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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用达斡尔话和谁交流过，没有那样的记忆，关于那些话像一串串灯笼花似的从我嘴里鱼贯而出。
妈妈说，我小的时候还是可以张开十个手指头用民族话数数的。随着一个一个数字从我嘴里排着队走出来，我的一根一根手指依次向手心聚拢，数到十的时候，我的两个小手便握成两个拳头，就像我费力地从母体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
要说这世上有什么能在自己的手心留住，除了人类的温度，也就只有自己无形的灵魂了，我是这样猜测的，否则为什么我们出生的时候都紧握着双手？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握紧拳头坚强地面对生活的艰辛，可我总觉得是因为我们都攥着自己的灵魂降生。人的温度和灵魂一样，都不是松开手就消失的东西。
我这双手心也有过很多过客，泥巴、清水、猫咪在夏天掉的毛、玩具娃娃、一只兔子的黑耳朵、爸爸齿间流淌出的告别、妈妈的温暖，当然还有幼儿园老师教授的母语的音节。
妈妈说，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躺在炕上临睡之前，把被子整齐地拉到胸口，意味着准备就绪，然后手指和嘴巴就开始动起来，我只能从一数到十，有些是两声音节，有些是三声的，数到十的时候会突然把两臂振起，音量加大，好像在宣布一个工程的告结。妈妈不大明白我为什么每天例行公事地在被窝里进行这项“作业”，而不是在其它任何时候，现在想来应该源于老师的一句嘱咐，她多半是说：回家后可以利用睡前的时间练习一下哦。但我是个直肠子、实惠人，把老师的这句嘱咐当做命令一样执行了。
十好像是一个三声的音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2
以前从不知道听到一种语言可以产生一种生理反应，应该是从几年前开始，当那些话从表姐夫的嘴里利利索索地蹦跶出来时，就像一个小小的槌敲打着我的心鼓，哪怕是在夏季，也会感到一种温暖，很舒服，并不会使四周的温度升高，它在我的体内化成一股清流，直往百汇上冲，然后我便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从来不知道表姐夫跟大姨或者妈妈在说些什么，也很少问，我很喜欢这种语言在我耳边像音乐一样回响着，毕竟我离开家乡已有 9年的时间，也不是总有机会听得到它。如果我像儿时一样总因为感到隔阂不断地问他们在说什么，让他们把说过的话翻译成汉语，我怕又要减少我一生之中能够听到它的机会了。
姐夫、大姨、大姨夫和妈妈是现在“我的家族”里唯一会说母语的四个人。我不大懂族谱什么的，我是姑娘，如果有天要落在族谱上，大概也要落在夫婿家的族谱上吧，可这些只不过是讲形式的东西，我是一个户口本上连姓都没有的人，我就做我自己的种子。
对我来说，我的内心里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族，如果非要定义的话，那么就是所有和妈妈有血缘关系的人吧，再精确一点，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那些、我非常熟悉的、跟妈妈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姥爷，老姨，大姨，大姨家的哥姐以及他们的爱人等等。“我的家族”不是完全按照血缘来列表的，它基于我对人情感的亲疏，所以“我的家族”里，没有父亲，他就像他给我的另一半异族血液一样，让我觉得遥远和陌生。
如果不是当了多年的游子，我可能都不会意识到我身边流失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我的母语，虽然我听不懂，可直到考上大学离家之前，它都像我生命中的背景音乐一样常伴左右。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那种感受，我的母语，我不会说也听不懂，可能就像母亲为你做的那些日常琐事一样，在你学习非常忙碌的时候，给你洗衣服、给你做好饭、给你熬汤药，可这些并不会引起你的注意。也许跟外面世界的嘈杂有关，以至于我没能意识到在我离开家的一刻，这个声音就跟母亲一起被我留在了身后。
上大学的时候，一年回家两次;工作以后，减少到一次。在四个会说母语的亲人里，每次回去都能见到大姨、大姨夫和妈妈，但不是每次都能见到表姐夫。
大姨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从小到大，就没怎么听过他讲话，更别说听他讲大量的达斡尔话了。小的时候，他偶尔说些笑话气我，就像现在偶尔说些笑话气他的小外孙，他都用汉语，毕竟我们也只能听懂汉语。
大姨比妈妈爱说民族话，她是那种说汉语带点民族口音的女人，说话的时候慢条斯理，舌头打卷，但绝不是北京腔里的儿话音，听起来甚是可爱优雅。后来兴许是因为她带了外孙好几年，也兴许是因为总见不到我怪想的，反正每次回去很难再听到她和妈妈说达斡尔话，偶尔说几句，就像是一根手指在钢琴键上潦草地敲了几下，不成音乐。
表姐夫是四人之中母语说得最好的一个，因为他来自一个叫库如奇的村屯，而“我的家族”里的人都是在尼尔基镇上长大的。如果说你在莫力达瓦旗遇到一个说达斡尔话说得非常流利、可以不加任何汉语词汇的人，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在达斡尔族聚集村屯长大的。
表姐夫跟大姨一样，有民族口音，甚至更重，他是除了不得不说的时候才说汉语的那种人，可他的儿子，我大姨的外孙，也并没有因此学会达斡尔话。大姨为此惋惜，可又毫无办法，只给他取了一个达斡尔名字——莫德尔提，意思是“有智慧的人”，除了对他前途的期待，想来也是为了时刻提醒着他自己的根吧。
我猜他不会忘记，也丝毫不会有心亏的感觉，他不像我，毕竟他的体内没有两种血液在斗争，即便他不会说达斡尔话，他完整纯粹的血缘让他不必想急切地证明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不像我。
3
达斡尔语没有文字，只有语言，这种语言如果要得以被传承，唯一的方式就是口口相授，甚至不应该是一种教授，它必须时时刻刻渗透在一个人的生活之中。我不说生命，因为我很清楚，虽然我不会说也听不懂，但我生命里有它的存在，深深刻刻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二分之一的血液之中。
我不是一个纯粹的达斡尔人，这是说我的血统。
我的父亲是一个汉人，用族语说就是“NiaKen”，分别读三声二声，我只能结合汉语拼音和英语音标拼凑出这个不是词汇的词汇，让人可以标准地将它读出来，这是一个简单的发音，不需要动用舌尖的颤抖就可以完成。 小时候，这个词在我耳畔出现的频率最高，每次一有人把它像帽子一样扣在我头上，都能招致我大喊大叫击鼓鸣冤，我会立即陷入委屈，然后否认辩解——我不是 NiaKen！我不是 NiaKen！好像他们说的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来自太空的外星人。最爱用这个词说我的人就是大姨，每每看到小小的我竟然因为一个词大动肝火她就咧着嘴巴眯着眼睛憋不住地乐，有时候反而故意地用它来气我呢。
我会愤怒并不是因为这个词有任何贬义，就像大姨和表姐每次夸奖我继承父亲水汪汪的大眼睛时，我也一样不开心（但是我承认比说我是 NiaKen高兴点），在“我的家族”里，从我的姥爷到年纪最小、大我 7岁的小表哥，所有人之中，只有我一个人长着大大的眼睛，只有我一个人有着一半外族血统，不管他们因为我可爱漂亮如何放肆地宠爱我，我都无法摆脱我是一个异类的感觉。
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可我感受到的却是深切的孤独，我就像一个疯人院的疯子大喊“我不是疯子”一样，以为蛮横和喊叫就能驱散我体内不一样的血液，或者也不是一种驱散吧，就像电影《七个精神病》里的 2号精神病老头一样，总是带着一块方巾遮挡着咽喉部的伤疤，是遮挡，是不想被提醒。
后来，妈妈说，我应该也有满族血统，我的父亲不是一个彻底的汉人。之所以有了这个说法是因为奶奶告诉妈妈，她小的时候也管自己的爸爸叫阿玛，加上她出生在辽宁——满族人的发祥地，很难不让人猜测她的家族是由于“驱除鞑虏”而改称汉族的满人。
我中意这个说法，尽管没有取证，因为这个说法削弱了我除了达斡尔族之外的其他两种血统：汉满分别是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加在一起才是二分之一，那么占有大量比例的达斡尔族的血在这场血液的斗争中便遥遥领先了，它们可以像一队挥军而上的大部队一样占领我的心地，在我的心之上树一面大旗。
4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学会达斡尔话，现在时常责问母亲，她每次回答得都不大一样，有时候说是因为没有放在心上、没有这种意识，就很自然地用汉语将我带大了;有时候说是因为怕我跟小朋友玩耍的时候被孤立;有时候说是因为怕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有障碍，大概就这三种说法，颠来倒去地解释我的质问，偶尔也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发自内心地指望母亲给我一个“说法”，毕竟我已经错失了可以学会母语的最佳时机，只是觉得叹惋，只是在用一种发问的方式来长吁短叹吧。
据说那个时候镇上像我这个年纪左右的小孩都没有把达斡尔话作为出生时第一接触的语言，因为从幼儿园到高中，所有的授课都用汉语来完成。虽然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以达斡尔族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自治政府，但到了 80年代中期，镇上的汉族人就已经比达斡尔族人多很多很多了，整个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有 26万人口的时候，达斡尔族人只占六分之一。
我的家族里，从老姨开始就不会说达斡尔族话了，她也不是一开始就不会，大概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吧。老姨生于六十年代末，比妈妈小 12岁，12年的光阴，可以为一个城镇带来多么巨大的改变，一棵杨树可以在 12个春天撒下多少种子，又生长出多少棵新的树，更不要说一种语言在大时代之下的流失。
至于表姐和表哥，听说表姐小的时候也是会说的，大一些的时候突然开始非常抵制说民族话，我猜想是因为这种民族的独特性让她在许多汉族玩伴面前像一个异类了，于是她也像我一样，选择一种自己的方式企图去遮挡、去掩盖。
小表哥关于民族话的历史情报我没有掌握，只知道他大学毕业去鄂温克旗上班之后突然对母语产生了悸动，他开始主动地学习一些民族话，可是他的舌头早就被汉语调教得像一块硬面疙瘩了。每次过年回来，他一本正经地跟我妈说上几句民族话，说到那些需要舌头打卷的词汇时，他坚硬的舌头都让他显得非常蹩脚，我超想笑，可看着他似乎是带着一种神圣的神情在说这些话呢，我便又感慨起来，我很能体会他内心之中的情愫——远走之后，总想再以什么方式贴近这片水土和自己的根血，特别是表哥，他的工作编制已经将他钉在别处，即便有时日可以回到家乡，也从此都是一个过客了。
“……等到我开口说话，令奶奶惊奇的是，我说出来的全部是汉语，有些她还不甚了了，仅仅一年的时间我竟不会讲自己的母语了，只可以听。……奶奶去世后，我便再次丢弃了我的语言，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现在我才感到我便是我们民族命运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是老姨苏莉的散文《旧屋》里的文字。
我从没有问过老姨关于自己不能说母语的感触，她在多年前远嫁到科尔沁草原，与许多蒙古族和更多的汉族人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自己的身边少了一样至关珍宝的声音，毕竟她曾经比我离母语更近。
有一段时间，她加入了一个被称作母语群的微信群，群里充斥着和我们一样担心母语消逝的人，还有那些背井离乡无处诉说和聆听母语的人。老姨一开始很兴奋，似乎终于找到可以缩短时间空间的虫洞一样的东西让她得以随时随地贴近母语，也许她还怀着重新学习的打算加入进去了呢。
所有的人都是饥饿的，他们对故乡的眷恋、对民族的牵扯、对母语消失的恐慌，所有的人都在说话。也许是因为老姨终究是一个害怕喧嚣的人，也许是因为老姨对自己不能加入他们的对话痛心疾首，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时刻提醒她儿时丧失了对母语掌握的闹钟，也许因为一些别的原因，反正，她最终退却了。
老姨说，她是我们民族命运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其实这个缩影里也包括我、包括我的外甥莫德尔提——从纯正的血统到加入了外族血液，从可以听说到只可以听，就像聚集村里长大的孩子可以不掺杂任何一个汉语词汇，而镇上长大的会说达斡尔话的人会把汉语和达语夹在一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渐变的过程，在每一代人的身上民族的烙印越来越浅。
我和外甥，我们既不会说，也听不懂。
我怎么又敢去想象一百年以后。
5
2014年 8月 1日，我 28周岁，我带着我的汉族男人到家乡莫力达瓦去举办婚礼。也就是在这个夏天，也许是因为我的婚事，表姐夫终于频频出现在我面前，和大姨和妈妈说着达斡尔话，让我一次一次掩盖自己因为听到乡音想哭的冲动。 他开着新买的轿车拉着我和我的汉族男人还有妈妈去他老家库如奇村看山看江还有清泉，一路上车里都回响着汉语的草原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什么的，每当他和妈妈说起什么的时候，生平第一次，我觉得如此美好的音乐是那么多余。
我是一个达斡尔族姑娘，至少我的心是一颗完整的达斡尔的心，我很想在婆家举办婚礼的时候用最直接的方式去证明，我在车里要求妈妈教我唱一首达斡尔民歌，它的汉语名字是《忠实的心呐想念你》：
“清水河边有歌声
我急急忙忙走过去
听见我爱人在歌唱
水鸟对对双双飞
吶耶耶呢耶耶呐耶呢耶呐耶耶”
很多年前我就会唱这个汉语版的，当时并没觉得有多好听，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简单，我对它的忽略程度到了在任何一个场合有人要求我唱一个民族歌曲的时候，我都不会选它，尽管我对它无比熟悉。而对于婚礼，我不得不选它，因为它是我会唱的唯一一个热烈的民族情歌，会在婚礼现场很应景。
达斡尔语原版歌曲的歌词变成了这样：
“WulariWulariMorisinNei
WulenZhoulenYaoDerTie……”
它们从妈妈嘴里流淌出来的一刻便瞬间打动了我，是一种颠覆的感觉，颠覆了我对这个歌曲十几年来的印象，达斡尔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恰当地落在每一个音符之上，契合出一个完整的节奏感。
我终于理解了以前一个哈萨克族 80后诗人艾多斯跟我说的话，他会俄语，他说，翻译成汉语的俄语诗歌真是大打折扣，根本不要去看翻译后的作品，像阿赫玛陀娃的诗歌翻译之后所有的韵律都被破坏了。关于诗歌，我总觉得有胜于无，对于我们这些不会俄语的人来说，能看到翻译作品已实属幸运。而于我更幸运的是，我至少还可以通过歌曲来实现跟母语的亲近。
妈妈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断给我听，歌词里到处都是如同陷阱一般的舌尖颤音，我拼命地模仿着，令我惊喜的是，我可以很完整地完成它们，这个时候，舌头就化成了水浪，任它随着兴致打卷翻滚。兴奋之余，我还没忘了踩踩我的小表哥，我得意忘形地问妈妈：“我比小哥强吧？”她不需要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她早就在我出色地完成一个一个颤音的时候发出认可和欣慰的表情。
我那个对新鲜事物有强烈体验欲的汉族男人也动用起他的舌头模仿起来，他的舌头多半只能打一个卷，听上去像一个说话大舌头的人，偶尔费力地卷出几个卷的时候，舌头的动作又非常迟缓，如果真说起达斡尔话来，大概又会像一个智障吧？
我到底没能学会那首歌的原版，我只是可以模仿的时候出色的完成一个读音，当声音一落，它在我的脑中也随着声音一起消失了，没有文字，无法记录，完全不明其意的我根本记不住完整的句子，就像儿时以为可以将十个音节攥在手心，最后也不过随着许多记忆一同被时光埋葬。
正式婚礼的时候，婆家的司仪采用了最为模式化的主持方式，匆匆忙忙地向亲友介绍了我是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人，并忽略了我同样引以为傲的达斡尔族身份。不说也罢，对许多人来说，少数民族只意味着可以生多胎，他们才不会在乎你的祖先、你的血脉，他们也不在乎你是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还是鄂伦春族，对他们来说，相差无几。
他们不问你从哪里来，只问你到哪里去。
6
我有时嫉妒那些可以说自己民族语言的人，任何一个民族都嫉妒，尤其是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人，不像我的舌头，那么孤独，只能与汉语为伍。
来到北京之后认识了一个叫梦迪的女人，她创办了一个达斡尔论坛，就像一个后花园，把世界各地的达斡尔族同胞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论坛每年都会举办一次称作“达斡尔之夜”的聚会，与他们接触得多了，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族人。每次聚会认识了新的族人我基本上都会问同一个问题：
“你会说达斡尔话吗？”
如果对方说不会，我会立即产生一种心理平衡，可同时更加浓郁的情绪是惋惜，我既害怕他们都会说达斡尔族话而我不会，我会重历儿时异类的孤独感，我又担心大家都丧失了对这种语言的掌握，导致终有一天母语的消失。
如果对方说会，我的双眸会立即发亮，对这个人产生一种敬仰和嫉妒掺杂的双重情感，特别是当对方年纪与我相仿甚至比我小的时候，我会因为他嘴里的这一个字，认定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不忘本的人。会和不会，惋惜也好，敬仰也罢，终究是人家的事，我们在北京生活、工作、玩耍，见面的时候，相互之间还是说汉语的时候多。
我为我的婚事真正喝醉是在北京，在 10月份补办的那次酒席上，零零散散地三十多个人坐了四桌，有我汉族男人的同事、朋友，还有我的亲戚、朋友和几个关系要好的族人。两桌酒还没敬完我就已经晕得视线狭窄、走路摇晃，之所以那么拼命地喝，是因为我知道在北京能坐到我这个无名小卒酒席上的人，都是我真正可以掏心掏肺的人。
喝得正酣，我的两个族人，一个我叫他达哥，一个是我的初中同学，他们两人端着杯子去敬当时屋里年纪最大的人——我的姨姥姥，因为达斡尔族人敬老尊长的传统非常严厉。猝不及防，他们两个人嘴里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串达斡尔语，虽然他们不是对着我说的，可是他们的话却像一根箭刺到我心上。
兴许是因为醉酒了吧，我的眼泪顷刻间滚出眼眶，随之而来的是我嚎啕的声音，极其放肆强烈的嚎啕的声音，所有人都愣住了。正在别桌敬酒的我的汉族男人跑过来抱住我，连连问我究竟为什么哭。我说不出话，只顾着嚎啕，好像要把从儿时积攒到那天的所有关于我民族身份的委屈都哭出来。
那天我穿了一件酒红色的长裙，我的男人穿着一身酒红色的西服，我们两人就站在四个桌子之间的空地——整个房间的正中央，不分你我地紧紧抱在一起，不知道从空中俯视下去是不是像两个缠在一起的花蕊？一个拼命哭着，一个拼命抹着哭者的眼泪，把她涂的并不防水的睫毛膏抹了她一脸。
所有人的瞩目让我知道我必须有个交代，我从嚎啕的间隙挤出几个字：“我不会说达斡尔话。”大家都笑了，也许他们觉得我很天真吧？只有我的男人依然紧紧地搂着我，不顾旁人亲我的脸颊，可又是那么无能为力。妈妈从卫生间回来的时候，惊愕地问周围的人怎么回事，当她知道我哭的原因之后，她没有像大家一样笑了，毕竟是我的母亲，与我血脉相连，她擦着我眼泪安慰我说，以后再学吧。 后来跟妈妈回忆起那天的事，我并没有觉得我傻，她也没有。她说，你的爱人那么疼你，你半夜想喝饮料，他就跑到 24小时超市给你买;你想吃水果，他拖着病着的身体也给你带回来;只要你想的，他能做到的都会做，做不到也许还会自责，可是那天，他只能抱着你却什么也做不了，他一定觉得那比跟他要一颗星星还让他为难吧。
我不知道母语是怎样定义的，是一个人出生后最早接触并使用的语言，还是一种深埋在血液中的语言，我只知道，当你听到母语的时候，你会周身颤抖、为之动容，你会觉得安全，就像身处于寒冬里的被窝。这是任何一种其它语言都不能代替的，其它语言可以是十八般武艺，可以是一张级别证书，可以是一个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给你带来新鲜、愉悦、骄傲，可绝不是温暖，不是。
如果血液可以发出声音就好了，那么我就不必像一个无法证明自己没有犯罪的人一样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达斡尔族，如果血液可以代替我说话，那么，我也许可以在我想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达斡尔族人的时候稍稍地流点血，而不是流眼泪。
毕竟流血只是皮肉之痛，而流眼泪是因为心在痛。
7
今年夏天之前，我从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萨满。
当人类对自然的情感状态从最初的畏惧到现在的攫取，以万物作为神灵的萨满教不可避免地没落了。文明使人们不再需要一个萨满作为神灵的代言人，就像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你让我顺水漂流》里描写的一样，更多的人对萨满怀着一种猎奇心理，看“萨满”与神灵的对话就像在看一场表演，而真正对自然充满敬畏的老去的萨满只能趟在桦皮船里随水漂流而下，等待自然收回他的呼吸和生命，就像收回了曾经与人类的交流。
如果不是我的家乡莫力达瓦旗政府为了申请萨满文化之乡，碰巧我的表姨是旅游局局长，我猜我这辈子也没机会见到萨满的通灵仪式。以前听妈妈说，法术高强的萨满可以身穿两百斤以上的萨满服身轻如燕地翩翩起舞、旋转跳跃，还可以踩在鸡蛋上，所以，可想而知，我为自己将要见到萨满施法是什么样的心情，可必须承认，除了对萨满文化的尊重，我有猎奇的心理。
我们抵达山坡下面的时候，前来参加仪式的人的轿车就已经排着队停满了，一个个车头朝着山坡，像是在爬行，像是在仰望，像是一个个朝圣者。除了政府的车辆，更多的是“莫日登”家族的车，“莫日登”姓大概是我们达斡尔族人里最庞大的一个家族姓氏了，而此次的萨满通灵仪式就是要与他们的祖先取得联系。
走近一个石头堆好的敖包，前面摆放着一只烤熟的牛头，还有牛奶和烈酒，燃烧的香和一些糖，我有些扫兴，这说明祭祀仪式已经完毕了。再转头去看人堆里坐在椅子上的萨满，她前后胸分别带着代表日月的铜镜，身上挂满各种代表四季、节气、三百六十五天的饰品等等，头上戴着鹿角帽，最惹人瞩目的是她肩头上的两个布制小鸟，据说那是神灵传话的信使。她闭着眼睛手里拿着萨满鼓一边敲着，嘴里一边念着。我更扫兴了，这说明她念祈祷词之前的萨满舞已经结束了。
祭祀和萨满舞是我最想看的，因为她嘴里的祈祷词都是达斡尔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她前面跪了许多莫日登家族的后人，我问妈妈她在说什么，同样从来没看过萨满仪式的妈妈既想给我解释，又想专心听，很是敷衍，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成了局外人，但是我当时并没有伤感，因为听不懂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有我的阵营，我和他们一起围在外围，时而说些悄悄话。
那天真热，我身上发粘，站得久了，腿也酸了，我那个汉族男人拿着手机在人群里窜来窜去，找合适的角度拍照录像。
“怎么这么长时间啊？”我有点不耐烦了。
“她在请先人，也许因为是白天吧，请得有些费劲。”妈妈捂着嘴以很小的声音好好地回答了我。
我又扫兴又无聊又绝望，我想这里烈日当空，估计把这个老萨满唱的嗓子都冒烟了也未必能将莫日登家族的祖先请来了。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开始焦躁，窃窃私语的声音开始逐渐面积扩大。
“嘘！”有人说。
这时，老萨满对面的年轻一些的萨满突然有了动静，此前她一直闭着眼睛坐在那里，汗水从她露出不多的脸上不停流着，有几个人扶着她，并在她嘴里塞着一小块方巾。妈妈说，那是怕她咬舌头。
她突然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果然穿着几百斤的萨满服转起圈来，我兴奋了，踮起脚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不过她转了几圈就倒在地上，起身之后也敲起了萨满鼓，开始用达斡尔话唱起来。
我泄了气似的干脆坐在地上，我想这一行也就是这样了吧。
她唱了一会儿，我突然看到妈妈推开眼镜在擦眼泪，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又站起来张望，萨满还是坐在那儿一下一下敲着鼓，一句一句唱着词。然后我又看到我的表姨也在抽泣。
“你怎么了？”我问我妈，我怀疑她是不是中邪了，因为我听说以前有个舞蹈演员因为跳一个以萨满为主题的舞就中邪了。
“太可怜了。”她边说边把手搭在表姨肩膀，表姨也连连点头并擦眼泪。
“怎么回事啊？”我又问。
妈妈说，此时正在唱歌的人正是莫日登家族的祖先，是一个活着的时候被称为“疯老太太”的女人，她讲起她生前的苦楚，讲她过世后灵魂孤独的飘零，讲她每次看到自己后人，用手抚摸他们，可是他们根本感觉不到，她说，她希望她后人的内心可以像七个孔的泉水一样澄清……
我也哭了，泪水像她嘴里唱出的泉水一样洗掉了我之前的一切情绪——扫兴、无聊、炎热、疲惫，洗掉了我对于一个萨满所有的猎奇心。再看她的时候，眼光不自主地肃穆起来，心酸，但绝不是怜悯。我会哭，不只是因为她生前与死后的孤独，我看着那些跪在她面前的后人表情木讷，我知道她与她深爱的后人相隔的不止是阴阳两界，她深情地嘱咐着，可是她面前那些年轻的后人们只是跪在那里，听不懂她的一言一语。
泰戈尔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可我也同样看到了一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孤独地飘零了几百年，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你却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们的萨满越来越少，我在想，究竟是萨满们没有能力再代替神灵和祖先说话，还是他们再也找不到说话的理由。说出的话，没有人听，没有人懂，失去聆听的话语是否还有意义？
萨满后来又唱了许久许久，对每一个属相的后人分别嘱咐、给予祝福，我们没有坚持听到最后，躲开大量人群提前离开了，沿着山路走下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年轻的莫日登家族的女孩坐在自家的车里玩手机，可萨满悲怆的歌声明明仍旧响彻在身后。
是的，天太热，没有云彩遮挡，高纬度的烈日就那么直直地晒着。
我不知道我的祖先在哪里，是不是像这个莫日登家族的祖先一样在哪处孤独地飘零着，是不是会因为我身上二分之一的血液也在我睡梦中轻抚我的手，不知道她是不是也有很多很多话想对我说。
可是我不敢听，至少在我的舌头没有摆脱孤独之前，在我没有学会能与她交流的语言之前，我不敢听。
责任编辑 包倬
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用达斡尔话和谁交流过，没有那样的记忆，关于那些话像一串串灯笼花似的从我嘴里鱼贯而出。
妈妈说，我小的时候还是可以张开十个手指头用民族话数数的。随着一个一个数字从我嘴里排着队走出来，我的一根一根手指依次向手心聚拢，数到十的时候，我的两个小手便握成两个拳头，就像我费力地从母体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
要说这世上有什么能在自己的手心留住，除了人类的温度，也就只有自己无形的灵魂了，我是这样猜测的，否则为什么我们出生的时候都紧握着双手？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握紧拳头坚强地面对生活的艰辛，可我总觉得是因为我们都攥着自己的灵魂降生。人的温度和灵魂一样，都不是松开手就消失的东西。
我这双手心也有过很多过客，泥巴、清水、猫咪在夏天掉的毛、玩具娃娃、一只兔子的黑耳朵、爸爸齿间流淌出的告别、妈妈的温暖，当然还有幼儿园老师教授的母语的音节。
妈妈说，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躺在炕上临睡之前，把被子整齐地拉到胸口，意味着准备就绪，然后手指和嘴巴就开始动起来，我只能从一数到十，有些是两声音节，有些是三声的，数到十的时候会突然把两臂振起，音量加大，好像在宣布一个工程的告结。妈妈不大明白我为什么每天例行公事地在被窝里进行这项“作业”，而不是在其它任何时候，现在想来应该源于老师的一句嘱咐，她多半是说：回家后可以利用睡前的时间练习一下哦。但我是个直肠子、实惠人，把老师的这句嘱咐当做命令一样执行了。
十好像是一个三声的音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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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从不知道听到一种语言可以产生一种生理反应，应该是从几年前开始，当那些话从表姐夫的嘴里利利索索地蹦跶出来时，就像一个小小的槌敲打着我的心鼓，哪怕是在夏季，也会感到一种温暖，很舒服，并不会使四周的温度升高，它在我的体内化成一股清流，直往百汇上冲，然后我便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从来不知道表姐夫跟大姨或者妈妈在说些什么，也很少问，我很喜欢这种语言在我耳边像音乐一样回响着，毕竟我离开家乡已有 9年的时间，也不是总有机会听得到它。如果我像儿时一样总因为感到隔阂不断地问他们在说什么，让他们把说过的话翻译成汉语，我怕又要减少我一生之中能够听到它的机会了。
姐夫、大姨、大姨夫和妈妈是现在“我的家族”里唯一会说母语的四个人。我不大懂族谱什么的，我是姑娘，如果有天要落在族谱上，大概也要落在夫婿家的族谱上吧，可这些只不过是讲形式的东西，我是一个户口本上连姓都没有的人，我就做我自己的种子。
对我来说，我的内心里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族，如果非要定义的话，那么就是所有和妈妈有血缘关系的人吧，再精确一点，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那些、我非常熟悉的、跟妈妈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姥爷，老姨，大姨，大姨家的哥姐以及他们的爱人等等。“我的家族”不是完全按照血缘来列表的，它基于我对人情感的亲疏，所以“我的家族”里，没有父亲，他就像他给我的另一半异族血液一样，让我觉得遥远和陌生。
如果不是当了多年的游子，我可能都不会意识到我身边流失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我的母语，虽然我听不懂，可直到考上大学离家之前，它都像我生命中的背景音乐一样常伴左右。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那种感受，我的母语，我不会说也听不懂，可能就像母亲为你做的那些日常琐事一样，在你学习非常忙碌的时候，给你洗衣服、给你做好饭、给你熬汤药，可这些并不会引起你的注意。也许跟外面世界的嘈杂有关，以至于我没能意识到在我离开家的一刻，这个声音就跟母亲一起被我留在了身后。
上大学的时候，一年回家两次;工作以后，减少到一次。在四个会说母语的亲人里，每次回去都能见到大姨、大姨夫和妈妈，但不是每次都能见到表姐夫。
大姨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从小到大，就没怎么听过他讲话，更别说听他讲大量的达斡尔话了。小的时候，他偶尔说些笑话气我，就像现在偶尔说些笑话气他的小外孙，他都用汉语，毕竟我们也只能听懂汉语。
大姨比妈妈爱说民族话，她是那种说汉语带点民族口音的女人，说话的时候慢条斯理，舌头打卷，但绝不是北京腔里的儿话音，听起来甚是可爱优雅。后来兴许是因为她带了外孙好几年，也兴许是因为总见不到我怪想的，反正每次回去很难再听到她和妈妈说达斡尔话，偶尔说几句，就像是一根手指在钢琴键上潦草地敲了几下，不成音乐。
表姐夫是四人之中母语说得最好的一个，因为他来自一个叫库如奇的村屯，而“我的家族”里的人都是在尼尔基镇上长大的。如果说你在莫力达瓦旗遇到一个说达斡尔话说得非常流利、可以不加任何汉语词汇的人，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在达斡尔族聚集村屯长大的。
表姐夫跟大姨一样，有民族口音，甚至更重，他是除了不得不说的时候才说汉语的那种人，可他的儿子，我大姨的外孙，也并没有因此学会达斡尔话。大姨为此惋惜，可又毫无办法，只给他取了一个达斡尔名字——莫德尔提，意思是“有智慧的人”，除了对他前途的期待，想来也是为了时刻提醒着他自己的根吧。
我猜他不会忘记，也丝毫不会有心亏的感觉，他不像我，毕竟他的体内没有两种血液在斗争，即便他不会说达斡尔话，他完整纯粹的血缘让他不必想急切地证明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不像我。
3
达斡尔语没有文字，只有语言，这种语言如果要得以被传承，唯一的方式就是口口相授，甚至不应该是一种教授，它必须时时刻刻渗透在一个人的生活之中。我不说生命，因为我很清楚，虽然我不会说也听不懂，但我生命里有它的存在，深深刻刻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二分之一的血液之中。
我不是一个纯粹的达斡尔人，这是说我的血统。
我的父亲是一个汉人，用族语说就是“NiaKen”，分别读三声二声，我只能结合汉语拼音和英语音标拼凑出这个不是词汇的词汇，让人可以标准地将它读出来，这是一个简单的发音，不需要动用舌尖的颤抖就可以完成。 小时候，这个词在我耳畔出现的频率最高，每次一有人把它像帽子一样扣在我头上，都能招致我大喊大叫击鼓鸣冤，我会立即陷入委屈，然后否认辩解——我不是 NiaKen！我不是 NiaKen！好像他们说的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来自太空的外星人。最爱用这个词说我的人就是大姨，每每看到小小的我竟然因为一个词大动肝火她就咧着嘴巴眯着眼睛憋不住地乐，有时候反而故意地用它来气我呢。
我会愤怒并不是因为这个词有任何贬义，就像大姨和表姐每次夸奖我继承父亲水汪汪的大眼睛时，我也一样不开心（但是我承认比说我是 NiaKen高兴点），在“我的家族”里，从我的姥爷到年纪最小、大我 7岁的小表哥，所有人之中，只有我一个人长着大大的眼睛，只有我一个人有着一半外族血统，不管他们因为我可爱漂亮如何放肆地宠爱我，我都无法摆脱我是一个异类的感觉。
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可我感受到的却是深切的孤独，我就像一个疯人院的疯子大喊“我不是疯子”一样，以为蛮横和喊叫就能驱散我体内不一样的血液，或者也不是一种驱散吧，就像电影《七个精神病》里的 2号精神病老头一样，总是带着一块方巾遮挡着咽喉部的伤疤，是遮挡，是不想被提醒。
后来，妈妈说，我应该也有满族血统，我的父亲不是一个彻底的汉人。之所以有了这个说法是因为奶奶告诉妈妈，她小的时候也管自己的爸爸叫阿玛，加上她出生在辽宁——满族人的发祥地，很难不让人猜测她的家族是由于“驱除鞑虏”而改称汉族的满人。
我中意这个说法，尽管没有取证，因为这个说法削弱了我除了达斡尔族之外的其他两种血统：汉满分别是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加在一起才是二分之一，那么占有大量比例的达斡尔族的血在这场血液的斗争中便遥遥领先了，它们可以像一队挥军而上的大部队一样占领我的心地，在我的心之上树一面大旗。
4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学会达斡尔话，现在时常责问母亲，她每次回答得都不大一样，有时候说是因为没有放在心上、没有这种意识，就很自然地用汉语将我带大了;有时候说是因为怕我跟小朋友玩耍的时候被孤立;有时候说是因为怕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有障碍，大概就这三种说法，颠来倒去地解释我的质问，偶尔也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发自内心地指望母亲给我一个“说法”，毕竟我已经错失了可以学会母语的最佳时机，只是觉得叹惋，只是在用一种发问的方式来长吁短叹吧。
据说那个时候镇上像我这个年纪左右的小孩都没有把达斡尔话作为出生时第一接触的语言，因为从幼儿园到高中，所有的授课都用汉语来完成。虽然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以达斡尔族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自治政府，但到了 80年代中期，镇上的汉族人就已经比达斡尔族人多很多很多了，整个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有 26万人口的时候，达斡尔族人只占六分之一。
我的家族里，从老姨开始就不会说达斡尔族话了，她也不是一开始就不会，大概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吧。老姨生于六十年代末，比妈妈小 12岁，12年的光阴，可以为一个城镇带来多么巨大的改变，一棵杨树可以在 12个春天撒下多少种子，又生长出多少棵新的树，更不要说一种语言在大时代之下的流失。
至于表姐和表哥，听说表姐小的时候也是会说的，大一些的时候突然开始非常抵制说民族话，我猜想是因为这种民族的独特性让她在许多汉族玩伴面前像一个异类了，于是她也像我一样，选择一种自己的方式企图去遮挡、去掩盖。
小表哥关于民族话的历史情报我没有掌握，只知道他大学毕业去鄂温克旗上班之后突然对母语产生了悸动，他开始主动地学习一些民族话，可是他的舌头早就被汉语调教得像一块硬面疙瘩了。每次过年回来，他一本正经地跟我妈说上几句民族话，说到那些需要舌头打卷的词汇时，他坚硬的舌头都让他显得非常蹩脚，我超想笑，可看着他似乎是带着一种神圣的神情在说这些话呢，我便又感慨起来，我很能体会他内心之中的情愫——远走之后，总想再以什么方式贴近这片水土和自己的根血，特别是表哥，他的工作编制已经将他钉在别处，即便有时日可以回到家乡，也从此都是一个过客了。
“……等到我开口说话，令奶奶惊奇的是，我说出来的全部是汉语，有些她还不甚了了，仅仅一年的时间我竟不会讲自己的母语了，只可以听。……奶奶去世后，我便再次丢弃了我的语言，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现在我才感到我便是我们民族命运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是老姨苏莉的散文《旧屋》里的文字。
我从没有问过老姨关于自己不能说母语的感触，她在多年前远嫁到科尔沁草原，与许多蒙古族和更多的汉族人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自己的身边少了一样至关珍宝的声音，毕竟她曾经比我离母语更近。
有一段时间，她加入了一个被称作母语群的微信群，群里充斥着和我们一样担心母语消逝的人，还有那些背井离乡无处诉说和聆听母语的人。老姨一开始很兴奋，似乎终于找到可以缩短时间空间的虫洞一样的东西让她得以随时随地贴近母语，也许她还怀着重新学习的打算加入进去了呢。
所有的人都是饥饿的，他们对故乡的眷恋、对民族的牵扯、对母语消失的恐慌，所有的人都在说话。也许是因为老姨终究是一个害怕喧嚣的人，也许是因为老姨对自己不能加入他们的对话痛心疾首，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时刻提醒她儿时丧失了对母语掌握的闹钟，也许因为一些别的原因，反正，她最终退却了。
老姨说，她是我们民族命运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其实这个缩影里也包括我、包括我的外甥莫德尔提——从纯正的血统到加入了外族血液，从可以听说到只可以听，就像聚集村里长大的孩子可以不掺杂任何一个汉语词汇，而镇上长大的会说达斡尔话的人会把汉语和达语夹在一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渐变的过程，在每一代人的身上民族的烙印越来越浅。
我和外甥，我们既不会说，也听不懂。
我怎么又敢去想象一百年以后。
5
2014年 8月 1日，我 28周岁，我带着我的汉族男人到家乡莫力达瓦去举办婚礼。也就是在这个夏天，也许是因为我的婚事，表姐夫终于频频出现在我面前，和大姨和妈妈说着达斡尔话，让我一次一次掩盖自己因为听到乡音想哭的冲动。 他开着新买的轿车拉着我和我的汉族男人还有妈妈去他老家库如奇村看山看江还有清泉，一路上车里都回响着汉语的草原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什么的，每当他和妈妈说起什么的时候，生平第一次，我觉得如此美好的音乐是那么多余。
我是一个达斡尔族姑娘，至少我的心是一颗完整的达斡尔的心，我很想在婆家举办婚礼的时候用最直接的方式去证明，我在车里要求妈妈教我唱一首达斡尔民歌，它的汉语名字是《忠实的心呐想念你》：
“清水河边有歌声
我急急忙忙走过去
听见我爱人在歌唱
水鸟对对双双飞
吶耶耶呢耶耶呐耶呢耶呐耶耶”
很多年前我就会唱这个汉语版的，当时并没觉得有多好听，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简单，我对它的忽略程度到了在任何一个场合有人要求我唱一个民族歌曲的时候，我都不会选它，尽管我对它无比熟悉。而对于婚礼，我不得不选它，因为它是我会唱的唯一一个热烈的民族情歌，会在婚礼现场很应景。
达斡尔语原版歌曲的歌词变成了这样：
“WulariWulariMorisinNei
WulenZhoulenYaoDerTie……”
它们从妈妈嘴里流淌出来的一刻便瞬间打动了我，是一种颠覆的感觉，颠覆了我对这个歌曲十几年来的印象，达斡尔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恰当地落在每一个音符之上，契合出一个完整的节奏感。
我终于理解了以前一个哈萨克族 80后诗人艾多斯跟我说的话，他会俄语，他说，翻译成汉语的俄语诗歌真是大打折扣，根本不要去看翻译后的作品，像阿赫玛陀娃的诗歌翻译之后所有的韵律都被破坏了。关于诗歌，我总觉得有胜于无，对于我们这些不会俄语的人来说，能看到翻译作品已实属幸运。而于我更幸运的是，我至少还可以通过歌曲来实现跟母语的亲近。
妈妈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断给我听，歌词里到处都是如同陷阱一般的舌尖颤音，我拼命地模仿着，令我惊喜的是，我可以很完整地完成它们，这个时候，舌头就化成了水浪，任它随着兴致打卷翻滚。兴奋之余，我还没忘了踩踩我的小表哥，我得意忘形地问妈妈：“我比小哥强吧？”她不需要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她早就在我出色地完成一个一个颤音的时候发出认可和欣慰的表情。
我那个对新鲜事物有强烈体验欲的汉族男人也动用起他的舌头模仿起来，他的舌头多半只能打一个卷，听上去像一个说话大舌头的人，偶尔费力地卷出几个卷的时候，舌头的动作又非常迟缓，如果真说起达斡尔话来，大概又会像一个智障吧？
我到底没能学会那首歌的原版，我只是可以模仿的时候出色的完成一个读音，当声音一落，它在我的脑中也随着声音一起消失了，没有文字，无法记录，完全不明其意的我根本记不住完整的句子，就像儿时以为可以将十个音节攥在手心，最后也不过随着许多记忆一同被时光埋葬。
正式婚礼的时候，婆家的司仪采用了最为模式化的主持方式，匆匆忙忙地向亲友介绍了我是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人，并忽略了我同样引以为傲的达斡尔族身份。不说也罢，对许多人来说，少数民族只意味着可以生多胎，他们才不会在乎你的祖先、你的血脉，他们也不在乎你是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还是鄂伦春族，对他们来说，相差无几。
他们不问你从哪里来，只问你到哪里去。
6
我有时嫉妒那些可以说自己民族语言的人，任何一个民族都嫉妒，尤其是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人，不像我的舌头，那么孤独，只能与汉语为伍。
来到北京之后认识了一个叫梦迪的女人，她创办了一个达斡尔论坛，就像一个后花园，把世界各地的达斡尔族同胞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论坛每年都会举办一次称作“达斡尔之夜”的聚会，与他们接触得多了，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族人。每次聚会认识了新的族人我基本上都会问同一个问题：
“你会说达斡尔话吗？”
如果对方说不会，我会立即产生一种心理平衡，可同时更加浓郁的情绪是惋惜，我既害怕他们都会说达斡尔族话而我不会，我会重历儿时异类的孤独感，我又担心大家都丧失了对这种语言的掌握，导致终有一天母语的消失。
如果对方说会，我的双眸会立即发亮，对这个人产生一种敬仰和嫉妒掺杂的双重情感，特别是当对方年纪与我相仿甚至比我小的时候，我会因为他嘴里的这一个字，认定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不忘本的人。会和不会，惋惜也好，敬仰也罢，终究是人家的事，我们在北京生活、工作、玩耍，见面的时候，相互之间还是说汉语的时候多。
我为我的婚事真正喝醉是在北京，在 10月份补办的那次酒席上，零零散散地三十多个人坐了四桌，有我汉族男人的同事、朋友，还有我的亲戚、朋友和几个关系要好的族人。两桌酒还没敬完我就已经晕得视线狭窄、走路摇晃，之所以那么拼命地喝，是因为我知道在北京能坐到我这个无名小卒酒席上的人，都是我真正可以掏心掏肺的人。
喝得正酣，我的两个族人，一个我叫他达哥，一个是我的初中同学，他们两人端着杯子去敬当时屋里年纪最大的人——我的姨姥姥，因为达斡尔族人敬老尊长的传统非常严厉。猝不及防，他们两个人嘴里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串达斡尔语，虽然他们不是对着我说的，可是他们的话却像一根箭刺到我心上。
兴许是因为醉酒了吧，我的眼泪顷刻间滚出眼眶，随之而来的是我嚎啕的声音，极其放肆强烈的嚎啕的声音，所有人都愣住了。正在别桌敬酒的我的汉族男人跑过来抱住我，连连问我究竟为什么哭。我说不出话，只顾着嚎啕，好像要把从儿时积攒到那天的所有关于我民族身份的委屈都哭出来。
那天我穿了一件酒红色的长裙，我的男人穿着一身酒红色的西服，我们两人就站在四个桌子之间的空地——整个房间的正中央，不分你我地紧紧抱在一起，不知道从空中俯视下去是不是像两个缠在一起的花蕊？一个拼命哭着，一个拼命抹着哭者的眼泪，把她涂的并不防水的睫毛膏抹了她一脸。
所有人的瞩目让我知道我必须有个交代，我从嚎啕的间隙挤出几个字：“我不会说达斡尔话。”大家都笑了，也许他们觉得我很天真吧？只有我的男人依然紧紧地搂着我，不顾旁人亲我的脸颊，可又是那么无能为力。妈妈从卫生间回来的时候，惊愕地问周围的人怎么回事，当她知道我哭的原因之后，她没有像大家一样笑了，毕竟是我的母亲，与我血脉相连，她擦着我眼泪安慰我说，以后再学吧。 后来跟妈妈回忆起那天的事，我并没有觉得我傻，她也没有。她说，你的爱人那么疼你，你半夜想喝饮料，他就跑到 24小时超市给你买;你想吃水果，他拖着病着的身体也给你带回来;只要你想的，他能做到的都会做，做不到也许还会自责，可是那天，他只能抱着你却什么也做不了，他一定觉得那比跟他要一颗星星还让他为难吧。
我不知道母语是怎样定义的，是一个人出生后最早接触并使用的语言，还是一种深埋在血液中的语言，我只知道，当你听到母语的时候，你会周身颤抖、为之动容，你会觉得安全，就像身处于寒冬里的被窝。这是任何一种其它语言都不能代替的，其它语言可以是十八般武艺，可以是一张级别证书，可以是一个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给你带来新鲜、愉悦、骄傲，可绝不是温暖，不是。
如果血液可以发出声音就好了，那么我就不必像一个无法证明自己没有犯罪的人一样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达斡尔族，如果血液可以代替我说话，那么，我也许可以在我想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达斡尔族人的时候稍稍地流点血，而不是流眼泪。
毕竟流血只是皮肉之痛，而流眼泪是因为心在痛。
7
今年夏天之前，我从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萨满。
当人类对自然的情感状态从最初的畏惧到现在的攫取，以万物作为神灵的萨满教不可避免地没落了。文明使人们不再需要一个萨满作为神灵的代言人，就像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你让我顺水漂流》里描写的一样，更多的人对萨满怀着一种猎奇心理，看“萨满”与神灵的对话就像在看一场表演，而真正对自然充满敬畏的老去的萨满只能趟在桦皮船里随水漂流而下，等待自然收回他的呼吸和生命，就像收回了曾经与人类的交流。
如果不是我的家乡莫力达瓦旗政府为了申请萨满文化之乡，碰巧我的表姨是旅游局局长，我猜我这辈子也没机会见到萨满的通灵仪式。以前听妈妈说，法术高强的萨满可以身穿两百斤以上的萨满服身轻如燕地翩翩起舞、旋转跳跃，还可以踩在鸡蛋上，所以，可想而知，我为自己将要见到萨满施法是什么样的心情，可必须承认，除了对萨满文化的尊重，我有猎奇的心理。
我们抵达山坡下面的时候，前来参加仪式的人的轿车就已经排着队停满了，一个个车头朝着山坡，像是在爬行，像是在仰望，像是一个个朝圣者。除了政府的车辆，更多的是“莫日登”家族的车，“莫日登”姓大概是我们达斡尔族人里最庞大的一个家族姓氏了，而此次的萨满通灵仪式就是要与他们的祖先取得联系。
走近一个石头堆好的敖包，前面摆放着一只烤熟的牛头，还有牛奶和烈酒，燃烧的香和一些糖，我有些扫兴，这说明祭祀仪式已经完毕了。再转头去看人堆里坐在椅子上的萨满，她前后胸分别带着代表日月的铜镜，身上挂满各种代表四季、节气、三百六十五天的饰品等等，头上戴着鹿角帽，最惹人瞩目的是她肩头上的两个布制小鸟，据说那是神灵传话的信使。她闭着眼睛手里拿着萨满鼓一边敲着，嘴里一边念着。我更扫兴了，这说明她念祈祷词之前的萨满舞已经结束了。
祭祀和萨满舞是我最想看的，因为她嘴里的祈祷词都是达斡尔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她前面跪了许多莫日登家族的后人，我问妈妈她在说什么，同样从来没看过萨满仪式的妈妈既想给我解释，又想专心听，很是敷衍，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成了局外人，但是我当时并没有伤感，因为听不懂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有我的阵营，我和他们一起围在外围，时而说些悄悄话。
那天真热，我身上发粘，站得久了，腿也酸了，我那个汉族男人拿着手机在人群里窜来窜去，找合适的角度拍照录像。
“怎么这么长时间啊？”我有点不耐烦了。
“她在请先人，也许因为是白天吧，请得有些费劲。”妈妈捂着嘴以很小的声音好好地回答了我。
我又扫兴又无聊又绝望，我想这里烈日当空，估计把这个老萨满唱的嗓子都冒烟了也未必能将莫日登家族的祖先请来了。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开始焦躁，窃窃私语的声音开始逐渐面积扩大。
“嘘！”有人说。
这时，老萨满对面的年轻一些的萨满突然有了动静，此前她一直闭着眼睛坐在那里，汗水从她露出不多的脸上不停流着，有几个人扶着她，并在她嘴里塞着一小块方巾。妈妈说，那是怕她咬舌头。
她突然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果然穿着几百斤的萨满服转起圈来，我兴奋了，踮起脚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不过她转了几圈就倒在地上，起身之后也敲起了萨满鼓，开始用达斡尔话唱起来。
我泄了气似的干脆坐在地上，我想这一行也就是这样了吧。
她唱了一会儿，我突然看到妈妈推开眼镜在擦眼泪，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又站起来张望，萨满还是坐在那儿一下一下敲着鼓，一句一句唱着词。然后我又看到我的表姨也在抽泣。
“你怎么了？”我问我妈，我怀疑她是不是中邪了，因为我听说以前有个舞蹈演员因为跳一个以萨满为主题的舞就中邪了。
“太可怜了。”她边说边把手搭在表姨肩膀，表姨也连连点头并擦眼泪。
“怎么回事啊？”我又问。
妈妈说，此时正在唱歌的人正是莫日登家族的祖先，是一个活着的时候被称为“疯老太太”的女人，她讲起她生前的苦楚，讲她过世后灵魂孤独的飘零，讲她每次看到自己后人，用手抚摸他们，可是他们根本感觉不到，她说，她希望她后人的内心可以像七个孔的泉水一样澄清……
我也哭了，泪水像她嘴里唱出的泉水一样洗掉了我之前的一切情绪——扫兴、无聊、炎热、疲惫，洗掉了我对于一个萨满所有的猎奇心。再看她的时候，眼光不自主地肃穆起来，心酸，但绝不是怜悯。我会哭，不只是因为她生前与死后的孤独，我看着那些跪在她面前的后人表情木讷，我知道她与她深爱的后人相隔的不止是阴阳两界，她深情地嘱咐着，可是她面前那些年轻的后人们只是跪在那里，听不懂她的一言一语。
泰戈尔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可我也同样看到了一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孤独地飘零了几百年，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你却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们的萨满越来越少，我在想，究竟是萨满们没有能力再代替神灵和祖先说话，还是他们再也找不到说话的理由。说出的话，没有人听，没有人懂，失去聆听的话语是否还有意义？
萨满后来又唱了许久许久，对每一个属相的后人分别嘱咐、给予祝福，我们没有坚持听到最后，躲开大量人群提前离开了，沿着山路走下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年轻的莫日登家族的女孩坐在自家的车里玩手机，可萨满悲怆的歌声明明仍旧响彻在身后。
是的，天太热，没有云彩遮挡，高纬度的烈日就那么直直地晒着。
我不知道我的祖先在哪里，是不是像这个莫日登家族的祖先一样在哪处孤独地飘零着，是不是会因为我身上二分之一的血液也在我睡梦中轻抚我的手，不知道她是不是也有很多很多话想对我说。
可是我不敢听，至少在我的舌头没有摆脱孤独之前，在我没有学会能与她交流的语言之前，我不敢听。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