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穿一个首登的谎言？几乎每一个关于托雷峰的故事都要从迷雾般笼罩着这座山峰的首登疑云说起。它几乎已经成为了登山史上最著名的首登悬案，困扰了登山界几十年。
　　在巴塔哥尼亚天际线上，这座山峰令人过目不忘。
　　无论从任何一个方向看去，它都像一把覆盖着冰霜的利刃，直插云霄。凌厉而高耸的线条使它得到了一个简单而粗暴的名字——“塔”。
　　这便是托雷峰（Cerro Torre）。

初见

　　没人知道人类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托雷峰的确切时间。
　　早在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这里前约1万年，当地的原住民特尔维切人便已经在如今托雷峰所处的查尔腾一带生活。15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导致了特尔维切人的灭绝。
　　已知的第一个见证了查尔腾山域的西方人，是1782年的西班牙人Antonio de Viedma，他在日记中这样形容那座在群山中分外显眼的山峰：“una torre”，一座塔。
　　但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没有人曾尝试攀登甚至接近这片山域。直到1915年，一支由瑞士人Alfred K?lliker带领的探险队才第一次探索了这里，对其周边地区绘制了地图，并在周围的小山峰上尝试了一些简单的攀登。
　　回国后，他们将掌握的信息成书并出版，虽然那是一个信息流通并不快速的时代，但这些信息仍然在南美和欧洲的登山群体中引起了不少关注。20世纪30年代始，对于该地区山峰的攀登尝試和首登竞争逐渐兴起。
　　作为查尔腾山域最具标志性的山峰，菲茨罗伊峰于1952年2月2日被Lionel Terray和Gudio Magnone首次登顶。在顶峰与仍是处女地的托雷峰相望后，Terray和Magnone在日后的宣讲中将其描述为“不可能攀登的山”。
　　但越是这样的说辞，便越是唤起登山家们竞相尝试的渴望。

Cesare Maestri

　　切萨雷·马埃斯特里，如果按意大利语的发音，他的名字应是这样翻译。
　　说起托雷峰的首登之谜，Cesare Maestri是绝对无法回避的争议人物。
　　在他的家乡意大利特伦蒂诺，Maestri是一个以意志和技术赢得了不小威望的登山者，他在多洛美地的一系列无保护攀登使他成为了当地报纸上的常客。
　　1954年，意大利决定派出探险队攀登K2，他却被拒绝在名单之外。但一封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信将托雷峰写入了Maestri的脑海，信中写道：“来这里吧，你会找到那座配得上你声名的山。”
　　寄信人名为Cesarino Fava，一名来自Maestri的家乡附近村落的攀登者，二战之后，Fava移民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看到Maestri为了向意大利登山队证明自己而连穿多洛美地诸峰的新闻后，向Maestri发出了那封邀请信。不过这时，他们还并不认识。
　　1957年末，Maestri跟随一支意大利探险队出发，来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于1958年初到达了托雷峰地区。
　　但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在山的西面，来自意大利的另一支队伍，Bonatti和Mauri被山上狂暴的天气和艰险的地形逼下了山;而Maestri所在的队伍则更加简单直接，禁止队员去尝试攀登。
　　不过Maestri并没有白跑一趟，他已经在脑海中构想了一条可能的攀登路线。

　　而且显然他并不想多等，1958年12月21日，在Fava的帮助下，Maestri和奥地利攀冰好手Toni Egger搭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Fava汇合后，便前往了托雷峰。
　　Maestri计划从山的东壁根部攀登至征服坳（Col ofConquest）—— 一个位于托雷峰北壁的山坳，然后横切至北壁一路到达顶峰。
　　在攀登开始的一两个星期里，Toni因为脚部受伤一直坐在营地里。在Fava的帮助下，Maestri用4天的时间向征服坳的方向攀登了近1000英尺（约330米），并沿路固定路绳。但当天气使他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时，从路绳的最高点到顶峰，仍然有3000英尺（约910米）的垂直路段。
　　狂风几个星期里一直不停地席卷着这片山域，几人在大本营中谈天说地，关于家乡、战争和攀登。当狂风最终退去，Toni的脚伤也已经恢复，攀登立即开始。
　　1959年1月28日，他们从冰川顶部的雪洞营地出发，开始向顶峰推进。
　　Maestri和Toni凭借精湛的技术在前方领攀，Fava便在后面负责拖拽物资，仅仅用时一天，3人便沿着路绳来到了征服坳下方的三角雪原。但从这里再向上，便没有了路绳，Fava深知自己的能力不足会影响队伍的速度和物资消耗，便决定下撤至雪洞等待两人的凯旋。 　　若1970年Maestri真的没有完成压缩机线路，而1959年的首登又如此疑点重重，也许托雷峰的顶峰，还没有人类涉足过。
　　不过很快，那里便将迎来一批访客。

莱科的蜘蛛

　　托雷峰首次无可争议的登顶，是于1974年由另一支意大利队伍完成的。
　　CasimiroFerrari——1970年另一支攀登托雷峰失败的、由CarloMauri带领的队伍中的一员。自从见到托雷峰，那里便成了他魂牵梦萦之地。于是1973年11月17日，他带领着名为“RagnidiLecco”（莱科的蜘蛛）的登山探险队驶离了意大利。
　　现在看来，Ferrari和他的攀登搭档MarioConti真正找到了托雷峰的弱点：他们计划沿着1970年失败的脚步，攀登其冰雪覆盖的西壁。
　　12月24日，团队开始向西南山脊下方的山坳——希望坳（ColofHope）攀登，12月26日傍晚，他们已经抵达了希望坳之上约400米的地方。但食物储备的持续消耗已经不足以支撑整个团队向上，他们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团队人数缩减至4人。
　　1月6日，4人抓住短暂的好天气开始向上攀登。在顶峰的冰蘑菇下方再次遇到恶劣天气，被迫在雪洞里等待了一周。
　　1974年1月13日傍晚5点45分，DanieleChiappa、MarioConti、CasimiroFerrari和PinoNegri站在了托雷峰的顶点。历史上第一次无可争议的登顶了托雷峰，并将这条登顶线路命名为“Ragni”（600m，90°，M4）。
　　至此，攀登托雷峰的两条主要线路已经开辟。从1974年至今，无论哪一位登山者，开辟了什么样的新线路，最终都会在登顶前汇聚到这两条线路的其中一条里。
　　不过在压缩机路线上，还留下了一个小问题。Maestri并没有登顶，他仅仅是将挂片打到了顶峰之下，压缩机路线还没有被完成过。
　　1978年12月，Jim Bridwell和他的两个搭档来到巴塔哥尼亚，准备攀登托雷峰。但当他的两名搭档看到托雷峰的那一刻，他们摇了摇头便转身回家了。
　　Bridwell是优胜美地攀岩的风云人物，在大岩壁攀登的黄金时代过后，Birdwell成为了下一代优胜美地攀岩人的首领，引领攀岩由器械攀登向自由攀登的革命。
　　但同时，这群住在4号营地的流浪汉节衣缩食地过活，只为了攀岩。为了眼下这趟旅行，Bridwell计划了一年，也省吃俭用了一年，他当然不会就此放弃。
　　圣诞前夜，他幸运地碰到了另一个美国攀登者，Steve Brewer。两人整合为一支新队伍，很快动身开始向山下进发，攀登9年前Maestri留下的“压缩机线路”。
　　并且目标很明确：快速，轻装，独立，阿式攀登。
　　12月26日，两人徒步抵达大本营。但也与之前任何尝试的队伍一样，被风雪挡在了大本营，不过很快，天气短暂的放晴，二人开始向山脚前进。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在遇见Brewer之前Bridwell曾在冰川的顶端挖了一个雪洞，并且把装备存在了里面。现在，经过多日的降雪，他们找不到那个雪洞了。上上下下了两次，他们都没有找到丢失的装备。
　　无奈之下，他们撤出冰川并在这一区域寻找其他的攀登者，从他们手中收集了足够使用的装备，补充了一些食物之后，返回了托雷峰。
　　1979年1月3日凌晨3：30，他们开始攀登。
　　Bridwell和优胜美地的新一代攀岩者们以速度著称：酋长岩900米高的“鼻子”路线，首攀用了16个月，第二组人马重复用了一周。
　　而Bridwell只带了两个人，仅用了一天。
　　在托雷峰的攀登中，他也延续了这一作风，当日凌晨5： 30，他们便抵达了“耐心山坳”。
　　攀过Maestri留下的挂片横切（Bolt Traverse）段，是一段烟囱（背靠墙脚踩对面墙攀爬的裂缝），又是一连串挂片，又是一段烟囱……午夜，他们在顶部斗壁下方不远的地方设置好了露营，简单吃过东西之后，在呼啸的风中挨过一夜。
　　第二天，再次经过一段冰岩混合的地形之后，他们来到了顶部的斗壁下，两人开始同步攀登（两人一前一后同时攀登，领攀者放置保护点，跟攀者回收保护点，更高效但更危险）。虽然Jim和它的朋友们在优胜美地掀起了自由攀登革命，但在托雷峰，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极端环境下，Jim还是选择了保守的器械攀登。
　　“这是我曾攀登过的最危险的地方。”
　　1979年1月4日，Bridwell和Brewer站在了托雷峰的顶峰，第一次真正完成了“压缩机路线”（800m， 7a， C2，WI5）。虽然，用的是一种不太体面的方法。
　　此后，還有很多的阿式攀登精英或团队尝试过攀登托雷峰。
　　1985年7月8日，来自意大利的Paolo Caruso，Maurizio Giarolli和 Ermanno Salvaterra沿“压缩机路线”完成了托雷峰的首次冬攀。
　　1985年11月26日，瑞士人Marco Pedrini沿压缩机路线完成了首次独攀。
　　2004年，一支来自意大利的3 人队伍开辟了东壁直上线路“Quinque Anni ad Paradisum”（900m，90?，6c ，A4）。
　　2012年1月16日，美国人Hayden Kennedy和加拿大人Jason Kruk搭档，第一次“ 干净利落”（fairmean）地完成了东南山脊路线，没有使用任何一个Maestri打入的挂片，并且在下降的过程中撬掉了近400个挂片中的125个。
　　这一举动在登山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有人认为他们破坏了历史，有人认为他们恢复了山峰原本的面貌。“我其实只是想给予这座山峰应有的尊重。”Hayden说。 　　自由攀爬（FreeClimbing），也就是只凭借自己的手脚和冰雪器械攀爬冰面和岩石的天然结构，绳索和技术装备仅作为跌落的保护措施。相比前人所使用的器械攀登，自由攀登无疑是一种难度更大，更加纯粹的方式。
　　虽然从1958年起，托雷峰至今已经有过无数的团队，以各种方式、沿各种不同线路尝试攀登。但通常队伍所采取的方式是自由攀登和器械攀登的混合，在简单的路段高效迅速地自由攀登，高难度路段使用钩挂装备和绳梯器械攀登。
　　而面对平整无瑕的花岗岩壁，自由攀，很多人也许想都不敢想。
　　但自由攀爬谈何容易。2009年11月，David便第一次进行了尝试，一层覆盖山体的冰霜将David挡在了“挂片横切”的面前，David不得不轉头下山。
　　2011年1月，比前一年仅高出10米的地方，因几乎一样的原因放弃。回到山下等待了个把星期后，他们再次迎来短暂的天气窗口。经历了连续两次的失败，David选择了不顾一切的登顶。一路上踩着挂片，拉着快挂，2月12日晚10点，他们终于成功登顶了托雷峰。
　　但这完全不是自由攀，完全不是。
　　于是2012年1月，David第三次来到了托雷峰。与一年前同样的搭档，同样的红牛摄制组。很快，预报显示了一个合适的天气窗口，David和摄制组迅速制定了计划。
　　1月19日，David和Peter出发了。由于几天前美国和加拿大的二人组合刚刚撬掉了顶部的125个挂片，David没有选择，他必须自由完攀。
　　线路的难点，就是Maestri用连续的挂片通过的路段：“挂片横切”和“挂片梯子”（BoltLadder）。不足手指粗细的裂缝，半个指节都容不下的微小手点，无论是放置保护还是手抓脚踩，都给人以极度的不安全感，这两段平整的花岗岩壁是前进路上最大的阻碍。
　　在压缩机线路原本的线路上，Maestri完全无视岩石的自然结构，在无法用手脚攀爬的地方打入挂片。所以为了完成自由攀，David必须另辟蹊径。
　　在岩壁的根部，David坐在山脊上，换上柔软且富有摩擦力的攀岩鞋，粉袋系在腰间，安全带上连接着绳索，一边抠着不足一厘米宽的手点攀爬，一边在细细的裂缝中放置岩塞。
　　抬起右腿向右下方的一个小斜面踩去，却发现无法借力，腿缩回来，却又发现其余的3点无法保持平衡。大叫一声，向后跌落，冲坠了六七米之后，被绳索接住。此时他必须要回到起点，因为绳索已经为他提供了额外的力量，如果从跌落处继续攀登，便无法算作是自由攀。
　　艰难地完成了挂片横切段后，太阳已然偏西。David和Peter在顶部斗壁下方不远的地方，选择了积雪与岩壁衔接之处，在雪地中挖出一块平台，拿出睡袋，准备迎接星辰升起。
　　虽然第一天已经克服了挂片横切这道难关，但线路真正的难点在上方的斗壁上。
　　那是到达顶峰之前的最后一片岩壁，这片岩壁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都是如此的平整。表面的岩层很疏松，冰块也逐渐融化脱落，攀爬这片区域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在摄像机的注视下，David沿着岩壁上的缝隙缓缓的从悬挂的压缩机旁经过。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刻，DavidLama要还原托雷峰原本的面貌：它就是一座艰难的山峰，它就是一座只有少数天才才有机会触及巅峰的巨大挑战。
　　8a/5.13b（后被降级为7c/5.12d），WI5，900米。这是DavidLama给这条路线的定级。2012年1月21日，DavidLama和PeterOrtner成功登顶。没有使用任何一个挂片，不论是Maestri的，还是自己携带的5个挂片。
　　他们站在顶峰巨大的冰蘑菇上，望着千米之下的大地，无声胜有声。
　　但就像MartinBoysen在红牛的影片中所说：“一代人认为‘啊一切都结束了’。但下一代的人们总会找到些新东西。”
　　托雷峰仍伫立在地球的角落，静静等待着它的下一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