党中重量级的托利主义代言人，当属博林布鲁克子爵。他在英国早期政党政治史上是最早具有系统性党派意识的思想家，并以自己独到的政治观点，影响了当时和后世。
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 1678—1751），是英国近代托利党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是近代史上一位屡遭指责，且被重视不足的人物。②他一再被判定为“保守的”“贵族的”和“反动的”政治人物。③究其原因，是他言行的复杂、矛盾和乖戾。
博氏早年进入议会，25岁任军务大臣，支持马尔博罗公爵领导的反法战争。10年后倒以反战阁揆的身份签署了《乌特勒支合约》，支持终结西班牙王位战争。他作为托利党领袖，坚持维护君权神授说。汉诺威王朝建立后，他亡命法国，任流亡宫廷“国务大臣”，因见爱德华难成大事而有意疏远，致力学术。1723年他行贿国王情妇，回国后成为反对党领袖，多年参与报刊论战，抨击辉格党寡头政治。宗教上，他坚持自然神论，引起国教徒的反感。哲学上受洛克影响，但未形成特色体系，故人们常忘却他的启蒙思想家身份。几十年里，他与马尔博罗公爵、罗伯特·沃尔波尔、约翰·斯威夫特、亚历山大·蒲柏、塞缪尔·约翰逊和伏尔泰等名人，亲亲疏疏，纠葛屡起，恩怨不绝，为后人研究其思想和评判他本人增添了难度。家庭生活方面，亦遭质疑：他对前妻寡情薄意，却善待长久患病的续妻。 19世纪的作家，尤其是辉格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对博林布鲁克的评判相当严苛。政治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考莱断定：博氏是自我的、叛逆的，是一个“出色的骗子”。④传记作家约翰·默雷辱骂他：是英国整个文学圈子中“最不忠诚的、最好炫耀卖弄的背信弃义者”。⑤至于博林布鲁克的政治思想，著名哲学家莱斯利·斯蒂芬评价它：是播弄是非的，充斥着私人成见和敌意。而他本人是一个喜好播弄是非的阴谋家，一个言而无信的代表。①
类似评判颇多。篇幅所限，不再列举。稍作探究，可发现上述评判的原因：其一，贬低博林布鲁克的人，大多秉持辉格党立场，有着明显的政治偏见。其二，宗教上，博林布鲁克公开其自然神观点，不为大众所接受。其三，博林布鲁克的思想前后缺少一致性。除他自身弱点外，还有早年劣迹。35岁时策划密谋行动未遂，潜逃法国，攀附流亡小朝廷，声誉降至低谷。而后几十年，他带领反对党抵制批评执政的辉格党人，屡受官方和媒体诋毁，自然名声不佳。
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博林布鲁克思想水平、个性和某些不确定性。从1714年汉诺威王朝建立到18世纪40年代的英国，辉格党人长期独占内阁职位并控制两院议会投票权，极力延续着他们的一党优势，形成寡头体制。因“政治缺陷”被剥夺了爵位的博林布鲁克甚至不能进入议会。这在当时英国贵族乡绅中，几乎是孤例。政治权力的缺失，使他诉诸报刊，宣泄着心头积怨，阐释他对宪政、王权和政党的政治观点，虽有迟疑和退却，却还是奉献出当时最具特色的托利主义理论。他的政治理论，无论是深度和影响都超过了17世纪的菲尔默。
故而，了解博林布鲁克的政治思想，不但要阅读他的代表作，还要研读他于1726年参与主办的《工匠》杂志上的文章。以后年余，他撰写了《工匠》大约一半的文稿。因其文章精彩活泼，针对性强，最多时每期发行量达1万份，②实际影响超过政府支持的任何一种报刊。为《工匠》写稿的，还有斯威夫特③等人。该刊很快成为对政府最有批判力的政治刊物。它不仅揭露了宫廷辉格党政府滥用权力而致使腐败丛生，还执意为反对党的行为和主张辩解，并一再呼吁在野各派别加强联合，抵制政府不端。
《工匠》最犀利的武器是讽刺散文。此类文论揭露政府各类弊端，用词或迂回隐晦，发人深省;或直白辛辣，一针见血。1729年10月18日，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波斯信札》的讽刺文，说一位外邦游客来到英格兰，发现英国政府体制格外奇异，所谓的君主制、贵族体制和平民民主制，均由一位名为大臣、实为真正的统治者的强势人物罗布所操控。致使原有的三种等级体制纠结混合，沦为一种专制霸道、大权独揽的权力体制。罗布还和股票投机商沆瀣一气，靠“金钱”统治国家，用爵位、封号、职位和薪金收买宵小之徒，谋取私利。④
博林布鲁克等人的讽刺散文，从高官到市井，均可理解其真意。无人不知他散文中的“罗布”是指当朝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工匠》登载的一些政治丑闻和现实问题，在茶馆酒店之中传为笑料，却未能使政府获得加害作者的把柄。
捍卫本国宪制是博林布鲁克时代的一个重要话题。他强调：立法权力的三个部分——国王和议会上下两院——之间的分割与协同，是英国宪制的精髓。若国王拥有过多的立法权和执行权，他就是绝对君主;如果议会任何一院权力过重，英国就拥有一种贵族制或民主制。恰恰因为这种平衡，即分别将这些不同的特权归于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才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有限君主制。⑤博林布鲁克呼唤分权制衡学说的主旨，是抵制辉格党人的权势壟断和扩张，反对沃尔波尔所创造的行政和立法权混合的内阁制。这种论点，影响了法国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大致说来，博林布鲁克的分权学说有以下特色：
其一，其宪政观和分权说受到了科学家牛顿的“万有引力”观的启发，①认为1688年革命之后的英国国王受到了同一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制约：
他和它们都是同一系统的组成部分，互相之间密切联合，协同运作，主动和被动地运行，限制他方并被他方所限制，控制他方并被他方所控制。②
其二，博林布鲁克对英国宪政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沃尔波尔政府论战，而非一本正经地剖析本国宪政传统，难免与以往史实和现实不尽相符。
其三，多数情况下，博林布鲁克的所谓的分权依然还是“等级分权”，其分权制衡思想，鲜有创新因素。至于其思想来源，很难准确判断，尽管他本人坦承，自己曾受到哈姆弗雷·马科沃斯爵士著作的影响。③
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在游历英国期间，曾与博氏交往。④为此，法国学者将博林布鲁克的分权思想对孟德斯鸠的影响，与约翰·洛克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比起洛克的分权说来，博林布鲁克的分权学说，对孟德斯鸠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⑤但其准确度很难考证。
博林布鲁克政治思想中的难点，是有关政党的论证。博氏的政党观念又被称为“无党思想”，即从根本上否定党派，企求英国能够出现“无党政府”（Non-party Government）。博氏的如此做派，多被后人所误解，说他是久居台下无缘掌权所致，希冀由一位爱国国王废除政党制度，无党而治。⑥
在方法上，博氏多是借助历史，引出政党问题的。1730至1731年，他在《工匠》上发表了题为《英格兰史论丛》，指出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经过诺曼征服直到近现代，历代国王大致分为两类：一些罪恶专制者，如理查德二世、亨利六世、亨利七世和詹姆士一世，是宗派精神的维护者;而另一些明君圣主，如亨利五世、亨利八世，起初本是自由精神的赞助人，可后来由于奸佞臣子的罪恶影响，都成为英国最暴虐的君王。在所有的赞助自由的君主里，最伟大的则是伊丽莎白女王。
《英格兰史论丛》为博林布鲁克阐发政党理论做了铺垫。从1733年10月开始，他在《工匠》杂志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论政党》的文章，引起读者关注。1735年该系列文章结集成书，4年里出了5版，并被译为法语。其用语尖锐犀利，表露直率，显然是政党论争的专论。博林布鲁克撰写诸文的主旨，是理清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党的衍变，呼吁人们不可拘泥于传统的政党名号，因为原有的“辉格党-托利党”之间的划分界限已不复存在，而是一分为三。第一派即博林布鲁克一派，不满于政府的腐败，立意维护宪政。第二派人数较少，成为“詹姆士分子”流亡大陆。第三派沃尔波尔和他的帮派（辉格党人）则成为宪政的敌人，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其中第二派势力微小无关紧要;第一派和第三派，被博氏分别命名为“地方党”和“宫廷党”，或“宪政派”（Constitutionalists）和“反宪政派”（Anti-Constitutionalists）。就这样，博林布鲁克比埃德蒙·伯克早几十年，开始了为时较久的党派之间的思想论战。 在《论政党》中，博林布鲁克将执政的反宪政派比作土壤中的昆虫，传播污秽和病毒，衍生极快，危害极大。他们利用财政权，收买奸佞宵小，制造腐败，糟蹋宪政。因此，光荣革命很像一只潘多拉盒子，它改变了英国的财政结构，致使税收增加，贪腐公行，营私舞弊屡见不鲜，民怨汹汹。⑦
《论政党》中的精华，不是对反对党掌权无期的哀愁，也不是对党派和党派斗争的厌恶，而是博氏对政党，尤其是反对党职能的辩诬和论证。此类文字虽然不多，但具有新意。比如，在《论爱国主义精神的信札》中，他叹息道：反对党阵营中最有事业心的人想放弃事业。可与政府对立，是一种职责，而非投机冒险，且必须认真而坚定地履行之。反对党是为国民谋取福利，遏制坏的政府，守护公众自由的。他相信：一个反对党的任务是：“按部就班地去反对政府的邪恶计划，是以智慧应对愚蠢，以诚恳正直应对非法行径。”①而且，由于英国议会也因之分为“政府党”和“反对党”，所以，议会每一个议员都是为了提高和促进国民利益和反对坏政府而当选的。②为此，博林布鲁克提出了反对党的职责：
他们参与反对政府的行动，如同他们在君王之下以备效劳一样，秉承着重大的责任，准备去控制政府……一个为此目标而建立的政党，既不会像顺民，也不会像谦谦君子那样行事，除了他们提出真实的议案，就是要反对政府错误的议案。③
这种见解，不仅是博林布鲁克精彩的政治期盼，而且是当时诸多思想家中最富于预见性的。它同埃德蒙·伯克的类似观点相比较，起码早了一代人，而同约翰·霍布豪斯的“国王陛下的反对党”之提法相比，则早了80年。
博林布鲁克政党思想的再一个难点，是关于“爱国君主”的提法，即期盼一位明君即位，使托利党改变被动地位。这见于他晚年的代表作——《一位爱国国王之观念》。④此书包括3篇论文，写成于1736年和1738年，结集发表于1749年。该系列并非作者灵感突起，一挥而就，而是他对政府体制多年思考的结果。在沃尔波尔执政晚期，英国政界出现了一个“太子帮”，他们以威尔士亲王为首，是反对党潜在的依赖对象。在此背景下，博林布鲁克先后写了《论爱国主义精神的信札》和《一位爱国国王之观念》。初衷都是将反对派和“叛逆行为”划开界限。理由是：沃尔波尔任首相以来，辉格党老帮派一直得到两位汉诺威君主的支持，权力施展几乎畅通无阻。托利党人和部分失势辉格党人全无上台机会，只好久居台下，委屈抱怨。博林布鲁克发表撰写系列论著，即是盼望英国出现一位开明君主，抛弃党派狭隘意识，远离宗派集团，遏制辉格党寡头集团，激励包括托利党人在内的反对派的政治信心。
在《一位爱国国王之观念》中，博林布鲁克呼吁爱国君主，即“贤王”的出现，实际是在宣传一种政治意识，想用一种新型的国王和廷臣之关系来改变英国政治现状。
《论一个爱国国王的观念》篇幅更长，内容更深刻。主要是批评政府腐败，呼吁改革英国宪政。文章指出：英国腐败几乎无孔不入，肆意掠夺财富，原因是英国的自由精神已经死亡，而若要恢复宪政，则必须依靠一位独自超越了所有宗派和政党的伟人，才能改变一个腐败了的民族，恢复它所失去的美德。⑤由此可知，博林布洛克既不是保王分子，也不是集权主义者。其思路，大多带有论战性质，有着倾向性和过激的特点。
博林布鲁克作为历史人物，后人研究的重点是定位问题。应该承认，中国学界在有关研究方面落伍已久。国内流行的观点是将埃德蒙·伯克视为英国近代保守主义之父，可很少有人考虑到博林布鲁克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对以后不列颠思想界的影响，由此则应该将其视为“英国保守主义的鼻祖”。
【作者简介】閻照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从事英国史教学和研究。
【实习编辑：杨博】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09-0009-05
1688年，英国发生了一场重大事件——“光荣革命”。
这场革命，是由7位党人发动的。其中4位是辉格党贵族。其他3人中，一位是托利党创始人丹比伯爵，一位是顽固守旧的鲁姆累男爵，一位是伦敦主教康普顿。他们都是英国国教的坚定的维护者。两党领袖之所以捐弃前嫌联合发动政变，是当时形势所迫。
革命成功后，两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是立法，即建立立宪君主制。以诺丁汉伯爵为首的上议院多数贵族和下院右翼托利党人，不愿违反封建等级继承制和“君权神授”观念，反对威廉即位，主张实行“摄政制”，即保留詹姆士二世的国君称号，由议会指定摄政者管理国事。辉格党激进的一翼坚持抛弃斯图亚特王朝，让威廉成为英国国王。
当时的局势和力量对比，决定托利党在与辉格党的对抗中难占上风。最终，托利党人做出较大让步，威廉和玛丽同登王位，一国二主。
一些托利党人无奈承认新政权，但要“旧瓶装新酒”，继续借用君权神授说，为他们参与1688年政变的行为做辩护。政变发生不久，托利党支持者大主教桑克罗弗特就宣称：前王詹姆士二世是秉承上帝旨意即位的，但他企图颠覆英国宗教和自由。万能的上帝发现他不适合做国王了，就庇佑奥伦治的威廉前往英国，拯救国教。①这样，一场政治斗争被人为地描绘成上帝的杰作。
1689年1月，圣公会牧师吉尔伯特·伯奈特在布道演说中，也把1688年政变的成功神化了：由于上帝关心新教和英国人自由，才使海风吹送威廉的舰队渡过海峡，并庇佑詹姆士安然出逃。威廉三世的行动本是毫无希望的，只因上帝赞许他冒险，才“使风向立即调转”，吹送千帆安然过海，让他兵不血刃地登上英国王位。②
托利党人还借用史实为其妥协行为寻找借口。威廉·希格登在其著作《英国宪法概论》中列举了这样的史实：自诺曼征服以来，英国仅有6位君主是凭著继承关系获得王位的。其他所有的国王，都是在既成事实之后方被承认为国君。③
部分托利党人与新政权妥协是迫不得已，形势稍有变化他们就再次祭起君权神授的法宝。1702年，安妮女王即位，他们为之雀跃，认为此事毕竟坚持了血亲继承原则，使斯图亚特王朝得到延续。1709年，托利党人、艾克斯特主教奥弗斯波林·布莱克尔发表《地方行政官的神圣制度》，断言女王是根据上帝旨意管理国家的。
托利党故态复萌的重要时刻是1714年安妮女王病危之际。当时，约百名托利党议员希望前王之子弗兰西斯·爱德华继承安妮女王，延续斯图亚特王祚。托利党廷臣托马斯·考克表白：其准则是“支持国王陛下各方面的特权”。④
托利党宣传家作为乡绅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一意维护土地所有者的政治权益。他们断言：唯有地主乡绅有资格跻身议会，担任地方官。那是因为他们家境富裕，接受过良好教育，有主见和责任感。相反，绝大多数民众缺少这些从政优势。即使那些商人和金融家，致力于经营，无足够的时间投身公职。而且，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国家大计切实相关，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他们奋起保卫祖国;而商人和金融家的财产都是动产。一旦动乱发生，土地所有者会积极参战，保护他们的利益，商人和金融家则可以携资逃走。所以，最理想的统治者应该是土地所有者。托利党人之所以提出这种带有阶级偏见的主张，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费了大量钱财，增加了土地所有者的税收负担，却为商人和金融家提供了发财机会。他们愤怒呼吁：“防止集财者和军人成为我们这些土地所有者的主人。”①
在当时的党派斗争中，托利党人败多胜少，但在维护安立甘国教统治地位方面，却稳操胜券。由于他们的抵制，议会中有关对“不从国教者”宽容的议案难以通过。他们利用宗教界大主教和主教的支持，奉劝教民遵守社会秩序，切勿反抗，否则将会受到上帝惩罚。
光荣革命后，诸多托利党人政治观点的变化是不难理解的。其一，该党尚无统一的组织系统和思想体系，对时局政事常有歧见可想而知;其二，追随詹姆士二世流亡朝廷愚忠到底的死硬分子毕竟是少数，多数人趋炎附势，追求官位利禄。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坚持原有忠君立场，拒不认可“外来者”继承王位合法性的托利党人，亦非个别。直到18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托利党人依然不接受天赋人权、契约论和正义反抗的观点。
18世纪前期，保守党中重量级的托利主义代言人，当属博林布鲁克子爵。他在英国早期政党政治史上是最早具有系统性党派意识的思想家，并以自己独到的政治观点，影响了当时和后世。
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 1678—1751），是英国近代托利党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是近代史上一位屡遭指责，且被重视不足的人物。②他一再被判定为“保守的”“贵族的”和“反动的”政治人物。③究其原因，是他言行的复杂、矛盾和乖戾。
博氏早年进入议会，25岁任军务大臣，支持马尔博罗公爵领导的反法战争。10年后倒以反战阁揆的身份签署了《乌特勒支合约》，支持终结西班牙王位战争。他作为托利党领袖，坚持维护君权神授说。汉诺威王朝建立后，他亡命法国，任流亡宫廷“国务大臣”，因见爱德华难成大事而有意疏远，致力学术。1723年他行贿国王情妇，回国后成为反对党领袖，多年参与报刊论战，抨击辉格党寡头政治。宗教上，他坚持自然神论，引起国教徒的反感。哲学上受洛克影响，但未形成特色体系，故人们常忘却他的启蒙思想家身份。几十年里，他与马尔博罗公爵、罗伯特·沃尔波尔、约翰·斯威夫特、亚历山大·蒲柏、塞缪尔·约翰逊和伏尔泰等名人，亲亲疏疏，纠葛屡起，恩怨不绝，为后人研究其思想和评判他本人增添了难度。家庭生活方面，亦遭质疑：他对前妻寡情薄意，却善待长久患病的续妻。 19世纪的作家，尤其是辉格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对博林布鲁克的评判相当严苛。政治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考莱断定：博氏是自我的、叛逆的，是一个“出色的骗子”。④传记作家约翰·默雷辱骂他：是英国整个文学圈子中“最不忠诚的、最好炫耀卖弄的背信弃义者”。⑤至于博林布鲁克的政治思想，著名哲学家莱斯利·斯蒂芬评价它：是播弄是非的，充斥着私人成见和敌意。而他本人是一个喜好播弄是非的阴谋家，一个言而无信的代表。①
类似评判颇多。篇幅所限，不再列举。稍作探究，可发现上述评判的原因：其一，贬低博林布鲁克的人，大多秉持辉格党立场，有着明显的政治偏见。其二，宗教上，博林布鲁克公开其自然神观点，不为大众所接受。其三，博林布鲁克的思想前后缺少一致性。除他自身弱点外，还有早年劣迹。35岁时策划密谋行动未遂，潜逃法国，攀附流亡小朝廷，声誉降至低谷。而后几十年，他带领反对党抵制批评执政的辉格党人，屡受官方和媒体诋毁，自然名声不佳。
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博林布鲁克思想水平、个性和某些不确定性。从1714年汉诺威王朝建立到18世纪40年代的英国，辉格党人长期独占内阁职位并控制两院议会投票权，极力延续着他们的一党优势，形成寡头体制。因“政治缺陷”被剥夺了爵位的博林布鲁克甚至不能进入议会。这在当时英国贵族乡绅中，几乎是孤例。政治权力的缺失，使他诉诸报刊，宣泄着心头积怨，阐释他对宪政、王权和政党的政治观点，虽有迟疑和退却，却还是奉献出当时最具特色的托利主义理论。他的政治理论，无论是深度和影响都超过了17世纪的菲尔默。
故而，了解博林布鲁克的政治思想，不但要阅读他的代表作，还要研读他于1726年参与主办的《工匠》杂志上的文章。以后年余，他撰写了《工匠》大约一半的文稿。因其文章精彩活泼，针对性强，最多时每期发行量达1万份，②实际影响超过政府支持的任何一种报刊。为《工匠》写稿的，还有斯威夫特③等人。该刊很快成为对政府最有批判力的政治刊物。它不仅揭露了宫廷辉格党政府滥用权力而致使腐败丛生，还执意为反对党的行为和主张辩解，并一再呼吁在野各派别加强联合，抵制政府不端。
《工匠》最犀利的武器是讽刺散文。此类文论揭露政府各类弊端，用词或迂回隐晦，发人深省;或直白辛辣，一针见血。1729年10月18日，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波斯信札》的讽刺文，说一位外邦游客来到英格兰，发现英国政府体制格外奇异，所谓的君主制、贵族体制和平民民主制，均由一位名为大臣、实为真正的统治者的强势人物罗布所操控。致使原有的三种等级体制纠结混合，沦为一种专制霸道、大权独揽的权力体制。罗布还和股票投机商沆瀣一气，靠“金钱”统治国家，用爵位、封号、职位和薪金收买宵小之徒，谋取私利。④
博林布鲁克等人的讽刺散文，从高官到市井，均可理解其真意。无人不知他散文中的“罗布”是指当朝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工匠》登载的一些政治丑闻和现实问题，在茶馆酒店之中传为笑料，却未能使政府获得加害作者的把柄。
捍卫本国宪制是博林布鲁克时代的一个重要话题。他强调：立法权力的三个部分——国王和议会上下两院——之间的分割与协同，是英国宪制的精髓。若国王拥有过多的立法权和执行权，他就是绝对君主;如果议会任何一院权力过重，英国就拥有一种贵族制或民主制。恰恰因为这种平衡，即分别将这些不同的特权归于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才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有限君主制。⑤博林布鲁克呼唤分权制衡学说的主旨，是抵制辉格党人的权势壟断和扩张，反对沃尔波尔所创造的行政和立法权混合的内阁制。这种论点，影响了法国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大致说来，博林布鲁克的分权学说有以下特色：
其一，其宪政观和分权说受到了科学家牛顿的“万有引力”观的启发，①认为1688年革命之后的英国国王受到了同一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制约：
他和它们都是同一系统的组成部分，互相之间密切联合，协同运作，主动和被动地运行，限制他方并被他方所限制，控制他方并被他方所控制。②
其二，博林布鲁克对英国宪政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沃尔波尔政府论战，而非一本正经地剖析本国宪政传统，难免与以往史实和现实不尽相符。
其三，多数情况下，博林布鲁克的所谓的分权依然还是“等级分权”，其分权制衡思想，鲜有创新因素。至于其思想来源，很难准确判断，尽管他本人坦承，自己曾受到哈姆弗雷·马科沃斯爵士著作的影响。③
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在游历英国期间，曾与博氏交往。④为此，法国学者将博林布鲁克的分权思想对孟德斯鸠的影响，与约翰·洛克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比起洛克的分权说来，博林布鲁克的分权学说，对孟德斯鸠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⑤但其准确度很难考证。
博林布鲁克政治思想中的难点，是有关政党的论证。博氏的政党观念又被称为“无党思想”，即从根本上否定党派，企求英国能够出现“无党政府”（Non-party Government）。博氏的如此做派，多被后人所误解，说他是久居台下无缘掌权所致，希冀由一位爱国国王废除政党制度，无党而治。⑥
在方法上，博氏多是借助历史，引出政党问题的。1730至1731年，他在《工匠》上发表了题为《英格兰史论丛》，指出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经过诺曼征服直到近现代，历代国王大致分为两类：一些罪恶专制者，如理查德二世、亨利六世、亨利七世和詹姆士一世，是宗派精神的维护者;而另一些明君圣主，如亨利五世、亨利八世，起初本是自由精神的赞助人，可后来由于奸佞臣子的罪恶影响，都成为英国最暴虐的君王。在所有的赞助自由的君主里，最伟大的则是伊丽莎白女王。
《英格兰史论丛》为博林布鲁克阐发政党理论做了铺垫。从1733年10月开始，他在《工匠》杂志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论政党》的文章，引起读者关注。1735年该系列文章结集成书，4年里出了5版，并被译为法语。其用语尖锐犀利，表露直率，显然是政党论争的专论。博林布鲁克撰写诸文的主旨，是理清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党的衍变，呼吁人们不可拘泥于传统的政党名号，因为原有的“辉格党-托利党”之间的划分界限已不复存在，而是一分为三。第一派即博林布鲁克一派，不满于政府的腐败，立意维护宪政。第二派人数较少，成为“詹姆士分子”流亡大陆。第三派沃尔波尔和他的帮派（辉格党人）则成为宪政的敌人，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其中第二派势力微小无关紧要;第一派和第三派，被博氏分别命名为“地方党”和“宫廷党”，或“宪政派”（Constitutionalists）和“反宪政派”（Anti-Constitutionalists）。就这样，博林布鲁克比埃德蒙·伯克早几十年，开始了为时较久的党派之间的思想论战。 在《论政党》中，博林布鲁克将执政的反宪政派比作土壤中的昆虫，传播污秽和病毒，衍生极快，危害极大。他们利用财政权，收买奸佞宵小，制造腐败，糟蹋宪政。因此，光荣革命很像一只潘多拉盒子，它改变了英国的财政结构，致使税收增加，贪腐公行，营私舞弊屡见不鲜，民怨汹汹。⑦
《论政党》中的精华，不是对反对党掌权无期的哀愁，也不是对党派和党派斗争的厌恶，而是博氏对政党，尤其是反对党职能的辩诬和论证。此类文字虽然不多，但具有新意。比如，在《论爱国主义精神的信札》中，他叹息道：反对党阵营中最有事业心的人想放弃事业。可与政府对立，是一种职责，而非投机冒险，且必须认真而坚定地履行之。反对党是为国民谋取福利，遏制坏的政府，守护公众自由的。他相信：一个反对党的任务是：“按部就班地去反对政府的邪恶计划，是以智慧应对愚蠢，以诚恳正直应对非法行径。”①而且，由于英国议会也因之分为“政府党”和“反对党”，所以，议会每一个议员都是为了提高和促进国民利益和反对坏政府而当选的。②为此，博林布鲁克提出了反对党的职责：
他们参与反对政府的行动，如同他们在君王之下以备效劳一样，秉承着重大的责任，准备去控制政府……一个为此目标而建立的政党，既不会像顺民，也不会像谦谦君子那样行事，除了他们提出真实的议案，就是要反对政府错误的议案。③
这种见解，不仅是博林布鲁克精彩的政治期盼，而且是当时诸多思想家中最富于预见性的。它同埃德蒙·伯克的类似观点相比较，起码早了一代人，而同约翰·霍布豪斯的“国王陛下的反对党”之提法相比，则早了80年。
博林布鲁克政党思想的再一个难点，是关于“爱国君主”的提法，即期盼一位明君即位，使托利党改变被动地位。这见于他晚年的代表作——《一位爱国国王之观念》。④此书包括3篇论文，写成于1736年和1738年，结集发表于1749年。该系列并非作者灵感突起，一挥而就，而是他对政府体制多年思考的结果。在沃尔波尔执政晚期，英国政界出现了一个“太子帮”，他们以威尔士亲王为首，是反对党潜在的依赖对象。在此背景下，博林布鲁克先后写了《论爱国主义精神的信札》和《一位爱国国王之观念》。初衷都是将反对派和“叛逆行为”划开界限。理由是：沃尔波尔任首相以来，辉格党老帮派一直得到两位汉诺威君主的支持，权力施展几乎畅通无阻。托利党人和部分失势辉格党人全无上台机会，只好久居台下，委屈抱怨。博林布鲁克发表撰写系列论著，即是盼望英国出现一位开明君主，抛弃党派狭隘意识，远离宗派集团，遏制辉格党寡头集团，激励包括托利党人在内的反对派的政治信心。
在《一位爱国国王之观念》中，博林布鲁克呼吁爱国君主，即“贤王”的出现，实际是在宣传一种政治意识，想用一种新型的国王和廷臣之关系来改变英国政治现状。
《论一个爱国国王的观念》篇幅更长，内容更深刻。主要是批评政府腐败，呼吁改革英国宪政。文章指出：英国腐败几乎无孔不入，肆意掠夺财富，原因是英国的自由精神已经死亡，而若要恢复宪政，则必须依靠一位独自超越了所有宗派和政党的伟人，才能改变一个腐败了的民族，恢复它所失去的美德。⑤由此可知，博林布洛克既不是保王分子，也不是集权主义者。其思路，大多带有论战性质，有着倾向性和过激的特点。
博林布鲁克作为历史人物，后人研究的重点是定位问题。应该承认，中国学界在有关研究方面落伍已久。国内流行的观点是将埃德蒙·伯克视为英国近代保守主义之父，可很少有人考虑到博林布鲁克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对以后不列颠思想界的影响，由此则应该将其视为“英国保守主义的鼻祖”。
【作者简介】閻照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从事英国史教学和研究。
【实习编辑：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