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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阅读教学，对文本话语的一般意义、突现意义、色彩意义、言外之意关注较多，而对文本话语的文化意义，则因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较为匮乏，能力无法触及，而不能进行准确、深入地解读。
语文课理应弥漫着文化的芳香，给学生以文化的传承与滋养。如果把鲜活的文本当作了印证某个应试知识点的“例子”，那么优秀作品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就荡然无存了。
因此，阅读教学应以强调文化的熏陶来组织教学，使每个学生在欢悦的氛围中提升语文素养。
一、关注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
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语文教学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积极参与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丰富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有的已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教材文本是时代生活的记录，它真实地记载了传统文化对人们生活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可以根据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来关注文本，挖掘文本话语的文化意义，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
如教学罗贯中的《杨修之死》一文，可以另辟蹊径，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关注文本，即采用“咬文嚼字看文化”的方法来关注文本话语中的文化意义。文中，“园门阔”和“一合酥”两件事，其实就是曹操出的两个哑谜，均用“离合法”：前者以物解字，采用“结合法”；后者以字解物，采用“分离法”。这里面蕴含的是我国传统的谜语文化。聪明的杨修一一猜中，曹操表面称“喜”，实则“甚忌之”“心恶之”。同时，“园门阔”的事例还蕴含着中国园林建筑文化。传统的园林建筑以小巧玲珑为美，如苏州园林等。当然，这也是与皇家园林相比而言的。皇家园林，不仅要富丽堂皇，更要气势恢弘。曹操不是皇帝，园门自然不能与皇家相等，更不能凌驾之上，这里又体现出封建等级森严的官场文化。这样，一个“园门阔”事件中就渗透了谜语、建筑、官场等多种文化元素。其实，课文中的七件事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只要教师善于挖掘，让教学站立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用博大的文化作支撑，注重感悟与体验，就能使学生情不自禁地走进传统，走进经典，寻求自身在文化熏陶中心灵的顿悟，体验沉浸于传统文化的心灵愉悦，从而培养更为宽阔敦厚的文化心灵。
又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教学，可以关注文本话语中的称谓文化。古代在姓名、字号等称谓方面很有讲究，在这上面往往也可以读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文中，鲁提辖在不同的场景下，根据不同的目的，对镇关西使用了不同的称谓：在潘家酒楼，鲁提辖听了金氏父女的哭诉后，气愤地骂郑屠为“这个腌脏泼才”，表示了自己无限的蔑视，也为金氏父女出了气，撑了腰，壮了胆；来到肉铺，鲁提辖为了寻求“拳打”的借口，直呼“郑屠”，逼其发怒，疾恶如仇、有勇有谋的形象跃然纸上。类似的，在《范进中举》中，作者根据人物的不同身份，对范进使用的称谓也有所不同。范进的岳丈、经营小肉店的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总是摆长辈架子，心高气傲，骂范进是“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当范进向他借盘缠准备去应考时，他非但不借，还臭骂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尖嘴猴腮”；中举后，胡屠户忽然一改凶神恶煞之相，称范进“贤婿老爷”“贤婿”，甚至直呼“天上的星宿”。所以称谓不同往往有着不同的内涵，表达着不同的情感。这称谓的变化中有着作者的匠心。
再如，我们还可以从服饰文化中挖掘文本话语的文化意义。服饰是人物性格、情感、志趣的外延，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作者常在人物服装的描写上寄予深意，借此表达一定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蕴。我国古代在服饰上有等级之分，依唐制，朝廷命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因此“江州司马青衫湿”中这“青衫”二字有着丰富的意蕴，表达了诗人由朝廷谏官沦为江州九品司马后内心的郁愤和凄苦。
此外，封建礼制文化、饮食起居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等，都蕴含在具体的作品话语中，影响着话语内涵的解读。学生如果缺少这方面的文化意识，在解读上往往会遇到障碍，无法把握文本的本质内涵，领略不到作品的审美意蕴，体会不到作者独具的匠心，那阅读就会少了许多乐趣。
二、积累文化知识，提升学生对话语文化意义的解读能力
对文本文化意义的解读，是阅读教学极好的一个契机。一方面，对学生来说，文本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大多数是未知的知识，其中反映的社会生活远离他们现实生活，他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有助于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能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学生对话语意义的解读有时会发生障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文化知识，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积累文化知识。相关的文化知识丰富了，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相应就提高了。
如《孙权劝学》一文的教学就有许多文化知识需要积累：一是“孤、卿、治经、博士、吴下、阿蒙”等古代专用名词；二是“当涂”“掌事”“寻阳”等地名、官职。了解这些是正确理解文本的前提。所以，教师应事先给学生补充相关的文化知识——古代的人物称呼、官位名称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等，这样，学生在阅读时就能窥见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运、真实性情。
三、结合“背景文本”，促进学生解读词句中的精神文化密码
所谓“背景文本”，是除“教材文本”外的另一种文本，它可以是课文的写作背景，可以是节选课文的原著，可以是作者的其他作品，甚至可以是与课文有相互关联的其他作者的作品，等等。为了更全面、准确、深刻地领会课文内涵，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常常用“背景文本”来观照课文。这里，“背景文本”就是满足文章教学要求的语文资源，而课文中的关键词语或教师根据关键词语而设计的问题就是重要的精神文化密码。
如在《老王》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解决“作者为什么‘愧怍’？这种‘愧怍’在作者的内心为什么郁积得如此之久？”这一问题，笔者引入了两个“背景文本”，让学生自主学习。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鲁迅《风筝》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鲁迅《一件小事》
通过对这些相互关联的文本的阅读，学生就能从鲁迅反观杨绛。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杨绛，她身上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反思精神和责任担当自然而然就凸显在读者面前了。
需要指出的是，“背景文本”的选用要恰当、要精要，切不可滥用而喧宾夺主。只有这样才能让语文教学真正从言语的层面进入文化的层面，最终使学生获得对文本意义的深度建构。 ■
语文课理应弥漫着文化的芳香，给学生以文化的传承与滋养。如果把鲜活的文本当作了印证某个应试知识点的“例子”，那么优秀作品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就荡然无存了。
因此，阅读教学应以强调文化的熏陶来组织教学，使每个学生在欢悦的氛围中提升语文素养。
一、关注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
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语文教学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积极参与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丰富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有的已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教材文本是时代生活的记录，它真实地记载了传统文化对人们生活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可以根据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来关注文本，挖掘文本话语的文化意义，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
如教学罗贯中的《杨修之死》一文，可以另辟蹊径，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关注文本，即采用“咬文嚼字看文化”的方法来关注文本话语中的文化意义。文中，“园门阔”和“一合酥”两件事，其实就是曹操出的两个哑谜，均用“离合法”：前者以物解字，采用“结合法”；后者以字解物，采用“分离法”。这里面蕴含的是我国传统的谜语文化。聪明的杨修一一猜中，曹操表面称“喜”，实则“甚忌之”“心恶之”。同时，“园门阔”的事例还蕴含着中国园林建筑文化。传统的园林建筑以小巧玲珑为美，如苏州园林等。当然，这也是与皇家园林相比而言的。皇家园林，不仅要富丽堂皇，更要气势恢弘。曹操不是皇帝，园门自然不能与皇家相等，更不能凌驾之上，这里又体现出封建等级森严的官场文化。这样，一个“园门阔”事件中就渗透了谜语、建筑、官场等多种文化元素。其实，课文中的七件事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只要教师善于挖掘，让教学站立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用博大的文化作支撑，注重感悟与体验，就能使学生情不自禁地走进传统，走进经典，寻求自身在文化熏陶中心灵的顿悟，体验沉浸于传统文化的心灵愉悦，从而培养更为宽阔敦厚的文化心灵。
又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教学，可以关注文本话语中的称谓文化。古代在姓名、字号等称谓方面很有讲究，在这上面往往也可以读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文中，鲁提辖在不同的场景下，根据不同的目的，对镇关西使用了不同的称谓：在潘家酒楼，鲁提辖听了金氏父女的哭诉后，气愤地骂郑屠为“这个腌脏泼才”，表示了自己无限的蔑视，也为金氏父女出了气，撑了腰，壮了胆；来到肉铺，鲁提辖为了寻求“拳打”的借口，直呼“郑屠”，逼其发怒，疾恶如仇、有勇有谋的形象跃然纸上。类似的，在《范进中举》中，作者根据人物的不同身份，对范进使用的称谓也有所不同。范进的岳丈、经营小肉店的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总是摆长辈架子，心高气傲，骂范进是“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当范进向他借盘缠准备去应考时，他非但不借，还臭骂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尖嘴猴腮”；中举后，胡屠户忽然一改凶神恶煞之相，称范进“贤婿老爷”“贤婿”，甚至直呼“天上的星宿”。所以称谓不同往往有着不同的内涵，表达着不同的情感。这称谓的变化中有着作者的匠心。
再如，我们还可以从服饰文化中挖掘文本话语的文化意义。服饰是人物性格、情感、志趣的外延，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作者常在人物服装的描写上寄予深意，借此表达一定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蕴。我国古代在服饰上有等级之分，依唐制，朝廷命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因此“江州司马青衫湿”中这“青衫”二字有着丰富的意蕴，表达了诗人由朝廷谏官沦为江州九品司马后内心的郁愤和凄苦。
此外，封建礼制文化、饮食起居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等，都蕴含在具体的作品话语中，影响着话语内涵的解读。学生如果缺少这方面的文化意识，在解读上往往会遇到障碍，无法把握文本的本质内涵，领略不到作品的审美意蕴，体会不到作者独具的匠心，那阅读就会少了许多乐趣。
二、积累文化知识，提升学生对话语文化意义的解读能力
对文本文化意义的解读，是阅读教学极好的一个契机。一方面，对学生来说，文本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大多数是未知的知识，其中反映的社会生活远离他们现实生活，他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有助于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能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学生对话语意义的解读有时会发生障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文化知识，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积累文化知识。相关的文化知识丰富了，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相应就提高了。
如《孙权劝学》一文的教学就有许多文化知识需要积累：一是“孤、卿、治经、博士、吴下、阿蒙”等古代专用名词；二是“当涂”“掌事”“寻阳”等地名、官职。了解这些是正确理解文本的前提。所以，教师应事先给学生补充相关的文化知识——古代的人物称呼、官位名称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等，这样，学生在阅读时就能窥见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运、真实性情。
三、结合“背景文本”，促进学生解读词句中的精神文化密码
所谓“背景文本”，是除“教材文本”外的另一种文本，它可以是课文的写作背景，可以是节选课文的原著，可以是作者的其他作品，甚至可以是与课文有相互关联的其他作者的作品，等等。为了更全面、准确、深刻地领会课文内涵，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常常用“背景文本”来观照课文。这里，“背景文本”就是满足文章教学要求的语文资源，而课文中的关键词语或教师根据关键词语而设计的问题就是重要的精神文化密码。
如在《老王》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解决“作者为什么‘愧怍’？这种‘愧怍’在作者的内心为什么郁积得如此之久？”这一问题，笔者引入了两个“背景文本”，让学生自主学习。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鲁迅《风筝》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鲁迅《一件小事》
通过对这些相互关联的文本的阅读，学生就能从鲁迅反观杨绛。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杨绛，她身上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反思精神和责任担当自然而然就凸显在读者面前了。
需要指出的是，“背景文本”的选用要恰当、要精要，切不可滥用而喧宾夺主。只有这样才能让语文教学真正从言语的层面进入文化的层面，最终使学生获得对文本意义的深度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