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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从我十二岁的那年开始。在那之前，童年的一切都是平静而模糊的。我在内布拉斯加州一个叫贝克的小镇长大。我们叫它“小镇”，但其实，这里才住了不到两百人。尽管有时候，一些陌生人会把车停在谷物升降机旁的加油站，或是在咖啡馆吃点东西，但贝克镇终究还是30号高速公路旁散布的零星小点之一，人们甚至不会为之踩一下刹车。在小镇边上，我的父母开了一家叫“十字路口”的酒吧，我们就住在酒吧后面的小屋里。屋后是垃圾场，再往后，是一路延伸至远方的悬崖和荒山、满是丝兰花和响尾蛇的麦田。
那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脑海中建造了一座城市。城市就在远方的那些山坡上。这个想象中的地方也叫“贝克”，但却是个有着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州际公路旁的山坡上建着一些豪宅，在豪宅里，住着智慧却胆小的市长，还有顽固的、像罗斯福总统一样的警察局长温斯洛普·戈尔丁。沿着断崖，一路都是维多利亚式的古老豪宅，里面住着其他有錢有势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怀揣着可怕的秘密，或者通过种种方式，卷入贝克市强大的黑社会势力之中。市民卡拉法先生有钱又备受尊敬，却被发现是个狼人，专门对纯洁可爱的初中女生下手。他把这些女生折磨得面目全非，直到我用一颗银制子弹击中了他。我是市里的侦探先生，不过每每怀才不遇。因为观念偏激，我面临着被胆小的市长开除的风险。警察局长总是为我说话，即使我那些不同寻常的方法有时会激怒他。
他相信我的人品。
我不知道自己在这想象中的城市里度过了多少童年岁月。八岁那年，我已经成为了想象中的侦探先生；不久，我又开始绘制这座大都市的地图。搬离贝克镇的时候，我有一本六英尺厚的文件夹，里面全是街道指南、建筑和地铁班次表。在现实中，人们觉得我是一个怪孩子，自言自语，四处游荡。老人们发现我在他们的后院，就会从屋里出来，对我大喊大叫。孩子们看到我玩他们的秋千，便出来挑衅，而我也只能跑开。我逮住别人家的猫，捆住它们的四肢，粗暴地刑讯逼供。因为没人锁门，我还溜进别人家里偷些能当作线索的东西，幻想着它们能破解我手头的谜团。
每个人在我的幻想城市里都有一个秘密身份。比如，我父母是房东夫妇，住在我简陋的一室公寓楼下。他们人很好，但没什么想象力，我对他们也算客气。在我设计的一系列搞笑情节中，好管闲事的房东夫人还要被愚弄一番，受点打击。我的哥哥马克是当地的检察官，也是我的死对头，妹妹黛比则成了我的秘书黛比小姐。有时我很爱她。如果我不是这样独来独往的话，我会跟她结婚的。
在家人眼里，我也有我的角色。我对这个角色太过熟悉，只需要时而扮演一下就行。如今他们已离我远去，而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又如此之少，这常让我难过。有时我觉得，如果没人认识你，那你就谁也不是。
十二岁那年的春天，一个男人搬进了街角的房子。那里曾住着位老太太，在她死后，房屋被装修一新，但也数年未曾出租。直到她的继承人来把房产清偿完毕，卖掉旧家具，打扫干净后，房子才终于被挂牌出售。我就是把猫带到这里来的。我躲在这里，听它们哀嚎着招供。之后，这幢房子总算被清理干净，那个男人也住了进来。
我应该是在五月末第一次见到他的。他前院里的丁香盛开，繁茂的心形叶子间夹杂着清香的花簇。我经过的时候他正在修剪草坪。我停下来，盯着他。
我立刻发现他有些地方很眼熟——黑色的卷发和阴郁的眼睛，圆圆的脸和有酒窝的下巴。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他。然后，我注视着他，反应过来了：他长得像我自己！或者说，他长得像一个年纪更大的我——一个长大后的我。等他推着割草机走近时，我发现连我们的眼睛都是一样的灰色，奇特又苍白，我们鼻梁上的雀斑都长在一样的位置，手指一样又短又粗。走到草坪边上时，他凝重地抬起手，我也举起了自己对应的那只手。在这一刻，我们就像彼此的镜子。我猛地一激灵，赶紧跑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回想着我们的相遇，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否就是我本人。我仔细思索了我所知道的关于时光旅行的一切，心想这会不会是一个年长的自己，为了某些不为人知的目的回到了过去——或许，他想防止我犯错，或许他想警告我些什么。或许，他正在逃避未来的一些灾难，希望回来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
我想你已经能明白我小时候是什么样了，但这些不过是我最早的念头。我深信时光旅行会在不久后成为现实，就像我也相信飞碟、第六感和大脚野人。我曾非常认真地担心过，人类能不能跟恐龙存在得一样久。如果我们只是地球发展史上短暂的一个阶段呢？我深深觉得，我们应该探索其他的太阳系，建立起殖民地。于我而言，人类的存活事关重大。
也许这都是因为我开始写日记了。我刚读了《安妮日记》。你的一小部分，你在一页纸上写下的字，可以在你死后继续存在于世间，而我被这个念头深深打动了。我想象着，在一场核武器浩劫之后，一个外星男孩可能发现了我的日记。它漂浮在一块块陨石之间，周遭还有曾经属于地球，如今已成碎片的建筑物和家具。外星男孩会翻译我的日记，在他的星球上，我的日记成为了畅销书。最终，外星人之间因为我的日记爆发了巨大的骚乱，最后不得不终止了这场星际大战，达成休战协议。
在这些日记里，我经常给自己写信。我把收信人称作“长大的我”，或是“未来的我”。如今作为收信人读这些日记时，我试着不生气，因为曾经的我总在不停地劝着现在的我。“我希望你不是个失败的人”，他写道，“我希望你快乐。”
我试着去回忆十二岁时发生的一切。哥哥马克说，那是他这辈子最糟的一年了。他记得那年爸爸妈妈吵得相当厉害。“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喝醉，大喊大叫，一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停下来。你还记得妈妈开车撞树的那个夜晚吗？”
我不记得了。我觉得他们快乐地在一起，跟情景喜剧里的夫妻一样互相挖苦，开开玩笑，仿佛在他们发挥出最高水平羞辱对方后，还会响起一段录好的笑声。我不记得他们这么醉过，酒吧的生意也一直很好，总是满座——尽管在我十三岁后不久，他们就破产了。
马克说他在那年试着自杀了。我连这也想不起来，但我的确记得他在医院住了几天。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靠在沙发上，庄严又消沉地读着《我很好，你也很好》之类的书，做一些判定他是不是个正常人的问卷。 事实上，我主要能记得的还是侦探先生。搬到附近的神秘陌生人引起了侦探先生的兴趣。我后来才知道，这个陌生人要教七年级的科学课。在一场大型比赛后，著名的女篮教练、科学老师卡拉法先生因心脏病猝死，这两个职位将由陌生人取代。这个陌生人叫路易斯·米克尔森，从芝加哥或是奥马哈这样的大城市搬来贝克镇。“他看上去是个孤独的人，”有一次，母亲这样说道。
“你是说一个怪人吧？”父亲回答说。
我知道怎么进米克尔森的房子。我曾躲在那里，知道很多秘密入口：松动的窗，地窖的门，后门锁还可以被我用借书卡的薄边撬开。
米克尔森先生不是个很有条理的人。或者说，他只是变化无常。房子里堆满了箱子，有封好的，也有拆开的。家具随意地放在屋里，好像搬家工人把家具放在哪儿，米克尔森就把它们留在哪儿了。在各个角落里，都有他整理到一半就扔在一边的东西：空书架旁摞着一叠倾斜的书，橱柜上是一排排整理好的银餐具，衣橱旁的地上堆放着冬天穿的大衣。那些箱子看上去被仔细地分了类。比如，他的床边放着袜子——内裤——白色T恤——每样都在单独的箱子里，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个没有抽屉的五斗柜边。那些抽屉则被放到了地上，里面是一大堆他留下的杂志。一个抽屉装着《大众科学》，一个装着《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杂志》，还有一个里面是《花花公子》，不过那些色情图片已经被一丝不苟地剪掉了。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里对我来说就是个奇妙的洞穴，堆满了宝藏，堆满了线索，每个箱子都在神秘地颤动。那儿有一大堆廉价珠宝、古董硬币和钥匙；这儿有他以前的教案和成绩册，每一栏里都用铅笔写下了过去学生的名字，旁边是他们的出勤、成绩和短评（“乱糟糟”；“懒”；“有潜力！”）。这儿还有照片和信件：这是一座金矿！
一天下午，我跪在他的一箱子信前，忽然听见了前门打开的声音。我自然是一动不动。我听见前门被关上，然后是米克尔森先生低声地自言自语。我紧张地听他说道：“好的，好吧，没关系。”然后他又用一种戏剧化的鼻音，大声读着一些收到的垃圾邮件：“‘为您附上一份特殊的礼物！’多可爱啊！”他嘲弄道。我趴在他的纸箱上，看着一张大概是1952年的照片。在那上面，童年时代的他和应该是他姐妹的人，坐在戴着假胡子的圣诞老人的膝盖上。在他打开冰箱拿东西出来的时候我听见他轻声笑了。然后他打开客厅里的电视，声音向我袭来。
我从不觉得危险。我坚信自己拥有秘密的隐身能力。他没法看见我，因为那不属于我给自己讲述的故事：我是侦探先生！我感到肚子上有块地方冰冷而空洞，但当他坐在La-Z-Boy躺椅上，盯着电视发出的蓝光收看新闻时，我可以轻松地溜走。在我的黑影从他身后闪过时他没有动弹一下。他没法看见我，除非我自己决定能被看见。
离开米克尔森家的那天，就在我从他身后溜走、爬出后门的不久后，我第一次昏迷了。我不知道“昏迷”是不是最好的词，毕竟它沾染了酗酒和精神病的气息，但我也不确定还能用什么来形容了。我还记得自己走进后院，小心沿着杂草丛生的花坛朝通往小巷的门走去。我带着那张圣诞老人的照片，盯着它看。这也可能是我五岁时的照片。怪诞的相似感让我不寒而栗。在我面前，一只肥胖的杂色猫沿着小巷奔跑，然后，又消失在其他人家后院边的树篱丛中。
几秒钟后，我发现自己坐在厨房餐桌前，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我正将一根黄油玉米送入口中，感觉就像从睡梦中醒来，只是速度更快，似乎在一瞬间我就从一处被转移到了另一处。我的家人看上去没注意到我的离开。他们都在吃饭，安静而严肃，好像一切都很正常。父亲在切一块肉，紧紧咬住牙关，母亲注视着盘子，仿佛在看一台圆形小电视。没人被我的突然出现吓到。
这多少有些惊人。起先，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就好像，“啊，我怎么来的这儿？”
但之后，我越是回想此事，越是毛骨悚然。我抬头看着厨房墙上的钟。一只咧嘴笑的黑猫，肚子是钟面，尾巴是钟摆，每滴答一声，猫眼就从左边转到右边。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很长一段时间了——起码半小时，或者四十五分钟。我能清楚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盯着那张照片——米克尔森先生或者就是我自己，坐在圣诞老人的膝盖上。然后，不知何故，我就离开了我的身体。我坐在那里，仔细思索，却连一点点模糊的回忆都没有。只有一个盲点。
我曾试着跟妻子说起过这件事。
“一个盲点？”她说，声音变得严肃而关切，像是我发现皮肤下长了个瘤一样。“你是说你昏迷了？你有昏迷症吗？”
“不，不，”我回答道，试着对她安心地微笑。“不完全是这样。”
“你什么意思？”她问道。“听着，安迪，”她说。“如果我告诉你，我有时候会……失去了时间……你难道不会担心吗？你不会想让我去看下医生吗？”
“你太夸张了”，我说，“不是那样的。”然后我想告诉她，在第一次意外发生后的几周、几个月间，侦探先生读到的东西——恍惚又超然的状态，星体投射和灵魂出体旅行。但我什么都没说。
“我没事，”我说着舒服地伸了下胳膊。“我感觉很好，”我说，“那挺像做白日梦的。只有——一点点不同。”
但她还是担忧。“你不用瞒着我，”她说，“我只是关心你，仅此而已。”
“我知道，”我说。她的目光从我脸上掠过，我对着她微笑。“这没什么的，”我说，“只是点奇怪小事！”这也是我所深信不疑的。即使我爱的人们有时会笑话我的走神，我的健忘，但他们的取笑也是溫情的。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发生过。唯一让我担忧的是我独自一人时，当我在一条街上开车时昏迷，又在另一条街上醒来。但即使是在这种时候，我也确信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有时我用手掌搓着方向盘。我总是毫发无损。远处没有尖叫，也没有警报。不过是点奇怪小事！
但在那时，第一次时，我是害怕的。我还记得自己问母亲，一个人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得了脑瘤。
“你没得脑瘤，”她焦躁地说，“该睡了。”
过了一会儿，她可能有些愧疚了，带了阿司匹林和水上楼来到我的房间。 “宝贝，你头痛吗？”
我摇摇头。她关上床头灯。“漫画书看得太多了”，她边说边对我夸张地微笑。她有时就会这样，仿佛我还是个婴儿。“小家伙，任何人看太多漫画书都会觉得脑袋怪怪的！”她低下头，用力地看着我的双眼，冰冷干燥的指尖碰上我的额头。她神色忧伤，俯身用手掌抚摸我的脸颊时她有些失去平衡。“没什么不对劲的 ，”她低声说：“明早就都会好起来。”
那天晚上，我坐着给长大的我写信：我希望你还活着。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你读到信时，我还没死。
那篇日记总能引起我的哲思。我不确定童年的自己在给谁写信，在想象着未来怎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未来的那个人是死是活。我们可以成为太多不同的人，从青春期走到二十多岁，我们在身后留下了一路的尸体，其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这些年来，我们抛弃了多少版本的自己？又有多少个自己几乎被忘却？他们住在意识世界的公寓里，就像那些遭受致命肺病折磨的年迈亲戚一般，喃喃自语，大口喘气。
就像侦探先生。晚上在城郊的大房子里徘徊时，我能听见他在身后喘息，还在低声说着不可名状的秘密。他依然守在那里。
我的妻子蜷缩在沙发上，小口喝着熱巧克力，看着书。当她抬起头时她害羞地笑了。“你在盯着什么看呢？”她说。现在她对这种事已经习惯了——我想她觉得这很可爱。她是个亲切又实际的女人。许许多多过去的自己像飞蛾一样拍打着我的脑袋，而我很怀疑她对此能有什么兴趣。
她解开睡袍。“看到什么你喜欢的了吗？”她问道。我回以微笑。
“偷看而已”，我愉快地说。年轻时的自己不会认出现在的我，我很确定。
我的疑惑在于：在惊人的相似之下，我在米克尔森身上看到了什么？即使从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一心沉浸在这个念头里，但现在的我还是不大能记得自己的思路。当中的一些想法很显然是在跟自己演戏，但也有一些并不是。在米克尔森身上，有什么引起了我的共鸣。
也许仅仅是这样——7月13日：如果米克尔森就是你的未来，那你一定在哪里出了岔子。他身上有阴险的一面！他可能是潜逃中的罪犯！他很疯狂。你必须从现在起改变你的生活！别对妈妈、爸爸甚至马克动坏心思。每天做一件好事。
那段时间，我去他家去得相当频繁。我有本笔记本，里面贴着圣诞老人的照片，对他笔迹的模仿和他梳子上的一点头发。我试着写下一切有潜在重要性的东西：线索，证据。但我也不知道它们能证明什么。他的橱柜上有一大堆啤酒罐，有时呈几何状分布。箱子被拆开，再被装好。还有信件：“我累了，难以置信的累，我对跟你兜圈子感到疲惫”，一个署名“凯莉”的女人写道，“起码在我看来，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为什么你就不能做个决定，然后坚持到底？”我把这句话抄在了我那本侦探先生的笔记本里。
在他的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块小牌子。这是块长方形深色木板，一张四周烧焦的油纸被印在上面。在油纸上，有用花体小心写下的字：
“我戴着
我在生命中
锻造的
枷锁”
这看上去像一条机密信息。我想他也许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我躲在树篱后，从远处打量米克尔森的房子。他通常不会在早上十点前出现。他会穿着浴袍，突然从前门冒出来，迅速地扫视一圈，好像察觉到有人在看他。然后，他会一把抓起门口台阶上的报纸。有时，他似乎发现了我在看他。
我知道我必须小心。一定不能让米克尔森猜到自己在被调查。我努力提高戒备。为了避免吸引眼球，我不再戴最爱的侦探帽。一大早，我就穿过他的车库，因为我非常确定他这时还在睡觉。即便这样，在一个七月的早晨，我还是被迫钻进厚密的树篱之下。那天早上八点，米克尔森家的后门突然开了，他拖着步子走出小巷，把袋子里的东西往垃圾桶里倒。幸好我穿着棕色和绿色的衣服，能融入到灌木之中。我躺在那儿，趴在泥土之上，盯着他赤裸的脚和长满毛的脚踝。他只穿了一条平角短裤。在他的衣服之下，我能看见一大堆让人有些作呕的深色体毛；他的背上居然也有点儿！我最近刚看了《经典名著漫画》系列的漫画版《化身博士》，还能记得里面用“隐居者”来形容反派海德。我曾在词典里查这个词，而如今，这个词正适用于把袋子里的东西倒进垃圾桶的米克尔森。我刚刚开始长了一些体毛，想到自己最后会变成这样，我就浑身发冷。我听见啤酒罐的撞击声。然后，他走远了，留下我心神不宁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家的时候，我会在晚饭后坐在卧室里，困惑地读着我的笔记。我翻阅着列表，试图找到可以联系在一起的线索。我会在雪茄盒里挑挑拣拣，那里面放满了我从他家带走的东西：照片，钥匙，一把瑞士军刀，一张有他签名的支票存根——我把他的签名和自己的作了比较。但我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他是神秘的，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他怀藏着某个秘密。
那个夏天的一个深夜，我觉得自己听到父母在议论我。我正看着书，听到自己的名字前，他们的交谈也不过是个忽高忽低的背景音。“安德鲁……他怎么会是……对任何人都不公平！”破碎的词语，从含糊不清的语句中跳脱而出，先是父亲在说，然后是母亲。紧接着，大声的一句：“他会出什么事？”
我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心脏狂跳。一定发生了什么，他们一定发现了什么。我很确定自己要被揭穿了：我的窥视，我的非法入室，我的盗窃。我安静而害怕地听了一阵，然后从床上起来，悄悄下楼。
母亲和父亲坐在厨房的餐桌前。他们轻声说话，眼睛盯着中间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我进去时母亲抬头咬紧了牙。“啊，天啊，”她说，“安迪，现在是凌晨两点半！你为什么起来了？”
我站在门口，犹豫不决。我希望自己重新成为一个小孩子，告诉她我很害怕。但我只是犹豫地站在那儿。“我睡不着”，我说。
母亲皱起眉头。“好吧，再努力试一下，该死，”她说。
我又站了一会儿。“妈妈？”我说。
“去睡觉！”她瞪了我一眼。 我只是坐在那儿，满面通红。我突然想到，或许，即便我做了种种防范，米克尔森先生终归还是看到我了。“目不转睛的男孩”，他说。我试着去回想他是在什么时候发现我盯着他看的。有多少次了？我从远处看着自己，我观察着他的房子，但如今我也是被观察的那一个。这个念头让我的心中升起一阵难以平息的恐惧。我很感恩父亲在这时过来了，叫我儿子。“儿子，”他说，“为什么你不到外面去，找点事情做呢？你也可以在开学前享受点夏日的阳光。”
“好的”，我说。我看到米克尔森还是满怀期望地对我咧着嘴笑。他的双眼空洞，一眨不眨，而我意识到他正复制着我自己的表情——目不转睛的男孩，遇见了目不转睛的男人。我试着小心地从高脚凳上下来，但还是磕磕绊绊，差点跌倒。
“哎呀——糟糕！”米克尔森先生说。父亲狠狠地看了他一眼，用愤怒的眼神审视着米克尔森先生的笑容。他耸耸肩。
“啊，孩子们啊，孩子们”，他一脸信任地对父亲说，我则匆忙往门跑去。离开时，我听见父亲开始尖利地说话，但我也不敢再逗留一下听听他说了些什么。
相反，我沿着酒吧外墙，蹑手蹑脚地走着；我盯着米克尔森老旧的大众汽车，发现它被锁上了。酒吧里没有窗户，所以我紧贴在墙上，努力听着。我努力思索要在笔记本里写什么：他看我的眼神；他咧着嘴笑，模仿我的凝视。我当然晓得你，他说：他到底晓得些什么？
然后我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笔记本去哪了？此时，我想象自己把它忘在了那里，就在吧台上，在我的杯子旁边。在我脑中，有一幅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米克尔森先生的目光落到了笔记本上，主题封面上画着装饰性的问号，还有我写下的字：安迪·奥戴的神秘故事集第67章：侦探先生遇见了可怕的复制人！我看见他对着笔记本笑了。他打开笔记本。看见自己的照片被贴在第一页时，他眯起了眼。
但笔记本不在酒吧。我很确定，因为我记得进酒吧时没带着它。我知道自己没带着它。我开始回忆，一点一点，从斯蒂庞克到午餐时间到我的卧室。然后我看见它了。无论发生什么，我的记忆总是能完美无瑕地保持清晰；而笔记本也是如此清晰。
我看见自己就在米克尔森的客厅里，跪在他的一箱子信前。我已经在笔记本里抄录了一些东西，然后把它放到了地上。它就在那里，就在箱子边上。我就像透过一扇窗那样看着它。我站在那儿，在脑海中观察着这个画面，然后我的母亲从附近走来，走进停车场里。
“安迪！”她说，“我一直在喊你！你到底去哪了？”
她正沉浸在某种情绪中。“我真是受够了！”她说着抓起我的胳膊，狠狠地一摇。“你们这些懒得要死的小孩，一天到晚都觉得自己能想怎样就怎样！这房子就是个猪圈，你们没一个人会动动手指把脏衣服捡起来，更别提去洗个盘子。”她咬紧牙关，声音发颤，猛地冲进家里。马克正在家里擦地，黛比站在水槽边，洗着盘子。马克抬起头瞪我。哭泣、仇恨和自怨自艾让他的双眼通红。我知道等母亲一走，马克就会来打我。“打扫干净，你们这些该死的小孩！”母亲大喊道，“我要去工作了，我希望这个家在我回来时闪闪发光！”她穿着镶花边的衬衫，化着打理酒吧时的妆容，美貌动人，面色发红，目光严厉。“我再也不要这样过了。我不会过这样的生活的！”
“她是个有毒的家长”，现在，在我们少有的电话交流中，马克这样说道。“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你知道，我们经历的这些该死的事，到现在还阴魂不散地缠着我。就像生活在恐惧之屋里，你懂吗？就像，你知道，一种独裁之类的。最可怕的部分在于，你永远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有些时候，我感觉自己实在受不了了。我真的想去死。”我听着，他边说边抽了口烟，然后再吐出，把渗入他嗓音的烦躁怨气也一并吐出。“你记不得的。总是落到我头上，不管是什么事。他們觉得你那么可爱又呆滞，所以你总是待在虚幻的乐园里，而所有的东西都冲着我来。”
我听着，但没听进去。我拿着手机，斜靠在屋后的露台边，看我的女儿们从洒水器上跃过。阳光满溢，四处是葱郁一片，而我或许也在看一个演员，演绎着我人生这场电影的圆满结局。我从未告诉他我的昏迷。即使最近昏迷的事情又开始困扰我，我现在也不会跟他说。我能想到他会说什么：神游状态，被压抑的记忆，多重人格。荒唐的东西。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遥远了。”我对马克说。这其实不完全是真的，但如今，这也属于我多年来扮演的角色。“我不大想这件事了。”
这句倒是真的：我几乎不记得那晚发生了什么。孩子们的争吵和打扫声、母亲日常的不快，这些无聊的琐碎，我并不是它们的一部分。我是侦探先生！——开着我闪亮的斯蒂庞克，驶过贝克镇的街道。我很不安，但无所畏惧；我急躁而紧张，但还是为我坚定的目标做着打算：笔记本！必须找回笔记本！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我全神贯注地离开家了。
肯定已经快十一点了。马克一直特别邪恶而警觉。直到他拿着一大碗冰淇淋坐在电视前，我才终于能假装去睡觉。
到外面去，出门，沿着小巷走：我似乎应该感到害怕，但我能记得的，多半是肾上腺素的起伏，是我的决心，是笔记本的无比重要，是找回它的那种迫切。这就是属于我的故事。
米克尔森房子里的灯是亮着的。这是个不好的信号，但我还是往前走去，走入他院内浓稠而潮湿的阴影里。蟋蟀此起彼伏地叫着。我伸出手，抓住他后门的把手。
门没锁。甚至不用撬锁，我的手一用力，它就屈服了。一股细小的、触电般的颤栗在我的皮肤上蔓延。门平稳地打开了，没有一丝声响，而我像一团阴影那样，溜进通向厨房的狭窄后厅。屋内一片寂静，在那一刻，我确信米克尔森睡着了。但我还是小心前行。他的厨房带着明快的花香，塞满了啤酒罐和没洗的碗碟。我踩着每一块瓷砖，顺着墙一步步向前。一阵安静。接着，米克尔森的声音突然响起。先是低声的喃喃自语，然后是更有力的一句，好像他在反驳自己。我心头一紧。现在该怎么办？我一边挪动到接近客厅的位置，一边想道。
米克尔森瘫坐在椅子上，一只脚暴躁地抖动着。我听见翻书的声音就像风吹船帆。我都不需要看一眼，就知道笔记本正被他抓在手上。我站在那里，他又咕哝了起来。我一阵眩晕。笔记本！我一边想着一边倚靠到墙上。我感到自己的头撞上了什么，然后，米克尔森先生的木牌歪了，再然后，它掉了下来。我摸索了一会儿，才找到它。 但这声音让米克尔森转身了。我就在那里，沉默地拿着那片木头，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他的脸上闪烁着惊讶；然后是恐惧；然后是愤怒——最后则停留在一种空虚的愉悦上。他清了清嗓子。
“我一定在家里看见了一个小人，”他说。我几乎要晕厥了。我能感觉到侦探先生正在离开我，瘪了气，轰然倒地，只留下一套旧衣服；贝克城在远处分崩离析，街道像古老的河床一样干涸，高楼像远洋的邮轮，沉入到麦田里。我浑身僵直，他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一个鬼魂一样的小人”，他满意地说。他起来站了一会儿，来回徘徊，然后又跌跌撞撞地回来靠着椅子，脸上凝固着自尊受辱的表情。我一动不动。
“很好，很好，”他说，“我怎么敢认为，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个的作者——”然后他暧昧地挥了挥我的笔记本。“——这份文件？”接着他停了一下，用一种默剧般夸张的姿势翻了翻它。“嗯，”他含糊不清地说，几乎是在低吟了，“如此——有想象力！以及——里面——有一种——魅力——我是这样觉得的。”然后他朝我靠过来。“所以最终，我们相遇了，奥戴侦探！”他用低沉的嗓音说道，“你可以喊我莫里亚蒂教授！”他做出一个奇怪的嘴型，轻轻地笑了——并不是阴险的，而是在沉思，就好像他刚跟自己说了一个绝妙的笑话，我不知怎么也参与到了其中。
“为什么这么安静？”他大喊道，向我摇了摇笔记本，“年轻的侦探先生，你不是来找你的未来的吗？”我看着他用手指按住太阳穴，就像演戏一样。“嗯”，他说，然后他挥动着胳膊和手指，让它们像漂浮的水草一样移动。这看上去像在施魔法，又像是在跳草裙舞。“寻找着他的未来，”他说，“等待着安迪·奥戴的会是什么呢？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长大后他会不会成为……”——然后他在这里大声念出了我日记里的话——“‘隐居者’和‘罪人’？他会逃离侦探先生那悲伤又孤独的生活吗？还是会一直在贝克城无情而凋败的街道上徘徊，直到生命尽头？”
他停了一下，从我的日记上抬起目光。在一瞬間，我曾想到如果我扑过去的话，就可以把笔记本从他手里抢过来，即使如今我写下的东西已显得卑鄙又可怜。我想要说：“把笔记本还给我！”但其实我再也不想要它了。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米克尔森一页页翻阅。他朝我靠过来，身体摇摆。他并不是真的在盯着我看，而是看着我的额头，或者肩膀，或者头发。他微笑了，再次努力平衡了一下身体。然后他改主意了。“还有什么将会发生在安迪·奥戴身上呢？”他又一次沉思着说道，“这真是个吸引人的问题，一个非常可爱的问题。而我可以告诉你答案。因为，你看到了，我穿过时光旅行机来警告你！我要给你一个来自未来的，特别的消息。你想知道是什么吗？”
“不要。”我终于回答道。我的声音浑浊，含糊不定。
“哦，安迪，”他似乎非常失望地说，“安迪，安迪。看！我就在这里！”他张开双臂，好像我会朝他怀里跑去。“你可怕的复制人！”我看着他挺直身体，让自己不要慢慢歪倒。“我了解你”，米克尔森先生说道。他低下头，但还是用一只眼看着我。“你一定是——为了什么而来的吧？”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我甚至无法去想象，而我感到——这不是最后一次——我站在荒凉而空旷的草原，田野沿着各个方向从我脚下铺开。悠长的风穿过我的头发。
“你不想知道一个秘密吗？”他说，“过来，我在你耳边悄悄告诉你。”
在那一刻，我觉得他的确知道一个秘密。我觉得他就要告诉我很可怕的事情，我不想听到的事情。我看着他合上我的笔记本，把它整齐地放在咖啡色茶几上的电视指南边。他摇晃着站起来，向我探身。“别动，”他喃喃道，“我要悄悄说了。”
我转过身跑开了。
我曾试着把这件事说给妻子听，但她似乎不大明白。她点了点头，好像这事只是有点奇怪，只是令人费解。嗯，她说。别的事情我很少能记得，这件事却能牢牢记得，我想或许，这真的有些奇怪。我如此频繁地想起米克尔森先生，这真的有些荒唐。
“他只是个醉汉，”我的妻子说道，“或许有一些疯狂，但……”然后她看向我的脸，嘴噘了起来。“他没有……没对你做什么吧，对吗？”她尴尬地问道，我摇了摇头。
“没有——没有，”我说。然后我告诉她，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米克尔森先生。当然，那晚之后，我就躲开那幢房子，开学时也不是他来教七年级的科学课。我们被随意地通知说，他有点“意外”，已经被叫走了，而当几周后他还没回来时，一位年长的女士就一声不吭地顶替了他的职位。她用轻快的、讲故事一样的语调，为我们读课本《生物的世界》，再后来，她看着我们解剖蚯蚓，把蚯蚓钉到软木板上，露出它们那么多的心脏。我们从未知道米克尔森先生去了哪里。
“他可能在戒毒，”妻子理智地说道，“或者被收到福利院里去了。你父亲说得对。他只是个怪人。对我来说，没那么神秘。”
是的。我点点头，想要放弃这个话题。我没法很好地解释当我走进教室、想到他可能坐在桌后等我时，那种虚空的渴望，那种贯彻我全身的热切和恐惧。这讲不通，我想，我没法解释。我没法解释，当我和家人穿越乡村时，为什么他还留在我的脑海中。我更没法解释，即便是现在，当我想起他们时，他也在那儿：马克，又胖又偏执，在他的船屋里；母亲在墨西哥，喝着鸡尾酒，昏昏欲睡；黛比待在福利院房间的角落，盯着一只蜘蛛，目光呆滞；肝脏衰竭时，父亲害怕地给我打电话，在爱达荷州一座我从未造访的小小坟墓里，他的身体正在分解。米克尔森似乎掌控着这些念头，在它们边上徘徊，像我脑后的舞台剧导演一样露出微笑，仿佛帮了我的忙。而我又要如何解释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想起他们时，他会浮现在我脑中。正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说谎，他似乎也会出现。我就是能感知到他。是的，当我告诉大学里的朋友我的父亲是住在秘鲁的建筑师，母亲曾是演员时，他窃窃私语；是的，当我跟父亲说了有关卡特里娜的谎言时，他喃喃地说；是的，当我对妻子编借口，当我号称自己在和客户吃晚餐但其实在走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尾随漫步穿过公园的一户年轻家庭，尾随一位也许是我父亲的、吹着口哨的老头子，或者尾随一个身材娇小、步伐轻快的女人。如果卡特里娜不是我编出来的话，这个女人可能长得就像卡特里娜。我怎么才能解释，我尾随这个卡特里娜一样的女人走过许多街区，我过着不同的生活，吹着我老头子的小调？ 我不能。我没法解释。我也不能承认我还留着米克尔森的木牌，就像他可能也还留着我的笔记本。我更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会把那块木牌从桌子最底下的抽屉里拿出来，拆开我包在上面的纸，像读机密信息一样读那上面刻的字：“我戴着我在生命中打造的枷锁。”我知道，这不过是拙劣地引用了一句狄更斯，但它仍然看上去意义重大。
我能听见他说：“别动。我要悄悄说了。”
嗯，我的妻子会说。她会困惑，或许还会有些心烦。她是个现实的女人，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她别再多考虑这件事，这或许就是最好的安排。当昏迷降临之前，黑暗用双手环抱住我的眼，而我总能感到一阵隐秘的温暖。这样更好——我们两人都很开心。当我醒来时，我很高兴等着我的还有我的妻子，我正常的生活。还有我美丽的女儿们，她们也都睁大着眼，凝望着我。
“嗨？”我的妻子会说。然后她轻轻推我，我则会微笑。
“你在吗？”她会悄悄说。
《小说界》×丹·肖恩
Q：你是如何构思《大大的我》的？
A：故事中的很多内容，都和我的早期童年经历有相似之处。比方说，我和故事中的主角一样，也在内布拉斯加长大。还有，当然了，跟他一样，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身份和自我的问题感到困惑。在一个人的身份中，哪一部分是天生的，哪一部分是自创的，这个问题让我着迷。
Q：在你的作品中，身份和领养的主题是很突出的特点……
A：我自己是被领养的。在那时的美国，非婚生育的孩子大都被送走，让人领养。这当然有一种耻辱感。孩子的亲生父母的身份通常被秘密地掩盖，我们也从不能打听他们，或者打听为什么他们丢下我们。这是我在成长中一直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和自我认同感到困惑的原因。成长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基因、命数、心理学等等的问题。但当我成熟之后，我从文学中寻求疗愈，而不是科学。
在我的經历中，被领养的孩子总要试不同的衣服，希望能有一件合身。于我而言，我的两个家庭（亲生的和领养的）都住在内布拉斯加的乡下。我的两个父亲都是建筑工人。即使他们非常相似，我还是感觉自己生错了巢。所以长大后，在决定用从事艺术和文学来寻找另一种身份之后，我想要离开自己的家庭环境。我想离开内布拉斯加的乡下。我想转变到一种学术的城市文化中，离开我的根。我这样做，也因为我跟家人之间有文化观念上的不快。比如我的妻子是犹太人，我的家人却是非常保守的基督徒。那些不快让我确切地感觉到，离开是正确的。
Q：有没有哪部中国作家的作品是你特别喜欢的？
A；《红高粱》（我1990年读的），残雪的《边疆》，以及格非的《隐身衣》。
（译/张熠如）
那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脑海中建造了一座城市。城市就在远方的那些山坡上。这个想象中的地方也叫“贝克”，但却是个有着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州际公路旁的山坡上建着一些豪宅，在豪宅里，住着智慧却胆小的市长，还有顽固的、像罗斯福总统一样的警察局长温斯洛普·戈尔丁。沿着断崖，一路都是维多利亚式的古老豪宅，里面住着其他有錢有势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怀揣着可怕的秘密，或者通过种种方式，卷入贝克市强大的黑社会势力之中。市民卡拉法先生有钱又备受尊敬，却被发现是个狼人，专门对纯洁可爱的初中女生下手。他把这些女生折磨得面目全非，直到我用一颗银制子弹击中了他。我是市里的侦探先生，不过每每怀才不遇。因为观念偏激，我面临着被胆小的市长开除的风险。警察局长总是为我说话，即使我那些不同寻常的方法有时会激怒他。
他相信我的人品。
我不知道自己在这想象中的城市里度过了多少童年岁月。八岁那年，我已经成为了想象中的侦探先生；不久，我又开始绘制这座大都市的地图。搬离贝克镇的时候，我有一本六英尺厚的文件夹，里面全是街道指南、建筑和地铁班次表。在现实中，人们觉得我是一个怪孩子，自言自语，四处游荡。老人们发现我在他们的后院，就会从屋里出来，对我大喊大叫。孩子们看到我玩他们的秋千，便出来挑衅，而我也只能跑开。我逮住别人家的猫，捆住它们的四肢，粗暴地刑讯逼供。因为没人锁门，我还溜进别人家里偷些能当作线索的东西，幻想着它们能破解我手头的谜团。
每个人在我的幻想城市里都有一个秘密身份。比如，我父母是房东夫妇，住在我简陋的一室公寓楼下。他们人很好，但没什么想象力，我对他们也算客气。在我设计的一系列搞笑情节中，好管闲事的房东夫人还要被愚弄一番，受点打击。我的哥哥马克是当地的检察官，也是我的死对头，妹妹黛比则成了我的秘书黛比小姐。有时我很爱她。如果我不是这样独来独往的话，我会跟她结婚的。
在家人眼里，我也有我的角色。我对这个角色太过熟悉，只需要时而扮演一下就行。如今他们已离我远去，而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又如此之少，这常让我难过。有时我觉得，如果没人认识你，那你就谁也不是。
十二岁那年的春天，一个男人搬进了街角的房子。那里曾住着位老太太，在她死后，房屋被装修一新，但也数年未曾出租。直到她的继承人来把房产清偿完毕，卖掉旧家具，打扫干净后，房子才终于被挂牌出售。我就是把猫带到这里来的。我躲在这里，听它们哀嚎着招供。之后，这幢房子总算被清理干净，那个男人也住了进来。
我应该是在五月末第一次见到他的。他前院里的丁香盛开，繁茂的心形叶子间夹杂着清香的花簇。我经过的时候他正在修剪草坪。我停下来，盯着他。
我立刻发现他有些地方很眼熟——黑色的卷发和阴郁的眼睛，圆圆的脸和有酒窝的下巴。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他。然后，我注视着他，反应过来了：他长得像我自己！或者说，他长得像一个年纪更大的我——一个长大后的我。等他推着割草机走近时，我发现连我们的眼睛都是一样的灰色，奇特又苍白，我们鼻梁上的雀斑都长在一样的位置，手指一样又短又粗。走到草坪边上时，他凝重地抬起手，我也举起了自己对应的那只手。在这一刻，我们就像彼此的镜子。我猛地一激灵，赶紧跑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回想着我们的相遇，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否就是我本人。我仔细思索了我所知道的关于时光旅行的一切，心想这会不会是一个年长的自己，为了某些不为人知的目的回到了过去——或许，他想防止我犯错，或许他想警告我些什么。或许，他正在逃避未来的一些灾难，希望回来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
我想你已经能明白我小时候是什么样了，但这些不过是我最早的念头。我深信时光旅行会在不久后成为现实，就像我也相信飞碟、第六感和大脚野人。我曾非常认真地担心过，人类能不能跟恐龙存在得一样久。如果我们只是地球发展史上短暂的一个阶段呢？我深深觉得，我们应该探索其他的太阳系，建立起殖民地。于我而言，人类的存活事关重大。
也许这都是因为我开始写日记了。我刚读了《安妮日记》。你的一小部分，你在一页纸上写下的字，可以在你死后继续存在于世间，而我被这个念头深深打动了。我想象着，在一场核武器浩劫之后，一个外星男孩可能发现了我的日记。它漂浮在一块块陨石之间，周遭还有曾经属于地球，如今已成碎片的建筑物和家具。外星男孩会翻译我的日记，在他的星球上，我的日记成为了畅销书。最终，外星人之间因为我的日记爆发了巨大的骚乱，最后不得不终止了这场星际大战，达成休战协议。
在这些日记里，我经常给自己写信。我把收信人称作“长大的我”，或是“未来的我”。如今作为收信人读这些日记时，我试着不生气，因为曾经的我总在不停地劝着现在的我。“我希望你不是个失败的人”，他写道，“我希望你快乐。”
我试着去回忆十二岁时发生的一切。哥哥马克说，那是他这辈子最糟的一年了。他记得那年爸爸妈妈吵得相当厉害。“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喝醉，大喊大叫，一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停下来。你还记得妈妈开车撞树的那个夜晚吗？”
我不记得了。我觉得他们快乐地在一起，跟情景喜剧里的夫妻一样互相挖苦，开开玩笑，仿佛在他们发挥出最高水平羞辱对方后，还会响起一段录好的笑声。我不记得他们这么醉过，酒吧的生意也一直很好，总是满座——尽管在我十三岁后不久，他们就破产了。
马克说他在那年试着自杀了。我连这也想不起来，但我的确记得他在医院住了几天。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靠在沙发上，庄严又消沉地读着《我很好，你也很好》之类的书，做一些判定他是不是个正常人的问卷。 事实上，我主要能记得的还是侦探先生。搬到附近的神秘陌生人引起了侦探先生的兴趣。我后来才知道，这个陌生人要教七年级的科学课。在一场大型比赛后，著名的女篮教练、科学老师卡拉法先生因心脏病猝死，这两个职位将由陌生人取代。这个陌生人叫路易斯·米克尔森，从芝加哥或是奥马哈这样的大城市搬来贝克镇。“他看上去是个孤独的人，”有一次，母亲这样说道。
“你是说一个怪人吧？”父亲回答说。
我知道怎么进米克尔森的房子。我曾躲在那里，知道很多秘密入口：松动的窗，地窖的门，后门锁还可以被我用借书卡的薄边撬开。
米克尔森先生不是个很有条理的人。或者说，他只是变化无常。房子里堆满了箱子，有封好的，也有拆开的。家具随意地放在屋里，好像搬家工人把家具放在哪儿，米克尔森就把它们留在哪儿了。在各个角落里，都有他整理到一半就扔在一边的东西：空书架旁摞着一叠倾斜的书，橱柜上是一排排整理好的银餐具，衣橱旁的地上堆放着冬天穿的大衣。那些箱子看上去被仔细地分了类。比如，他的床边放着袜子——内裤——白色T恤——每样都在单独的箱子里，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个没有抽屉的五斗柜边。那些抽屉则被放到了地上，里面是一大堆他留下的杂志。一个抽屉装着《大众科学》，一个装着《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杂志》，还有一个里面是《花花公子》，不过那些色情图片已经被一丝不苟地剪掉了。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里对我来说就是个奇妙的洞穴，堆满了宝藏，堆满了线索，每个箱子都在神秘地颤动。那儿有一大堆廉价珠宝、古董硬币和钥匙；这儿有他以前的教案和成绩册，每一栏里都用铅笔写下了过去学生的名字，旁边是他们的出勤、成绩和短评（“乱糟糟”；“懒”；“有潜力！”）。这儿还有照片和信件：这是一座金矿！
一天下午，我跪在他的一箱子信前，忽然听见了前门打开的声音。我自然是一动不动。我听见前门被关上，然后是米克尔森先生低声地自言自语。我紧张地听他说道：“好的，好吧，没关系。”然后他又用一种戏剧化的鼻音，大声读着一些收到的垃圾邮件：“‘为您附上一份特殊的礼物！’多可爱啊！”他嘲弄道。我趴在他的纸箱上，看着一张大概是1952年的照片。在那上面，童年时代的他和应该是他姐妹的人，坐在戴着假胡子的圣诞老人的膝盖上。在他打开冰箱拿东西出来的时候我听见他轻声笑了。然后他打开客厅里的电视，声音向我袭来。
我从不觉得危险。我坚信自己拥有秘密的隐身能力。他没法看见我，因为那不属于我给自己讲述的故事：我是侦探先生！我感到肚子上有块地方冰冷而空洞，但当他坐在La-Z-Boy躺椅上，盯着电视发出的蓝光收看新闻时，我可以轻松地溜走。在我的黑影从他身后闪过时他没有动弹一下。他没法看见我，除非我自己决定能被看见。
离开米克尔森家的那天，就在我从他身后溜走、爬出后门的不久后，我第一次昏迷了。我不知道“昏迷”是不是最好的词，毕竟它沾染了酗酒和精神病的气息，但我也不确定还能用什么来形容了。我还记得自己走进后院，小心沿着杂草丛生的花坛朝通往小巷的门走去。我带着那张圣诞老人的照片，盯着它看。这也可能是我五岁时的照片。怪诞的相似感让我不寒而栗。在我面前，一只肥胖的杂色猫沿着小巷奔跑，然后，又消失在其他人家后院边的树篱丛中。
几秒钟后，我发现自己坐在厨房餐桌前，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我正将一根黄油玉米送入口中，感觉就像从睡梦中醒来，只是速度更快，似乎在一瞬间我就从一处被转移到了另一处。我的家人看上去没注意到我的离开。他们都在吃饭，安静而严肃，好像一切都很正常。父亲在切一块肉，紧紧咬住牙关，母亲注视着盘子，仿佛在看一台圆形小电视。没人被我的突然出现吓到。
这多少有些惊人。起先，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就好像，“啊，我怎么来的这儿？”
但之后，我越是回想此事，越是毛骨悚然。我抬头看着厨房墙上的钟。一只咧嘴笑的黑猫，肚子是钟面，尾巴是钟摆，每滴答一声，猫眼就从左边转到右边。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很长一段时间了——起码半小时，或者四十五分钟。我能清楚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盯着那张照片——米克尔森先生或者就是我自己，坐在圣诞老人的膝盖上。然后，不知何故，我就离开了我的身体。我坐在那里，仔细思索，却连一点点模糊的回忆都没有。只有一个盲点。
我曾试着跟妻子说起过这件事。
“一个盲点？”她说，声音变得严肃而关切，像是我发现皮肤下长了个瘤一样。“你是说你昏迷了？你有昏迷症吗？”
“不，不，”我回答道，试着对她安心地微笑。“不完全是这样。”
“你什么意思？”她问道。“听着，安迪，”她说。“如果我告诉你，我有时候会……失去了时间……你难道不会担心吗？你不会想让我去看下医生吗？”
“你太夸张了”，我说，“不是那样的。”然后我想告诉她，在第一次意外发生后的几周、几个月间，侦探先生读到的东西——恍惚又超然的状态，星体投射和灵魂出体旅行。但我什么都没说。
“我没事，”我说着舒服地伸了下胳膊。“我感觉很好，”我说，“那挺像做白日梦的。只有——一点点不同。”
但她还是担忧。“你不用瞒着我，”她说，“我只是关心你，仅此而已。”
“我知道，”我说。她的目光从我脸上掠过，我对着她微笑。“这没什么的，”我说，“只是点奇怪小事！”这也是我所深信不疑的。即使我爱的人们有时会笑话我的走神，我的健忘，但他们的取笑也是溫情的。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发生过。唯一让我担忧的是我独自一人时，当我在一条街上开车时昏迷，又在另一条街上醒来。但即使是在这种时候，我也确信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有时我用手掌搓着方向盘。我总是毫发无损。远处没有尖叫，也没有警报。不过是点奇怪小事！
但在那时，第一次时，我是害怕的。我还记得自己问母亲，一个人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得了脑瘤。
“你没得脑瘤，”她焦躁地说，“该睡了。”
过了一会儿，她可能有些愧疚了，带了阿司匹林和水上楼来到我的房间。 “宝贝，你头痛吗？”
我摇摇头。她关上床头灯。“漫画书看得太多了”，她边说边对我夸张地微笑。她有时就会这样，仿佛我还是个婴儿。“小家伙，任何人看太多漫画书都会觉得脑袋怪怪的！”她低下头，用力地看着我的双眼，冰冷干燥的指尖碰上我的额头。她神色忧伤，俯身用手掌抚摸我的脸颊时她有些失去平衡。“没什么不对劲的 ，”她低声说：“明早就都会好起来。”
那天晚上，我坐着给长大的我写信：我希望你还活着。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你读到信时，我还没死。
那篇日记总能引起我的哲思。我不确定童年的自己在给谁写信，在想象着未来怎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未来的那个人是死是活。我们可以成为太多不同的人，从青春期走到二十多岁，我们在身后留下了一路的尸体，其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这些年来，我们抛弃了多少版本的自己？又有多少个自己几乎被忘却？他们住在意识世界的公寓里，就像那些遭受致命肺病折磨的年迈亲戚一般，喃喃自语，大口喘气。
就像侦探先生。晚上在城郊的大房子里徘徊时，我能听见他在身后喘息，还在低声说着不可名状的秘密。他依然守在那里。
我的妻子蜷缩在沙发上，小口喝着熱巧克力，看着书。当她抬起头时她害羞地笑了。“你在盯着什么看呢？”她说。现在她对这种事已经习惯了——我想她觉得这很可爱。她是个亲切又实际的女人。许许多多过去的自己像飞蛾一样拍打着我的脑袋，而我很怀疑她对此能有什么兴趣。
她解开睡袍。“看到什么你喜欢的了吗？”她问道。我回以微笑。
“偷看而已”，我愉快地说。年轻时的自己不会认出现在的我，我很确定。
我的疑惑在于：在惊人的相似之下，我在米克尔森身上看到了什么？即使从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一心沉浸在这个念头里，但现在的我还是不大能记得自己的思路。当中的一些想法很显然是在跟自己演戏，但也有一些并不是。在米克尔森身上，有什么引起了我的共鸣。
也许仅仅是这样——7月13日：如果米克尔森就是你的未来，那你一定在哪里出了岔子。他身上有阴险的一面！他可能是潜逃中的罪犯！他很疯狂。你必须从现在起改变你的生活！别对妈妈、爸爸甚至马克动坏心思。每天做一件好事。
那段时间，我去他家去得相当频繁。我有本笔记本，里面贴着圣诞老人的照片，对他笔迹的模仿和他梳子上的一点头发。我试着写下一切有潜在重要性的东西：线索，证据。但我也不知道它们能证明什么。他的橱柜上有一大堆啤酒罐，有时呈几何状分布。箱子被拆开，再被装好。还有信件：“我累了，难以置信的累，我对跟你兜圈子感到疲惫”，一个署名“凯莉”的女人写道，“起码在我看来，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为什么你就不能做个决定，然后坚持到底？”我把这句话抄在了我那本侦探先生的笔记本里。
在他的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块小牌子。这是块长方形深色木板，一张四周烧焦的油纸被印在上面。在油纸上，有用花体小心写下的字：
“我戴着
我在生命中
锻造的
枷锁”
这看上去像一条机密信息。我想他也许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我躲在树篱后，从远处打量米克尔森的房子。他通常不会在早上十点前出现。他会穿着浴袍，突然从前门冒出来，迅速地扫视一圈，好像察觉到有人在看他。然后，他会一把抓起门口台阶上的报纸。有时，他似乎发现了我在看他。
我知道我必须小心。一定不能让米克尔森猜到自己在被调查。我努力提高戒备。为了避免吸引眼球，我不再戴最爱的侦探帽。一大早，我就穿过他的车库，因为我非常确定他这时还在睡觉。即便这样，在一个七月的早晨，我还是被迫钻进厚密的树篱之下。那天早上八点，米克尔森家的后门突然开了，他拖着步子走出小巷，把袋子里的东西往垃圾桶里倒。幸好我穿着棕色和绿色的衣服，能融入到灌木之中。我躺在那儿，趴在泥土之上，盯着他赤裸的脚和长满毛的脚踝。他只穿了一条平角短裤。在他的衣服之下，我能看见一大堆让人有些作呕的深色体毛；他的背上居然也有点儿！我最近刚看了《经典名著漫画》系列的漫画版《化身博士》，还能记得里面用“隐居者”来形容反派海德。我曾在词典里查这个词，而如今，这个词正适用于把袋子里的东西倒进垃圾桶的米克尔森。我刚刚开始长了一些体毛，想到自己最后会变成这样，我就浑身发冷。我听见啤酒罐的撞击声。然后，他走远了，留下我心神不宁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家的时候，我会在晚饭后坐在卧室里，困惑地读着我的笔记。我翻阅着列表，试图找到可以联系在一起的线索。我会在雪茄盒里挑挑拣拣，那里面放满了我从他家带走的东西：照片，钥匙，一把瑞士军刀，一张有他签名的支票存根——我把他的签名和自己的作了比较。但我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他是神秘的，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他怀藏着某个秘密。
那个夏天的一个深夜，我觉得自己听到父母在议论我。我正看着书，听到自己的名字前，他们的交谈也不过是个忽高忽低的背景音。“安德鲁……他怎么会是……对任何人都不公平！”破碎的词语，从含糊不清的语句中跳脱而出，先是父亲在说，然后是母亲。紧接着，大声的一句：“他会出什么事？”
我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心脏狂跳。一定发生了什么，他们一定发现了什么。我很确定自己要被揭穿了：我的窥视，我的非法入室，我的盗窃。我安静而害怕地听了一阵，然后从床上起来，悄悄下楼。
母亲和父亲坐在厨房的餐桌前。他们轻声说话，眼睛盯着中间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我进去时母亲抬头咬紧了牙。“啊，天啊，”她说，“安迪，现在是凌晨两点半！你为什么起来了？”
我站在门口，犹豫不决。我希望自己重新成为一个小孩子，告诉她我很害怕。但我只是犹豫地站在那儿。“我睡不着”，我说。
母亲皱起眉头。“好吧，再努力试一下，该死，”她说。
我又站了一会儿。“妈妈？”我说。
“去睡觉！”她瞪了我一眼。 我只是坐在那儿，满面通红。我突然想到，或许，即便我做了种种防范，米克尔森先生终归还是看到我了。“目不转睛的男孩”，他说。我试着去回想他是在什么时候发现我盯着他看的。有多少次了？我从远处看着自己，我观察着他的房子，但如今我也是被观察的那一个。这个念头让我的心中升起一阵难以平息的恐惧。我很感恩父亲在这时过来了，叫我儿子。“儿子，”他说，“为什么你不到外面去，找点事情做呢？你也可以在开学前享受点夏日的阳光。”
“好的”，我说。我看到米克尔森还是满怀期望地对我咧着嘴笑。他的双眼空洞，一眨不眨，而我意识到他正复制着我自己的表情——目不转睛的男孩，遇见了目不转睛的男人。我试着小心地从高脚凳上下来，但还是磕磕绊绊，差点跌倒。
“哎呀——糟糕！”米克尔森先生说。父亲狠狠地看了他一眼，用愤怒的眼神审视着米克尔森先生的笑容。他耸耸肩。
“啊，孩子们啊，孩子们”，他一脸信任地对父亲说，我则匆忙往门跑去。离开时，我听见父亲开始尖利地说话，但我也不敢再逗留一下听听他说了些什么。
相反，我沿着酒吧外墙，蹑手蹑脚地走着；我盯着米克尔森老旧的大众汽车，发现它被锁上了。酒吧里没有窗户，所以我紧贴在墙上，努力听着。我努力思索要在笔记本里写什么：他看我的眼神；他咧着嘴笑，模仿我的凝视。我当然晓得你，他说：他到底晓得些什么？
然后我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笔记本去哪了？此时，我想象自己把它忘在了那里，就在吧台上，在我的杯子旁边。在我脑中，有一幅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米克尔森先生的目光落到了笔记本上，主题封面上画着装饰性的问号，还有我写下的字：安迪·奥戴的神秘故事集第67章：侦探先生遇见了可怕的复制人！我看见他对着笔记本笑了。他打开笔记本。看见自己的照片被贴在第一页时，他眯起了眼。
但笔记本不在酒吧。我很确定，因为我记得进酒吧时没带着它。我知道自己没带着它。我开始回忆，一点一点，从斯蒂庞克到午餐时间到我的卧室。然后我看见它了。无论发生什么，我的记忆总是能完美无瑕地保持清晰；而笔记本也是如此清晰。
我看见自己就在米克尔森的客厅里，跪在他的一箱子信前。我已经在笔记本里抄录了一些东西，然后把它放到了地上。它就在那里，就在箱子边上。我就像透过一扇窗那样看着它。我站在那儿，在脑海中观察着这个画面，然后我的母亲从附近走来，走进停车场里。
“安迪！”她说，“我一直在喊你！你到底去哪了？”
她正沉浸在某种情绪中。“我真是受够了！”她说着抓起我的胳膊，狠狠地一摇。“你们这些懒得要死的小孩，一天到晚都觉得自己能想怎样就怎样！这房子就是个猪圈，你们没一个人会动动手指把脏衣服捡起来，更别提去洗个盘子。”她咬紧牙关，声音发颤，猛地冲进家里。马克正在家里擦地，黛比站在水槽边，洗着盘子。马克抬起头瞪我。哭泣、仇恨和自怨自艾让他的双眼通红。我知道等母亲一走，马克就会来打我。“打扫干净，你们这些该死的小孩！”母亲大喊道，“我要去工作了，我希望这个家在我回来时闪闪发光！”她穿着镶花边的衬衫，化着打理酒吧时的妆容，美貌动人，面色发红，目光严厉。“我再也不要这样过了。我不会过这样的生活的！”
“她是个有毒的家长”，现在，在我们少有的电话交流中，马克这样说道。“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你知道，我们经历的这些该死的事，到现在还阴魂不散地缠着我。就像生活在恐惧之屋里，你懂吗？就像，你知道，一种独裁之类的。最可怕的部分在于，你永远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有些时候，我感觉自己实在受不了了。我真的想去死。”我听着，他边说边抽了口烟，然后再吐出，把渗入他嗓音的烦躁怨气也一并吐出。“你记不得的。总是落到我头上，不管是什么事。他們觉得你那么可爱又呆滞，所以你总是待在虚幻的乐园里，而所有的东西都冲着我来。”
我听着，但没听进去。我拿着手机，斜靠在屋后的露台边，看我的女儿们从洒水器上跃过。阳光满溢，四处是葱郁一片，而我或许也在看一个演员，演绎着我人生这场电影的圆满结局。我从未告诉他我的昏迷。即使最近昏迷的事情又开始困扰我，我现在也不会跟他说。我能想到他会说什么：神游状态，被压抑的记忆，多重人格。荒唐的东西。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遥远了。”我对马克说。这其实不完全是真的，但如今，这也属于我多年来扮演的角色。“我不大想这件事了。”
这句倒是真的：我几乎不记得那晚发生了什么。孩子们的争吵和打扫声、母亲日常的不快，这些无聊的琐碎，我并不是它们的一部分。我是侦探先生！——开着我闪亮的斯蒂庞克，驶过贝克镇的街道。我很不安，但无所畏惧；我急躁而紧张，但还是为我坚定的目标做着打算：笔记本！必须找回笔记本！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我全神贯注地离开家了。
肯定已经快十一点了。马克一直特别邪恶而警觉。直到他拿着一大碗冰淇淋坐在电视前，我才终于能假装去睡觉。
到外面去，出门，沿着小巷走：我似乎应该感到害怕，但我能记得的，多半是肾上腺素的起伏，是我的决心，是笔记本的无比重要，是找回它的那种迫切。这就是属于我的故事。
米克尔森房子里的灯是亮着的。这是个不好的信号，但我还是往前走去，走入他院内浓稠而潮湿的阴影里。蟋蟀此起彼伏地叫着。我伸出手，抓住他后门的把手。
门没锁。甚至不用撬锁，我的手一用力，它就屈服了。一股细小的、触电般的颤栗在我的皮肤上蔓延。门平稳地打开了，没有一丝声响，而我像一团阴影那样，溜进通向厨房的狭窄后厅。屋内一片寂静，在那一刻，我确信米克尔森睡着了。但我还是小心前行。他的厨房带着明快的花香，塞满了啤酒罐和没洗的碗碟。我踩着每一块瓷砖，顺着墙一步步向前。一阵安静。接着，米克尔森的声音突然响起。先是低声的喃喃自语，然后是更有力的一句，好像他在反驳自己。我心头一紧。现在该怎么办？我一边挪动到接近客厅的位置，一边想道。
米克尔森瘫坐在椅子上，一只脚暴躁地抖动着。我听见翻书的声音就像风吹船帆。我都不需要看一眼，就知道笔记本正被他抓在手上。我站在那里，他又咕哝了起来。我一阵眩晕。笔记本！我一边想着一边倚靠到墙上。我感到自己的头撞上了什么，然后，米克尔森先生的木牌歪了，再然后，它掉了下来。我摸索了一会儿，才找到它。 但这声音让米克尔森转身了。我就在那里，沉默地拿着那片木头，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他的脸上闪烁着惊讶；然后是恐惧；然后是愤怒——最后则停留在一种空虚的愉悦上。他清了清嗓子。
“我一定在家里看见了一个小人，”他说。我几乎要晕厥了。我能感觉到侦探先生正在离开我，瘪了气，轰然倒地，只留下一套旧衣服；贝克城在远处分崩离析，街道像古老的河床一样干涸，高楼像远洋的邮轮，沉入到麦田里。我浑身僵直，他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一个鬼魂一样的小人”，他满意地说。他起来站了一会儿，来回徘徊，然后又跌跌撞撞地回来靠着椅子，脸上凝固着自尊受辱的表情。我一动不动。
“很好，很好，”他说，“我怎么敢认为，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个的作者——”然后他暧昧地挥了挥我的笔记本。“——这份文件？”接着他停了一下，用一种默剧般夸张的姿势翻了翻它。“嗯，”他含糊不清地说，几乎是在低吟了，“如此——有想象力！以及——里面——有一种——魅力——我是这样觉得的。”然后他朝我靠过来。“所以最终，我们相遇了，奥戴侦探！”他用低沉的嗓音说道，“你可以喊我莫里亚蒂教授！”他做出一个奇怪的嘴型，轻轻地笑了——并不是阴险的，而是在沉思，就好像他刚跟自己说了一个绝妙的笑话，我不知怎么也参与到了其中。
“为什么这么安静？”他大喊道，向我摇了摇笔记本，“年轻的侦探先生，你不是来找你的未来的吗？”我看着他用手指按住太阳穴，就像演戏一样。“嗯”，他说，然后他挥动着胳膊和手指，让它们像漂浮的水草一样移动。这看上去像在施魔法，又像是在跳草裙舞。“寻找着他的未来，”他说，“等待着安迪·奥戴的会是什么呢？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长大后他会不会成为……”——然后他在这里大声念出了我日记里的话——“‘隐居者’和‘罪人’？他会逃离侦探先生那悲伤又孤独的生活吗？还是会一直在贝克城无情而凋败的街道上徘徊，直到生命尽头？”
他停了一下，从我的日记上抬起目光。在一瞬間，我曾想到如果我扑过去的话，就可以把笔记本从他手里抢过来，即使如今我写下的东西已显得卑鄙又可怜。我想要说：“把笔记本还给我！”但其实我再也不想要它了。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米克尔森一页页翻阅。他朝我靠过来，身体摇摆。他并不是真的在盯着我看，而是看着我的额头，或者肩膀，或者头发。他微笑了，再次努力平衡了一下身体。然后他改主意了。“还有什么将会发生在安迪·奥戴身上呢？”他又一次沉思着说道，“这真是个吸引人的问题，一个非常可爱的问题。而我可以告诉你答案。因为，你看到了，我穿过时光旅行机来警告你！我要给你一个来自未来的，特别的消息。你想知道是什么吗？”
“不要。”我终于回答道。我的声音浑浊，含糊不定。
“哦，安迪，”他似乎非常失望地说，“安迪，安迪。看！我就在这里！”他张开双臂，好像我会朝他怀里跑去。“你可怕的复制人！”我看着他挺直身体，让自己不要慢慢歪倒。“我了解你”，米克尔森先生说道。他低下头，但还是用一只眼看着我。“你一定是——为了什么而来的吧？”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我甚至无法去想象，而我感到——这不是最后一次——我站在荒凉而空旷的草原，田野沿着各个方向从我脚下铺开。悠长的风穿过我的头发。
“你不想知道一个秘密吗？”他说，“过来，我在你耳边悄悄告诉你。”
在那一刻，我觉得他的确知道一个秘密。我觉得他就要告诉我很可怕的事情，我不想听到的事情。我看着他合上我的笔记本，把它整齐地放在咖啡色茶几上的电视指南边。他摇晃着站起来，向我探身。“别动，”他喃喃道，“我要悄悄说了。”
我转过身跑开了。
我曾试着把这件事说给妻子听，但她似乎不大明白。她点了点头，好像这事只是有点奇怪，只是令人费解。嗯，她说。别的事情我很少能记得，这件事却能牢牢记得，我想或许，这真的有些奇怪。我如此频繁地想起米克尔森先生，这真的有些荒唐。
“他只是个醉汉，”我的妻子说道，“或许有一些疯狂，但……”然后她看向我的脸，嘴噘了起来。“他没有……没对你做什么吧，对吗？”她尴尬地问道，我摇了摇头。
“没有——没有，”我说。然后我告诉她，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米克尔森先生。当然，那晚之后，我就躲开那幢房子，开学时也不是他来教七年级的科学课。我们被随意地通知说，他有点“意外”，已经被叫走了，而当几周后他还没回来时，一位年长的女士就一声不吭地顶替了他的职位。她用轻快的、讲故事一样的语调，为我们读课本《生物的世界》，再后来，她看着我们解剖蚯蚓，把蚯蚓钉到软木板上，露出它们那么多的心脏。我们从未知道米克尔森先生去了哪里。
“他可能在戒毒，”妻子理智地说道，“或者被收到福利院里去了。你父亲说得对。他只是个怪人。对我来说，没那么神秘。”
是的。我点点头，想要放弃这个话题。我没法很好地解释当我走进教室、想到他可能坐在桌后等我时，那种虚空的渴望，那种贯彻我全身的热切和恐惧。这讲不通，我想，我没法解释。我没法解释，当我和家人穿越乡村时，为什么他还留在我的脑海中。我更没法解释，即便是现在，当我想起他们时，他也在那儿：马克，又胖又偏执，在他的船屋里；母亲在墨西哥，喝着鸡尾酒，昏昏欲睡；黛比待在福利院房间的角落，盯着一只蜘蛛，目光呆滞；肝脏衰竭时，父亲害怕地给我打电话，在爱达荷州一座我从未造访的小小坟墓里，他的身体正在分解。米克尔森似乎掌控着这些念头，在它们边上徘徊，像我脑后的舞台剧导演一样露出微笑，仿佛帮了我的忙。而我又要如何解释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想起他们时，他会浮现在我脑中。正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说谎，他似乎也会出现。我就是能感知到他。是的，当我告诉大学里的朋友我的父亲是住在秘鲁的建筑师，母亲曾是演员时，他窃窃私语；是的，当我跟父亲说了有关卡特里娜的谎言时，他喃喃地说；是的，当我对妻子编借口，当我号称自己在和客户吃晚餐但其实在走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尾随漫步穿过公园的一户年轻家庭，尾随一位也许是我父亲的、吹着口哨的老头子，或者尾随一个身材娇小、步伐轻快的女人。如果卡特里娜不是我编出来的话，这个女人可能长得就像卡特里娜。我怎么才能解释，我尾随这个卡特里娜一样的女人走过许多街区，我过着不同的生活，吹着我老头子的小调？ 我不能。我没法解释。我也不能承认我还留着米克尔森的木牌，就像他可能也还留着我的笔记本。我更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会把那块木牌从桌子最底下的抽屉里拿出来，拆开我包在上面的纸，像读机密信息一样读那上面刻的字：“我戴着我在生命中打造的枷锁。”我知道，这不过是拙劣地引用了一句狄更斯，但它仍然看上去意义重大。
我能听见他说：“别动。我要悄悄说了。”
嗯，我的妻子会说。她会困惑，或许还会有些心烦。她是个现实的女人，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她别再多考虑这件事，这或许就是最好的安排。当昏迷降临之前，黑暗用双手环抱住我的眼，而我总能感到一阵隐秘的温暖。这样更好——我们两人都很开心。当我醒来时，我很高兴等着我的还有我的妻子，我正常的生活。还有我美丽的女儿们，她们也都睁大着眼，凝望着我。
“嗨？”我的妻子会说。然后她轻轻推我，我则会微笑。
“你在吗？”她会悄悄说。
《小说界》×丹·肖恩
Q：你是如何构思《大大的我》的？
A：故事中的很多内容，都和我的早期童年经历有相似之处。比方说，我和故事中的主角一样，也在内布拉斯加长大。还有，当然了，跟他一样，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身份和自我的问题感到困惑。在一个人的身份中，哪一部分是天生的，哪一部分是自创的，这个问题让我着迷。
Q：在你的作品中，身份和领养的主题是很突出的特点……
A：我自己是被领养的。在那时的美国，非婚生育的孩子大都被送走，让人领养。这当然有一种耻辱感。孩子的亲生父母的身份通常被秘密地掩盖，我们也从不能打听他们，或者打听为什么他们丢下我们。这是我在成长中一直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和自我认同感到困惑的原因。成长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基因、命数、心理学等等的问题。但当我成熟之后，我从文学中寻求疗愈，而不是科学。
在我的經历中，被领养的孩子总要试不同的衣服，希望能有一件合身。于我而言，我的两个家庭（亲生的和领养的）都住在内布拉斯加的乡下。我的两个父亲都是建筑工人。即使他们非常相似，我还是感觉自己生错了巢。所以长大后，在决定用从事艺术和文学来寻找另一种身份之后，我想要离开自己的家庭环境。我想离开内布拉斯加的乡下。我想转变到一种学术的城市文化中，离开我的根。我这样做，也因为我跟家人之间有文化观念上的不快。比如我的妻子是犹太人，我的家人却是非常保守的基督徒。那些不快让我确切地感觉到，离开是正确的。
Q：有没有哪部中国作家的作品是你特别喜欢的？
A；《红高粱》（我1990年读的），残雪的《边疆》，以及格非的《隐身衣》。
（译/张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