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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寄来叶秀山先生的遗著《哲学的希望》，重读叶先生的书，感触良多。叶先生是我的前辈学者。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入哲学所，八十年代初去美国访学，两年后回来写了《前苏格拉底研究》，然后写了
《思、史、诗》等著作，文章不断。八十年代末我每天在哲学所办公室里看书，常去他的那个写作间，与他聊得比较多。叶先生很健谈，诲人不倦，让我受益。那时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在写作间看书，午饭自带，饭后午睡，下午去逛王府井购书买碟。这种情况延续到九十年代后期，直到哲学所将写作间收回。二○○二年我来清华大学以后，与叶先生交往就少了，只是出了书送一下，春节电话问候一下，聊几句。记得很久以前吴国盛就给他出过文集，好像有四五卷，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纯粹哲学系列丛书，叶先生写了总序，出了几本书，也转送来他的著作。如今获得遗著，叶先生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眼前。
叶先生多才多艺：善书法，喜京剧，好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多才多艺的学者，自然与众不同。一次他评价一位书画大师的字：小学大字课老师大概也是不能给画圈的。这话贬低至极，但是葉先生说得那样从容不迫，你只能信服。有一年哲学所评职称，美学室的韩玉涛申报研究员受到质疑：他的成果很少，只有一个关于书法的小册子。但是叶先生（还有王树人先生）却大力支持。叶先生谈论书法和中国文化，盛赞韩老师对书法的理解和造诣，结果还引来美学室一些人的不满。有一次叶先生说起美学，谈到他曾当面对一位美学名家说，你不要那样说美学，美学我也会搞，我也搞过。他的意思是说，美学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它没有什么科学性，与哲学不同。叶先生有一句话我记忆很深：哲学研究，总还是要搞一些具有科学性的东西。叶先生曾经写过他出国前让余丽嫦带他去看金先生的故事，话里话外透着他对西方哲学的向往和对美学的不屑。他曾对我说过多次，你不要只学逻辑，还是要学习一下西方哲学。正是对西方哲学的热爱，使他一路走来，直到为我们留下这部遗著。
我在哲学所二十一年，最幸运的是能够认识众多像叶先生这样的学者。我去过金岳霖先生家，听过贺麟先生的课，但是，真正说到对哲学所学术传统的认识和理解，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像叶先生这样的学者，受教于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得益于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们那里，我听到许多关于金、贺等老先生的故事;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金、贺老一辈学术传统的体现和延续，由他们的所言所行，我学到了如何做学问。以前身在哲学所，对这种传统比较麻木，来到清华大学以后，总听说要继承金岳霖传统，我才开始反思，这种传统是什么？十几年过去了，如今终于认识了什么是金岳霖传统，这其实就是一种学术传统，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感谢对这种传统的认识，今天我可以非常坦然地说，在对哲学的追求上，我与叶先生是相通的，但是在关于哲学的认识上，在哲学研究的方式上，我和叶先生还是有些差异的。
叶先生那一代人以及他们的上一辈，大都有一种家国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过 “文革 ”，这种理想和抱负虽然并未时时处处体现，但是渗透到骨子里，忘却也难。叶先生晚年对中国哲学显示出的巨大热情，在我看来，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金先生写过《论道》，那不过是 “旧瓶装新酒 ”。贺先生论过中国哲学，最终还是明言 “不能与黑格尔离婚 ”。叶先生则似乎是青出于蓝。很多年以前我读了叶先生一篇关于（好像是参观故宫）文物的文章，向他询问写作的意图。他说，作为中国人，总还是要做一些与中国思想文化相关的研究。所以，他从美学这样与经验相关的研究进入哲学，走进形而上学的殿堂;他不满足于西方哲学的文本，最终步入中国思想文化的世界。他的学术轨迹是不是呈现出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姑且不论，最终的结果却一定不是心血来潮。他自谦对中国哲学下的功夫很不够，也仍然要写 “中国哲学”，要讲述中国哲学的 “博大精深 —止于至善 ”的精神，要谈论中国哲学的 “机遇 ”，要对中国哲学 “寄希望 ”，并称它为 “未来 ”。叶先生的高足黄裕生教授认为，哲学是科学，又不是科学。这种辩证的统一似乎可以对叶先生的研究工作做出解释：前一句对应于叶先生所提倡的具有科学性的哲学，后一句大概可以涵盖叶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的看法。我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中国哲学是在 “哲学 ”前面加了 “中国 ”二字，因而是一种加字哲学，与哲学不同，至少与形而上学不同。所以，我读叶先生的遗著会有不同的感受。看到
“中国古代思想家失掉一次推进思想的机会，中国浅尝辄止的 ‘以物观物 ’，又回到 ‘以天观物 ’的传统上去 ”，我大致可以明白叶先生在说些什么，而读到 “唯有 ‘理’‘上下古今 ’无往而不 ‘在’，无往而不 ‘通’。‘形而下 ’者‘变异 ’，‘形而上 ’者‘恒存 ’，‘放之四海皆准 ’”，我觉得似乎也可以理解叶先生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对于“哲学家比较感兴趣的是他（程颢）的‘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两句，的确是一种 ‘形而上 ’的‘趣味 ’”，我就只能赞叹：叶先生的才华和想象力，真的是让人望尘莫及。
与金、贺前辈相比，叶先生这一代人也有不同。经过 “文革 ”十年，他们消耗了大好岁月。“文革 ”之后一度有一个口号：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这个口号显示出一种紧迫感，暗含着责任感和使命感。我熟悉这个口号，只不过今天淡漠了。如今年过花甲，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论文读不过来，转眼就是一年，大约也是有了一种紧迫的感觉。做研究，有没有紧迫感，大概还是不一样的。叶先生无论是研究和生活，都显得洒脱自如，其实节奏一直是紧张的：他那二十多部著作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即使主编西方哲学史多卷本，他也是自己撰写一卷（导论卷的上卷）。所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阅读，他思考，他写作，他在写字台前度过自己的一生。
叶先生妙笔生花。他写的 “沈有鼎的大蒲扇 ”脍炙人口。但是他晚年的哲学写作中引号用得太多了，多少阻断了文采，有些像歌唱家说的失去了 legato（连奏）。我曾对叶先生说过，大量使用引号让人读不懂。叶先生对我严肃地说：王路，我那是有专门含义的。我体会，引号的使用，体现出叶先生的思考。他的思考超出所用语词的日常用法和含义，而具有了专门的意义。有人说，叶先生这是自成一派。在我读过的哲学家著述中，的确未曾见到这样的文本。对于这样使用引号，我始终不能理解。这次阅读叶先生的遗作，面对引号，再次想起叶先生的话。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引号是语法符号，但是在叶先生这里，它们已经成为文字的一部分，因此要把它们看作是有含义的，是帮助表达思想的。看着层出不穷的引号，我隐约觉得，它们似乎在提示，那里包含着叶先生读书思考的感想和认识。我可以努力体会到叶先生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信马由缰。我好像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他的表达，那似乎不仅是思想的表达，而且是情感的表达，一种带有紧迫感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
我一直认为，研究不是写文章，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说出新东西。这就包括对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的阅读。所以，说出新东西，说说容易，做到却难。我在哲学所时叶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康德二律（“头顶的星空 ”和“胸中的道德律 ”）的文章。他送我的时候说，他买了五十本杂志，要好好送一送人。那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溢于言表。读书会有想法，感觉到有好的想法就想写下来，再自然不过了。但是，好的想法与新东西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叶先生对于这样的思考很有心得。他曾在讲座和文章中说过，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读得有了想法才能写。我和叶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有想法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一定要有新的想法，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好的，大概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如何能够知道自己的想法是新的呢？这里其实涉及学术标准。不读文献，就不会知道别人说了些什么，因而也就不会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别人没有说过的，是不是新的。所以，“新”是一个标准，一个要求，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标准和要求，却又是非常高的标准和要求。
叶先生说的读书要读得有想法，一定也有出新的意思，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他们那一代人，即便是搞西方哲学，信奉的还是学贯中西，追求的是融会贯通。叶先生说的读书要读得有想法，似乎就有这样的信念追求。与《前苏格拉底研究》相比，可以明显感到遗著在文献使用方面的变化：在遗著中，叶先生更多的是阐述自己思考的成果。透过引号，我们可以体会到叶先生在努力实现融会贯通：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要放在哲学史的背景下来理解，一个命题要联系某一种理论来理解，一个概念甚至也要结合某一种文化来理解。我钦佩叶先生的努力，但是总觉得这样的融会贯通少了些东西，比如欠缺一些深入细致的分析。冯友兰先生说，金先生的本领是将简单的东西说得复杂，而他的本领是将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單。借这个说法，我觉得叶先生的本领在二者之间。引号告诉我们，事情并不像字面上表达得那样简单，但是究竟为什么不那样简单，它也只是提示而已。也就是说，引号尽管可以告诉我们它还表达了更多的思想，但是毕竟没有告诉我们它表达了什么思想;引号也许可以提示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但是，它终究没有提示我们如何去思考。我这样说，并不是对叶先生求全责备，而是告诫自己，与叶先生相比，我毕竟还是赶上了可以安心读书，可以按部就班从事学术研究的好时代。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只能并且也应该比叶先生做得更好，而不能像叶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拥学术而 ‘投入市场 ’”，“把哲学学术当作仕途的敲门砖 ”。
阅读叶先生的遗著，似乎又走进他的那个小写作间：社科院大楼九层中段尽头，靠北，阴面。一张写字台，卡片一摞摞，一张折叠床，书籍杂志铺天盖地。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他在哲学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他说：“把时间留下来！”他感叹，他在哲学所的写作间没有了，“如果有，我还会回来！”这是他治学的肺腑之言，我认为也是他的呼唤。叶先生是学者，一个有使命感的学者。他提倡要好好读书，要搞 “纯粹 ”的哲学，要做具有科学性的哲学研究;他一辈子研究西方哲学，又觉得一定不能脱离中国的思想文化，而这才是未来的希望;他从古希腊哲学出发，将形而上学的视野扩展到整个西方哲学，最后又将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学贯中西的著作。
王齐说，《哲学的希望》这个书名颇费了一番心思，她希望它可以被看作出自叶先生之手。哲学是科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规律，有自身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它是学术，至少可以是学术的东西。哲学可以加字，从而也就可以超出学术的范围，成为文化的东西。“哲学的希望 ”，可以表示叶先生对纯粹哲学和具有科学性的哲学的认识和奉献，也可以体现叶先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热爱和追求。这个名字，恰到好处。
（《哲学的希望》，叶秀山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一九年版）
《思、史、诗》等著作，文章不断。八十年代末我每天在哲学所办公室里看书，常去他的那个写作间，与他聊得比较多。叶先生很健谈，诲人不倦，让我受益。那时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在写作间看书，午饭自带，饭后午睡，下午去逛王府井购书买碟。这种情况延续到九十年代后期，直到哲学所将写作间收回。二○○二年我来清华大学以后，与叶先生交往就少了，只是出了书送一下，春节电话问候一下，聊几句。记得很久以前吴国盛就给他出过文集，好像有四五卷，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纯粹哲学系列丛书，叶先生写了总序，出了几本书，也转送来他的著作。如今获得遗著，叶先生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眼前。
叶先生多才多艺：善书法，喜京剧，好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多才多艺的学者，自然与众不同。一次他评价一位书画大师的字：小学大字课老师大概也是不能给画圈的。这话贬低至极，但是葉先生说得那样从容不迫，你只能信服。有一年哲学所评职称，美学室的韩玉涛申报研究员受到质疑：他的成果很少，只有一个关于书法的小册子。但是叶先生（还有王树人先生）却大力支持。叶先生谈论书法和中国文化，盛赞韩老师对书法的理解和造诣，结果还引来美学室一些人的不满。有一次叶先生说起美学，谈到他曾当面对一位美学名家说，你不要那样说美学，美学我也会搞，我也搞过。他的意思是说，美学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它没有什么科学性，与哲学不同。叶先生有一句话我记忆很深：哲学研究，总还是要搞一些具有科学性的东西。叶先生曾经写过他出国前让余丽嫦带他去看金先生的故事，话里话外透着他对西方哲学的向往和对美学的不屑。他曾对我说过多次，你不要只学逻辑，还是要学习一下西方哲学。正是对西方哲学的热爱，使他一路走来，直到为我们留下这部遗著。
我在哲学所二十一年，最幸运的是能够认识众多像叶先生这样的学者。我去过金岳霖先生家，听过贺麟先生的课，但是，真正说到对哲学所学术传统的认识和理解，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像叶先生这样的学者，受教于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得益于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们那里，我听到许多关于金、贺等老先生的故事;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金、贺老一辈学术传统的体现和延续，由他们的所言所行，我学到了如何做学问。以前身在哲学所，对这种传统比较麻木，来到清华大学以后，总听说要继承金岳霖传统，我才开始反思，这种传统是什么？十几年过去了，如今终于认识了什么是金岳霖传统，这其实就是一种学术传统，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感谢对这种传统的认识，今天我可以非常坦然地说，在对哲学的追求上，我与叶先生是相通的，但是在关于哲学的认识上，在哲学研究的方式上，我和叶先生还是有些差异的。
叶先生那一代人以及他们的上一辈，大都有一种家国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过 “文革 ”，这种理想和抱负虽然并未时时处处体现，但是渗透到骨子里，忘却也难。叶先生晚年对中国哲学显示出的巨大热情，在我看来，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金先生写过《论道》，那不过是 “旧瓶装新酒 ”。贺先生论过中国哲学，最终还是明言 “不能与黑格尔离婚 ”。叶先生则似乎是青出于蓝。很多年以前我读了叶先生一篇关于（好像是参观故宫）文物的文章，向他询问写作的意图。他说，作为中国人，总还是要做一些与中国思想文化相关的研究。所以，他从美学这样与经验相关的研究进入哲学，走进形而上学的殿堂;他不满足于西方哲学的文本，最终步入中国思想文化的世界。他的学术轨迹是不是呈现出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姑且不论，最终的结果却一定不是心血来潮。他自谦对中国哲学下的功夫很不够，也仍然要写 “中国哲学”，要讲述中国哲学的 “博大精深 —止于至善 ”的精神，要谈论中国哲学的 “机遇 ”，要对中国哲学 “寄希望 ”，并称它为 “未来 ”。叶先生的高足黄裕生教授认为，哲学是科学，又不是科学。这种辩证的统一似乎可以对叶先生的研究工作做出解释：前一句对应于叶先生所提倡的具有科学性的哲学，后一句大概可以涵盖叶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的看法。我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中国哲学是在 “哲学 ”前面加了 “中国 ”二字，因而是一种加字哲学，与哲学不同，至少与形而上学不同。所以，我读叶先生的遗著会有不同的感受。看到
“中国古代思想家失掉一次推进思想的机会，中国浅尝辄止的 ‘以物观物 ’，又回到 ‘以天观物 ’的传统上去 ”，我大致可以明白叶先生在说些什么，而读到 “唯有 ‘理’‘上下古今 ’无往而不 ‘在’，无往而不 ‘通’。‘形而下 ’者‘变异 ’，‘形而上 ’者‘恒存 ’，‘放之四海皆准 ’”，我觉得似乎也可以理解叶先生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对于“哲学家比较感兴趣的是他（程颢）的‘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两句，的确是一种 ‘形而上 ’的‘趣味 ’”，我就只能赞叹：叶先生的才华和想象力，真的是让人望尘莫及。
与金、贺前辈相比，叶先生这一代人也有不同。经过 “文革 ”十年，他们消耗了大好岁月。“文革 ”之后一度有一个口号：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这个口号显示出一种紧迫感，暗含着责任感和使命感。我熟悉这个口号，只不过今天淡漠了。如今年过花甲，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论文读不过来，转眼就是一年，大约也是有了一种紧迫的感觉。做研究，有没有紧迫感，大概还是不一样的。叶先生无论是研究和生活，都显得洒脱自如，其实节奏一直是紧张的：他那二十多部著作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即使主编西方哲学史多卷本，他也是自己撰写一卷（导论卷的上卷）。所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阅读，他思考，他写作，他在写字台前度过自己的一生。
叶先生妙笔生花。他写的 “沈有鼎的大蒲扇 ”脍炙人口。但是他晚年的哲学写作中引号用得太多了，多少阻断了文采，有些像歌唱家说的失去了 legato（连奏）。我曾对叶先生说过，大量使用引号让人读不懂。叶先生对我严肃地说：王路，我那是有专门含义的。我体会，引号的使用，体现出叶先生的思考。他的思考超出所用语词的日常用法和含义，而具有了专门的意义。有人说，叶先生这是自成一派。在我读过的哲学家著述中，的确未曾见到这样的文本。对于这样使用引号，我始终不能理解。这次阅读叶先生的遗作，面对引号，再次想起叶先生的话。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引号是语法符号，但是在叶先生这里，它们已经成为文字的一部分，因此要把它们看作是有含义的，是帮助表达思想的。看着层出不穷的引号，我隐约觉得，它们似乎在提示，那里包含着叶先生读书思考的感想和认识。我可以努力体会到叶先生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信马由缰。我好像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他的表达，那似乎不仅是思想的表达，而且是情感的表达，一种带有紧迫感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
我一直认为，研究不是写文章，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说出新东西。这就包括对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的阅读。所以，说出新东西，说说容易，做到却难。我在哲学所时叶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康德二律（“头顶的星空 ”和“胸中的道德律 ”）的文章。他送我的时候说，他买了五十本杂志，要好好送一送人。那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溢于言表。读书会有想法，感觉到有好的想法就想写下来，再自然不过了。但是，好的想法与新东西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叶先生对于这样的思考很有心得。他曾在讲座和文章中说过，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读得有了想法才能写。我和叶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有想法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一定要有新的想法，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好的，大概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如何能够知道自己的想法是新的呢？这里其实涉及学术标准。不读文献，就不会知道别人说了些什么，因而也就不会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别人没有说过的，是不是新的。所以，“新”是一个标准，一个要求，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标准和要求，却又是非常高的标准和要求。
叶先生说的读书要读得有想法，一定也有出新的意思，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他们那一代人，即便是搞西方哲学，信奉的还是学贯中西，追求的是融会贯通。叶先生说的读书要读得有想法，似乎就有这样的信念追求。与《前苏格拉底研究》相比，可以明显感到遗著在文献使用方面的变化：在遗著中，叶先生更多的是阐述自己思考的成果。透过引号，我们可以体会到叶先生在努力实现融会贯通：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要放在哲学史的背景下来理解，一个命题要联系某一种理论来理解，一个概念甚至也要结合某一种文化来理解。我钦佩叶先生的努力，但是总觉得这样的融会贯通少了些东西，比如欠缺一些深入细致的分析。冯友兰先生说，金先生的本领是将简单的东西说得复杂，而他的本领是将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單。借这个说法，我觉得叶先生的本领在二者之间。引号告诉我们，事情并不像字面上表达得那样简单，但是究竟为什么不那样简单，它也只是提示而已。也就是说，引号尽管可以告诉我们它还表达了更多的思想，但是毕竟没有告诉我们它表达了什么思想;引号也许可以提示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但是，它终究没有提示我们如何去思考。我这样说，并不是对叶先生求全责备，而是告诫自己，与叶先生相比，我毕竟还是赶上了可以安心读书，可以按部就班从事学术研究的好时代。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只能并且也应该比叶先生做得更好，而不能像叶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拥学术而 ‘投入市场 ’”，“把哲学学术当作仕途的敲门砖 ”。
阅读叶先生的遗著，似乎又走进他的那个小写作间：社科院大楼九层中段尽头，靠北，阴面。一张写字台，卡片一摞摞，一张折叠床，书籍杂志铺天盖地。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他在哲学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他说：“把时间留下来！”他感叹，他在哲学所的写作间没有了，“如果有，我还会回来！”这是他治学的肺腑之言，我认为也是他的呼唤。叶先生是学者，一个有使命感的学者。他提倡要好好读书，要搞 “纯粹 ”的哲学，要做具有科学性的哲学研究;他一辈子研究西方哲学，又觉得一定不能脱离中国的思想文化，而这才是未来的希望;他从古希腊哲学出发，将形而上学的视野扩展到整个西方哲学，最后又将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学贯中西的著作。
王齐说，《哲学的希望》这个书名颇费了一番心思，她希望它可以被看作出自叶先生之手。哲学是科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规律，有自身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它是学术，至少可以是学术的东西。哲学可以加字，从而也就可以超出学术的范围，成为文化的东西。“哲学的希望 ”，可以表示叶先生对纯粹哲学和具有科学性的哲学的认识和奉献，也可以体现叶先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热爱和追求。这个名字，恰到好处。
（《哲学的希望》，叶秀山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一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