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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中共早日入疆
斯大林迫切需要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
90年前的1924年，列宁病逝，斯大林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取得了苏联的最高领导权，开启了他近30年的统治。当他的目光投向东方时，发现中苏之间漫长的边界线上有太多沙俄时代留下的“悬案”——沙皇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但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其势力入侵到中国边疆，形成西段、中段、东段三段有争议的边界。到斯大林时代，中苏西段边界，有新疆问题；中苏中段边界，有外蒙古问题；中苏东段边界，有东北的中东铁路等问题。
三段边界，斯大林各有筹谋。新疆紧邻苏联，新疆稳定才能让苏联放心搞经济建设；外蒙古已自立政权，苏联红军还在外蒙古境内驻扎，苏联不必着急；东北有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大可隔岸观火，因势而为。
所以，斯大林的目光首先锁定了新疆。
深深认同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
1851年，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看起来只是个通商章程，实际上却是中俄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沙俄由此打开了新疆的大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而结束，沙俄自认为“调停有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中俄的西部边界划界事宜由两国派出大员“秉公查勘”，互换记文、地图。从1862年8月开始，双方为划分西部边界举行了多次谈判，在沙俄的军事压力下，1864年10月，清政府代表被迫在《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这一不平等条约将北起阿穆哈山，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东至伊犁九城、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的约44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沙俄。原本处于新疆中央地带的伊犁地区一下子成为边疆地带。
清朝和沙俄相继灭亡后，中俄两国的后继政权无法回避这些恩恩怨怨。缔造苏维埃政权的列宁，主政仅7年便去世，除了一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原则性声明外，没有具体措施。他的继任者斯大林，曾负责过民族事务，对民族和边疆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苏联的边疆政策便有了浓厚的斯大林个人色彩。
1929年12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公开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虽然这句话说的是国内土地问题，但这种唯我独尊的“斯大林风格”也影响到国外边界问题。
斯大林（1879年—1953年）出生于格魯吉亚，父亲是鞋匠，母亲是农奴的女儿。虽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表现和思想却经常有大俄罗斯主义色彩。他曾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俄罗斯民族在发展的早期，由于地处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天然的安全屏障，多次遭到外族入侵。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本能的不安全感。历代统治者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感，都竭力进行疆域扩张。在边疆地区建立“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是俄罗斯保证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斯大林深深认同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他对新疆的态度，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缓冲地带”。
给新疆省主席发苏共党员证
上世纪20年代，新疆形势波诡云谲，各方势力在进行或明或暗的角力。1928年7月杨增新被刺身亡后，新疆便成为金树仁的天下。金树仁和斯大林是同龄人，他出生于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早年入疆，后成为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为了巩固势力，金树仁重用河州人，以至当时新疆流传着“早晨学会河州话，晚上便把洋刀挎”的民谣。但新疆的人才实在匮乏，金树仁不得不打破地域观念，于1929年派人前往南京、上海等地招揽人才，其中就有34岁的盛世才。
盛世才1895年出生在辽宁开原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接到金树仁的“求贤令”时，他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任科长。对于权力欲望极强的盛世才来说，一个小小的科长满足不了他的野心。权衡利弊后，他选择到新疆去，并对朋友说，这次进疆是破釜沉舟，有进无退，将来或者做一个东亚红军的总司令，不然就找一个“老朽长官”假意殷勤，待其死后继承权位。再不然就深入该地蒙古部落，伪装成蒙古血统，求拜蒙古王纳为义子，待蒙古王死后再以义子地位统其部众。
尽管计划周密，盛世才入疆之初还是大失所望。没有“老朽长官”提携他，也没有蒙古王收他为义子，甚至金树仁也不信任他，只是给他一些闲差事。
1931年，盛世才的机会来了。甘肃军阀马仲英出兵新疆，金树仁派兵抵抗却屡战屡败，无奈之下只好起用盛世才，任命他为参谋长。盛世才不负所托，协助击退了马仲英，崭露头角。1932年，马仲英再次入疆，盛世才被委以军事大权，屡战屡胜，被称为“常胜将军”。第二年4月，历史又给了盛世才一次机遇。新疆省政府的一些官员发动军事政变，金树仁被迫携家眷逃出新疆，但发动政变者很快感到无力维持新疆局面，只好请手握军权的盛世才主持大局。
此时，盛世才的“老东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直接统治新疆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入疆，摆出一副要接收新疆的架势。盛世才知道，此时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受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就必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他曾留学日本，本想向日本示好，但害怕会招致手下主力部队中3000多名东北军的强烈反对，甚至倒戈。因此，盛世才把目光投向了苏联。
这与斯大林的目光撞到了一起。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对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构成直接挑战，由此新疆的稳定对苏联显得格外重要。斯大林非常希望新疆能有一个稳定而亲苏的地方政权，以使中苏两国在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相安无事。而新疆其他势力已成为苏联的“后顾之忧”：和盛世才争夺北疆的马仲英，正与日本勾勾搭搭；南疆出现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背后有英国人的影子。斯大林只能选择盛世才。 1933年5月，盛世才对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意进一步增进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并在宴会上表白自己信仰马列主义。饭后，他与孜拉肯在书房谈话，让孜拉肯看他珍藏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告别时，又送给孜拉肯等人每人一份贵重的礼物。于是，孜拉肯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称盛世才为马列主义信徒。
苏联对盛世才进行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军事上，苏联直接派红军入疆，帮助盛世才击败了马仲英和张培元等军阀，助其控制了新疆全境。经济上，苏联不但向盛世才提供贷款，还派专家、顾问到新疆，帮助建立炼油厂、医院等。盛世才也投桃报李，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其中“亲苏”是核心。
盛世才一度还想通过王明、康生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便向苏联表示忠心。但考虑到新疆和盛世才在当时国内外事务中的微妙地位，中共以“必须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由，拒绝了盛世才的请求。于是，1938年，盛世才干脆秘密访苏，受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的欢迎。斯大林三次接见他，不但满足他的全部援助要求，还批准他为苏共党员，组织关系隶属莫斯科政治局，党员证号码为1859118。
盛世才“变脸”，斯大林愤怒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斯大林援助盛世才是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盛世才对此心知肚明。1940年，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界条约》，苏联在新疆获得了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种种特权，并攫取了新疆的矿产资源。盛世才后来承认：“1940年之密约签订，事实上苏联有其政治上之阴谋，苏方欲余在新独立。”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德军占据优势，苏联大片国土沦陷。盛世才感到苏联恐怕是指望不上了。身为老牌投机主义者，他望风使舵，转而把希望放在蒋介石身上，他给蒋介石的“投名状”正是反苏反共。
1942年3月，盛世才精心策划，炮制了“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蔑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军事顾问等人是暴动案的策动组织者，随即把新疆各地的共产党人调至迪化集中控制起来。9月，盛世才不仅扣押了陈潭秋、毛泽民等20多名中共主要干部，还把120多名中共党员及家属全部软禁。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投入监狱后，遭受酷刑，并在1943年9月被秘密杀害。此外，盛世才还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势力全部撤出新疆。盛世才的“变脸”给了蒋介石绝佳的机会。早就想控制新疆的蒋介石于1943年派出7万余人的部队进驻新疆。
盛世才的背叛让斯大林十分愤怒。1943年5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推翻盛世才。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复兴小组”，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培养力量。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44年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苏联顾问为莫合森。就这样，在蒋介石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下，盛世才于1944年被迫离开新疆，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结束了对新疆长达11年的统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斯大林推动了国共重庆谈判，在新疆也推动了“民族军”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苏联不允许新疆有分裂政权，所以每当谈判进入低谷时，都是苏联出面压制了独立派的分离主张，并强行把独立派的首领艾力汗·吐烈等人秘密押送出疆。1946年7月1日，新疆联合政府成立，张治中为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为副主席。新疆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屡促中共尽早解放新疆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1949年上半年，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开始了大举进攻。此时，在解放全国的计划里，新疆还没有被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中共中央在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里指示，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当年6月，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果进展顺利，可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
斯大林对中共这一安排很不放心。1949年6月，刘少奇正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回忆，斯大林明确说，英国、美国，尤其是美国，正策划在新疆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表明斯大林非常担心西方势力渗透新疆，进而威胁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安全。他迫切希望解放军尽早入疆，稳定新疆局势。此外，斯大林也考虑到苏联日后会在外蒙古独立和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和中共发生利益分歧，因此，他设想在新疆问题上先帮助中共，以换取未来在这些问题上的空间。
根据相关档案的记载，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还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西北军阀马步芳的骑兵部队，表示愿意提供40架殲击机以及交通工具，协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
毛泽东很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进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此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如果战事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身在苏联的刘少奇和王稼祥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从邓力群的回忆和相关电报来看，苏联后来的确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时，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接受中共的和平建议，也有人主张奉命坚决抵抗。虽然早在1949年4月，曾任新疆省主席、时任国民党和谈代表的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时，毛泽东就考虑“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但中共毕竟不了解新疆的具体情况，与新疆新的主政者没有任何接触。倒是苏联与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接触较多，了解到他们有和平起义的意愿，并推了他们一把。8月中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对陶峙岳等人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 9月2日，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和邓力群在伊宁会面。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叶谢也夫还建议邓力群尽快赶到迪化，直接同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由苏联方面负责从中斡旋，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从新疆省到自治区
新疆和平解放6年后，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成为继内蒙古自治区之后第二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早在建党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沿用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主张民族自决，实行联邦制，“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些主张既是学习苏联的结果，也是为了争取边疆地区和各民族的支持。不过，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因此，1947年在讨论内蒙古问题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但是要确定“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这在当时是最稳妥的选择，既满足了内蒙古一部分民族群众的自治愿望，也使得内蒙古仍然属于中国版图。
经过两年的实践，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的模式被证明效果不错。1949年2月，当斯大林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在得到了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的承诺后，准备给予新疆像内蒙古一样的“完全的自治权”。当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具体到边疆政策，就是继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1955年，中共按照既定的想法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有苏联的影子，但更多的还是照顾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例如清朝时期蒙古等藩部就有大小不等的自治权。
而同样从苏联引入的民族识别，对中国来说则是全新的办法。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民族识别，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主要是指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此前，汉语中没有“民族”的定义；后来，则采用了1913年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根据这个定义，中国识别出了56个民族。
事实上，如果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的概念就会被虚化。世易时移，在今天的新疆，除了要尊重、爱护各个民族，也要加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斯大林以对日出兵要挟蒋经国：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把现在的蒙古国以及唐努乌梁海地区都圈进了中国版图。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与蒙古各部贵族会盟，外蒙古喀尔喀部全部归附，清政府在外蒙古编旗设佐，标志着清朝对外蒙古实效统治的开始。
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巩固统治，清朝对外蒙古实施区隔化管理，不让各旗之间越界游牧，限制内地人与外蒙古藩部的往来，给予蒙古王公一定的自治权。但世事难料。清末“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超出了中国统治者的历史经验，原有的管理措施导致离心化倾向。虽然清廷紧急调整，实施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政策，继1884年设立新疆省后，又筹议在蒙古地区建省，可叹未及实施，清朝便灭亡了。
1911年12月28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外蒙古活佛的名称）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独立，自称“日光皇帝”，改元“共戴”。从此外蒙古的分离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心头大患。但外蒙古独立真正成为事实，还要从1945年的斯大林说起。
美国人的提议正中斯大林下怀
1945年2月4日，二战临近尾声。时任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苏联是否参加对日作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决定远东战局的关键一步棋，落在了斯大林手中。
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豫湘桂会战的惨败，数十万将士牺牲在战场上。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在8年抗战中消耗了大部分实力，无力对日本进行全面反攻。单靠美军无法在短期内击溃日本。于是美国人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在远东出兵，好处是可以得到外蒙古。这一提议与斯大林不谋而合。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自称皇帝后没过几年，十月革命就爆發了，苏维埃政府虽然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领土，但却始终没有把外蒙古当作中国的领土。1921年，恩琴率领白军（十月革命后流窜的原沙俄军队残部）进入外蒙古，击败中国驻军，建立了傀儡政权。中国的北洋军阀各派系互相推诿扯皮，迟迟不能出兵，反倒是苏联抢先一步，将恩琴剿灭，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政权。
当然，话得说得好听点儿。苏联声称出兵是为了“尊敬中俄两国主权，以去除公敌，此公敌即白军领袖恩琴是也”。1925年，在斯大林成为苏联领导人的第二年，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又告诉北洋政府外交部，说“苏联政府得蒙古当局之同意，开始由外蒙古撤兵，业已撤尽”。可实情是，苏联压根儿没有撤军，外蒙古各地均有重兵防守。
有了军队驻扎，苏联开始操控外蒙古的一切。1937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3万苏联红军的监督下，外蒙古开始肃反运动。运动波及各个阶层，高级官员和普通牧民都不能幸免，那些心向中国、反对独立的外蒙古人士几乎被清洗殆尽。1941年4月13日，苏联同正在侵华的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外蒙古实际上沦为苏联卫星国，但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 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人的提议正中斯大林下怀。斯大林罗列了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即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就这么签订了。
蒋介石派儿子跟斯大林谈判
这纸协定传回风雨飘摇的中国，蒋介石大惊失色。他没想到美国人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会出卖盟友。
蒋介石有苦难言。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除了煤矿、铜矿、石油等资源外，外蒙古的图拉河流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沙金产区之一。丢失这样的地盘，光是经济上的账就太不划算。可是，蒋介石又清楚地知道，自己没能力阻挡斯大林，美国人更是指望不上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派出代表团，找斯大林当面谈判。
蒋介石派出了自己的兒子——曾经在苏联留学12年，并加入过苏共，还娶了个俄罗斯姑娘为妻的蒋经国。1945年6月30日，一架飞机从重庆直飞莫斯科，机上除了蒋经国，还有宋子文、胡世泽、沈鸿烈、钱昌照等国民政府外交和满洲事务专家。然而，与苏联的渊源和情感丝毫没能帮到蒋经国。多年后，蒋经国在《自述》中回忆了谈判的过程——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争执的结果，斯大林同意不使用“租借”二字；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绝不退让。双方针锋相对，谈判陷入了僵局。
第二天，宋子文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谈判情况，并建议蒋介石考虑这样几种方案：一是同苏联订约结盟，允许苏联在外蒙古驻军；二是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外蒙古拥有自主的军事、内政和外交权力，但不同于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的性质。
蒋介石没有马上答复宋子文，而是让蒋经国以私人身份去看望斯大林，试图对斯大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谁料一见面，斯大林便开门见山地问蒋经国：“你们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蒋经国回答：“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回答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接着，斯大林讲述了外蒙古一定得独立的理由：“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出了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听到这话，蒋经国试图从国际格局和各国实力对比出发，力证苏联无后顾之忧。斯大林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跟斯大林谈不下去，蒋经国又去找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彼得罗夫也劝中国政府妥协：“外蒙古实际上已经独立了，中国政府只是需要承认既成事实。如果中国坚持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我们就没办法谈下去了。”
彼得罗夫说得没错，一直到1945年7月9日，双方谈到第四回合，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仍然非常强硬。蒋介石决定妥协，他提出的三个条件是：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期限二十年，港口和铁路的所有权归中国所有。第二，阿尔泰山脉为新疆一部分。第三，苏联只能援助国民党，不能援助共产党。作为这三个条件的交换，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对蒋介石的这番指示又做了补充说明，“同意外蒙古独立”还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结果倾向于独立，国民政府才能承认。
斯大林同意了这些要求。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宋子文拒绝签字并提出辞职，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代表国民政府签署了这份条约。
只差一天便是胜利
历史总是有令人叹惋的错失。就在这纸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投下的原子弹，使日本投降的时间远比预料中来得快。假如蒋介石能捕捉到时局的变化，假如蒋经国还多坚持一天，外蒙古的命运或许不会如此。
但历史无法假设，条约既成，无可挽回。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蒋介石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并特意叮嘱道：“只是观察，不得干预，也不要发表任何言论。”
“观察”这场公民投票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外蒙古被苏联控制了长达20年，反对者都被肃清，国内早就苏联化了。雷法章“观察”到的投票情况是——“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外蒙古方面宣布：参加投票的有487409名公民，一致赞成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内部百废待兴，外部一片孤立，国家想要生存，就必须得到苏联的援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顺手抢占黑瞎子岛
斯大林派“远东军魂”击败张学良，撤退时留下军队，驻扎黑瞎子岛
在斯大林和蒋经国的谈判中，除了外蒙古，还有一段中国边疆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那便是东北。
斯大林十分清楚，中苏在东北边界上，存在多桩历史遗留下来的“悬案”——两国最早的接触就发生在东北，1689年，清政府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的边界，暂时阻拦了沙俄取道中国东北打通太平洋出海口的野心。此后的200年里，沙俄一直在寻找机会。当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俄立即动手，在1858年和1860年相继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走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左岸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从那以后，沙俄在东北强行修筑了一条“丁”字形的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并与沙俄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东至绥芬河，南经长春至大连。后来，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长春以南的铁路被日本占据，称为“南满铁路”，北段仍在沙俄手中。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中苏合办，称为“中东路”。
斯大林在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初，也曾经想过好好解决这些历史遗留下的“悬案”。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斯大林很快变成了新的“悬案”的制造者——占据黑瞎子岛。
“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
1924年，斯大林接手的苏联，是一个新生的、尚未站稳脚跟的政权，在国际上面临被孤立的困境。为了打破外交僵局，争取中国的外交承认，斯大林主动向中国提出解决两国边界的“悬案”。当年年初，斯大林派出曾任外交事务全权代表的加拉罕，来到中国和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谈判，拟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下文称《协定》），规定“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1919年与1920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两国“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这一《协定》基本上是平等的，它表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截然不同。但很遗憾，它只是一个大纲，并未“商订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在《协定》签订前，加拉罕坚持“立即恢复中苏正常关系”，再商议两国间的“悬案”。北洋政府则坚持先解决“悬案”，再恢复两国正常关系。双方争执了一段时间。其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英国和意大利先后承认苏联，苏联的国际地位不那么脆弱了，与中国建交也就不太迫切了。北洋政府只好同意加拉罕的意见，于1924年5月31日先签约，同日宣布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则在《协定》中承诺，“中东路”将由中国赎回。
几个月后，加拉罕还和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当局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表示要在60年内把“中东路”全部无偿地交给中国。不过，加拉罕坚持铁路局局长由苏方委派，理由是“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一语道出了苏联和斯大林的真实态度。
在那之后，时局变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停滞，欧洲各国宿怨重现，苏联逐步摆脱外交僵局，斯大林也就不急于解决十分棘手的“中东路”问题了。拖延之下，《协定》渐渐成为一纸空文。这让张作霖对斯大林的积怨日深，于是故意破坏苏联在“中东路”沿线的利益，中国民间收回“中东路”的呼声也开始高涨。
到了1927年，斯大林转而考虑把“中东路”及沿线特权转让给日本，并派人与日方进行了秘密会谈。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情报后非常惊讶，东北当局更觉得苏联不可信。
恰在此后不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内外局势的大变，把张学良推到了势必一战的境地——对内，他既要树立“少帅”的威望，又要服从蒋介石，追随其“反共绝俄”的政策，蒋介石也在鼓动他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对外，他觉得中国虽然打不过日本，却未必抵挡不住苏联，如果能把“中东路”一举收回，就能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东北的事情就好办了。树威的渴望、错误的判断、爱国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使得28岁的张学良贸然决定对付苏联。
1929年7月，张学良开始驱逐“中东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斯大林随即作出反应，宣布对华断交，向中苏边界集结苏军。从7月到11月，张学良的东北军陆续取得不少胜利，但都不是根本性的胜利。对苏联人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于是，斯大林把苏联名将布柳赫尔（曾译布留赫尔）派到前线，此人号称“远东军魂”，日后位列斯大林的五大元帅之一，与中国颇有渊源。北伐战争时，他曾化名“加伦”，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布柳赫尔一来，战局立变，海拉尔、哈尔滨、黑瞎子岛相继失陷。“（东北军）打得那个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90岁那年，张学良亲口讲述了自己28岁时发动的这场战争，“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
顺手强占黑瞎子岛
1929年11月26日，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张学良不得不要求停战，并派出蔡运升和苏联谈判。斯大林同意停战，条件就是：“中东路”恢复此前中苏共管的原状。12月20日，蔡运升与苏联签署《伯力协定》。对此，国民政府并不承认，理由是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
蒋介石鼓动张学良发起的这场战争，结果是双重惨败：不但铁路没抢回来，苏军撤退到黑瞎子岛后，留下一部分驻扎不走了，一占就是79年。
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主航道的中国一侧。在满语里，它的名字叫摩乌珠岛，是“马头”的意思。在中国版图中，它则是“鸡冠”，是“东方雄鸡”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由于岛上生态良好，有黑熊活动，人们称之为“黑瞎子岛”。它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的通航锁钥，其战略地位从沙皇时代起就一直为俄国人所关注。1929年的斯大林同样不会忽视它的战略意义，撤军途中顺手强占这一水上关隘，成了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斯大林权衡利弊，宣布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并在1934年将“中东路”以1.4亿日元的价格，出售给日本，还要求日本支付3000万日元作为遣散“中东路”苏联职工的费用。1935年4月之后，苏联势力退出了中国东北。即便如此，苏联也牢牢占据着黑瞎子岛，不让日本染指。
等到二战尾声，日本败局已定，斯大林抓住机会，把卖给日本的“中东路”又给“要”了回来。1945年，斯大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雅尔塔秘密约定，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则除了外蒙古独立之外，“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作战，苏军进入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苏联重新控制了整条中东铁路。
此时，蒋介石担忧的却不是什么主权完整，而是自己的心腹大患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发展壮大，如果苏联把东北的地盘、铁路、军工厂、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的装备都移交给中共，那么，中共很快就能建成一支百万规模的正规野战军，具备大量重炮和一支坦克部队，对自己的统治会构成巨大威胁。于是，蒋经国和斯大林谈判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拱手让出外蒙古为代价，要斯大林保证中国东北的领土主权完整，港口和铁路中苏共有二十年，其后所有权归中国。
斯大林答应了这一条件，并且承诺“在同情和支持中共方面以不使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破裂为限”。此后不久，苏军撤退，苏联势力再度退出东北。
帮助中共站稳脚跟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斯大林时刻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苏联的政策有了变化，不仅舆论上公开支持中共，而且在行动上协助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转交大批武器装备，帮助中共在东北站稳了脚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关系进入新的轨道。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在华特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基本方针。1949年，中共领导人密集访苏，一方面是想向苏联请教建国经验，另一方面就是想与苏联协商废除1945年的旧约，收回苏联在华特权。
1950年，在中共领导人的努力下，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旅顺口的民事行政事务，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随后，苏联履行了上述约定。
然而，黑瞎子岛的归属始终悬而未决。直到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规定，黑瞎子岛一分为二，中俄各半，这一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2008年10月14日，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纠缠一个多世纪后，中俄在东北的“悬案”终于尘埃落定，两国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终告全部确定。
（短评）斯大林的边疆逻辑
邓小平曾评价过，自鸦片战争起，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诚如邓小平所言，历史是不容割裂的。斯大林和苏联对于中国边疆的影响和干预，遵循的是苏联的历史逻辑，它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逻辑，无一不是为苏联的利益考量。但客观上，在此逻辑下的某些政策，一定时期内又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帮助了新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看到，自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认为新疆稳定最符合苏联的利益，于是他出面打压新疆分裂势力、支持盛世才赶走其他割据军阀、力促中共早日进疆。公允地说，他对新疆时局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二战末期开始，苏联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双重外交政策，甚至表示在国共之间持“中立”立场。此后的中国内战中，苏联根据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即便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巨大优势之后，苏联一方面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指示，国民政府迁到哪里，苏联大使馆就跟到哪里。因为这样可以维护苏联从《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获得的利益。由此改变了中国北方的边疆状况。
但斯大林对中国边疆最深远的影响还是在制度上。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后来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斯大林”，意为“钢铁”。这个希望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在苏联创立了斯大林模式，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此后，斯大林模式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中国也不例外。必须承认，当时的中国，除了学习苏联，没有其他选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有一段蜜月期，中国全面沿用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都是如此。在边疆地区，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大林模式，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识别，并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
但是，一个制度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与时俱进，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国外学者断言，斯大林模式下的“民族化”政策和民族“领土化”政策，并没有使苏联成为“民族熔炉”，而是成为了“新民族”的“孵化器”，导致各民族对本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对苏联作为一个整體的凝聚力却越来越低，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对此，我们需要引以为戒，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民族治理和边疆治理之道，这需要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耐心。
斯大林迫切需要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
90年前的1924年，列宁病逝，斯大林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取得了苏联的最高领导权，开启了他近30年的统治。当他的目光投向东方时，发现中苏之间漫长的边界线上有太多沙俄时代留下的“悬案”——沙皇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但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其势力入侵到中国边疆，形成西段、中段、东段三段有争议的边界。到斯大林时代，中苏西段边界，有新疆问题；中苏中段边界，有外蒙古问题；中苏东段边界，有东北的中东铁路等问题。
三段边界，斯大林各有筹谋。新疆紧邻苏联，新疆稳定才能让苏联放心搞经济建设；外蒙古已自立政权，苏联红军还在外蒙古境内驻扎，苏联不必着急；东北有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大可隔岸观火，因势而为。
所以，斯大林的目光首先锁定了新疆。
深深认同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
1851年，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看起来只是个通商章程，实际上却是中俄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沙俄由此打开了新疆的大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而结束，沙俄自认为“调停有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中俄的西部边界划界事宜由两国派出大员“秉公查勘”，互换记文、地图。从1862年8月开始，双方为划分西部边界举行了多次谈判，在沙俄的军事压力下，1864年10月，清政府代表被迫在《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这一不平等条约将北起阿穆哈山，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东至伊犁九城、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的约44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沙俄。原本处于新疆中央地带的伊犁地区一下子成为边疆地带。
清朝和沙俄相继灭亡后，中俄两国的后继政权无法回避这些恩恩怨怨。缔造苏维埃政权的列宁，主政仅7年便去世，除了一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原则性声明外，没有具体措施。他的继任者斯大林，曾负责过民族事务，对民族和边疆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苏联的边疆政策便有了浓厚的斯大林个人色彩。
1929年12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公开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虽然这句话说的是国内土地问题，但这种唯我独尊的“斯大林风格”也影响到国外边界问题。
斯大林（1879年—1953年）出生于格魯吉亚，父亲是鞋匠，母亲是农奴的女儿。虽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表现和思想却经常有大俄罗斯主义色彩。他曾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俄罗斯民族在发展的早期，由于地处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天然的安全屏障，多次遭到外族入侵。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本能的不安全感。历代统治者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感，都竭力进行疆域扩张。在边疆地区建立“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是俄罗斯保证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斯大林深深认同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他对新疆的态度，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缓冲地带”。
给新疆省主席发苏共党员证
上世纪20年代，新疆形势波诡云谲，各方势力在进行或明或暗的角力。1928年7月杨增新被刺身亡后，新疆便成为金树仁的天下。金树仁和斯大林是同龄人，他出生于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早年入疆，后成为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为了巩固势力，金树仁重用河州人，以至当时新疆流传着“早晨学会河州话，晚上便把洋刀挎”的民谣。但新疆的人才实在匮乏，金树仁不得不打破地域观念，于1929年派人前往南京、上海等地招揽人才，其中就有34岁的盛世才。
盛世才1895年出生在辽宁开原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接到金树仁的“求贤令”时，他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任科长。对于权力欲望极强的盛世才来说，一个小小的科长满足不了他的野心。权衡利弊后，他选择到新疆去，并对朋友说，这次进疆是破釜沉舟，有进无退，将来或者做一个东亚红军的总司令，不然就找一个“老朽长官”假意殷勤，待其死后继承权位。再不然就深入该地蒙古部落，伪装成蒙古血统，求拜蒙古王纳为义子，待蒙古王死后再以义子地位统其部众。
尽管计划周密，盛世才入疆之初还是大失所望。没有“老朽长官”提携他，也没有蒙古王收他为义子，甚至金树仁也不信任他，只是给他一些闲差事。
1931年，盛世才的机会来了。甘肃军阀马仲英出兵新疆，金树仁派兵抵抗却屡战屡败，无奈之下只好起用盛世才，任命他为参谋长。盛世才不负所托，协助击退了马仲英，崭露头角。1932年，马仲英再次入疆，盛世才被委以军事大权，屡战屡胜，被称为“常胜将军”。第二年4月，历史又给了盛世才一次机遇。新疆省政府的一些官员发动军事政变，金树仁被迫携家眷逃出新疆，但发动政变者很快感到无力维持新疆局面，只好请手握军权的盛世才主持大局。
此时，盛世才的“老东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直接统治新疆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入疆，摆出一副要接收新疆的架势。盛世才知道，此时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受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就必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他曾留学日本，本想向日本示好，但害怕会招致手下主力部队中3000多名东北军的强烈反对，甚至倒戈。因此，盛世才把目光投向了苏联。
这与斯大林的目光撞到了一起。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对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构成直接挑战，由此新疆的稳定对苏联显得格外重要。斯大林非常希望新疆能有一个稳定而亲苏的地方政权，以使中苏两国在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相安无事。而新疆其他势力已成为苏联的“后顾之忧”：和盛世才争夺北疆的马仲英，正与日本勾勾搭搭；南疆出现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背后有英国人的影子。斯大林只能选择盛世才。 1933年5月，盛世才对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意进一步增进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并在宴会上表白自己信仰马列主义。饭后，他与孜拉肯在书房谈话，让孜拉肯看他珍藏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告别时，又送给孜拉肯等人每人一份贵重的礼物。于是，孜拉肯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称盛世才为马列主义信徒。
苏联对盛世才进行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军事上，苏联直接派红军入疆，帮助盛世才击败了马仲英和张培元等军阀，助其控制了新疆全境。经济上，苏联不但向盛世才提供贷款，还派专家、顾问到新疆，帮助建立炼油厂、医院等。盛世才也投桃报李，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其中“亲苏”是核心。
盛世才一度还想通过王明、康生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便向苏联表示忠心。但考虑到新疆和盛世才在当时国内外事务中的微妙地位，中共以“必须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由，拒绝了盛世才的请求。于是，1938年，盛世才干脆秘密访苏，受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的欢迎。斯大林三次接见他，不但满足他的全部援助要求，还批准他为苏共党员，组织关系隶属莫斯科政治局，党员证号码为1859118。
盛世才“变脸”，斯大林愤怒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斯大林援助盛世才是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盛世才对此心知肚明。1940年，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界条约》，苏联在新疆获得了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种种特权，并攫取了新疆的矿产资源。盛世才后来承认：“1940年之密约签订，事实上苏联有其政治上之阴谋，苏方欲余在新独立。”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德军占据优势，苏联大片国土沦陷。盛世才感到苏联恐怕是指望不上了。身为老牌投机主义者，他望风使舵，转而把希望放在蒋介石身上，他给蒋介石的“投名状”正是反苏反共。
1942年3月，盛世才精心策划，炮制了“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蔑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军事顾问等人是暴动案的策动组织者，随即把新疆各地的共产党人调至迪化集中控制起来。9月，盛世才不仅扣押了陈潭秋、毛泽民等20多名中共主要干部，还把120多名中共党员及家属全部软禁。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投入监狱后，遭受酷刑，并在1943年9月被秘密杀害。此外，盛世才还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势力全部撤出新疆。盛世才的“变脸”给了蒋介石绝佳的机会。早就想控制新疆的蒋介石于1943年派出7万余人的部队进驻新疆。
盛世才的背叛让斯大林十分愤怒。1943年5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推翻盛世才。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复兴小组”，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培养力量。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44年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苏联顾问为莫合森。就这样，在蒋介石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下，盛世才于1944年被迫离开新疆，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结束了对新疆长达11年的统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斯大林推动了国共重庆谈判，在新疆也推动了“民族军”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苏联不允许新疆有分裂政权，所以每当谈判进入低谷时，都是苏联出面压制了独立派的分离主张，并强行把独立派的首领艾力汗·吐烈等人秘密押送出疆。1946年7月1日，新疆联合政府成立，张治中为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为副主席。新疆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屡促中共尽早解放新疆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1949年上半年，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开始了大举进攻。此时，在解放全国的计划里，新疆还没有被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中共中央在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里指示，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当年6月，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果进展顺利，可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
斯大林对中共这一安排很不放心。1949年6月，刘少奇正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回忆，斯大林明确说，英国、美国，尤其是美国，正策划在新疆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表明斯大林非常担心西方势力渗透新疆，进而威胁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安全。他迫切希望解放军尽早入疆，稳定新疆局势。此外，斯大林也考虑到苏联日后会在外蒙古独立和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和中共发生利益分歧，因此，他设想在新疆问题上先帮助中共，以换取未来在这些问题上的空间。
根据相关档案的记载，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还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西北军阀马步芳的骑兵部队，表示愿意提供40架殲击机以及交通工具，协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
毛泽东很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进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此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如果战事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身在苏联的刘少奇和王稼祥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从邓力群的回忆和相关电报来看，苏联后来的确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时，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接受中共的和平建议，也有人主张奉命坚决抵抗。虽然早在1949年4月，曾任新疆省主席、时任国民党和谈代表的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时，毛泽东就考虑“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但中共毕竟不了解新疆的具体情况，与新疆新的主政者没有任何接触。倒是苏联与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接触较多，了解到他们有和平起义的意愿，并推了他们一把。8月中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对陶峙岳等人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 9月2日，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和邓力群在伊宁会面。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叶谢也夫还建议邓力群尽快赶到迪化，直接同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由苏联方面负责从中斡旋，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从新疆省到自治区
新疆和平解放6年后，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成为继内蒙古自治区之后第二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早在建党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沿用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主张民族自决，实行联邦制，“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些主张既是学习苏联的结果，也是为了争取边疆地区和各民族的支持。不过，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因此，1947年在讨论内蒙古问题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但是要确定“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这在当时是最稳妥的选择，既满足了内蒙古一部分民族群众的自治愿望，也使得内蒙古仍然属于中国版图。
经过两年的实践，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的模式被证明效果不错。1949年2月，当斯大林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在得到了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的承诺后，准备给予新疆像内蒙古一样的“完全的自治权”。当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具体到边疆政策，就是继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1955年，中共按照既定的想法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有苏联的影子，但更多的还是照顾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例如清朝时期蒙古等藩部就有大小不等的自治权。
而同样从苏联引入的民族识别，对中国来说则是全新的办法。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民族识别，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主要是指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此前，汉语中没有“民族”的定义；后来，则采用了1913年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根据这个定义，中国识别出了56个民族。
事实上，如果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的概念就会被虚化。世易时移，在今天的新疆，除了要尊重、爱护各个民族，也要加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斯大林以对日出兵要挟蒋经国：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把现在的蒙古国以及唐努乌梁海地区都圈进了中国版图。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与蒙古各部贵族会盟，外蒙古喀尔喀部全部归附，清政府在外蒙古编旗设佐，标志着清朝对外蒙古实效统治的开始。
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巩固统治，清朝对外蒙古实施区隔化管理，不让各旗之间越界游牧，限制内地人与外蒙古藩部的往来，给予蒙古王公一定的自治权。但世事难料。清末“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超出了中国统治者的历史经验，原有的管理措施导致离心化倾向。虽然清廷紧急调整，实施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政策，继1884年设立新疆省后，又筹议在蒙古地区建省，可叹未及实施，清朝便灭亡了。
1911年12月28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外蒙古活佛的名称）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独立，自称“日光皇帝”，改元“共戴”。从此外蒙古的分离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心头大患。但外蒙古独立真正成为事实，还要从1945年的斯大林说起。
美国人的提议正中斯大林下怀
1945年2月4日，二战临近尾声。时任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苏联是否参加对日作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决定远东战局的关键一步棋，落在了斯大林手中。
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豫湘桂会战的惨败，数十万将士牺牲在战场上。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在8年抗战中消耗了大部分实力，无力对日本进行全面反攻。单靠美军无法在短期内击溃日本。于是美国人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在远东出兵，好处是可以得到外蒙古。这一提议与斯大林不谋而合。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自称皇帝后没过几年，十月革命就爆發了，苏维埃政府虽然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领土，但却始终没有把外蒙古当作中国的领土。1921年，恩琴率领白军（十月革命后流窜的原沙俄军队残部）进入外蒙古，击败中国驻军，建立了傀儡政权。中国的北洋军阀各派系互相推诿扯皮，迟迟不能出兵，反倒是苏联抢先一步，将恩琴剿灭，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政权。
当然，话得说得好听点儿。苏联声称出兵是为了“尊敬中俄两国主权，以去除公敌，此公敌即白军领袖恩琴是也”。1925年，在斯大林成为苏联领导人的第二年，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又告诉北洋政府外交部，说“苏联政府得蒙古当局之同意，开始由外蒙古撤兵，业已撤尽”。可实情是，苏联压根儿没有撤军，外蒙古各地均有重兵防守。
有了军队驻扎，苏联开始操控外蒙古的一切。1937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3万苏联红军的监督下，外蒙古开始肃反运动。运动波及各个阶层，高级官员和普通牧民都不能幸免，那些心向中国、反对独立的外蒙古人士几乎被清洗殆尽。1941年4月13日，苏联同正在侵华的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外蒙古实际上沦为苏联卫星国，但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 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人的提议正中斯大林下怀。斯大林罗列了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即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就这么签订了。
蒋介石派儿子跟斯大林谈判
这纸协定传回风雨飘摇的中国，蒋介石大惊失色。他没想到美国人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会出卖盟友。
蒋介石有苦难言。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除了煤矿、铜矿、石油等资源外，外蒙古的图拉河流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沙金产区之一。丢失这样的地盘，光是经济上的账就太不划算。可是，蒋介石又清楚地知道，自己没能力阻挡斯大林，美国人更是指望不上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派出代表团，找斯大林当面谈判。
蒋介石派出了自己的兒子——曾经在苏联留学12年，并加入过苏共，还娶了个俄罗斯姑娘为妻的蒋经国。1945年6月30日，一架飞机从重庆直飞莫斯科，机上除了蒋经国，还有宋子文、胡世泽、沈鸿烈、钱昌照等国民政府外交和满洲事务专家。然而，与苏联的渊源和情感丝毫没能帮到蒋经国。多年后，蒋经国在《自述》中回忆了谈判的过程——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争执的结果，斯大林同意不使用“租借”二字；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绝不退让。双方针锋相对，谈判陷入了僵局。
第二天，宋子文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谈判情况，并建议蒋介石考虑这样几种方案：一是同苏联订约结盟，允许苏联在外蒙古驻军；二是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外蒙古拥有自主的军事、内政和外交权力，但不同于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的性质。
蒋介石没有马上答复宋子文，而是让蒋经国以私人身份去看望斯大林，试图对斯大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谁料一见面，斯大林便开门见山地问蒋经国：“你们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蒋经国回答：“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回答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接着，斯大林讲述了外蒙古一定得独立的理由：“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出了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听到这话，蒋经国试图从国际格局和各国实力对比出发，力证苏联无后顾之忧。斯大林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跟斯大林谈不下去，蒋经国又去找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彼得罗夫也劝中国政府妥协：“外蒙古实际上已经独立了，中国政府只是需要承认既成事实。如果中国坚持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我们就没办法谈下去了。”
彼得罗夫说得没错，一直到1945年7月9日，双方谈到第四回合，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仍然非常强硬。蒋介石决定妥协，他提出的三个条件是：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期限二十年，港口和铁路的所有权归中国所有。第二，阿尔泰山脉为新疆一部分。第三，苏联只能援助国民党，不能援助共产党。作为这三个条件的交换，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对蒋介石的这番指示又做了补充说明，“同意外蒙古独立”还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结果倾向于独立，国民政府才能承认。
斯大林同意了这些要求。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宋子文拒绝签字并提出辞职，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代表国民政府签署了这份条约。
只差一天便是胜利
历史总是有令人叹惋的错失。就在这纸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投下的原子弹，使日本投降的时间远比预料中来得快。假如蒋介石能捕捉到时局的变化，假如蒋经国还多坚持一天，外蒙古的命运或许不会如此。
但历史无法假设，条约既成，无可挽回。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蒋介石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并特意叮嘱道：“只是观察，不得干预，也不要发表任何言论。”
“观察”这场公民投票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外蒙古被苏联控制了长达20年，反对者都被肃清，国内早就苏联化了。雷法章“观察”到的投票情况是——“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外蒙古方面宣布：参加投票的有487409名公民，一致赞成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内部百废待兴，外部一片孤立，国家想要生存，就必须得到苏联的援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顺手抢占黑瞎子岛
斯大林派“远东军魂”击败张学良，撤退时留下军队，驻扎黑瞎子岛
在斯大林和蒋经国的谈判中，除了外蒙古，还有一段中国边疆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那便是东北。
斯大林十分清楚，中苏在东北边界上，存在多桩历史遗留下来的“悬案”——两国最早的接触就发生在东北，1689年，清政府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的边界，暂时阻拦了沙俄取道中国东北打通太平洋出海口的野心。此后的200年里，沙俄一直在寻找机会。当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俄立即动手，在1858年和1860年相继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走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左岸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从那以后，沙俄在东北强行修筑了一条“丁”字形的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并与沙俄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东至绥芬河，南经长春至大连。后来，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长春以南的铁路被日本占据，称为“南满铁路”，北段仍在沙俄手中。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中苏合办，称为“中东路”。
斯大林在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初，也曾经想过好好解决这些历史遗留下的“悬案”。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斯大林很快变成了新的“悬案”的制造者——占据黑瞎子岛。
“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
1924年，斯大林接手的苏联，是一个新生的、尚未站稳脚跟的政权，在国际上面临被孤立的困境。为了打破外交僵局，争取中国的外交承认，斯大林主动向中国提出解决两国边界的“悬案”。当年年初，斯大林派出曾任外交事务全权代表的加拉罕，来到中国和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谈判，拟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下文称《协定》），规定“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1919年与1920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两国“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这一《协定》基本上是平等的，它表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截然不同。但很遗憾，它只是一个大纲，并未“商订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在《协定》签订前，加拉罕坚持“立即恢复中苏正常关系”，再商议两国间的“悬案”。北洋政府则坚持先解决“悬案”，再恢复两国正常关系。双方争执了一段时间。其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英国和意大利先后承认苏联，苏联的国际地位不那么脆弱了，与中国建交也就不太迫切了。北洋政府只好同意加拉罕的意见，于1924年5月31日先签约，同日宣布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则在《协定》中承诺，“中东路”将由中国赎回。
几个月后，加拉罕还和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当局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表示要在60年内把“中东路”全部无偿地交给中国。不过，加拉罕坚持铁路局局长由苏方委派，理由是“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一语道出了苏联和斯大林的真实态度。
在那之后，时局变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停滞，欧洲各国宿怨重现，苏联逐步摆脱外交僵局，斯大林也就不急于解决十分棘手的“中东路”问题了。拖延之下，《协定》渐渐成为一纸空文。这让张作霖对斯大林的积怨日深，于是故意破坏苏联在“中东路”沿线的利益，中国民间收回“中东路”的呼声也开始高涨。
到了1927年，斯大林转而考虑把“中东路”及沿线特权转让给日本，并派人与日方进行了秘密会谈。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情报后非常惊讶，东北当局更觉得苏联不可信。
恰在此后不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内外局势的大变，把张学良推到了势必一战的境地——对内，他既要树立“少帅”的威望，又要服从蒋介石，追随其“反共绝俄”的政策，蒋介石也在鼓动他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对外，他觉得中国虽然打不过日本，却未必抵挡不住苏联，如果能把“中东路”一举收回，就能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东北的事情就好办了。树威的渴望、错误的判断、爱国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使得28岁的张学良贸然决定对付苏联。
1929年7月，张学良开始驱逐“中东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斯大林随即作出反应，宣布对华断交，向中苏边界集结苏军。从7月到11月，张学良的东北军陆续取得不少胜利，但都不是根本性的胜利。对苏联人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于是，斯大林把苏联名将布柳赫尔（曾译布留赫尔）派到前线，此人号称“远东军魂”，日后位列斯大林的五大元帅之一，与中国颇有渊源。北伐战争时，他曾化名“加伦”，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布柳赫尔一来，战局立变，海拉尔、哈尔滨、黑瞎子岛相继失陷。“（东北军）打得那个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90岁那年，张学良亲口讲述了自己28岁时发动的这场战争，“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
顺手强占黑瞎子岛
1929年11月26日，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张学良不得不要求停战，并派出蔡运升和苏联谈判。斯大林同意停战，条件就是：“中东路”恢复此前中苏共管的原状。12月20日，蔡运升与苏联签署《伯力协定》。对此，国民政府并不承认，理由是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
蒋介石鼓动张学良发起的这场战争，结果是双重惨败：不但铁路没抢回来，苏军撤退到黑瞎子岛后，留下一部分驻扎不走了，一占就是79年。
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主航道的中国一侧。在满语里，它的名字叫摩乌珠岛，是“马头”的意思。在中国版图中，它则是“鸡冠”，是“东方雄鸡”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由于岛上生态良好，有黑熊活动，人们称之为“黑瞎子岛”。它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的通航锁钥，其战略地位从沙皇时代起就一直为俄国人所关注。1929年的斯大林同样不会忽视它的战略意义，撤军途中顺手强占这一水上关隘，成了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斯大林权衡利弊，宣布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并在1934年将“中东路”以1.4亿日元的价格，出售给日本，还要求日本支付3000万日元作为遣散“中东路”苏联职工的费用。1935年4月之后，苏联势力退出了中国东北。即便如此，苏联也牢牢占据着黑瞎子岛，不让日本染指。
等到二战尾声，日本败局已定，斯大林抓住机会，把卖给日本的“中东路”又给“要”了回来。1945年，斯大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雅尔塔秘密约定，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则除了外蒙古独立之外，“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作战，苏军进入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苏联重新控制了整条中东铁路。
此时，蒋介石担忧的却不是什么主权完整，而是自己的心腹大患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发展壮大，如果苏联把东北的地盘、铁路、军工厂、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的装备都移交给中共，那么，中共很快就能建成一支百万规模的正规野战军，具备大量重炮和一支坦克部队，对自己的统治会构成巨大威胁。于是，蒋经国和斯大林谈判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拱手让出外蒙古为代价，要斯大林保证中国东北的领土主权完整，港口和铁路中苏共有二十年，其后所有权归中国。
斯大林答应了这一条件，并且承诺“在同情和支持中共方面以不使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破裂为限”。此后不久，苏军撤退，苏联势力再度退出东北。
帮助中共站稳脚跟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斯大林时刻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苏联的政策有了变化，不仅舆论上公开支持中共，而且在行动上协助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转交大批武器装备，帮助中共在东北站稳了脚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关系进入新的轨道。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在华特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基本方针。1949年，中共领导人密集访苏，一方面是想向苏联请教建国经验，另一方面就是想与苏联协商废除1945年的旧约，收回苏联在华特权。
1950年，在中共领导人的努力下，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旅顺口的民事行政事务，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随后，苏联履行了上述约定。
然而，黑瞎子岛的归属始终悬而未决。直到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规定，黑瞎子岛一分为二，中俄各半，这一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2008年10月14日，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纠缠一个多世纪后，中俄在东北的“悬案”终于尘埃落定，两国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终告全部确定。
（短评）斯大林的边疆逻辑
邓小平曾评价过，自鸦片战争起，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诚如邓小平所言，历史是不容割裂的。斯大林和苏联对于中国边疆的影响和干预，遵循的是苏联的历史逻辑，它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逻辑，无一不是为苏联的利益考量。但客观上，在此逻辑下的某些政策，一定时期内又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帮助了新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看到，自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认为新疆稳定最符合苏联的利益，于是他出面打压新疆分裂势力、支持盛世才赶走其他割据军阀、力促中共早日进疆。公允地说，他对新疆时局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二战末期开始，苏联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双重外交政策，甚至表示在国共之间持“中立”立场。此后的中国内战中，苏联根据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即便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巨大优势之后，苏联一方面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指示，国民政府迁到哪里，苏联大使馆就跟到哪里。因为这样可以维护苏联从《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获得的利益。由此改变了中国北方的边疆状况。
但斯大林对中国边疆最深远的影响还是在制度上。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后来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斯大林”，意为“钢铁”。这个希望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在苏联创立了斯大林模式，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此后，斯大林模式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中国也不例外。必须承认，当时的中国，除了学习苏联，没有其他选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有一段蜜月期，中国全面沿用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都是如此。在边疆地区，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大林模式，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识别，并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
但是，一个制度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与时俱进，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国外学者断言，斯大林模式下的“民族化”政策和民族“领土化”政策，并没有使苏联成为“民族熔炉”，而是成为了“新民族”的“孵化器”，导致各民族对本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对苏联作为一个整體的凝聚力却越来越低，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对此，我们需要引以为戒，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民族治理和边疆治理之道，这需要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