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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振武湖北罗田人,后寄居竹山县。1877年出生,少时在湖北省立师范学堂读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这个时候,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威逼下,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时代,同时,也是新思想萌芽的时代。从甲午战争,到各帝国主义以武力划分势力范围,帝国主义的炮声震撼了这位富有爱国思想的青年,他认为,“大丈夫忍为奴隶国民耶?”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05年,他变卖了家产,自费到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又加入体育会,苦读兵法。1907年,由刘彦介绍加入同盟会,担任湖北方面组织工作。后因徐锡麟、秋瑾在安徽起义时,张振武暗中参与,事败后,逃避到长崎,然后回到湖北。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张振武回国后,以教书为掩护,一面联络革命志士,一面向学生授以革命思想的教育,扩大革命队伍,并于1911年6月,在武汉参加了由孙武、焦达峰成立的共进会武昌分会,负责财务、筹款、购运军火。为了筹集军款,他再次回竹山变卖家产捐助。这次所为引起了官吏的注意,派人侦查,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得以解脱。8月,他筹划起义,准备以身殉国,将一子寄崇阳鲁家,嘱咐说:“如事败垂成,幸善教此子,令继我志也。”然后,以黄丝夹炸弹,盛衣箱10多口,进武昌城。这时,武昌城已闻风声,全城戒严,戎守兵坚持检查,张振武一看不能免,就用掌碎箱锁,手上鲜血淋漓,让守兵检查,守兵反有惧色,放其入城。武昌起义时,张振武是领导者之一,是武昌起义有名的将领。他为武昌起义积极准备,布置安排,督军作战,出生入死。
武昌起义后,张振武当选为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当时由于军务部长孙武受伤就医,另一副部长蒋翊武外避未归,张振武就为代理部长,一人主持着军务部的工作。他知道在刚刚诞生的湖北军政府中,军务部长的责任重大,为了扩大武昌起义的成果,争取实现民主共和国的重要任务,张振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冲锋陷阵,安抚民心。当清军迫进新汤,汉阳危急时,张振武亲自率军务部人员及卫队奔赴前线。在战斗中,张振武右臂受了重伤,身落水中,几乎丧命,被护送回武昌治疗。当夜,汉阳失守,张振武不顾伤痛,举刀骑马,沿街呼号“汉阳失守,是我军疑兵之计,武昌万无一失”,军心大安。不久,黄兴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作战之事。当时有人主张放弃武昌,退守南京,张振武表示反对,他说:“汉口与汉阳仅隔襄河,大敌临前,尚能支持月余,武昌为兵事重地,据此一隅,已制全国,尚不死守,则东南摇动,望风而靡,此不能弃武昌者一;长江天堑,北军岂能飞渡,武昌饷械充足,能战之士数万,背城借一,未必即败,此不可弃武昌者二;多省援兵,陆续来集,若退守南京,援兵准不战自溃,则武昌既失,敌据荆、襄上游,以制湘、桂死命,且分攻九江、安庆,南京虽为我有,亦不过如洪秀全之苟延时日而已,此不可弃武昌者三。有此之不可弃,敢言弃武昌者斩。”随后,向官吏动员,死守武昌,官兵为张振武所动,声如雷动,誓死与武昌共存亡。张振武一边向四处派兵,一边遣人演说,安抚百姓之心,同时请湖北军政府军督都黎元洪避洪山卓力泉,黎元洪临行哭着说:“天下大事,尽付君手,好自为之。”张振武流泪发誓,一定死守武昌。当时,敌军弹如雨集,军务部的办公桌也被炸弹炸毁,张振武镇定自如,组织转移,另地办公。每当傍晚张振武必亲自带兵巡城,待秩序好转,又迎黎元洪入城。随即,南北议和。张振武怕南北议和无效,就到上海购买枪支,以备急用,并在上海成立民社。回到武昌后与孙武共建民社武汉支部。南北临时政府成立后,张振武对临时政府权力分配不满意,特别是对于黎元洪受重用心中不服,逐渐与黎元洪产生了矛盾,黎元洪就以让张振武做袁世凯总统府军事顾问为由,解除了他军务部的职务。张振武对黎元洪也是人前背后,谩骂不讳,从而,酿成了以后的祸根。
二
1912年8月10日,张振武来到临时政府的驻地——北京,这是他在这一年之中第三次应召入京。第一次是5月,被袁世凯授以总统府的顾问,张振武非常不满,知道这是个被凌空的虚衔。张振武生性耿直,胸无城府,又在武昌起义中立下了战功,可谓是显赫的功臣,对如此待遇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所以,张振武不去就职。随后,张振武又被委任为蒙古调查员,他又没接受。他提出主持屯垦事务,袁世凯被迫同意,委任其为蒙古屯垦使,可当张振武要求设立专门机构时,袁世凯便反对,张振武一气之下,不辞而别。6月返回湖北,设立屯垦事务所,并每月向黎元洪索款1000元,准备招募精兵,赴蒙古镇抚。他知道,黎元洪对他这一做法是非常不满的,但又无可奈何,所畏惧的是他手中那张王牌,一支精干的武装——将校团,也正基于这一点,张振武也感到腰粗和气壮。自从上次入京不欢而散后,张振武心情更为沉郁,深有被冷落之感,再加上他与孙武和蒋翊武之间,都以功臣自居,互不服气,争权夺势,互相诋毁,隔阂很深,这在他的心头上又蒙上了一层不乐的烟雾。但这次来北京,心情确有了一些好转,原因是通过议员刘成禺、郑万瞩为孙武和张振武调解,互吐肺腑之言,已言归于好,这对张振武来说,如同拨雾见日,深暖胸怀。人生之快乐,莫过于同志的理解,朋友的衷恳。黎元洪借此机会派人说服张振武就任总统府顾问,张振武应允,这才应袁世凯“商议国是”之电请,来到北京。同时,张振武赴京也有他自己的心思,想借此机会,调诣革命党内部人员之间的矛盾,促进党内的统一。
再说袁世凯,自从1912年2月15日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就采取一系列阴谋手段,削弱革命党的力量,进行独裁统治。他首先制造北京变乱,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又搬出外国人从中调解,最后以革命党人的让步,放弃坚持让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原则,达到了在北京就职的目的。但袁世凯还不甘心,为了让北洋军阀完全操纵革命临时政府,大权独揽,袁世凯又运用各种手段破坏了革命党人提出的“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和“国务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等协议。首先,袁世凯坚持让他的亲信唐绍仪担任了第一届内阁总理。为了达成双方兼顾的协议,同时,又让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袁世凯认为,唐绍仪虽然加入了同盟会,也只是应个景,搞个“鬼画符”而已,唐绍仪不会摆脱他的控制,内阁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幕僚机构。但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在袁世凯的淫威威逼下,受了西方高等教育的唐绍仪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认为,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采取与同盟会合作的态度,所以他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袁世凯发生冲突。内阁组建时,袁世凯提出了12个人选,其中只有两名是革命党人,其余全是清朝旧吏。在南京军政府的反对下,他作了一些变动,但主要职务仍不让革命党人担任,如:外交、内务、陆海军等部,袁世凯仍把持不放,安插自己的亲信。特别是对陆军总长一职,更是争夺激烈,南京革命将领坚持要黄兴担任,袁世凯要段祺瑞担任。在这个问题上,唐绍仪同意南方的意见,最后仍然是以怕引起“内乱”为虑,革命党人让步,让段祺瑞就职。在裁军和用人上,唐绍仪坚持公平,有时与袁世凯争论不休,并对袁世凯说,同盟会诸君皆以诚意。袁世凯对唐绍仪开始猜疑,说他有独树一帜之意,说唐绍仪是“专事献媚同盟会,行动离奇”,特别是在“借款”问题上,内阁的风波更大。内阁成立后,因财政困难,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以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为条件,并责怪唐绍仪曾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之事,要唐向他们“谢罪”。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反对六国银行团的嚣张做法。同盟会不同意借款,并提出筹集“国民捐”。唐绍仪同意同盟会的意见,拒绝了六国银行团的无理要求。袁世凯认为唐绍仪损害了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非常愤恨。同时,统一共和党、共和党也纷纷指责唐绍仪,并有推唐绍仪下台之势,借此排挤同盟会。同盟会内阁成员看到此情景,感到责任内阁决无实现希望,提出要辞职,唐绍仪赞成,他说:“公等辞职,我亦借此以辞。”后来,由于唐绍仪和同盟会达成协议,让王芝祥任直隶总督,但被袁世凯强行改为张锡銮,唐绍仪不能再忍,遂辞职去天津,“唐内阁”宣告结束。
对于第一次内阁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各党派,特别是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争夺临时政府的政权,改变内阁革命性质的斗争,是对革命的反扑,并没有认清袁世凯搞封建专制的狼子野心,而认为这是“党见”之争,提出组织“纯党内阁”。所谓的“纯党内阁”,是同盟会想利用自己的力量,组织由同盟会成员组成的内阁,以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但袁世凯更计高一筹,提出“超然混合内阁”,提出让无党无派的陆澂祥为总理。陆澂祥虽然表面上无党无派,其实一切都听袁世凯的,同盟会坚决反对,开会议决同盟会成员不参加内阁以示反对,但共和党支持袁世凯,表示“以大总统信任之人,各党派不必干涉”,还积极为袁世凯拉拢统一共和党,许诺将支持该党的参议员为国务员。统一共和党为了使自己的人也进入内阁,共同支持袁世凯,这就更给同盟会限制袁的斗争蒙上了一层党争的色彩。随后,统一共和党见袁世凯所拟6位内阁补充人选中,没有他们的人,自知受了共和党的愚弄,愤愤不平。于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言和,提出了不信任总理,与袁世凯对抗。共和党部分议员也说总理不称职,与袁世凯离异。这样袁提出的6位阁员,投票时全部遭否决,形成了全国性的风潮。袁世凯支持北洋军阀集团攻击同盟会,“只知有党,不知有国”,采取高压手段使第二次投票时,通过了他提出的阁员名单,袁世凯对参议院施加种种压力,并派出军队。这时,共和党把责任全推到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头上,通电攻击两党有意陷国家于无政府地位。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与袁世凯一番斗争后,部分议员屈从于袁,投了同意票。第二次选举时,袁世凯提的6位阁员竟获通过。这次反对独裁、维护民主的斗争,却更被人们确信无疑地认为是“党见”分歧。张振武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这次来京,就是想尽自己的努力,做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的工作。
8月10日,张振武随刘成禺、郑万瞻、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人,到达北京。这时的北京,虽然是新政权的驻地,都以谈论共和为时髦,但除了机构的招牌换了名称、旗帜变了图案、服饰有所改变外,别的体会不到更新的东西。张振武来京后,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欢迎。先是袁世凯为张振武设宴洗尘,宴会上袁世凯不时地把比别人大一圈的头伸到张振武面前,用带几分亲切、几分钦佩的神情和张振武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张振武看着这个脑袋,心里琢磨,这个头大得值钱,它不但是袁世凯本人身躯肢干所做所为的指挥机构,也是整个北洋政府,甚至中国命运的指挥机关。张振武应声附和,不知这都是装的什么药。接着,袁世凯的“哼哈二将”冯国璋、段祺瑞轮流宴请,毅军统领姜桂题等也召集军界头面人物,开大会欢迎张振武。张振武对于这种热情,深有“发高烧”之感,外面热得烫人,里面倒叫人冷得打颤。这一切应酬完了之后,张振武开始做自己的事。首先,8月14日,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调诣解除“党见”。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与湖北来的将校一起,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这次宴会,北洋的将领姜桂题和段芝贵等也出席了,假心假意,装腔敷衍,散席后,大约10点左右,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3辆马车返回旅社。途经正阳门时,突然被军警拦截,将张振武捆绑起来。张振武被段芝贵秘密押到军政执法处,于16日凌晨1时,捆在木柱上,身中6弹毙命。方维也同时被害于城外。张振武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赶紧与共和党民社派联络,16日凌晨3点,他和孙武赶到军政执法处营救,陆建章告诉他们已经行刑了,并出示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军令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根据是黎元洪8月11日密电,列张振武罪名10条。当时,孙武愕然地呆在那里。刘成禺说:“我不知道竟死得这么快!”第二天早晨,同盟会、共和党等同志,前去质问袁世凯。袁世凯挤出几滴眼泪,然后说:“我明知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将骂我,但我实不能救他。”接着,拿出黎元洪的密电。革命党人不信,坚持要追究,这便引起了一场围绕张振武案,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斗争。
三
究竟是谁杀了张振武?为什么要杀张振武?这是革命党人和当时的世人都没有找到准确答案的。而这个问题本来是明摆着的事,但当时的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想清楚。
杀张振武这是北洋军阀势力向革命反扑的一个具体行动;杀张振武是黎元洪、袁世凯的共同心愿,但罪魁祸首是袁世凯。原因是这样: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后,知道革命党对他不信任,他的一颗心也总是吊在嗓子眼上,不敢放下来,怕不知哪一天被推翻下来,这样他的既定方针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打击、削弱革命党人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势力,但又不能撕开蒙在自己脸上的这块民主共和的遮羞布,所以,他便采取了借刀杀人的手段。湖北是首义地区,袁世凯当然更加格外地注意,他心里清楚,武汉地区革命力量雄厚,特别是像张振武、孙武、蒋翊武这样得人心、有军权的人,是革命派的几根柱子,必须得掌握他们,否则会有后患。要达到此目的,首先要把握住黎元洪,通过黎元洪来拉拢限制他们。他认为,黎元洪虽然不是北洋系的人,但毕竟是他在南方的同盟者,不能让他倒向同盟会。后来他得知黎元洪与“三武”之间矛盾很大。原因是张振武等人瞧不起黎元洪,并且表现得有恃无恐,对此黎元洪怀恨在心,于3月15日召开特别会议,以群英会反对军务部为借口,解除了“三武”的军务部职务。3人也怀恨黎元洪,但“三武”之间也是矛盾重重,造成了湖北革命党人内部的不统一。袁世凯想借此机会,牵制“三武”,于是他派参谋次长陈宦跑到武昌,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率伍下吏,于你不利,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能调虎离山,正中黎元洪下怀,黎便把张振武推荐到中央任职,谎说:“如此机会千载一时,你切莫错过了。”这便有袁世凯召张振武等入京当顾问而被辞的一幕。袁世凯见张振武笼络不住,心生歹意。黎元洪见张振武返回湖北后,对他更不放在眼里,于是暗藏杀机。
当8月份,袁世凯再次电召张振武入京“商议国是”时,一个杀张振武的阴谋便在黎元洪心里酿成。他给张振武4000元钱做路费,并说:“我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此相持不好之心。”极力怂恿其赴京。8月10日,张振武到达北京,8月11日,黎元洪即密电袁世凯,列张振武罪名,呈请“立予正法”。13日,黎元洪再次密电袁世凯,催请尽快处决,说:“不杀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因方维是张振武的亲信,要一并杀之。袁世凯明白,这是黎元洪借刀杀人的计谋。想到这“借刀杀人”,袁世凯心里“嗤啦”一下,亮出了一道邪火,心中暗叫道,杀人刀啊,杀人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决定借黎元洪之刀杀张振武。他对黎元洪的电报如获至宝,当即派人整理杀张振武的军令状,以障世人眼目。同时,在张振武离京前,让他的心腹段芝贵、姜桂题,布下了杀人的罗网。15日晚的宴席上,姜桂题提前退席,待张振武进入埋伏圈时便绑架到军法处,张振武问为什么绑架,姜桂题拿出黎元洪的电报和袁世凯的命令,张振武叹道:“死耳,夫复何言,竖子无良,乃一至此耶?”顿时骂道,“共和国如此黑暗!”遂被害。
袁世凯命令以大将厚礼葬张振武、方维,并且赠以3000元,以安抚因张振武案而被激怒的人。
四
袁世凯把张振武杀了之后,也是做贼心虚,怕引起更多人的反对。所以,一改往日的做法,对张案不施张扬,只要军政执法处于8月16日在金台旅馆门首张贴了一张布告,公布了张振武的所谓罪行:“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食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算是向各界宣布了这一案件。袁世凯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引起社会各界舆论大哗,各种报纸纷纷报道、抨击、质问张振武被杀案,共和党、同盟会等革命党人,开始采取了政治行动。共和党的民主派,首先以参议院为中心,与袁世凯展开了合法斗争。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世凯、黎元洪“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在参议院讨论此案时,刘成禺首先登台,抨击政府“观政府杀人之手绪,直等于强盗之所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臣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袁世凯则故弄玄虚说:“查此案情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所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针对袁世凯的无赖行径,议院决定提出弹劾。
在提出的内容上,共和党和同盟会意见不统一,共和党主张弹劾国务院全体,而同盟会主张弹劾国务院总理陆澂祥和陆军总长,都在枝节问题上做文章,却放过了袁世凯这个罪魁祸首。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利用革命党人之间的派系纷杂,不益统一的弱点和怕引起动乱的心理,运用共和党当中的立宪分子离间革命党内部的关系。同时,又对民社派施加压力,亲自找民社派主要议员谈话,以引起动乱相威胁,并说:“杀张是‘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手续亦不完全’。”民社派软了,随即,在参议院谈起维持大局来。同盟会中也有意见分歧:一派怕引起内战,不同意和袁世凯决裂,只归咎黎元洪;另一派要对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主见各异,分散了斗争的力量。8月28日,《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提交国会,但却因人数不够,不能开议,张案就此不了了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