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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流逝，老亲的背影渐行渐远，变得模糊。我们自己也进入老境，记忆自然淡化。幸有老照片在，还能勾起许多可能丢弃的往事。我们的五位祖父 （或外祖父） 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与沈氏三兄弟 （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以及钱玄同都是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是同事，也是浙籍同乡，有些还是同学 （同为章太炎弟子）。他们都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学教育，同情或参加了民主革命，是一群志趣相投、友情深厚的新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称为一钱、二周、三沈、五马，是当时北大和北京文教界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本文简要介绍“三马”（马裕藻、马衡、马鉴），并着重回忆他们与长期在北大任教的胡适先生的往事。
1919—1949年这三十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在这三十年中，胡适先生是位重要而富有争议的人物。說他重要，是说谁也不能绕开他走，让他缺位的中国现代史，无论文化史还是思想史，都是残缺不全的历史陈述。说他富有争议，是说认为他好的把他夸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认为他坏的甚至把他列入“战犯”。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历史的认识趋于理性，胡适先生也从消失到出现，对他的评价也从极端走向客观。
一、胡适与马裕藻
杨向奎先生在 《百年学案》 中对胡适先生有如下评语：“胡适是一位天才的学者，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而且是因为胡适的许多优秀研究成果，至今无人与之比肩。他的性格与学识使之成为一位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他强烈的社会与历史的责任意识使他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无比关注，并为之积极努力地工作和奋斗。他给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带来了崭新的风气，他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开启了当代学者的研究视野。在当今中国哲学、文学、史学研究领域，无不可以看到胡适的影子。他独特的视角，缜密的考据，比较的研究，历史的意识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石。只有‘五四’这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才能诞生胡适这样的天才学者；也只有‘五四’时期热烈而自由的学术讨论的氛围，才能造就胡适这样的学术大家。可以说，胡适代表了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时代。”
这里用严谨的学术语言对胡适先生做了认定，和我们的感受是一致的，比我们更规范，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大段引用。
马裕藻先生在“社会与历史的责任意识”“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无比关注”“积极努力地工作和奋斗”诸方面与胡适先生是声气相投、价值观一致的。
马先生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读书与革命并举，曾从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习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 （三学总称小学），同时积极从事光复会革命活动。光复会会长为蔡元培，成员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章炳麟 （即章太炎） 等。以章太炎为主讲的国学讲习会，听课者很多为光复会或同盟会的成员，籍贯则以浙江人、四川人居多。其中最常听讲的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周树人 （鲁迅）、周作人、黄季刚、沈兼士，后来成为五四前后北大文史教学的中坚，以至于被称为“某籍某系”。在东京，光复会同志基本都是单身汉，马裕藻是夫妻同来日本留学的，且育有两个孩子 （马巽与马珏），当时租了一个日本小楼，夫妻小孩及保姆住楼上，徐锡麟、陶成章等住楼下。马巽回忆：他在日本上幼稚园时父亲常带他去章太炎家，太炎先生的毛瑟枪是他爱不释手的“玩具”，看他喜欢，有一天太炎先生说：“这把枪送给你吧！”他喜出望外，但这真枪很重，怎么拿回家呢？陶成章在旁说：“我帮你拿回去。”陶用报纸把枪包好，单手提携，举重若轻，平安走回居住的小楼。陶能文能武，疏财仗义，有古侠士风。
马裕藻先生1913年即任北京大学教授。蔡元培先生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920年聘马裕藻为国文系主任，直至1934年由胡适来接任。
五四时期是新旧文化冲突激烈的时期。马裕藻等来到北大，显然是新生力量的代表，打破了守旧的“桐城派”势力主宰的局面。
1913年，教育部“语音统一会”在北京开会，各省派两名精通小学且旁通两门外语的代表参加，浙江代表是马裕藻和朱希祖。与会代表各抒己见，争论热烈异常，马、朱等人的方案在27种拼音方案中脱颖而出，修改后的方案最终通过，命名为“注音字母”，马、朱因而声名鹊起。“注音字母”1918年正式公布实施，推行了四十年，成为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的源头。
1918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后浪推前浪，新人换旧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生代又开始了新陈代谢的新流程。时代前进，学术更新，这是正常规律，但新人旧人并无你死我活的争斗，而是“和平过渡”，这与他们从根本上的目标还是相同的有关。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强盛，文化的发达，文明的进步，是他们共同向往并为之奋斗的目标。蔡元培校长回忆：“那时候因为 《新青年》 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以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整理国故是胡适先生诸多成就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叫国故而不叫国粹，以其并非全为精粹也，这说法始于章太炎。胡整理国故首先强调的是方法，强调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他对安徽戴震 （东原） 这位清代思想家很是重视，曾写 《戴东原的哲学》。而马裕藻也很重视戴震，曾写 《戴东原的音韵》。两下一唱一和，共同发扬戴东原的学说。可惜“戴学”在北大不如“红学”那么吃香。
马裕藻长胡适十三岁，学术背景也大不相同，但在北大同事多年，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
1931年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开始整顿北大文史方面偏重浙人的局面。1933年胡适致信马裕藻：“幼渔先生：前日与梦麟兄 （注：蒋梦麟，时为北大校长） 谈文学院各系预算事。我们都感觉国文系的课程似宜尽力减少，教员亦宜减少。……鄙意以为如此改组，讲师或可去三分之二以上，教授亦可减少二三人，至少可减少一二人。鄙见定多外行的话，乞先生裁定。总之，现在之一百多点钟实在太多，似可减少到六十点左右。先生以为如何？匆匆奉商，乞鉴原。弟胡适上。”态度是尊重的，口气是商讨的，但意志是坚定的。后来，1934年，马裕藻终于从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国文系主任位上卸职，由胡适接任，但仍被聘为教授，直至1945年去世。 马裕藻之位由胡适继任后，马胡关系一直融洽。据马裕藻幼子马泰回忆，马裕藻卸任后还曾以送一程的责任感写信向胡适提出自己对办理事务的意见。当然采不采纳，是另一回事了，无论怎样，这并不影响二人友好相处。
鲁迅全集出版一事很能说明这一点。1936年鲁迅去世，马裕藻献挽联，联曰：“豫才先生千古：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菿 （注：菿，音dào，大）汉阁；清任高风，均平思想，同心深契乐亭君。弟马裕藻敬挽。”菿汉阁指章太炎，乐亭君指李大钊，意思是，鲁迅文章来自章，思想同于李。鲁迅去世后，书商纷纷盗印其著作，于是其生前好友谋划出版鲁迅全集以维护知识产权。为此成立鲁迅全集编委会，由蔡元培、许寿裳、台静农、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七人组成。许广平当仁不让，更是全力以赴。
问题来了。鲁迅著作原多由北新书局出版，但双方因版税纠纷而生嫌隙，甚至对簿公堂，再度合作，似不可能。商务印书馆为出版界老大，转请商务馆任印事，当然是个好主意，但总经理王云五在鲁迅生前便与之有隔阂，此时是否愿意伸出援手，恐在两可之间。许广平与商务馆接洽未果，转请蔡元培推荐。蔡一向富于人情味，乐于助人，对于推介之请，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王云五深知蔡之为人，故也就对蔡的推荐不大考虑。鉴于王云五之商务印书馆并非全拒左翼作品，如瞿秋白的 《赤都心史》、蔡和森的译著都曾由陈独秀请胡适出面推荐而得出版，其原因在于王云五与胡适是至交，王长胡三岁，曾是胡的恩师，胡推荐王进入商务印书馆并支持他的改革，使王成就了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请胡适帮忙的事由许寿裳、马裕藻二人承接下来。许让马出马。马裕藻向胡适提出请求，结果胡适一口答应了。许寿裳1937年致许广平信说：“与商务馆商印全集事，马幼渔兄已与胡适之面洽，胡适表示愿意帮忙，惟问及其中有无版权曾经售出事，马一时不便作出定语，裳告马绝无此事，想马已转告胡兄。商务回音，俟后再告。”这信表明胡不是送空頭人情，而是脚踏实地地问及版权事，马也不是漫天说话，而是不知为不知，不當场作肯定语。这些细节表现了那辈学人做事的务实、严谨。
鲁迅的思想和胡适的思想不是一路，所以彼此之间向来存有异见。马与许为冰释前嫌，做了努力，以胡适一贯宽厚待人的胸襟，从来是把观点不同与人际交往严格分别对待的，所以胡适接受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名义。这些过程在许寿裳与许广平、许广平与胡适的通信中都有记载。
胡适不仅按许广平要求写了介绍信寄给许寿裳，他还另专写一信直接寄王云五，王云五与许广平当面商谈，事告解决。许广平曾有一信致胡适：“六月九日奉到马、许两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尝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事情发展好像很顺利，可是商务馆印鲁迅全集事终未成功。原因不是王云五，而是北新书局坚持不放弃版权。胡适在此事一开初就一语直奔要害，不幸而言中，到底是熟谙出版流程的行家。
马裕藻与胡适还有一段来往，也很说明二人的关系。
1920年胡适有病，到1921年，胡在 《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 中记述道：“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病。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对于中医的价值，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而且对立非常严重。千年以来，本无异见，但自从晚清开启国门，西医学说进入中国之后，中医是否科学，就一直成为争议不休的话题。胡适本也是反对中医的，反对中医的名人大有人在，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都是非同小可的重量级人物，但中医并未因名人乃至政府当权者的反对而衰落消亡。
胡适在他1923年日记中记道： “思永的病今天很重了，终日出汗多次，饮食不进。陆仲安看，说没有大希望了。思永为三哥振之之子，三哥病肺痨三年，将死时始生此子。永幼时手足骨节处皆发现肺结核，故两指与一手均拘挛不能伸直。”“他的病，据陆仲安说，‘虚劳已成’。今日尤使我们恐慌。”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因自己病被陆治愈，对陆仲安特别信任。
就在上述胡适文章中，还记述了马幼渔之弟马廉的病情：“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
由是胡适开始不仅相信西医，也相信中医了。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孙中山12月31日抵京，其时孙已是肝病重症在身。1925年1月20日，协和医院诊断孙为肝癌晚期，并进行了手术，但病入膏肓，回天无力。孙中山2月18日出院回家。宋庆龄建议请陆仲安来，但孙中山不信中医，拒绝中医诊治。胡适素来推崇孙中山，孙中山对胡适也有深刻的良好印象，胡以自己1920年的亲身经历劝孙试试，于是孙同意让陆仲安来。陆仲安望闻问切之后，开了药方。依方炮制服下后，脚肿消退，体温与呼吸均有改善，虽然没能挽回孙中山的生命，但在减轻症状，延长生命上起了一定作用。迁延至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其后，中西医之争一直不断，直至21世纪。最有名的当属汪精卫授意的1929年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在没有中医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竟通过了取缔中医的法案，引起全国中医抗议。北京中医施今墨、孔伯华率华北中医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挑战西医，要求进行中西医比赛。比赛方法是集中十二名疑难病人，由西医任选六人，其余六人由中医诊治。结果中医将六人全部治愈。更有戏剧性的是，当时汪精卫岳母患恶性痢疾，西医没治好，施今墨给治好了。施大夫开了十天药，汪之岳母问何时再来，施回答：“三天痢疾止，五天胃口开，十天痊愈，无须再来。”结果一如所言。
其实，中西医各擅胜场，西医是显微镜，看得仔细真切，中医是广角镜，看得宽广全面，两者结合则效果更加显著，互相伤害，吃亏的只能是患者。
1935年马裕藻因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中风，病情险恶，继任国文系主任的胡适与马裕藻夫人陈德馨商讨治疗方案，胡特请协和最负盛名的魏毓麟大夫（西医）诊治，一年后，马重返北大国文系任教授。
（选自《老照片·第110辑》/冯克力 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年12月版）
1919—1949年这三十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在这三十年中，胡适先生是位重要而富有争议的人物。說他重要，是说谁也不能绕开他走，让他缺位的中国现代史，无论文化史还是思想史，都是残缺不全的历史陈述。说他富有争议，是说认为他好的把他夸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认为他坏的甚至把他列入“战犯”。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历史的认识趋于理性，胡适先生也从消失到出现，对他的评价也从极端走向客观。
一、胡适与马裕藻
杨向奎先生在 《百年学案》 中对胡适先生有如下评语：“胡适是一位天才的学者，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而且是因为胡适的许多优秀研究成果，至今无人与之比肩。他的性格与学识使之成为一位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他强烈的社会与历史的责任意识使他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无比关注，并为之积极努力地工作和奋斗。他给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带来了崭新的风气，他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开启了当代学者的研究视野。在当今中国哲学、文学、史学研究领域，无不可以看到胡适的影子。他独特的视角，缜密的考据，比较的研究，历史的意识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石。只有‘五四’这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才能诞生胡适这样的天才学者；也只有‘五四’时期热烈而自由的学术讨论的氛围，才能造就胡适这样的学术大家。可以说，胡适代表了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时代。”
这里用严谨的学术语言对胡适先生做了认定，和我们的感受是一致的，比我们更规范，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大段引用。
马裕藻先生在“社会与历史的责任意识”“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无比关注”“积极努力地工作和奋斗”诸方面与胡适先生是声气相投、价值观一致的。
马先生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读书与革命并举，曾从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习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 （三学总称小学），同时积极从事光复会革命活动。光复会会长为蔡元培，成员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章炳麟 （即章太炎） 等。以章太炎为主讲的国学讲习会，听课者很多为光复会或同盟会的成员，籍贯则以浙江人、四川人居多。其中最常听讲的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周树人 （鲁迅）、周作人、黄季刚、沈兼士，后来成为五四前后北大文史教学的中坚，以至于被称为“某籍某系”。在东京，光复会同志基本都是单身汉，马裕藻是夫妻同来日本留学的，且育有两个孩子 （马巽与马珏），当时租了一个日本小楼，夫妻小孩及保姆住楼上，徐锡麟、陶成章等住楼下。马巽回忆：他在日本上幼稚园时父亲常带他去章太炎家，太炎先生的毛瑟枪是他爱不释手的“玩具”，看他喜欢，有一天太炎先生说：“这把枪送给你吧！”他喜出望外，但这真枪很重，怎么拿回家呢？陶成章在旁说：“我帮你拿回去。”陶用报纸把枪包好，单手提携，举重若轻，平安走回居住的小楼。陶能文能武，疏财仗义，有古侠士风。
马裕藻先生1913年即任北京大学教授。蔡元培先生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920年聘马裕藻为国文系主任，直至1934年由胡适来接任。
五四时期是新旧文化冲突激烈的时期。马裕藻等来到北大，显然是新生力量的代表，打破了守旧的“桐城派”势力主宰的局面。
1913年，教育部“语音统一会”在北京开会，各省派两名精通小学且旁通两门外语的代表参加，浙江代表是马裕藻和朱希祖。与会代表各抒己见，争论热烈异常，马、朱等人的方案在27种拼音方案中脱颖而出，修改后的方案最终通过，命名为“注音字母”，马、朱因而声名鹊起。“注音字母”1918年正式公布实施，推行了四十年，成为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的源头。
1918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后浪推前浪，新人换旧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生代又开始了新陈代谢的新流程。时代前进，学术更新，这是正常规律，但新人旧人并无你死我活的争斗，而是“和平过渡”，这与他们从根本上的目标还是相同的有关。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强盛，文化的发达，文明的进步，是他们共同向往并为之奋斗的目标。蔡元培校长回忆：“那时候因为 《新青年》 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以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整理国故是胡适先生诸多成就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叫国故而不叫国粹，以其并非全为精粹也，这说法始于章太炎。胡整理国故首先强调的是方法，强调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他对安徽戴震 （东原） 这位清代思想家很是重视，曾写 《戴东原的哲学》。而马裕藻也很重视戴震，曾写 《戴东原的音韵》。两下一唱一和，共同发扬戴东原的学说。可惜“戴学”在北大不如“红学”那么吃香。
马裕藻长胡适十三岁，学术背景也大不相同，但在北大同事多年，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
1931年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开始整顿北大文史方面偏重浙人的局面。1933年胡适致信马裕藻：“幼渔先生：前日与梦麟兄 （注：蒋梦麟，时为北大校长） 谈文学院各系预算事。我们都感觉国文系的课程似宜尽力减少，教员亦宜减少。……鄙意以为如此改组，讲师或可去三分之二以上，教授亦可减少二三人，至少可减少一二人。鄙见定多外行的话，乞先生裁定。总之，现在之一百多点钟实在太多，似可减少到六十点左右。先生以为如何？匆匆奉商，乞鉴原。弟胡适上。”态度是尊重的，口气是商讨的，但意志是坚定的。后来，1934年，马裕藻终于从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国文系主任位上卸职，由胡适接任，但仍被聘为教授，直至1945年去世。 马裕藻之位由胡适继任后，马胡关系一直融洽。据马裕藻幼子马泰回忆，马裕藻卸任后还曾以送一程的责任感写信向胡适提出自己对办理事务的意见。当然采不采纳，是另一回事了，无论怎样，这并不影响二人友好相处。
鲁迅全集出版一事很能说明这一点。1936年鲁迅去世，马裕藻献挽联，联曰：“豫才先生千古：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菿 （注：菿，音dào，大）汉阁；清任高风，均平思想，同心深契乐亭君。弟马裕藻敬挽。”菿汉阁指章太炎，乐亭君指李大钊，意思是，鲁迅文章来自章，思想同于李。鲁迅去世后，书商纷纷盗印其著作，于是其生前好友谋划出版鲁迅全集以维护知识产权。为此成立鲁迅全集编委会，由蔡元培、许寿裳、台静农、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七人组成。许广平当仁不让，更是全力以赴。
问题来了。鲁迅著作原多由北新书局出版，但双方因版税纠纷而生嫌隙，甚至对簿公堂，再度合作，似不可能。商务印书馆为出版界老大，转请商务馆任印事，当然是个好主意，但总经理王云五在鲁迅生前便与之有隔阂，此时是否愿意伸出援手，恐在两可之间。许广平与商务馆接洽未果，转请蔡元培推荐。蔡一向富于人情味，乐于助人，对于推介之请，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王云五深知蔡之为人，故也就对蔡的推荐不大考虑。鉴于王云五之商务印书馆并非全拒左翼作品，如瞿秋白的 《赤都心史》、蔡和森的译著都曾由陈独秀请胡适出面推荐而得出版，其原因在于王云五与胡适是至交，王长胡三岁，曾是胡的恩师，胡推荐王进入商务印书馆并支持他的改革，使王成就了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请胡适帮忙的事由许寿裳、马裕藻二人承接下来。许让马出马。马裕藻向胡适提出请求，结果胡适一口答应了。许寿裳1937年致许广平信说：“与商务馆商印全集事，马幼渔兄已与胡适之面洽，胡适表示愿意帮忙，惟问及其中有无版权曾经售出事，马一时不便作出定语，裳告马绝无此事，想马已转告胡兄。商务回音，俟后再告。”这信表明胡不是送空頭人情，而是脚踏实地地问及版权事，马也不是漫天说话，而是不知为不知，不當场作肯定语。这些细节表现了那辈学人做事的务实、严谨。
鲁迅的思想和胡适的思想不是一路，所以彼此之间向来存有异见。马与许为冰释前嫌，做了努力，以胡适一贯宽厚待人的胸襟，从来是把观点不同与人际交往严格分别对待的，所以胡适接受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名义。这些过程在许寿裳与许广平、许广平与胡适的通信中都有记载。
胡适不仅按许广平要求写了介绍信寄给许寿裳，他还另专写一信直接寄王云五，王云五与许广平当面商谈，事告解决。许广平曾有一信致胡适：“六月九日奉到马、许两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尝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事情发展好像很顺利，可是商务馆印鲁迅全集事终未成功。原因不是王云五，而是北新书局坚持不放弃版权。胡适在此事一开初就一语直奔要害，不幸而言中，到底是熟谙出版流程的行家。
马裕藻与胡适还有一段来往，也很说明二人的关系。
1920年胡适有病，到1921年，胡在 《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 中记述道：“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病。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对于中医的价值，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而且对立非常严重。千年以来，本无异见，但自从晚清开启国门，西医学说进入中国之后，中医是否科学，就一直成为争议不休的话题。胡适本也是反对中医的，反对中医的名人大有人在，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都是非同小可的重量级人物，但中医并未因名人乃至政府当权者的反对而衰落消亡。
胡适在他1923年日记中记道： “思永的病今天很重了，终日出汗多次，饮食不进。陆仲安看，说没有大希望了。思永为三哥振之之子，三哥病肺痨三年，将死时始生此子。永幼时手足骨节处皆发现肺结核，故两指与一手均拘挛不能伸直。”“他的病，据陆仲安说，‘虚劳已成’。今日尤使我们恐慌。”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因自己病被陆治愈，对陆仲安特别信任。
就在上述胡适文章中，还记述了马幼渔之弟马廉的病情：“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
由是胡适开始不仅相信西医，也相信中医了。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孙中山12月31日抵京，其时孙已是肝病重症在身。1925年1月20日，协和医院诊断孙为肝癌晚期，并进行了手术，但病入膏肓，回天无力。孙中山2月18日出院回家。宋庆龄建议请陆仲安来，但孙中山不信中医，拒绝中医诊治。胡适素来推崇孙中山，孙中山对胡适也有深刻的良好印象，胡以自己1920年的亲身经历劝孙试试，于是孙同意让陆仲安来。陆仲安望闻问切之后，开了药方。依方炮制服下后，脚肿消退，体温与呼吸均有改善，虽然没能挽回孙中山的生命，但在减轻症状，延长生命上起了一定作用。迁延至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其后，中西医之争一直不断，直至21世纪。最有名的当属汪精卫授意的1929年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在没有中医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竟通过了取缔中医的法案，引起全国中医抗议。北京中医施今墨、孔伯华率华北中医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挑战西医，要求进行中西医比赛。比赛方法是集中十二名疑难病人，由西医任选六人，其余六人由中医诊治。结果中医将六人全部治愈。更有戏剧性的是，当时汪精卫岳母患恶性痢疾，西医没治好，施今墨给治好了。施大夫开了十天药，汪之岳母问何时再来，施回答：“三天痢疾止，五天胃口开，十天痊愈，无须再来。”结果一如所言。
其实，中西医各擅胜场，西医是显微镜，看得仔细真切，中医是广角镜，看得宽广全面，两者结合则效果更加显著，互相伤害，吃亏的只能是患者。
1935年马裕藻因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中风，病情险恶，继任国文系主任的胡适与马裕藻夫人陈德馨商讨治疗方案，胡特请协和最负盛名的魏毓麟大夫（西医）诊治，一年后，马重返北大国文系任教授。
（选自《老照片·第110辑》/冯克力 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