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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方面要新建、续建一百二十个大项目，主要为三十个大电站，八个大型煤炭基地，十个大油气田，九个大有色金属基地，十个大化纤厂，十个大石油化工厂，十个大化肥厂；新建、续建六条铁路干线，改造九条老干线……
国家计委1977年12月《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
这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思路相同：以行政力量，动员全社会资源搞工业，不顾协调发展，牺牲农业和民生。但很快，这样的“大跃进”被务实派阻止了。以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万难继续大跃进。
由于强调发展重工业，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物资匮乏，票证满眼。1976年，一个北京市民每月粮食定量三十斤，可分配半斤油票，可凭副食本买半斤鸡蛋、一斤猪肉、半斤豆腐、二两粉条、一两芝麻酱和一块肥皂。当时农副产品便宜，一块钱可以买十二到十三个鸡蛋，一斤大米不到零点二元，一斤切面零点一八五元。但工业品就贵得多，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元，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八十七元，一块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而大部分北京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最高的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一百零八元。
1977年6月，日本记者川中子真从蒙古入境中国。他发现中国物价很便宜，一顿饭，两瓶啤酒、一个汤和一盘烩鸭杂拌，要价一千日元，合人民币六点五元。而北京饭店的早餐只要二百日元，合人民币一点三二元。
当时提供的可供外国人参观的一个工人样板家庭，夫妇及孩子共三口人，月收入一百二十元，支出只要十几元，每月能有八十多元的储蓄。显然，这个工人家庭的收入是虚高的，而支出则缩小了。当时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二百二十元，如果每月有八十元的储蓄，看病上学又几乎不花钱，还不仨俩月就扛个电视回来？这不符合实际情况。那时，工资就是城里人收入的全部，不像现在只是零头。因此，1978年改革开放，第一招便是全国百分之六十的职工涨了工资，这如何不教人欢欣鼓舞？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与这种生活状态相对应的是低下的生产水平。1978年6月，日本 《读卖新闻》 驻香港记者松勇永二参观了上海一家集成电路工厂，他写道： “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得一点灰尘也没用，相比之下，上海这家工厂简直像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说，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松勇永二还观察到，工厂的基础人才极为缺乏，比如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三十一名技师，平均年龄是五十六岁。
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邓小平1978年5月30日对胡乔木等说。《邓小平年谱》 上册，320页
虽然邓小平说话霸气，但实际上，当时他并无足够强大的政治实力。他的对手有尚方宝剑：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 杂志的社论 《学好文件抓住纲》 的主旨。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胡是第三把手。此时，邓小平还没出山。胡耀邦利用党校这个理论平台，下劲操持党校内部刊物 《理论动态》。他曾对身边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 《理论动态》。
1978年5月10日，第六十期《理论动态》打头阵，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5月11日《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按当时规定，如果要以社论的名义发表重要文章，须经中央政治局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审定，当时是汪东兴，必受挫折；第三天，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都在头版全文转载，新华社发通稿。
有人不高兴了。5月18日上午，汪东兴找人谈话，说这篇文章是对着毛主席来的， “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晚上，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对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人说：要用鼻子闻一闻，不要以为 《人民日报》 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定论了。
确实尚无定论。虽然“实践”一文已发，但邓小平依然没有足够胜算。谭震林应 《红旗》 杂志约稿撰写 《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却又遭拒登。11月，邓小平说：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 《红旗》 不愿登，可以送 《人民日报》 登。为什么 《红旗》 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才真正确立了领导位置。这之后，他的话语更为直率。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齐，后者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保留下去”，邓小平说：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有，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敬。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究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邓小平说的安徽省凤阳县那个小岗村，如今已成为农村改革的标志。
凤阳人天生就喜欢自己单干，就像安徽无为人喜欢外出当保姆一样。1957年正是全国大踏步地走进人民公社的年月，而凤阳却发生退社风潮，哄闹乡社干部和工作组。社员要求退社的原因是：办高级社时干部强迫入社；领导乱指挥造成生产混乱，全年少收粮食四十万斤；耕牛死亡严重，缺草料；干部自私不劳动却生活好，作风不民主；单干户生产好生活好，还有多余的草料卖给社里，借钱给社员。 钱从哪来？海南非法从岛外购进外汇五点七亿美元，这是国家允许海南提留外汇的十倍。同时，进口洋玩艺儿的贷款累计达四十二点一亿元，比海南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还多十亿元，至案发时尚有二十一点一亿元未还。
海南出事后，海南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雷宇被降级到广东花县、增城等地任职，数年后官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初，六十一岁的雷宇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太累了，退下来后不需要给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将好好读书，研究问题，并照顾我九十六岁的老母的起居，尽一点为子之责。
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
袁庚1981年对到访的李嘉诚、霍英东等十三位香港富豪说
当时这些香港富豪来蛇口参观，提出入股共同开发这片土地，被袁庚婉拒了。后来，袁庚后悔了，如果当初允许这些资本家入股，使蛇口完全资本化，或许蛇口会更有活力，更少受到传统体制的掣肘。在离休之前，袁庚力排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企业股份化，走到体制外，这三家公司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和南山（港口） 开发公司，如今个个精锐。老一辈经济学家宦乡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
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
邓小平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
10月8日，邓小平进一步阐述： “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的、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邓小平前一段话是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金融体系已被破坏殆尽，甚至不如计划经济时期，银行只是财政的大出纳。后一段话是说，中国金融要改革，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虽然当时还没有现代金融、公司治理结构、巴塞尔协议等等名词。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他也是从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走过来的。但在1979年他就意识到金融不是这样搞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根。
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刚刚恢复没几年的中国农业银行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被并入财政部。之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业务已在1958年停办，保留下来的部分海外业务也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这还不算完，1969年7月19日，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合署办公，对外只保留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也与财政局合并。至此，中国金融真正实现计划体制的大一统：计委定盘子，财政拨钱，银行当出纳。
改革开放后，1978年1月1日，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分开办公。1979年3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恢复。3月，中国银行被指定为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8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与财政部分离，受财政部委托，仍然代理行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职能。11月19日，保险恢复国内业务，重新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又办理具体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这怎么好？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承接了过去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金融经营业务。从198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逐渐承担起对金融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且战且退，专职做“裁判员”。
专业银行体系的恢复和建立，使银行的经营范围明显加大。1979年前，银行贷款仅限于对工商企业、建筑施工企业的临时性、季节性的超额流动资金的贷款，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均由财政部门无偿划拨——那时，银行才是拾遗补缺。1981年，国务院决定企业所需资金由银行贷款，即“拨改贷”。从1983年6月起，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个部门共同管理，改由银行统一管理。在全社会，资金的集中和分配从以财政为主，逐步转向以银行为主，据统计，由银行信贷渠道供应的资金占比已从1978年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四上升到1986年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四。
国有四大银行的建立，似乎是市场经济增加竞争主体使然，其实恰恰相反。与安徽小岗村自下而上的农村承包不同，四大银行的建立初衷正是由政府主导，按照计划经济的行业管理的思路设立的。四大银行分别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分兵把守，业务严格划分，工、农、中、建一一对应。
在国有专业银行纷纷恢复和建立的同时，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著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后荣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社会主义的股份公司与马克思所论述过的工人合作工厂一样，是一种公有制性质的企业，有利于为社会主义建设筹集资金，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和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有利于待业人员安排，它是社会主义企业一种可行的模式。
孙广林1980年9月25日在《工人日报》 刊登《怎样看待股份公司的性质》 一文
日后被奉为法宝的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被解决知青回城就业问题揪出来的，当时大家并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中国微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基础。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据说，在这个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厉以宁后被称为“厉股份”。
当然，那时的股份制是集体经济股份制，只是限制在类似北京大碗茶之类拾遗补缺的合作社里，完全不牵扯到国营经济。但即使这样，也是刀光剑影，漫天口水。按资分配？不劳而获？剥削有理？这是共产党人批判资本主义的要害之要害。刘少奇就深受其害。
不仅是股份制，商品经济亦饱受诟病。1983年红旗出版社把部分批判商品经济的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称对“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薛暮桥由于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作检讨。刘国光由于在《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称“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也被批判，被责令在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作检讨。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又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调控方式，这些都触动了计划经济的根基。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及1989年的风波，经济改革再次陷入低潮，间接调控的提法消失了，“鸟笼经济”的比喻再一次被官方肯定。
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李鹏和乔石在座，专家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显、吴树清、肖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许毅打头炮，说改革出了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吴敬琏针锋相对：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应该明确市场经济。袁木接过话头说：中央从来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说：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市场经济”……
座谈会后几天，据传吴敬琏受到了批评，一位领导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再两年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判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今天，中国正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
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关于深圳特区的顺口溜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东深圳，逃港风复起。1979年6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文号召全省人民与之作斗争，对有功人员将给予奖励。
堵不是办法。1978年，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多次到宝安和香港边界查看。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这边却一片荒芜。8月，在习的支持下，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带队到深圳珠海考察，之后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这两个渔村依托香港和澳门，建成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的边城。
谷牧回忆说：1979年4月，在一个中央会议上，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在深圳、珠海和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小平同志十分赞同，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深圳特区的超高速发展，最大可能地缩小了与香港的经济势差，形成一个缓冲带。四个特区抓住亚洲四小龙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二次转移之机，大力吸引海外资金、人才、管理和技术，统称“四个窗口”，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并取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经验。
但口水是免不了的，比如有人说，深圳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都变了颜色。1984年1月邓小平到深圳，有人指着街上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问邓小平，邓还是那口气：“这个口号，没什么问题嘛。”
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1988年9月11日查问
在交易所成立之前，股票、股份公司、场外交易已存在。1988年7月，金杯公司发行股票。金杯董事长赵希友突发奇想：何不将股票拿到北京去卖？9月8日，他们像地摊小贩那样在国家体改委办公地二十二号院支上桌子卖股票，共卖出二点七万元。国家体改委与中南海还隔着一道墙，但9月11日《人民日报》 发布了一条消息，题为 《中南海里购股票》。
在中南海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股票是私有制的物件，股票分红，就是用资金来赚钱，就是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在中南海卖股票，是不是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买股票了？也参与股份经济的经营活动了？姜昆说相声“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但这只能是相声。
赵希友到北京写检查那是必须的，但这并没有挡住1992年10月9日华晨金杯股票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从开盘价十六美元上扬至二十美元 （这背后有仰融的操办，此人日后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一景）。只是，赵希友又被叫去作检查，有组织无纪律。今日众多中国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撞得鼻青脸肿，但几近二十年前，愣是被“金杯”这样一个小伙计拔了头筹。2007年，华晨金杯在纽约退市。
现在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到了不进则退的阶段。今后一段时间，主要将对物价进行改革。
邓小平1988年5月25日会见美国客人时说
政府死死地控制了物价二十年，这是一个越来越重的包袱。比如北京，每年过国庆都要供应一点带鱼，政府要给补贴。但市场化了，1986年带鱼的调入价涨到每斤三点八元，比前一年高出整一元。为此市政府开了五次会，要么不吃，要么财政补贴。全市吃一次带鱼少说要一千万公斤，这要财政掏两千万元，正好是一座立交桥的造价。
放开物价，是绕不过去的雪山草地。1988年3月，上海调整二百八十个种类商品的零售价，涨幅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之间。4月，国务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价变动给职工补贴的方案。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宣布用五年时间放开物价。国务院成立了物价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出任主任。5月19日，新华社通电： “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
5月28日陈云对李鹏等谈话时说：“物价不可能一下子理顺，任何国家都有补贴。”看来陈云是有顾虑的。6月9日，《人民日报》 发表 《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社论。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原则通过 《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新华社的报道称：“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的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
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甚至是盐，肥皂，火柴。8月28日，上海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本购买。8月31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其中提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各地一律不得擅自提高，人民银行将开办保值储蓄业务等。从1989年2月开始对彩电征收特别消费税和国产化发展基金，四千元左右的十八英寸彩电要征九百元。同时实行彩电专营，上海市两千个销售点被砍到一百二十个。六个月后，全国彩电库存猛增到一百七十二万台。 1988年是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年物价指数上涨百分之十八点五，这个涨幅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百分之二十三点七的基础之上出现的。在错误的时间，启动了必须的行动。
物价首先是政治问题。1988年长沙白菜特大丰收，市场爆满，菜价大跌，菜店拒收，菜农请愿：我们按政府计划种了菜，为何不收？4月23日，长沙市政府拿出十一万元收购白菜，后销毁，约二百万公斤白菜被倒入池塘。有人怒问：资本主义有把牛奶倒入大海的事，难道社会主义也要出这种事？
1990年北京市准备以优质强化奶替换普通牛奶，但每袋 （二百五十克） 强化奶要涨价一分钱。这一分钱难坏了北京市官员和牛奶公司。如果不涨价，北京市每年要补贴二百一十九万元。但如果涨一分钱，有一封署名“言放”的群众来信在那儿等着呢： “大家对物价特别敏感，现在差不多又到了草木皆兵的境地了。不要再干有损共产党声誉的事情，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比思想上的更直接，更危害百姓。”
董辅初主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称：1989年以后，一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对党和国家的私营经济政策缺乏明确的认识，出现了大量歇业的现象。到1989年底，全国注册的个体户减少到一千二百三十四点三万户，比1988年减少百分之十五，从业人员减少到一千九百四十三点六万人，比1988年减少百分之十五点七。另有一个数据，到1989年底，私营企业从1988年的二十万家下降到九点零六万家。
谁料想，经过1990年到1992年的经济低迷，物价大关却已悄然越过。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宣布，三十二年间，中国第二次上调粮食售价，从4月1日起每五百克粮食售价上调一角一分。这回没有引起多大担忧。1993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出了一个新鲜事，两会代表委员报到换餐券时，不用交粮票了。这件事在当时没有引起大的注意，却标志着实施了四十年的粮食计划供应和购销体制的废除。
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邓小平1990年1月在上海过春节期间提出这个想法
实际上，上海人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了三人小组。李祥瑞回忆道：“当时，朱镕基对我和龚浩成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一年后上交所成立了，我遇见朱镕基又提起这件事，朱告诉我，在筹建交易所之前，他曾当面向邓小平报告过，邓小平说，好哇，你们干嘛。”
1990年春，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国外突然宣布，年内要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12月19日，上交所正式成立。此前，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这标志着，当年解放军进城即关闭的证券交易所正式回到中国社会。
到底出事了。我说，大家有什么好措施？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提议把明年五百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有人说这个办法不行，寅吃卯粮，要不要向上面请示？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里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我说，就这样定了，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事后我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层层请示汇报，那死定了。自己落处分就处分，不能出大事，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李灏回忆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股票爆市事件
事后国务院调查组查出，深圳内部截留的抽签表达十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四千一百八十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二十二人。1992年12月16日，市长郑良玉到江西当副省长去了，随后市委书记李灏也回北京了。
这年1月，邓小平南巡，以特殊的方式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掀起最后一场风暴。邓小平说：“办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要怕，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外资占四分之一 （指在深圳），公有制四分之三，四分之一我们还从服务、税收上拿回来些，没什么可担心的，深圳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允许试验，不试验不行，试一下就懂了。试了行的，就干，试了不行的，就改。不下水就学不会游泳，在试验中才能使干部成长起来。深圳有六万干部，是圣人。股票市场也有人不放心，让上海、深圳试验，现在看来还可以，资本主义的办法也可以用。解放前，上海搞股票，中国人也懂，试验对的，就在全国推广，错的就改，改了就是了，有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的另一段话，被证券业奉为护身之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点，也可以慢点，也可以有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实际上，高山平地起，大川兀自流，到了今天，“关了就是了”—— 那可使不得。
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
1993年11月11日邓小平同身边人员谈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
邓小平是1989年11月9日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至此，邓小平成了无官一介老百姓。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和弟弟邓垦谈道：“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邓小平主张干部退休由来已久。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1957年，他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退休制度总得想个办法建立起来，长期不解决不行。1965年11月，邓小平要求中央组织部建立一个机构，专门主持干部退休安置工作，各省也要搞，然后地委搞，把退下来的老同志安排好。结果，真正实行还是在邓小平任上。
邓小平的朴实令人敬佩。邓小平的女儿问父亲，长征中你干了什么？答：“跟着走。”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一份澳大利亚公民苏珊要求与一中国公民结婚的报告上批示：“很赞成。”1978年10月在日本参观一家汽车工厂，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98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审阅政协一份报告上批示： “不致开幕词，因为没有必要，无话可讲，但我可主持会议。”1984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一份工资制度改革文件上批示：“总的方针，我很赞成，具体办法，提不出意见，请国务院审定。”
他一生颇多曲折颇多传奇，“三起三落”。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
（选自《读库1205》/张立宪 主编/新星出版社/ 2012年10月版）
国家计委1977年12月《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
这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思路相同：以行政力量，动员全社会资源搞工业，不顾协调发展，牺牲农业和民生。但很快，这样的“大跃进”被务实派阻止了。以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万难继续大跃进。
由于强调发展重工业，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物资匮乏，票证满眼。1976年，一个北京市民每月粮食定量三十斤，可分配半斤油票，可凭副食本买半斤鸡蛋、一斤猪肉、半斤豆腐、二两粉条、一两芝麻酱和一块肥皂。当时农副产品便宜，一块钱可以买十二到十三个鸡蛋，一斤大米不到零点二元，一斤切面零点一八五元。但工业品就贵得多，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元，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八十七元，一块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而大部分北京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最高的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一百零八元。
1977年6月，日本记者川中子真从蒙古入境中国。他发现中国物价很便宜，一顿饭，两瓶啤酒、一个汤和一盘烩鸭杂拌，要价一千日元，合人民币六点五元。而北京饭店的早餐只要二百日元，合人民币一点三二元。
当时提供的可供外国人参观的一个工人样板家庭，夫妇及孩子共三口人，月收入一百二十元，支出只要十几元，每月能有八十多元的储蓄。显然，这个工人家庭的收入是虚高的，而支出则缩小了。当时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二百二十元，如果每月有八十元的储蓄，看病上学又几乎不花钱，还不仨俩月就扛个电视回来？这不符合实际情况。那时，工资就是城里人收入的全部，不像现在只是零头。因此，1978年改革开放，第一招便是全国百分之六十的职工涨了工资，这如何不教人欢欣鼓舞？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与这种生活状态相对应的是低下的生产水平。1978年6月，日本 《读卖新闻》 驻香港记者松勇永二参观了上海一家集成电路工厂，他写道： “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得一点灰尘也没用，相比之下，上海这家工厂简直像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说，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松勇永二还观察到，工厂的基础人才极为缺乏，比如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三十一名技师，平均年龄是五十六岁。
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邓小平1978年5月30日对胡乔木等说。《邓小平年谱》 上册，320页
虽然邓小平说话霸气，但实际上，当时他并无足够强大的政治实力。他的对手有尚方宝剑：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 杂志的社论 《学好文件抓住纲》 的主旨。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胡是第三把手。此时，邓小平还没出山。胡耀邦利用党校这个理论平台，下劲操持党校内部刊物 《理论动态》。他曾对身边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 《理论动态》。
1978年5月10日，第六十期《理论动态》打头阵，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5月11日《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按当时规定，如果要以社论的名义发表重要文章，须经中央政治局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审定，当时是汪东兴，必受挫折；第三天，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都在头版全文转载，新华社发通稿。
有人不高兴了。5月18日上午，汪东兴找人谈话，说这篇文章是对着毛主席来的， “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晚上，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对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人说：要用鼻子闻一闻，不要以为 《人民日报》 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定论了。
确实尚无定论。虽然“实践”一文已发，但邓小平依然没有足够胜算。谭震林应 《红旗》 杂志约稿撰写 《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却又遭拒登。11月，邓小平说：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 《红旗》 不愿登，可以送 《人民日报》 登。为什么 《红旗》 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才真正确立了领导位置。这之后，他的话语更为直率。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齐，后者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保留下去”，邓小平说：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有，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敬。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究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邓小平说的安徽省凤阳县那个小岗村，如今已成为农村改革的标志。
凤阳人天生就喜欢自己单干，就像安徽无为人喜欢外出当保姆一样。1957年正是全国大踏步地走进人民公社的年月，而凤阳却发生退社风潮，哄闹乡社干部和工作组。社员要求退社的原因是：办高级社时干部强迫入社；领导乱指挥造成生产混乱，全年少收粮食四十万斤；耕牛死亡严重，缺草料；干部自私不劳动却生活好，作风不民主；单干户生产好生活好，还有多余的草料卖给社里，借钱给社员。 钱从哪来？海南非法从岛外购进外汇五点七亿美元，这是国家允许海南提留外汇的十倍。同时，进口洋玩艺儿的贷款累计达四十二点一亿元，比海南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还多十亿元，至案发时尚有二十一点一亿元未还。
海南出事后，海南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雷宇被降级到广东花县、增城等地任职，数年后官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初，六十一岁的雷宇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太累了，退下来后不需要给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将好好读书，研究问题，并照顾我九十六岁的老母的起居，尽一点为子之责。
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
袁庚1981年对到访的李嘉诚、霍英东等十三位香港富豪说
当时这些香港富豪来蛇口参观，提出入股共同开发这片土地，被袁庚婉拒了。后来，袁庚后悔了，如果当初允许这些资本家入股，使蛇口完全资本化，或许蛇口会更有活力，更少受到传统体制的掣肘。在离休之前，袁庚力排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企业股份化，走到体制外，这三家公司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和南山（港口） 开发公司，如今个个精锐。老一辈经济学家宦乡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
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
邓小平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
10月8日，邓小平进一步阐述： “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的、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邓小平前一段话是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金融体系已被破坏殆尽，甚至不如计划经济时期，银行只是财政的大出纳。后一段话是说，中国金融要改革，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虽然当时还没有现代金融、公司治理结构、巴塞尔协议等等名词。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他也是从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走过来的。但在1979年他就意识到金融不是这样搞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根。
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刚刚恢复没几年的中国农业银行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被并入财政部。之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业务已在1958年停办，保留下来的部分海外业务也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这还不算完，1969年7月19日，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合署办公，对外只保留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也与财政局合并。至此，中国金融真正实现计划体制的大一统：计委定盘子，财政拨钱，银行当出纳。
改革开放后，1978年1月1日，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分开办公。1979年3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恢复。3月，中国银行被指定为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8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与财政部分离，受财政部委托，仍然代理行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职能。11月19日，保险恢复国内业务，重新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又办理具体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这怎么好？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承接了过去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金融经营业务。从198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逐渐承担起对金融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且战且退，专职做“裁判员”。
专业银行体系的恢复和建立，使银行的经营范围明显加大。1979年前，银行贷款仅限于对工商企业、建筑施工企业的临时性、季节性的超额流动资金的贷款，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均由财政部门无偿划拨——那时，银行才是拾遗补缺。1981年，国务院决定企业所需资金由银行贷款，即“拨改贷”。从1983年6月起，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个部门共同管理，改由银行统一管理。在全社会，资金的集中和分配从以财政为主，逐步转向以银行为主，据统计，由银行信贷渠道供应的资金占比已从1978年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四上升到1986年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四。
国有四大银行的建立，似乎是市场经济增加竞争主体使然，其实恰恰相反。与安徽小岗村自下而上的农村承包不同，四大银行的建立初衷正是由政府主导，按照计划经济的行业管理的思路设立的。四大银行分别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分兵把守，业务严格划分，工、农、中、建一一对应。
在国有专业银行纷纷恢复和建立的同时，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著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后荣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社会主义的股份公司与马克思所论述过的工人合作工厂一样，是一种公有制性质的企业，有利于为社会主义建设筹集资金，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和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有利于待业人员安排，它是社会主义企业一种可行的模式。
孙广林1980年9月25日在《工人日报》 刊登《怎样看待股份公司的性质》 一文
日后被奉为法宝的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被解决知青回城就业问题揪出来的，当时大家并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中国微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基础。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据说，在这个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厉以宁后被称为“厉股份”。
当然，那时的股份制是集体经济股份制，只是限制在类似北京大碗茶之类拾遗补缺的合作社里，完全不牵扯到国营经济。但即使这样，也是刀光剑影，漫天口水。按资分配？不劳而获？剥削有理？这是共产党人批判资本主义的要害之要害。刘少奇就深受其害。
不仅是股份制，商品经济亦饱受诟病。1983年红旗出版社把部分批判商品经济的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称对“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薛暮桥由于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作检讨。刘国光由于在《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称“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也被批判，被责令在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作检讨。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又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调控方式，这些都触动了计划经济的根基。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及1989年的风波，经济改革再次陷入低潮，间接调控的提法消失了，“鸟笼经济”的比喻再一次被官方肯定。
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李鹏和乔石在座，专家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显、吴树清、肖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许毅打头炮，说改革出了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吴敬琏针锋相对：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应该明确市场经济。袁木接过话头说：中央从来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说：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市场经济”……
座谈会后几天，据传吴敬琏受到了批评，一位领导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再两年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判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今天，中国正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
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关于深圳特区的顺口溜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东深圳，逃港风复起。1979年6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文号召全省人民与之作斗争，对有功人员将给予奖励。
堵不是办法。1978年，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多次到宝安和香港边界查看。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这边却一片荒芜。8月，在习的支持下，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带队到深圳珠海考察，之后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这两个渔村依托香港和澳门，建成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的边城。
谷牧回忆说：1979年4月，在一个中央会议上，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在深圳、珠海和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小平同志十分赞同，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深圳特区的超高速发展，最大可能地缩小了与香港的经济势差，形成一个缓冲带。四个特区抓住亚洲四小龙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二次转移之机，大力吸引海外资金、人才、管理和技术，统称“四个窗口”，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并取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经验。
但口水是免不了的，比如有人说，深圳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都变了颜色。1984年1月邓小平到深圳，有人指着街上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问邓小平，邓还是那口气：“这个口号，没什么问题嘛。”
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1988年9月11日查问
在交易所成立之前，股票、股份公司、场外交易已存在。1988年7月，金杯公司发行股票。金杯董事长赵希友突发奇想：何不将股票拿到北京去卖？9月8日，他们像地摊小贩那样在国家体改委办公地二十二号院支上桌子卖股票，共卖出二点七万元。国家体改委与中南海还隔着一道墙，但9月11日《人民日报》 发布了一条消息，题为 《中南海里购股票》。
在中南海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股票是私有制的物件，股票分红，就是用资金来赚钱，就是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在中南海卖股票，是不是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买股票了？也参与股份经济的经营活动了？姜昆说相声“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但这只能是相声。
赵希友到北京写检查那是必须的，但这并没有挡住1992年10月9日华晨金杯股票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从开盘价十六美元上扬至二十美元 （这背后有仰融的操办，此人日后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一景）。只是，赵希友又被叫去作检查，有组织无纪律。今日众多中国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撞得鼻青脸肿，但几近二十年前，愣是被“金杯”这样一个小伙计拔了头筹。2007年，华晨金杯在纽约退市。
现在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到了不进则退的阶段。今后一段时间，主要将对物价进行改革。
邓小平1988年5月25日会见美国客人时说
政府死死地控制了物价二十年，这是一个越来越重的包袱。比如北京，每年过国庆都要供应一点带鱼，政府要给补贴。但市场化了，1986年带鱼的调入价涨到每斤三点八元，比前一年高出整一元。为此市政府开了五次会，要么不吃，要么财政补贴。全市吃一次带鱼少说要一千万公斤，这要财政掏两千万元，正好是一座立交桥的造价。
放开物价，是绕不过去的雪山草地。1988年3月，上海调整二百八十个种类商品的零售价，涨幅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之间。4月，国务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价变动给职工补贴的方案。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宣布用五年时间放开物价。国务院成立了物价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出任主任。5月19日，新华社通电： “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
5月28日陈云对李鹏等谈话时说：“物价不可能一下子理顺，任何国家都有补贴。”看来陈云是有顾虑的。6月9日，《人民日报》 发表 《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社论。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原则通过 《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新华社的报道称：“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的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
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甚至是盐，肥皂，火柴。8月28日，上海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本购买。8月31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其中提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各地一律不得擅自提高，人民银行将开办保值储蓄业务等。从1989年2月开始对彩电征收特别消费税和国产化发展基金，四千元左右的十八英寸彩电要征九百元。同时实行彩电专营，上海市两千个销售点被砍到一百二十个。六个月后，全国彩电库存猛增到一百七十二万台。 1988年是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年物价指数上涨百分之十八点五，这个涨幅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百分之二十三点七的基础之上出现的。在错误的时间，启动了必须的行动。
物价首先是政治问题。1988年长沙白菜特大丰收，市场爆满，菜价大跌，菜店拒收，菜农请愿：我们按政府计划种了菜，为何不收？4月23日，长沙市政府拿出十一万元收购白菜，后销毁，约二百万公斤白菜被倒入池塘。有人怒问：资本主义有把牛奶倒入大海的事，难道社会主义也要出这种事？
1990年北京市准备以优质强化奶替换普通牛奶，但每袋 （二百五十克） 强化奶要涨价一分钱。这一分钱难坏了北京市官员和牛奶公司。如果不涨价，北京市每年要补贴二百一十九万元。但如果涨一分钱，有一封署名“言放”的群众来信在那儿等着呢： “大家对物价特别敏感，现在差不多又到了草木皆兵的境地了。不要再干有损共产党声誉的事情，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比思想上的更直接，更危害百姓。”
董辅初主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称：1989年以后，一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对党和国家的私营经济政策缺乏明确的认识，出现了大量歇业的现象。到1989年底，全国注册的个体户减少到一千二百三十四点三万户，比1988年减少百分之十五，从业人员减少到一千九百四十三点六万人，比1988年减少百分之十五点七。另有一个数据，到1989年底，私营企业从1988年的二十万家下降到九点零六万家。
谁料想，经过1990年到1992年的经济低迷，物价大关却已悄然越过。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宣布，三十二年间，中国第二次上调粮食售价，从4月1日起每五百克粮食售价上调一角一分。这回没有引起多大担忧。1993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出了一个新鲜事，两会代表委员报到换餐券时，不用交粮票了。这件事在当时没有引起大的注意，却标志着实施了四十年的粮食计划供应和购销体制的废除。
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邓小平1990年1月在上海过春节期间提出这个想法
实际上，上海人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了三人小组。李祥瑞回忆道：“当时，朱镕基对我和龚浩成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一年后上交所成立了，我遇见朱镕基又提起这件事，朱告诉我，在筹建交易所之前，他曾当面向邓小平报告过，邓小平说，好哇，你们干嘛。”
1990年春，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国外突然宣布，年内要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12月19日，上交所正式成立。此前，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这标志着，当年解放军进城即关闭的证券交易所正式回到中国社会。
到底出事了。我说，大家有什么好措施？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提议把明年五百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有人说这个办法不行，寅吃卯粮，要不要向上面请示？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里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我说，就这样定了，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事后我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层层请示汇报，那死定了。自己落处分就处分，不能出大事，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李灏回忆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股票爆市事件
事后国务院调查组查出，深圳内部截留的抽签表达十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四千一百八十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二十二人。1992年12月16日，市长郑良玉到江西当副省长去了，随后市委书记李灏也回北京了。
这年1月，邓小平南巡，以特殊的方式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掀起最后一场风暴。邓小平说：“办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要怕，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外资占四分之一 （指在深圳），公有制四分之三，四分之一我们还从服务、税收上拿回来些，没什么可担心的，深圳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允许试验，不试验不行，试一下就懂了。试了行的，就干，试了不行的，就改。不下水就学不会游泳，在试验中才能使干部成长起来。深圳有六万干部，是圣人。股票市场也有人不放心，让上海、深圳试验，现在看来还可以，资本主义的办法也可以用。解放前，上海搞股票，中国人也懂，试验对的，就在全国推广，错的就改，改了就是了，有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的另一段话，被证券业奉为护身之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点，也可以慢点，也可以有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实际上，高山平地起，大川兀自流，到了今天，“关了就是了”—— 那可使不得。
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
1993年11月11日邓小平同身边人员谈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
邓小平是1989年11月9日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至此，邓小平成了无官一介老百姓。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和弟弟邓垦谈道：“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邓小平主张干部退休由来已久。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1957年，他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退休制度总得想个办法建立起来，长期不解决不行。1965年11月，邓小平要求中央组织部建立一个机构，专门主持干部退休安置工作，各省也要搞，然后地委搞，把退下来的老同志安排好。结果，真正实行还是在邓小平任上。
邓小平的朴实令人敬佩。邓小平的女儿问父亲，长征中你干了什么？答：“跟着走。”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一份澳大利亚公民苏珊要求与一中国公民结婚的报告上批示：“很赞成。”1978年10月在日本参观一家汽车工厂，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98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审阅政协一份报告上批示： “不致开幕词，因为没有必要，无话可讲，但我可主持会议。”1984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一份工资制度改革文件上批示：“总的方针，我很赞成，具体办法，提不出意见，请国务院审定。”
他一生颇多曲折颇多传奇，“三起三落”。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
（选自《读库1205》/张立宪 主编/新星出版社/ 201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