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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八艺社”是我国较早的一个进步美术团体，社团的大多数成员在近现代木刻艺术领域里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使木刻艺术能够在短时间内立住脚跟、开花结果，进而使之成为革命战场上锋利的武器。我们希望通过对该团体前因后果的阐明，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在一个急剧变化的革命时代中，美术及美术工作者是如何发挥社会功能的。
【关键词卜一八艺社；木刻艺术；抗战时期
“一八艺社”是由当年设在杭州西湖孤山的西湖国立艺术院（后改为国立杭州艺专）的部分美术学生所组织成立的。因为它成立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开始参加者有18人，地点在西湖，因此最初命名为“西湖一八艺社”（以下简称“西一八”）。
“西一八”开始活动后，社员的积极性很高。1930年春，“西湖一八艺社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开幕，出版了特刊，选发作品14幅，展览惊动了上海美术界，盛极一时。但历次展出的作品，都只是社员们在艺术上的探索，作品脱离生活，创作者也从未想过要用美术创作去反映人民疾苦、暴露社会的黑暗。这是可以理解的。艺术原本就是人类情绪冲动一种向外的表现，完全是为创作而创作，决不曾想到社会的功用问题上来，特别是“西一八”的社员们大多都没有遭遇过真正的人民疾苦、社会的黑暗。最终意识流的不同是“西一八”走向分裂的暗弹。
1930年3月，上海成立了“左联”。学生的思想渐趋右倾激进，加上国外普罗美术作品的陆续输入，不少穷苦青年对国民党恐怖统治感到不满，对资产阶级的艺术教育和只强调形式忽视内容的美术创作感到怀疑，他们开始探索美术的社会作用，追求美术创作的新出路。而一些右翼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诋毁普罗艺术，引起“西一八”中进步社员的反击，加之当时成员个人意气之争，终于由思想上的分歧，发展为组织上的分裂。部分社员另外成立一个美术团体，去掉“西湖”二字径称“一八艺社”。
1930年开始，白色恐怖加强，反动当局对“一八艺社”社员中的进步学生镇压得很严厉。尽管社员们都曾进行过勇敢的斗争，但结果大多数人都陆续被捕、被开除学籍或勒令退学。同年1 1月，被杭州艺专开除的陈卓坤、陈耀唐等会合到上海，并和进步青年周熙（江丰）、吴似鸿等相识，于1 931年夏成立了“上海一八艺社”（或称“一八艺社研究所”）。改组之后的“一八艺社”，队伍得以扩大，很快发展到近40人，现所阅之资料收集到的成员名单如下：
陈广（陈卓坤）、陈铁耕（陈耀唐）、于海（于玉海）、胡以撰（胡一川）、江丰（周熙）、黄山定、李可染、季春丹（力扬）、夏朋（姚馥）、汪占辉（汪占非）、王肇民、沈福文、杨谵生（杨堤）、卢鸿基、许士镛、陈瑗、刘毅亚、刘志仁、刘梦莹、顾洪干、黄瀛、陈维琴、郑明盘、王邦熹、张眺、罗言侃、钟步清、周佩华、陈得位、陈汉奇、张伯陨、卢隐、黄显之等。
改组后的“一八艺社”正式开过三次展览会：
第一次是在1931年五六月间，地点在上海，展品全部是杭州社员的作品，展出类别中多了木刻艺术。此次展品中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上看，有胡一川的木刻《流离》，汪占非的木刻《五死者》，王肇民的油画《叫》和《夜》，等等。从数量和题材上看，都要优异于以前的“西一八”。贫民窟的茅棚、陋巷，捡煤渣的老太婆，捡破烂的小孩，以及黄包车夫、搬运工等劳动人民的形象都上了画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从闭门造车到逐步贴近社会现实都和“一八艺社”社员思想的转变密切相连。1931年上半年中，“一八艺社”曾组织社员到杭州拱宸桥工厂（杭州水电厂）和贫民区观察工人、平民生活，画速写。离开了封闭的校园，离开了乌烟瘴气的大都会，他们开始走进社会的底层。工人阶级的自强不息，穷苦百姓的哭诉无门，资产阶级的残酷无情，所见所闻无不撞击着他们年轻而充满正义感的心灵。这是1930年“西一八”的展览会中所没有的。
展览结束后，还印发了《“一八艺社”1931年展览会画册》，其中有鲁迅先生所写的《小引》（后收进《二心集》的《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在笔者查找的许多资料中都表明这个存在时间不长的美术团体，从诞生到消亡，都曾直接受中国近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指导和支持。
同年初夏，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展览。此次规模较大，在质量上也都是精挑细选的上海、杭州两地“一八艺社”社员的作品，在上海影响很大。展览不久就被巡捕房封闭，没收了全部展品。
到此，不可不提同年夏天，鲁迅先生和日本木刻家内山嘉吉先生在上海举办的木刻讲习会。1931年8月17日，在长寿路白鹅画会三楼的一间简陋的教室里，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对中国新兴木刻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木刻讲习会在这儿悄然进行。当时，参加讲习会的有陈广、陈铁耕、江丰、黄山定、李岫石、顾洪干、郑启凡、钟步清、乐以钧、苗勃然、倪焕之、胡仲明、郑川谷共13人。讲习会至当月22日结束。
尽管这次讲习会只有短短6天，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首先，当时中国是内忧外患、哀鸿遍野的时代，外国侵略加剧，国内白色恐怖已达到了高潮。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生不顾个人安危，苦心培育“一八艺社”，特意为他们请来了日本木刻家内山嘉吉先生举行讲习会。不能不说，对于初踏入木刻、懵懂无所适从的“一八艺社”，讲习会就如春雨润物，细而无声却是至关重要。其次，这次讲习会也及时纠正了妨碍中国新兴木刻成长的不良之风。此次讲习会就是中国木刻之转机。
讲习会结束不久，“一八艺社”就举行了最后一次展览。展览会是杭州的社员王肇民、杨谵生、沈福文、汪占非等在杭州艺专举行的“五人展览会”。作品有王肇民的反资本家的漫画和汪占非的木刻《十字架下的脱逃》，杨谵生的油画风景，沈福文等的肖像与人体习作，等等。
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抗日战争。在战争中，“一八艺社”社址被战火毁灭。同年五六月间，“一八艺社”社员又集中起来并成立了春地画会。可是好景不长，在1932年7月13日夜，春地画会突然遭到警探的袭击，于海、江丰、艾青、力扬等13人也以毋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入狱。后来其他会员同样在“共舞台事件”中抓的抓、逃的逃，“春地美术研究会”夭折在襁褓之中。很快，陈广、倪焕之、吴似鸿等又在江弯路成立了“野风画会”，并且得到鲁迅先生的援助。在上海的许多社员，除以春地美术研究所的名义，公开从事革命的艺术工作外，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秘密组织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参加全国新的左翼文化运动。至此，“一八艺社”的组织名称终止使用。
人民的伟大力量使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胆战心惊，他们便疯狂地制造南京请愿的惨案来破坏救亡运动。1932年，成立已三年（1929-1932）的“一八艺社”被解散。反动统治阶级以为采取解散、开除、逮捕等卑鄙的高压手段，就能把进步力量一网打尽，把鲁迅先生提倡的新兴木刻运动连根拔掉。但事实却证明新兴木刻运动不但消灭不了，反而越来越发展和取得更光辉的成绩。“一八艺社”的组织名称终止使用，但它所指向的新兴美术运动的斗争方向却并不因此停止发展前进。敌人越是疯狂镇压，新生的力量越是蓬勃滋长，充分表现出革命者前仆后继的精神。
“一八艺社”及其艺术，尽管诞生在一个要求全民放弃其他，全心服务于革命事业的年代，可以说是时势艺术，是宣传艺术，是功能艺术，但是依我们现代挑剔的眼光去审视，他们的木刻艺术仍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谁敢说“一八艺社”的作品不是作者贴近观众、贴近生活、贴近现实，感同身受的一种激情和真情的流露。而这正是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这种艺术，不仅在感情上感染了观者，而且能在行动上激励观者以至做出其他正面的社会活动。
【关键词卜一八艺社；木刻艺术；抗战时期
“一八艺社”是由当年设在杭州西湖孤山的西湖国立艺术院（后改为国立杭州艺专）的部分美术学生所组织成立的。因为它成立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开始参加者有18人，地点在西湖，因此最初命名为“西湖一八艺社”（以下简称“西一八”）。
“西一八”开始活动后，社员的积极性很高。1930年春，“西湖一八艺社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开幕，出版了特刊，选发作品14幅，展览惊动了上海美术界，盛极一时。但历次展出的作品，都只是社员们在艺术上的探索，作品脱离生活，创作者也从未想过要用美术创作去反映人民疾苦、暴露社会的黑暗。这是可以理解的。艺术原本就是人类情绪冲动一种向外的表现，完全是为创作而创作，决不曾想到社会的功用问题上来，特别是“西一八”的社员们大多都没有遭遇过真正的人民疾苦、社会的黑暗。最终意识流的不同是“西一八”走向分裂的暗弹。
1930年3月，上海成立了“左联”。学生的思想渐趋右倾激进，加上国外普罗美术作品的陆续输入，不少穷苦青年对国民党恐怖统治感到不满，对资产阶级的艺术教育和只强调形式忽视内容的美术创作感到怀疑，他们开始探索美术的社会作用，追求美术创作的新出路。而一些右翼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诋毁普罗艺术，引起“西一八”中进步社员的反击，加之当时成员个人意气之争，终于由思想上的分歧，发展为组织上的分裂。部分社员另外成立一个美术团体，去掉“西湖”二字径称“一八艺社”。
1930年开始，白色恐怖加强，反动当局对“一八艺社”社员中的进步学生镇压得很严厉。尽管社员们都曾进行过勇敢的斗争，但结果大多数人都陆续被捕、被开除学籍或勒令退学。同年1 1月，被杭州艺专开除的陈卓坤、陈耀唐等会合到上海，并和进步青年周熙（江丰）、吴似鸿等相识，于1 931年夏成立了“上海一八艺社”（或称“一八艺社研究所”）。改组之后的“一八艺社”，队伍得以扩大，很快发展到近40人，现所阅之资料收集到的成员名单如下：
陈广（陈卓坤）、陈铁耕（陈耀唐）、于海（于玉海）、胡以撰（胡一川）、江丰（周熙）、黄山定、李可染、季春丹（力扬）、夏朋（姚馥）、汪占辉（汪占非）、王肇民、沈福文、杨谵生（杨堤）、卢鸿基、许士镛、陈瑗、刘毅亚、刘志仁、刘梦莹、顾洪干、黄瀛、陈维琴、郑明盘、王邦熹、张眺、罗言侃、钟步清、周佩华、陈得位、陈汉奇、张伯陨、卢隐、黄显之等。
改组后的“一八艺社”正式开过三次展览会：
第一次是在1931年五六月间，地点在上海，展品全部是杭州社员的作品，展出类别中多了木刻艺术。此次展品中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上看，有胡一川的木刻《流离》，汪占非的木刻《五死者》，王肇民的油画《叫》和《夜》，等等。从数量和题材上看，都要优异于以前的“西一八”。贫民窟的茅棚、陋巷，捡煤渣的老太婆，捡破烂的小孩，以及黄包车夫、搬运工等劳动人民的形象都上了画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从闭门造车到逐步贴近社会现实都和“一八艺社”社员思想的转变密切相连。1931年上半年中，“一八艺社”曾组织社员到杭州拱宸桥工厂（杭州水电厂）和贫民区观察工人、平民生活，画速写。离开了封闭的校园，离开了乌烟瘴气的大都会，他们开始走进社会的底层。工人阶级的自强不息，穷苦百姓的哭诉无门，资产阶级的残酷无情，所见所闻无不撞击着他们年轻而充满正义感的心灵。这是1930年“西一八”的展览会中所没有的。
展览结束后，还印发了《“一八艺社”1931年展览会画册》，其中有鲁迅先生所写的《小引》（后收进《二心集》的《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在笔者查找的许多资料中都表明这个存在时间不长的美术团体，从诞生到消亡，都曾直接受中国近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指导和支持。
同年初夏，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展览。此次规模较大，在质量上也都是精挑细选的上海、杭州两地“一八艺社”社员的作品，在上海影响很大。展览不久就被巡捕房封闭，没收了全部展品。
到此，不可不提同年夏天，鲁迅先生和日本木刻家内山嘉吉先生在上海举办的木刻讲习会。1931年8月17日，在长寿路白鹅画会三楼的一间简陋的教室里，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对中国新兴木刻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木刻讲习会在这儿悄然进行。当时，参加讲习会的有陈广、陈铁耕、江丰、黄山定、李岫石、顾洪干、郑启凡、钟步清、乐以钧、苗勃然、倪焕之、胡仲明、郑川谷共13人。讲习会至当月22日结束。
尽管这次讲习会只有短短6天，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首先，当时中国是内忧外患、哀鸿遍野的时代，外国侵略加剧，国内白色恐怖已达到了高潮。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生不顾个人安危，苦心培育“一八艺社”，特意为他们请来了日本木刻家内山嘉吉先生举行讲习会。不能不说，对于初踏入木刻、懵懂无所适从的“一八艺社”，讲习会就如春雨润物，细而无声却是至关重要。其次，这次讲习会也及时纠正了妨碍中国新兴木刻成长的不良之风。此次讲习会就是中国木刻之转机。
讲习会结束不久，“一八艺社”就举行了最后一次展览。展览会是杭州的社员王肇民、杨谵生、沈福文、汪占非等在杭州艺专举行的“五人展览会”。作品有王肇民的反资本家的漫画和汪占非的木刻《十字架下的脱逃》，杨谵生的油画风景，沈福文等的肖像与人体习作，等等。
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抗日战争。在战争中，“一八艺社”社址被战火毁灭。同年五六月间，“一八艺社”社员又集中起来并成立了春地画会。可是好景不长，在1932年7月13日夜，春地画会突然遭到警探的袭击，于海、江丰、艾青、力扬等13人也以毋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入狱。后来其他会员同样在“共舞台事件”中抓的抓、逃的逃，“春地美术研究会”夭折在襁褓之中。很快，陈广、倪焕之、吴似鸿等又在江弯路成立了“野风画会”，并且得到鲁迅先生的援助。在上海的许多社员，除以春地美术研究所的名义，公开从事革命的艺术工作外，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秘密组织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参加全国新的左翼文化运动。至此，“一八艺社”的组织名称终止使用。
人民的伟大力量使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胆战心惊，他们便疯狂地制造南京请愿的惨案来破坏救亡运动。1932年，成立已三年（1929-1932）的“一八艺社”被解散。反动统治阶级以为采取解散、开除、逮捕等卑鄙的高压手段，就能把进步力量一网打尽，把鲁迅先生提倡的新兴木刻运动连根拔掉。但事实却证明新兴木刻运动不但消灭不了，反而越来越发展和取得更光辉的成绩。“一八艺社”的组织名称终止使用，但它所指向的新兴美术运动的斗争方向却并不因此停止发展前进。敌人越是疯狂镇压，新生的力量越是蓬勃滋长，充分表现出革命者前仆后继的精神。
“一八艺社”及其艺术，尽管诞生在一个要求全民放弃其他，全心服务于革命事业的年代，可以说是时势艺术，是宣传艺术，是功能艺术，但是依我们现代挑剔的眼光去审视，他们的木刻艺术仍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谁敢说“一八艺社”的作品不是作者贴近观众、贴近生活、贴近现实，感同身受的一种激情和真情的流露。而这正是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这种艺术，不仅在感情上感染了观者，而且能在行动上激励观者以至做出其他正面的社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