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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2009年1月14日公布了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最终核实数据。根据此次数据核实，2007年中国GDP超德国34005亿人民币，排在美国、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于此，国人自感欣慰，但也对部分国际媒体的担忧表示不能理解。其间的困惑或许在于中国特殊的“二元难题”：尽管总量GDP位列第三，但人均GDP却排在世界第一百位左右。到底以何种指标看待迅速崛起中的中国，不仅对外国人，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说也是个难题。
“GDP”被美国商务部誉为“20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它通常用来衡量一年内一个国家所产生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是衡量宏观经济运行规模的最重要的指标，决策者、经济学家以及商业人士都广泛关注这一指标。由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额四部分组成的GDP值变动，涉及到税收、货币、利率、贸易等众多政策，牵涉面广、影响深远。例如，国民收入账户的核算对于熨平美国的商业周期就贡献颇大，二战后美国经济平均下滑时间已缩短为11个月，此前大约为21个月。
GDP这个概念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归功于西蒙，库茨涅茨及其领导的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团队。国民经济研究局从1921年开始公布《国民收入及其组成》年刊，库茨涅茨1926年从哥伦比亚太学博士毕业后加入该局，“时势造英雄”，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库茨涅茨的工作提供了广阔的时代机遇，为了渡过大危机以及衡量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库茨涅茨及其团队于1937年向国会提供并出版了刊发编号为第32号的《国民收入及资本形成，1919～1935》，以全面掌握消费、物价和工业产出等数据，之后美国以及全世界开始了整体性衡量国民收入的工作。1971年，库茨涅茨因为国民收入账户研究以及对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果没有GDP这样衡量收入、消费和投资等综合效应的经济指标，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有经济学家评价“我们生活在凯恩斯和库茨涅茨开创的时代”。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1995年在其第15版《经济学》教科书中如此评价GDP的意义：“就像卫星能够调查覆盖大陆的天气一样，GDP也能给予我们整个经济的概貌。它帮助总统、国会以及美联储判断经济萎缩还是扩张，需要刺激还是稍稍控制，是陷于衰退还是面临通胀威胁。如果没有像GDP这样的经济加总衡量指标，决策者就会陷入数据的汪洋大海中。GDP及其相关数据就像灯塔，帮助决策者带领经济向关键的经济目标前进。”
近年来对GDP的批评声音颇为响亮，提出要用“绿色GDP”等来替换目前过于市场化和物质化的“GDP”指标。事实上，这可以看作是过去多年来，为改善如何衡量投入以及产出的综合性指标而努力的一部分，例如国际GDP统计标准曾于1968年和1993年做出过两次大调整，以应对技术变革推动的经济增长变革，最近美国使用链形物价指数(Chain-type price index)以及把商业和政府用软件作为固定投资等，以便准确度量经济产出。对此，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1999年12月曾做过如下断语：“就像凯恩斯曾说过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比通常理解的要强大，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内在数据体系的准确和概念上的严谨比通常理解得更有力、也更为重要。”
对于国际政治经济而言，总量GDP有其特别的重要性。从分析对象来看，人均GDP更多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生活水平，而总量GDP因规模效应却更具战略意义。事实上，GDP这样的经济指标为美国确定走出大萧条、赢得二战，管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过渡到和平年代立下赫赫功劳。从时间序列来看，受一国内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收入差距影响，国家间总量GDP的比较更能发现一国经济实力发生转折的轨迹。譬如，根据英国学者安格尔，麦迪逊的估算，美国占世界GDP的份额早在1880年左右就已经领先于英国，而从人均GDP来看，美国要在20世纪初叶才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国家间总量GDP先于人均GDP发生变化，这个顺序对于理解所谓的大战略至关重要。尽管总量规模对个人而言短时间内意义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国际战略家而言，一国GDP值越大，意味着该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实力更强，统筹国内、国际事务的能力将获得更多的演练机会。我们身置时代变革之际，很多时候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库茨涅茨1948年回顾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和国内经济联系时的一段话依然值得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领导者，自那时开始国际舞台变得更宽、世事变动更为迅捷。显然，本国(美国)眷恋的理论——作为一个陡逮追随者、身处19世纪时的状况和信念——很少能够用作经济领导者的指导。尤其是近些年来，经济增长在自由企业和政治民主协调下更易实现这—信念遭受重大打击之后。即便不顾及后者，本国能否向世界提供与其领导地位相匹配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可行理论也不甚清楚。”
“GDP”被美国商务部誉为“20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它通常用来衡量一年内一个国家所产生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是衡量宏观经济运行规模的最重要的指标，决策者、经济学家以及商业人士都广泛关注这一指标。由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额四部分组成的GDP值变动，涉及到税收、货币、利率、贸易等众多政策，牵涉面广、影响深远。例如，国民收入账户的核算对于熨平美国的商业周期就贡献颇大，二战后美国经济平均下滑时间已缩短为11个月，此前大约为21个月。
GDP这个概念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归功于西蒙，库茨涅茨及其领导的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团队。国民经济研究局从1921年开始公布《国民收入及其组成》年刊，库茨涅茨1926年从哥伦比亚太学博士毕业后加入该局，“时势造英雄”，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库茨涅茨的工作提供了广阔的时代机遇，为了渡过大危机以及衡量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库茨涅茨及其团队于1937年向国会提供并出版了刊发编号为第32号的《国民收入及资本形成，1919～1935》，以全面掌握消费、物价和工业产出等数据，之后美国以及全世界开始了整体性衡量国民收入的工作。1971年，库茨涅茨因为国民收入账户研究以及对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果没有GDP这样衡量收入、消费和投资等综合效应的经济指标，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有经济学家评价“我们生活在凯恩斯和库茨涅茨开创的时代”。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1995年在其第15版《经济学》教科书中如此评价GDP的意义：“就像卫星能够调查覆盖大陆的天气一样，GDP也能给予我们整个经济的概貌。它帮助总统、国会以及美联储判断经济萎缩还是扩张，需要刺激还是稍稍控制，是陷于衰退还是面临通胀威胁。如果没有像GDP这样的经济加总衡量指标，决策者就会陷入数据的汪洋大海中。GDP及其相关数据就像灯塔，帮助决策者带领经济向关键的经济目标前进。”
近年来对GDP的批评声音颇为响亮，提出要用“绿色GDP”等来替换目前过于市场化和物质化的“GDP”指标。事实上，这可以看作是过去多年来，为改善如何衡量投入以及产出的综合性指标而努力的一部分，例如国际GDP统计标准曾于1968年和1993年做出过两次大调整，以应对技术变革推动的经济增长变革，最近美国使用链形物价指数(Chain-type price index)以及把商业和政府用软件作为固定投资等，以便准确度量经济产出。对此，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1999年12月曾做过如下断语：“就像凯恩斯曾说过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比通常理解的要强大，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内在数据体系的准确和概念上的严谨比通常理解得更有力、也更为重要。”
对于国际政治经济而言，总量GDP有其特别的重要性。从分析对象来看，人均GDP更多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生活水平，而总量GDP因规模效应却更具战略意义。事实上，GDP这样的经济指标为美国确定走出大萧条、赢得二战，管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过渡到和平年代立下赫赫功劳。从时间序列来看，受一国内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收入差距影响，国家间总量GDP的比较更能发现一国经济实力发生转折的轨迹。譬如，根据英国学者安格尔，麦迪逊的估算，美国占世界GDP的份额早在1880年左右就已经领先于英国，而从人均GDP来看，美国要在20世纪初叶才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国家间总量GDP先于人均GDP发生变化，这个顺序对于理解所谓的大战略至关重要。尽管总量规模对个人而言短时间内意义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国际战略家而言，一国GDP值越大，意味着该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实力更强，统筹国内、国际事务的能力将获得更多的演练机会。我们身置时代变革之际，很多时候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库茨涅茨1948年回顾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和国内经济联系时的一段话依然值得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领导者，自那时开始国际舞台变得更宽、世事变动更为迅捷。显然，本国(美国)眷恋的理论——作为一个陡逮追随者、身处19世纪时的状况和信念——很少能够用作经济领导者的指导。尤其是近些年来，经济增长在自由企业和政治民主协调下更易实现这—信念遭受重大打击之后。即便不顾及后者，本国能否向世界提供与其领导地位相匹配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可行理论也不甚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