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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阅读杨克的诗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他的诗总能与生活相互映照。《天河城广场》《小蛮腰》《几个和尚在珠海情侣路漫步》《1992年的广州交响乐之夜》《逆光中的那一颗木棉》……我们的生活场景在杨克的诗里随处可寻;而他“在啤酒屋吃一份黑椒牛扒”“打的”“走过花花绿绿的地摊”的当下状态（《杨克的当下状态》），我们也可以复制。在被速度包裹的生活里身体已然麻木，可阅读杨克，第一次让我感到广州如此真实。都市文明与现代人心灵的距离也许并没有那么远，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真的很像“城里的庄稼”（《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每次面对房地产炒风竟也忍不住开始“怀念家园”（《于房地产炒风中怀念家园》）。
一、多元都市图景呈现
杨克试图用诗表达：生活在都市无所谓高低贵贱，有关它的争议都是这座城市的现实一种。我们往往刻意回避不舒服的一面，不承认自己依赖都市的速度与激情，完全是因为以钞票作唯一衡量标准的“身份”问题实在扎心，而极速扩张的物质文明挑战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部分国人。我们趋之若鹜，同时我们望洋兴叹。杨克诗笔刻画的都市形象打破了现代人对都市心理上的隔膜，真正使人产生了亲近都市的想法。我们开始相信在广州“总有人的欲望可以万紫千红地开花”（《广州》），父辈们嘴里的民谣“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州”不是一句空话。杨克质朴的想象力在恢复我们对都市感觉的同时，又带着几分警策意味。那些“吸引我们进入商品/疯狂地崇拜商品占有商品”必使我们“坍塌陷落于商品”，在“那滚滚的商品呵风起云涌的欢乐”中必有“痛苦愤怒和忧伤呵”（《在物质的洪水中努力接近诗歌》）。对年轻的我们来说，城市经过了上一辈的开垦，轮廓已然分明。
改革开放后，全球化发展在逐步取消地域间的差异，中国都市文化的本土特征、民族身份越发重要。诗集《杨克的诗》从“苹果的另一半”“在商品中散布”“石榴里的中国”“随意拼接的词”，到“逆光里的木棉”“没有声音的夜晚”。这六个系列不仅是杨克个人的诗路历程，还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中国本土都市文化发展的轮廓。前四辑里，一个越来越大的空间开始诞生，不断向外扩展。都市化发展下后现代社会呈现的空间碎片化，一方面印证了费瑟斯通关于民族、文化一致性发展思路的正确，另一方面使我们意识到都市文化本身的复杂、认识的困难。曾经一度因看重时间而被忽视的空间研究在后现代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夏时制》诗意地呈现了因那“莫名其妙被窃走一小时阳光空气”而导致的空间错位。一场场错位时间里重组的空间，在当下社会愈发自然。从孵房里拒绝出壳的小鸡，到火葬场那享年徒有虚名的死者，从提前成熟的少女，到另遇她人的小伙，诗人通过质疑时间公正与否的方式叩问的是被都市化急剧分割的碎片化生活。都市化进程为我们生产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空间，人与人身体之间的距离因为不断分割的空间而被拉近，心灵之间的沟通却越来越少。一旦走出物质的包围，人很容易被困在巨大的想象空间，陷入精神困境，那种因社会空间被分割而造成的近距离马上被遥远的心理空间隔绝，产生更大的空虚感。可以说，时空“错乱”，甚至时空“迷宫”，构成了我们现代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杨克诗歌聚焦的中心也是我国都市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他的诗以都市文化滋养下的现代空间为背景，在追随中反思、酝酿属于中国本土的都市诗歌。谙熟都市的轮廓，使他笔下的都市真实立体、凌厉深邃，有时还有点小俏皮。这并非偶然，而是冥冥中的必然。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突出的是环境对英雄长成的重要性，却忽略了英雄气质与风云际会时代环境的内在一致性。杨克“御用”岭南，岭南又代表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气象，这是时代的际会，也是杨克的际会。诗人用敏锐的神经嗅到了新际会的来临，他的诗捕捉了时代跳动的脉搏，见证了中国的新征程。从《际会依然是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他与时代中国相近的气质：
时间的流逝依然是中国，闪电依旧是国际的
……
翻滚的风云依然是国际的，际会依旧是中国
抓住闪电、风云围绕着的中国和国际，杨克先是发起了一场诗的际会，接着从中敏锐把握到了际会中国的时代特征。
在强光和目光的碰撞中，在暴雨的助兴下，“我”想象过的宋朝瓦檐、明青花瓷片，穿越时间的长河，透过波兰诗人的蓝眼睛复现在扎加耶夫斯基的《中国诗》朗读中。置身于现代国际的杨克保有一颗古国诗心，故国诗人的行船借以在时间的纵深里，从生命中渗透出历史。不太平的天下、内心祥和的诗人、宋朝的瓦檐、明青花的瓷片……统统在雨中、灯下、朗诵里溅起了时间的回响。杨克感受到的中国耐千年而未显苍老。为什么是际会的中国？际会的中国包含太多信息，挟裹在滔滔水流中的不是我，是故国诗人的行船，在洪水中掀开一条大路的也是他们，而我作为异国诗人只是代表，因为我能感受到古国年轻的心，在翻滚的风云中、时间的流逝中、国际中依旧，所以际会才依然是中国。杨克不知不觉将自己作为际会中国的代言人角度看，他隐去了自己的身份，或者说将自己融合在诗人身份、中国形象中。这种自觉地融入也可以视为杨克以诗人身份对祖国的际会，这份际会里有着强烈的情感认同和民族自豪。
从杨克诗歌呈现出的都市多元空间形态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际会中的中国，还有那些关于中国现代社会各类空间的生产，尤其是城乡边界空间，作为一组对立矛盾并置在他的诗歌中。《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广州》《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此类诗营造的现代空间冲突与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浪潮下都市化爆炸现象，直接原因都是大量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挤压式的现代空间生产，造成了无数边界空间的生长。矛盾的根源是人口在移动和集中挤压城市空间，用资本聚合了“无数的人”的同时，并没有给他们在城市安家的口粮。高昂的生活成本使他们根本享受不到资源分配带来的便捷。相反，在对立融合状态下的城乡边界反而因为资源的缺乏疯狂地生长起来。如大卫·史密斯在《全球视野中的第三世界城市》所言，关于城市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和图表看似毫无生气，但实际上却蕴含了成千上万个迁徙的人与贫穷作斗争的故事。杨克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与“稻田”的碰撞为我们形象地记录了那些故事。 二、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互动
杨克和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一同出自风潮涌动的20世纪80年代，那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属于诗人的年代。经过了“大饥饿”，全国各地对精神食粮都极度渴望，文化寻根冲击着多数人的神经。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1984年底，凭借《走向花山》，杨克一炮打开了自己诗歌创作的格局，径直走入充满喧哗与骚动的诗坛。在奉“朦胧派”诗人为精神导师不久后，诗人们旋即高举“第三代”诗人身份闪亮出场，面临秩序重构的机遇人人都想在舞台的中间吼一嗓子。杨克对“当下”的把握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没有历史的控诉，不带浓重的哀痕，他醉心于太阳鸟般热烈的生命燃烧。图腾的诱惑，充满力量的阳刚之美深深吸引着他，这些来自诗魂滋养的诗作集中在他1984年前后的“红河”系列，《走向花山》（组诗）《红河之死：纪实作品第一号》《大迁徙》《图腾》《深谷流水》……那是诗人自称“迎来了一波小高潮”（《我说出了风的形状》）的阶段。作为进入岭南书写之前的红河书写，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早期代表作。就像没有人可以否定自己的过去一样，诗人真正起步阶段的创作往往决定了他以后的路能走多远。“红河”系列为杨克打下的根基不仅支撑他以大气魄最早书写岭南之巨变，也让他犀利地看到这巨变中无止境的诱惑和陷阱，还给到他越过物质洪水之精神方舟，以此穿透真实的风景永恒向上。
对红河的书写成为杨克厚重的歷史资源，不断赐予诗人力量。朱红颜料画着的一千五百个人，公认的壮族古代文化之源给了诗人充满血和火的想象，他热情地歌颂花山的人、兽形象，从石头里走出来的不死的河，那“狞厉的美”“丰腴的美”是“青春和心，点亮炽热的红绣球”（《走向花山》）。这一切激活了一个饱受饥饿的年轻诗人的心，从“那天在博物馆你轻轻叫一声/我突然悟出那被唤醒的名字是我”（《图腾》），历史的血液便注入了诗人的身体。杨克的视点自此常常聚焦在宏大题材，特别是那些历史转折中的大变革，他敏锐的神经总能第一时间嗅到并通过诗的语言把握住，诗人的青春也似乎凝结在那一个个大巨变中。经过“红河”文化的洗礼，当诗人的视线落在日新月异的广州时，因金钱导致的城乡矛盾似乎得到了融合，《广州》变成矛盾融合下奏出的交响乐。看重历史使他的诗能戳中都市文化中最尖锐、本质的问题。都市文化作为一个空间复合体，城乡不仅是其中重要的空间单位，二者间的关系更是整个文化空间得以构筑的参照系。杨克的诗歌把握住了城乡之间矛盾、统一、丰富的关系。他每一首与都市相关的诗，或隐或显、或多或少表达了对都市文化的反思，这种文化反思是他作为一位诗人对都市形态的巧妙把握。
诗人并非有意在磅礴的现实中挖掘崇高，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早已印刻在他的意识里，射进他对生活的认识中。早年诗作《我从现实和历史之间穿过》中已经有了这种自觉，在一次游记中也能感受一场现实与历史的穿越。从洞口进入，“冷寂的太阳/霎时把我们吞没了/我紧紧拉着你的手/在灯光的热情诱惑下/跨过生长与死亡的分界线/走进藏在山腹的新大陆/走向昏暗”，用冷寂形容进入洞口从生长到死亡霎时的感觉，渲染了“走向昏暗”的气氛，一场穿越即将开始。而热情的诱惑背后是突然的冻结，从“霎时”到“突然”一切都紧凑得猝不及防，昏暗的洞内“是一个僵死的世界/连风和河流都是凝固的”，这片近乎没有大地吸引力的地方带着“似乎的一丝活力”，就像“一段段浓缩的历史”。诗人凭借直觉感受它“积聚着比黑夜还要深的/不平，愤懑和渴盼”。僵死、凝固、浓缩，由昏暗展开的世界缓慢得令人窒息，这不是对历史理性的思辨，却是诗人置身历史的一次主观体验。正是因为对历史有着如此认识，他才格外珍视光明和自由。当同行者“你”的秀发唤醒“我”的意识的时候，“蓦然间，我发现了青春，发现了美/感到了人的骄傲和生命的强悍”。诗人内心对生命本身的尊重被唤醒，这种意识一直伴随杨克从“红河”系列走向广州，成为一种自觉。历史造就了现实，“我”穿越于历史和现实之间，这是一场游记更是一次启示：“人”才是历史和现实背后的主人。现实的崇高和伟大，红河的大气磅礴，广州的日新月异，历史和现实都是人类生活的产物。当刺眼的强光照进，当“风声虫鸣和人的呼喊”重新被耳朵听见，当“白的云朵绿的草叶和红的花瓣”再次映入眼帘，诗人由衷地发出了美好生活的赞美！从生活的本质出发，现实的一切都充满生机，暗淡的历史已然过去，现实就是它生命力的证明和延续。噪音、污染，这个世界上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是生活的美好象征，黯然失色的永远留在了“那没有人的世界”。
将历史的力量和现实的美好注入都市，杨克从中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创造着的新世界。在《杨克的诗》里面，我们会由衷地惊叹他对都市的认识，好奇他如何将这座多数人眼里冷冰冰的城市着上了诗意。物质、欲望、诱惑、毁灭这些自城市诞生以来就伴随左右的色彩似乎黯然褪去。杨克笔下，一方面欲望之花姹紫嫣红地开遍，黄金的雨水冲刷着大地，为世俗所不屑隐藏在深处的渴望获得诗人的认可;另一方面，高楼大厦与庄稼争地，房地产炒风后面是失落的家园，那些遗失的美好以边缘的形式重新回到了人类身边。诗人调和着过去和现在的矛盾，他打着的士，吃着牛排，逛着商城，忍受着苍蝇对灵魂的腐蚀;同时他又在物质的洪水猛兽中用诗意自我净化、拯救。他是真正的都市诗人，在他的诗里，都市以一种本真的方式呈现，它矛盾又和谐，如同现代李金发对上海的回忆，杨克也看到了广州魔鬼和天使之城的双重面孔。不同的是最初的陌生感消失了，歌谣里这个遍地机会的城市不再神秘得让人恐惧，甚至多了几分可爱。珠江情侣路漫步的几个和尚，小蛮腰，博客好友，火车站，杨克用诗凝固这些日常场景，让生活充满诗意。一切就像《在首都机场候机楼读一本诗选》那么自然。对诗意的捕捉并不容易，杨克带着80年代的精神力量，热情地看待生活的巨变，历史以另一种面貌在现实里延续。
杨克的诗与中国都市的各类社会空间内部有割不断的联系，或者说，为现代都市赋形一直是他诗歌努力的方向。作为一位立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南方诗人，杨克以世俗性、人民性、当代性的都市诗著称，他在大开大合中书写人民、介入世俗、关注商品。诗里的每一个切面都是中国都市化进程下一个富饶的文化空间，它们像当下“错乱”的时空体验一样，既突兀又真实。 三、语言的张力与视觉艺术
除了对都市本质的把握，语言是杨克诗歌的另一特色，他的语言像刻刀，三两下就会出落一个造型。《深谷流火》是诗人早年歌咏红河的系列作品之一，强烈的不加修饰的情感有助于我们从中窥探出杨克运用语言塑造形象的能力。
红河水
是从石头里走
出
来
的
狞野的神话旷达的神话洒脱的神话
愈流愈远上游漂下来喧闹的日子
陌生的日子新鲜的日子不安的日子
匆匆地漂下来漂
下
来
上面两段都是《深谷流火》里最具造型艺术的文字。第一段是《深谷流火》的开头，一出手就赋予了红河水 “从石头里走出来的” 坚韧品格，给人以振奋。这种振奋使我们感觉到了红河水无限的纵深。不仅从“石头”意象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一个“走”字更点出了红河水轩昂的气势，闲适的状态使本来突兀排列的“出来的”三个字，似水流般自然，弯曲的排列形成的视觉感是红河水走出来的一步步坚定的步伐。杨克的语言充满力量一方面是意象使然，另一方面得益于“出来的”这类外在诗形塑造的结果。第二段选自《深谷流火》的中间部分，前面是密集的修饰，从狞野、旷达、洒脱的神话，到愈流愈远、上游漂下、喧闹的、陌生的、新鲜的、不安的日子，后面用“匆匆”两字收拢了这群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话和日子，让它们统统随红河水漂下;除了骤然收拢前面提到的复杂的神话和日子，“匆匆”还有一层含义，暗指红河水速度之快，急速地从上游往下漂，使红河水巨大的承载力陡然在“漂下来”的过程中愈发扩大，积蓄了无限的力量，从很远的神话到很远的日子，向无穷的远方继续漂去。“下来”一词也用了与“出来的”同样的突出排列，不同的是这次明确指着一个方向，乍一看似沿着水一直“漂”下去，只是不知道会落到哪里;另外，重复地说“漂下来”跟红河水之迅疾、力量之巨大形成了呼应。
语言最直接表达诗人的情感，《深谷流火》的语言极富形象性，这与诗人强烈的情感有关。在随笔《我说出了风的形状》中，杨克道出了他与红河之间的缘分，通过“深谷流火”这一命名，我们就能感受到他蕴藏其中炽烈的情感。
诗缘情而发，为了追求充满力量的表达，杨克的诗歌会使用很多“大”词以作支撑。90年代，张柠曾指出杨克“大”诗背后的两个地域倾向：“从宁静的乡村到都市文明风暴的中心;从旷野到市场;从水与土到火与金的元素。”[1] 跟随这一逻辑，“广西花山绝壁岩画”和“广州繁华大都市”成了寻觅杨克诗学踪迹的两把钥匙，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理想的收获，反而迷失在他诗歌“历史”和“现实”的旋涡里。《在商品中散步》，已然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他的诗记录了都市化进程中消失的真实，用感受预测了未来的真实。正如杨炼所言“杨克像一位中国的惠特曼”，他对于词的捕捉永远是基于现实的一种创造性发现，我们无法预知，只有跟随。
除了对时代“大”词的运用，杨克诗歌语言还包孕了一种向上的生命力。随着都市社会学的发展，都市研究以社会关系空间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杨克为都市赋形的空间书写里，他极力把握陷在空间困境里的人的精神状态。读杨克的诗常常会有一种语言和思想在打架的冲突感。一方面，他的诗素来被称为介入性写作，批评家胡传吉曾指出杨克写诗不挑题材，直面世俗，“对着手机写手机，对着花城写花城”。杨克具备处理“实”的能力，不需要几十年的生活，他能够迅速捕捉到世俗生活中的诗意。另一方面，他这种实打实的写法却指向了历史、时代、情感、心理、灵魂、精神，有凌空超越之姿。这种以实指虚的写法，向下挖掘语言的内动力，给杨克赋形的都市诗带来了向上生长的空间。
这种空间的生长还来自语言和精神两端的力量对抗，一端是物质洪荒在猛烈冲击，另一端原乡则以傲然的姿态固守在边界。无论是对立状态下的城与乡，还是融合错乱、第三空间里的城乡，杨克的诗从未让乡村缺席，以都市为中心的世俗生活，广场、商品、火车站、珠江公园、小蛮腰……都不是单纯的城市文明下的空间表征，乡村作为城市的基因或融入它们的生长，或作为反抗独立存在。另外，作为诗歌中的抒情主体，他本人也尽力在两者间保持平衡，《杨克当下的状态》《在物质的洪水中努力接近诗歌》既是他自我獨立性的证明，也是他守护原乡的精神印证。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牵引力或隐或显被融入城市的发展中，扩充了城市空间的容量，以开放的姿态使对抗变成了融合，继而转化为生长，受业内盛赞的《信札》可以更好地用来解释这种向上的生长性。
被戴潍娜称为“黑暗时辰里的一场打坐”，《信札》直接走进了杨克的内心世界，与其是给不知寄往何处“你”的信札，不妨视作一颗被异化了的心与自己的化解。无形的“你”在几个虚构的情境里幻化成不同又统一的意象群，与精神分裂状态下的“我”来回对话。“我”和“你”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从小时候、从无法验证的过去某个时候开始，缠绕感就伴随“你”“我”，胶着着的我们一直伴随着彼此，“你使我感到纯洁，纯真/虽然我再也回不去了”。而这恰恰是我们此刻，甚至是未来最长久、最真实的关系。《信札》极力呈现灵与肉的剥离状态，从一片和谐、一团罪恶中剥离它们，同时也是剥离诗人自己和所处的日常生活。继而从“我”到“我们”再放大到整个“人类”，所有现代人，“隔着漫天遍野的客观/忙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无根本无居所”，这种“无根”为本，“无居”为表的漂泊感产生了巨大的空间感，为生长提供动力。
城市之所以是无根之本，使人居无定所，是因为杨克用诗歌在表白他心里住着的那个精神原乡。可以说原乡情结在杨克的都市诗生长性中占了无比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透过原乡，透视杨克的都市空间，他以此为养料，获取源动力，使都市诗充满张力，表现得更为丰满。粮食与厂房争“地”，庄稼同高楼大厦争“地”，人与房争“家”……“地”“家”都是以往固有的风貌，强大的原乡用生命冲击着城市空间的扩大。杨克为都市赋形的空间建构，本质上就是为“城中人”绘像，为时代精神状貌，这是他作为都市诗人的当下;但作为一个从广西花山走向广州都市的诗人，他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庞大的精神原乡。
杨克像一个广州街头的地理学家，他深谙这座城市多元的文化体系。写广州、小蛮腰、火车站，他兴趣饱满地为这座骤然崛起的城市赋形着彩，他在商品中散步，以闲适的姿态诉说这一切与过往的不同。即使一再否认，我们也无法改变城市对乡村现实的吞并，词与物的对应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换洗。以《岭南》为代表的独特性正作为自觉的力量崛起，它带来的是焕然一新的都市空间，乡土中国的“庄稼”正在移步城市。乡村空间作为“过去”牵扯着一部分人的心，却永远留在了故乡，城市空间作为“现在”正大踏步走向“未来”。
面对都市，杨克犀利的眼光既不放过它对人性的试探与剥食，也看到了生命对它的争取与回击。正如他坚信“有人只是经历了漫长的白日梦”，而“有人的欲望可以姹紫嫣红地开花”。不管怎样，为都市赋形总是难的，里面包孕着极为丰富的心理空间、文化空间。杨克的诗立在原乡的基础上，将城乡矛盾、精神困境以空间化形式表现，撕扯着、叩问着每一个现代人。
注释：
张柠·裸舞的精灵——论杨克诗歌的几个基本意象[J].文学评论，1996年。
责编：李京春
一、多元都市图景呈现
杨克试图用诗表达：生活在都市无所谓高低贵贱，有关它的争议都是这座城市的现实一种。我们往往刻意回避不舒服的一面，不承认自己依赖都市的速度与激情，完全是因为以钞票作唯一衡量标准的“身份”问题实在扎心，而极速扩张的物质文明挑战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部分国人。我们趋之若鹜，同时我们望洋兴叹。杨克诗笔刻画的都市形象打破了现代人对都市心理上的隔膜，真正使人产生了亲近都市的想法。我们开始相信在广州“总有人的欲望可以万紫千红地开花”（《广州》），父辈们嘴里的民谣“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州”不是一句空话。杨克质朴的想象力在恢复我们对都市感觉的同时，又带着几分警策意味。那些“吸引我们进入商品/疯狂地崇拜商品占有商品”必使我们“坍塌陷落于商品”，在“那滚滚的商品呵风起云涌的欢乐”中必有“痛苦愤怒和忧伤呵”（《在物质的洪水中努力接近诗歌》）。对年轻的我们来说，城市经过了上一辈的开垦，轮廓已然分明。
改革开放后，全球化发展在逐步取消地域间的差异，中国都市文化的本土特征、民族身份越发重要。诗集《杨克的诗》从“苹果的另一半”“在商品中散布”“石榴里的中国”“随意拼接的词”，到“逆光里的木棉”“没有声音的夜晚”。这六个系列不仅是杨克个人的诗路历程，还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中国本土都市文化发展的轮廓。前四辑里，一个越来越大的空间开始诞生，不断向外扩展。都市化发展下后现代社会呈现的空间碎片化，一方面印证了费瑟斯通关于民族、文化一致性发展思路的正确，另一方面使我们意识到都市文化本身的复杂、认识的困难。曾经一度因看重时间而被忽视的空间研究在后现代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夏时制》诗意地呈现了因那“莫名其妙被窃走一小时阳光空气”而导致的空间错位。一场场错位时间里重组的空间，在当下社会愈发自然。从孵房里拒绝出壳的小鸡，到火葬场那享年徒有虚名的死者，从提前成熟的少女，到另遇她人的小伙，诗人通过质疑时间公正与否的方式叩问的是被都市化急剧分割的碎片化生活。都市化进程为我们生产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空间，人与人身体之间的距离因为不断分割的空间而被拉近，心灵之间的沟通却越来越少。一旦走出物质的包围，人很容易被困在巨大的想象空间，陷入精神困境，那种因社会空间被分割而造成的近距离马上被遥远的心理空间隔绝，产生更大的空虚感。可以说，时空“错乱”，甚至时空“迷宫”，构成了我们现代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杨克诗歌聚焦的中心也是我国都市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他的诗以都市文化滋养下的现代空间为背景，在追随中反思、酝酿属于中国本土的都市诗歌。谙熟都市的轮廓，使他笔下的都市真实立体、凌厉深邃，有时还有点小俏皮。这并非偶然，而是冥冥中的必然。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突出的是环境对英雄长成的重要性，却忽略了英雄气质与风云际会时代环境的内在一致性。杨克“御用”岭南，岭南又代表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气象，这是时代的际会，也是杨克的际会。诗人用敏锐的神经嗅到了新际会的来临，他的诗捕捉了时代跳动的脉搏，见证了中国的新征程。从《际会依然是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他与时代中国相近的气质：
时间的流逝依然是中国，闪电依旧是国际的
……
翻滚的风云依然是国际的，际会依旧是中国
抓住闪电、风云围绕着的中国和国际，杨克先是发起了一场诗的际会，接着从中敏锐把握到了际会中国的时代特征。
在强光和目光的碰撞中，在暴雨的助兴下，“我”想象过的宋朝瓦檐、明青花瓷片，穿越时间的长河，透过波兰诗人的蓝眼睛复现在扎加耶夫斯基的《中国诗》朗读中。置身于现代国际的杨克保有一颗古国诗心，故国诗人的行船借以在时间的纵深里，从生命中渗透出历史。不太平的天下、内心祥和的诗人、宋朝的瓦檐、明青花的瓷片……统统在雨中、灯下、朗诵里溅起了时间的回响。杨克感受到的中国耐千年而未显苍老。为什么是际会的中国？际会的中国包含太多信息，挟裹在滔滔水流中的不是我，是故国诗人的行船，在洪水中掀开一条大路的也是他们，而我作为异国诗人只是代表，因为我能感受到古国年轻的心，在翻滚的风云中、时间的流逝中、国际中依旧，所以际会才依然是中国。杨克不知不觉将自己作为际会中国的代言人角度看，他隐去了自己的身份，或者说将自己融合在诗人身份、中国形象中。这种自觉地融入也可以视为杨克以诗人身份对祖国的际会，这份际会里有着强烈的情感认同和民族自豪。
从杨克诗歌呈现出的都市多元空间形态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际会中的中国，还有那些关于中国现代社会各类空间的生产，尤其是城乡边界空间，作为一组对立矛盾并置在他的诗歌中。《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广州》《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此类诗营造的现代空间冲突与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浪潮下都市化爆炸现象，直接原因都是大量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挤压式的现代空间生产，造成了无数边界空间的生长。矛盾的根源是人口在移动和集中挤压城市空间，用资本聚合了“无数的人”的同时，并没有给他们在城市安家的口粮。高昂的生活成本使他们根本享受不到资源分配带来的便捷。相反，在对立融合状态下的城乡边界反而因为资源的缺乏疯狂地生长起来。如大卫·史密斯在《全球视野中的第三世界城市》所言，关于城市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和图表看似毫无生气，但实际上却蕴含了成千上万个迁徙的人与贫穷作斗争的故事。杨克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与“稻田”的碰撞为我们形象地记录了那些故事。 二、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互动
杨克和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一同出自风潮涌动的20世纪80年代，那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属于诗人的年代。经过了“大饥饿”，全国各地对精神食粮都极度渴望，文化寻根冲击着多数人的神经。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1984年底，凭借《走向花山》，杨克一炮打开了自己诗歌创作的格局，径直走入充满喧哗与骚动的诗坛。在奉“朦胧派”诗人为精神导师不久后，诗人们旋即高举“第三代”诗人身份闪亮出场，面临秩序重构的机遇人人都想在舞台的中间吼一嗓子。杨克对“当下”的把握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没有历史的控诉，不带浓重的哀痕，他醉心于太阳鸟般热烈的生命燃烧。图腾的诱惑，充满力量的阳刚之美深深吸引着他，这些来自诗魂滋养的诗作集中在他1984年前后的“红河”系列，《走向花山》（组诗）《红河之死：纪实作品第一号》《大迁徙》《图腾》《深谷流水》……那是诗人自称“迎来了一波小高潮”（《我说出了风的形状》）的阶段。作为进入岭南书写之前的红河书写，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早期代表作。就像没有人可以否定自己的过去一样，诗人真正起步阶段的创作往往决定了他以后的路能走多远。“红河”系列为杨克打下的根基不仅支撑他以大气魄最早书写岭南之巨变，也让他犀利地看到这巨变中无止境的诱惑和陷阱，还给到他越过物质洪水之精神方舟，以此穿透真实的风景永恒向上。
对红河的书写成为杨克厚重的歷史资源，不断赐予诗人力量。朱红颜料画着的一千五百个人，公认的壮族古代文化之源给了诗人充满血和火的想象，他热情地歌颂花山的人、兽形象，从石头里走出来的不死的河，那“狞厉的美”“丰腴的美”是“青春和心，点亮炽热的红绣球”（《走向花山》）。这一切激活了一个饱受饥饿的年轻诗人的心，从“那天在博物馆你轻轻叫一声/我突然悟出那被唤醒的名字是我”（《图腾》），历史的血液便注入了诗人的身体。杨克的视点自此常常聚焦在宏大题材，特别是那些历史转折中的大变革，他敏锐的神经总能第一时间嗅到并通过诗的语言把握住，诗人的青春也似乎凝结在那一个个大巨变中。经过“红河”文化的洗礼，当诗人的视线落在日新月异的广州时，因金钱导致的城乡矛盾似乎得到了融合，《广州》变成矛盾融合下奏出的交响乐。看重历史使他的诗能戳中都市文化中最尖锐、本质的问题。都市文化作为一个空间复合体，城乡不仅是其中重要的空间单位，二者间的关系更是整个文化空间得以构筑的参照系。杨克的诗歌把握住了城乡之间矛盾、统一、丰富的关系。他每一首与都市相关的诗，或隐或显、或多或少表达了对都市文化的反思，这种文化反思是他作为一位诗人对都市形态的巧妙把握。
诗人并非有意在磅礴的现实中挖掘崇高，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早已印刻在他的意识里，射进他对生活的认识中。早年诗作《我从现实和历史之间穿过》中已经有了这种自觉，在一次游记中也能感受一场现实与历史的穿越。从洞口进入，“冷寂的太阳/霎时把我们吞没了/我紧紧拉着你的手/在灯光的热情诱惑下/跨过生长与死亡的分界线/走进藏在山腹的新大陆/走向昏暗”，用冷寂形容进入洞口从生长到死亡霎时的感觉，渲染了“走向昏暗”的气氛，一场穿越即将开始。而热情的诱惑背后是突然的冻结，从“霎时”到“突然”一切都紧凑得猝不及防，昏暗的洞内“是一个僵死的世界/连风和河流都是凝固的”，这片近乎没有大地吸引力的地方带着“似乎的一丝活力”，就像“一段段浓缩的历史”。诗人凭借直觉感受它“积聚着比黑夜还要深的/不平，愤懑和渴盼”。僵死、凝固、浓缩，由昏暗展开的世界缓慢得令人窒息，这不是对历史理性的思辨，却是诗人置身历史的一次主观体验。正是因为对历史有着如此认识，他才格外珍视光明和自由。当同行者“你”的秀发唤醒“我”的意识的时候，“蓦然间，我发现了青春，发现了美/感到了人的骄傲和生命的强悍”。诗人内心对生命本身的尊重被唤醒，这种意识一直伴随杨克从“红河”系列走向广州，成为一种自觉。历史造就了现实，“我”穿越于历史和现实之间，这是一场游记更是一次启示：“人”才是历史和现实背后的主人。现实的崇高和伟大，红河的大气磅礴，广州的日新月异，历史和现实都是人类生活的产物。当刺眼的强光照进，当“风声虫鸣和人的呼喊”重新被耳朵听见，当“白的云朵绿的草叶和红的花瓣”再次映入眼帘，诗人由衷地发出了美好生活的赞美！从生活的本质出发，现实的一切都充满生机，暗淡的历史已然过去，现实就是它生命力的证明和延续。噪音、污染，这个世界上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是生活的美好象征，黯然失色的永远留在了“那没有人的世界”。
将历史的力量和现实的美好注入都市，杨克从中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创造着的新世界。在《杨克的诗》里面，我们会由衷地惊叹他对都市的认识，好奇他如何将这座多数人眼里冷冰冰的城市着上了诗意。物质、欲望、诱惑、毁灭这些自城市诞生以来就伴随左右的色彩似乎黯然褪去。杨克笔下，一方面欲望之花姹紫嫣红地开遍，黄金的雨水冲刷着大地，为世俗所不屑隐藏在深处的渴望获得诗人的认可;另一方面，高楼大厦与庄稼争地，房地产炒风后面是失落的家园，那些遗失的美好以边缘的形式重新回到了人类身边。诗人调和着过去和现在的矛盾，他打着的士，吃着牛排，逛着商城，忍受着苍蝇对灵魂的腐蚀;同时他又在物质的洪水猛兽中用诗意自我净化、拯救。他是真正的都市诗人，在他的诗里，都市以一种本真的方式呈现，它矛盾又和谐，如同现代李金发对上海的回忆，杨克也看到了广州魔鬼和天使之城的双重面孔。不同的是最初的陌生感消失了，歌谣里这个遍地机会的城市不再神秘得让人恐惧，甚至多了几分可爱。珠江情侣路漫步的几个和尚，小蛮腰，博客好友，火车站，杨克用诗凝固这些日常场景，让生活充满诗意。一切就像《在首都机场候机楼读一本诗选》那么自然。对诗意的捕捉并不容易，杨克带着80年代的精神力量，热情地看待生活的巨变，历史以另一种面貌在现实里延续。
杨克的诗与中国都市的各类社会空间内部有割不断的联系，或者说，为现代都市赋形一直是他诗歌努力的方向。作为一位立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南方诗人，杨克以世俗性、人民性、当代性的都市诗著称，他在大开大合中书写人民、介入世俗、关注商品。诗里的每一个切面都是中国都市化进程下一个富饶的文化空间，它们像当下“错乱”的时空体验一样，既突兀又真实。 三、语言的张力与视觉艺术
除了对都市本质的把握，语言是杨克诗歌的另一特色，他的语言像刻刀，三两下就会出落一个造型。《深谷流火》是诗人早年歌咏红河的系列作品之一，强烈的不加修饰的情感有助于我们从中窥探出杨克运用语言塑造形象的能力。
红河水
是从石头里走
出
来
的
狞野的神话旷达的神话洒脱的神话
愈流愈远上游漂下来喧闹的日子
陌生的日子新鲜的日子不安的日子
匆匆地漂下来漂
下
来
上面两段都是《深谷流火》里最具造型艺术的文字。第一段是《深谷流火》的开头，一出手就赋予了红河水 “从石头里走出来的” 坚韧品格，给人以振奋。这种振奋使我们感觉到了红河水无限的纵深。不仅从“石头”意象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一个“走”字更点出了红河水轩昂的气势，闲适的状态使本来突兀排列的“出来的”三个字，似水流般自然，弯曲的排列形成的视觉感是红河水走出来的一步步坚定的步伐。杨克的语言充满力量一方面是意象使然，另一方面得益于“出来的”这类外在诗形塑造的结果。第二段选自《深谷流火》的中间部分，前面是密集的修饰，从狞野、旷达、洒脱的神话，到愈流愈远、上游漂下、喧闹的、陌生的、新鲜的、不安的日子，后面用“匆匆”两字收拢了这群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话和日子，让它们统统随红河水漂下;除了骤然收拢前面提到的复杂的神话和日子，“匆匆”还有一层含义，暗指红河水速度之快，急速地从上游往下漂，使红河水巨大的承载力陡然在“漂下来”的过程中愈发扩大，积蓄了无限的力量，从很远的神话到很远的日子，向无穷的远方继续漂去。“下来”一词也用了与“出来的”同样的突出排列，不同的是这次明确指着一个方向，乍一看似沿着水一直“漂”下去，只是不知道会落到哪里;另外，重复地说“漂下来”跟红河水之迅疾、力量之巨大形成了呼应。
语言最直接表达诗人的情感，《深谷流火》的语言极富形象性，这与诗人强烈的情感有关。在随笔《我说出了风的形状》中，杨克道出了他与红河之间的缘分，通过“深谷流火”这一命名，我们就能感受到他蕴藏其中炽烈的情感。
诗缘情而发，为了追求充满力量的表达，杨克的诗歌会使用很多“大”词以作支撑。90年代，张柠曾指出杨克“大”诗背后的两个地域倾向：“从宁静的乡村到都市文明风暴的中心;从旷野到市场;从水与土到火与金的元素。”[1] 跟随这一逻辑，“广西花山绝壁岩画”和“广州繁华大都市”成了寻觅杨克诗学踪迹的两把钥匙，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理想的收获，反而迷失在他诗歌“历史”和“现实”的旋涡里。《在商品中散步》，已然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他的诗记录了都市化进程中消失的真实，用感受预测了未来的真实。正如杨炼所言“杨克像一位中国的惠特曼”，他对于词的捕捉永远是基于现实的一种创造性发现，我们无法预知，只有跟随。
除了对时代“大”词的运用，杨克诗歌语言还包孕了一种向上的生命力。随着都市社会学的发展，都市研究以社会关系空间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杨克为都市赋形的空间书写里，他极力把握陷在空间困境里的人的精神状态。读杨克的诗常常会有一种语言和思想在打架的冲突感。一方面，他的诗素来被称为介入性写作，批评家胡传吉曾指出杨克写诗不挑题材，直面世俗，“对着手机写手机，对着花城写花城”。杨克具备处理“实”的能力，不需要几十年的生活，他能够迅速捕捉到世俗生活中的诗意。另一方面，他这种实打实的写法却指向了历史、时代、情感、心理、灵魂、精神，有凌空超越之姿。这种以实指虚的写法，向下挖掘语言的内动力，给杨克赋形的都市诗带来了向上生长的空间。
这种空间的生长还来自语言和精神两端的力量对抗，一端是物质洪荒在猛烈冲击，另一端原乡则以傲然的姿态固守在边界。无论是对立状态下的城与乡，还是融合错乱、第三空间里的城乡，杨克的诗从未让乡村缺席，以都市为中心的世俗生活，广场、商品、火车站、珠江公园、小蛮腰……都不是单纯的城市文明下的空间表征，乡村作为城市的基因或融入它们的生长，或作为反抗独立存在。另外，作为诗歌中的抒情主体，他本人也尽力在两者间保持平衡，《杨克当下的状态》《在物质的洪水中努力接近诗歌》既是他自我獨立性的证明，也是他守护原乡的精神印证。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牵引力或隐或显被融入城市的发展中，扩充了城市空间的容量，以开放的姿态使对抗变成了融合，继而转化为生长，受业内盛赞的《信札》可以更好地用来解释这种向上的生长性。
被戴潍娜称为“黑暗时辰里的一场打坐”，《信札》直接走进了杨克的内心世界，与其是给不知寄往何处“你”的信札，不妨视作一颗被异化了的心与自己的化解。无形的“你”在几个虚构的情境里幻化成不同又统一的意象群，与精神分裂状态下的“我”来回对话。“我”和“你”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从小时候、从无法验证的过去某个时候开始，缠绕感就伴随“你”“我”，胶着着的我们一直伴随着彼此，“你使我感到纯洁，纯真/虽然我再也回不去了”。而这恰恰是我们此刻，甚至是未来最长久、最真实的关系。《信札》极力呈现灵与肉的剥离状态，从一片和谐、一团罪恶中剥离它们，同时也是剥离诗人自己和所处的日常生活。继而从“我”到“我们”再放大到整个“人类”，所有现代人，“隔着漫天遍野的客观/忙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无根本无居所”，这种“无根”为本，“无居”为表的漂泊感产生了巨大的空间感，为生长提供动力。
城市之所以是无根之本，使人居无定所，是因为杨克用诗歌在表白他心里住着的那个精神原乡。可以说原乡情结在杨克的都市诗生长性中占了无比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透过原乡，透视杨克的都市空间，他以此为养料，获取源动力，使都市诗充满张力，表现得更为丰满。粮食与厂房争“地”，庄稼同高楼大厦争“地”，人与房争“家”……“地”“家”都是以往固有的风貌，强大的原乡用生命冲击着城市空间的扩大。杨克为都市赋形的空间建构，本质上就是为“城中人”绘像，为时代精神状貌，这是他作为都市诗人的当下;但作为一个从广西花山走向广州都市的诗人，他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庞大的精神原乡。
杨克像一个广州街头的地理学家，他深谙这座城市多元的文化体系。写广州、小蛮腰、火车站，他兴趣饱满地为这座骤然崛起的城市赋形着彩，他在商品中散步，以闲适的姿态诉说这一切与过往的不同。即使一再否认，我们也无法改变城市对乡村现实的吞并，词与物的对应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换洗。以《岭南》为代表的独特性正作为自觉的力量崛起，它带来的是焕然一新的都市空间，乡土中国的“庄稼”正在移步城市。乡村空间作为“过去”牵扯着一部分人的心，却永远留在了故乡，城市空间作为“现在”正大踏步走向“未来”。
面对都市，杨克犀利的眼光既不放过它对人性的试探与剥食，也看到了生命对它的争取与回击。正如他坚信“有人只是经历了漫长的白日梦”，而“有人的欲望可以姹紫嫣红地开花”。不管怎样，为都市赋形总是难的，里面包孕着极为丰富的心理空间、文化空间。杨克的诗立在原乡的基础上，将城乡矛盾、精神困境以空间化形式表现，撕扯着、叩问着每一个现代人。
注释：
张柠·裸舞的精灵——论杨克诗歌的几个基本意象[J].文学评论，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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