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不能把着力点放在GDP增速上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的影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未提出全年的经济增速具体目标。社会上对此有一些疑虑，担心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态势会发生改变。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GDP增速是一项重要指标，但并不是一个国家发展态势的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发展质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着眼点着力点不能放在GDP增速上”。不过于纠结GDP，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贯思想。早在2014年，他就作出了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判断。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将原来的“高速”调整为“中高速”。
　　有人认为我国GDP增长率一旦“破6”，就会出现大规模失业。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社会上也曾流行过不能“破8”的说法。这些说法大多是受了“奥肯定律”的影响。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研究发现，美国的短期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成反比，且比值为1∶2，即经济增长率每提高2%，失业率会下降1%。
　　在笔者看来，用“奥肯定律”对中国经济下判断是张冠李戴：奥肯定律只是对美国特定时期经验数据的归纳，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力是最能动的要素，因此，不是增长决定就业，相反，是就业决定增长;而且增长与失业并不存在固定比例。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0.6%，2019年降为6.1%，可近10年我国的失业率并未上升，登记失业率一直稳定在4.0%～4.3%之间。

稳住经济基本盘需守住“六保”底线

　　以“六保”促“六稳”，是中央基于底线思维提出的重大战略，只要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所谓“经济基本盘”，就是政府宏观调控所希望达到的四大基本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适度增长。若将这四大目标再具体分解，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稳”与“四大目标”的关系，我们倒转过来看会更容易理解：稳就业，目的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而稳金融，则是为了稳物价;稳外贸、稳外资，旨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稳投资、稳预期，当然是为了稳增长。
　　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人们对政府宏观调控有以上四大目标并无异议，大家的分歧在于：以上四大目标应该如何排序，或者说应以哪一个目标为先？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就对政府调控目标怎样排序产生过争论。凯恩斯学派主张增长优先，货币学派则主张稳定物价优先。10多年前，国内有学者提出政府应优先“促进经济增长”。前年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表面上看，以上分歧只是排序不同，无碍大局，但如果政府调控目标排序不同，最终会导致宏观政策的发力点与着力点有所不同。
　　從操作层面讲，对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首先要确定科学的“排序规则”，没有规则便无法排序。只要规则确定了，排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应采用怎样的规则呢？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稳定”。邓小平同志有句名言：“稳定压倒一切。”当前中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也是强调“稳”。这就是说，政府调控目标排序应将“稳定”作为规则，或者说把“稳定”作为排序的主要依据。
　　关于调控目标的排序，学界主要关注如何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的关系;二是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若把“稳定”作为排序的主要依据，“充分就业”理所当然应排在“稳定物价”之前。通胀发生后，虽然人们的实际收入会普遍下降，但损失最大的是高收入者。可是失业不同，失业者大多是低收入者，一旦出现大面积失业，必然会危及社会稳定。同样道理，“稳定物价”应该排在“经济增长”之前。若将经济增长排在前面，政府为了追求增长会优先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难免引发通胀，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一个国家失去稳定，经济绝不可能持续增长。所以中央提出“六稳”，首先就是稳就业，其次是稳金融（物价），再次是稳外贸、外资（国际收支），最后是稳投资和预期（增长）。
　　综上分析可见，中央提出“六稳”，是对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科学排序，重在稳定经济的基本盘。换句话说，要想稳住经济基本盘，关键是要落实“六稳”。而“六稳”的首要目标是稳就业，所以政府必须优先保就业，因为保就业就是保民生。而要保就业和民生，又必须同时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保基层运转。只有守住“六保”，经济基本盘才能稳住。

守住“六保”底线，当务之急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占到市场主体的90%，而且创造了80%以上的就业。政府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其实就是保就业、保民生。若保不住市场主体，“六保”就会全线坍塌。
　　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加上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企业普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税费仍然较重，经营成本偏高，融资贵、融资难。为助力企业纾困，国家已推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电价、强化金融支持等一系列举措。
　　现在要研究的是，怎样将政策举措落实落细。比如减税降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增减税降费5000亿元;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其力度确实很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为了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国务院明确要求：将工商业电价降低5%的政策延长至今年年底;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同时减免国有房产租金;并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以上措施的实施，无疑可大大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而且已产生很好的效果，受到了广大工商企业的欢迎。
　　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看，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操作上可以作相应的改进。以电价为例，工商企业可先按市场价买电，然后由税务部门予以税收抵扣。这样处理虽然最终也是政府买单，但不会扭曲市场信号，可让价格引导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同时供电企业也不会因此产生政策性亏损，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
　　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另一突出问题，是融资贵、融资难。此问题由来已久，政府也采取过不少办法。20多年前，四大国有银行就设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近10年，国家又大力发展中小（股份制）银行。然而时至今日，中小企业贷款仍面临不少困难。何以如此？有观点认为主要责任是在银行，批评银行不该嫌贫爱富。笔者认为这种批评既不客观，对银行也不公平。银行也是市场主体，中央强调保护市场主体，其中也包括保护银行。银行是企业，不仅要盈利，同时还得考虑储户存款安全。中小企业要是没有资产抵押，银行自然不敢放贷款。所以要让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前提是要让银行有安全感。否则，企业向银行贷款没有资产抵押，贷款到期收不回怎么办？一方面，银行希望贷款安全，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却没有财产抵押。这个困局怎样破解？目前的办法是鼓励银行放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企业贷款难，可银行还是缺乏安全保障。可取之策，应该由政府组建担保公司，这在为企业提供担保的同时，也为银行免去了后顾之忧。
　　（摘自《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