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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灵魂和源动力，本文通过对洪州窑不同时期制瓷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分析，旨在说明“提高产品质量、更新产品形式、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是企业的生存之道。
关键词：陶瓷;洪州窑;传承与创新;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陶瓷是人類利用粘土、岩石等多种矿物资源，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陶器用一般粘土烧造，烧成温度在 600℃—900℃之间，到东汉晚期我国创造发明了将瓷土捏造成型、用1200℃以上高温烧制青釉瓷器。[1]作为青瓷发源地之一的洪州窑遗址（坐落在今江西南昌南郊的30公里丰城境内），广泛分布于丰城市曲江镇、同田乡、石滩镇和剑光等六个乡镇19个村与赣江或与赣江相通的清丰山溪、药湖岸畔的山坡和丘陵岗阜地带。[2]因坚持传承与创新理念，其烧瓷地点从最南面的剑南镇罗坊窑址到最北边的同田乡麦园窑址距离约20公里，延烧时间从东汉晚期到晚唐五代。
一、洪州窑制瓷技艺的初创期
《陶雅》中说：“瓷器之成，窑火是赖。”东汉晚期和三国吴时期是洪州窑的初创时期，窑址分布在赣江东岸与赣江相通的支流清丰山溪畔石滩乡港塘村一带。洪州窑工匠挟万年仙人洞制陶的悠久历史和樟树吴城商代创烧原始青瓷的先进技术，经历长时间的积累探索，终于掌握了龙窑分段装烧技术烧造出成熟青釉瓷器。龙窑依山傍丘倾斜构筑成长条形，有一定的倾斜度，燃烧室设在窑头，火焰由低向上，窑烟经窑尾烟室排出，产生一种自然的抽力，使窑温可达1200度以上，便于对陶瓷的烧成温度和气氛掌握利用。在罗湖象山清理一座隋代窑炉、陈家山揭示两座三国西晋时期的龙窑遗迹，这些龙窑长达23.8米，窑两侧设有投柴孔，已经解决了龙窑分段烧成的技术，并能充分控制窑炉的温度，保证瓷器的质量，其遗迹主要属于三国至隋唐时期，说明洪州窑自东汉晚期以来主要使用龙窑烧制技术。窑址上的青釉瓷器纹样装饰简单，以麻布纹、方格纹、水波纹为主，许多地方带有原始瓷的特征，表明其可能从原始瓷脱胎出来。但从胎釉特征和物理测试的结果看，是现代意义的成熟青釉器。作为江西地区最早烧造瓷器的窑址，较瓷都景德镇烧瓷早1000多年，成为我国青釉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至三国晚期，洪州窑为适应丧葬习俗之需还增烧了的灶、井、仓、鸡笼、鸭圈、狗舍等冥器，用于替代汉时的陶质和红胎绿釉质冥器。
二、洪州窑制瓷技艺的鼎盛期
西晋时期洪州窑生产的青釉瓷种类与三国时基本相同，但此时较三国制瓷技术有较大的改进，胎质变得细腻，胎色变为青灰或灰白，釉色变得透明，呈青或青绿色。特别是在青瓷碗、钵、盘口壶的口沿、肩腹部和器盖的盖面点上褐彩，突破了以前瓷器以拍印、刻、划、堆塑为主的传统装饰技法，对美化瓷器和提高瓷器的艺术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晋时期随着北方战乱大批北人迁入南方，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加之瓷器日益成为人们喜爱的用品。洪州窑工匠抓住有利时机，把窑址从赣江支流清丰山溪畔迁到交通更为便利的赣江西岸山坡，并不断扩大规模。此时期的窑址由西晋时期的3个扩增到18个，并逐渐形成洪州窑东晋南朝时期的两个中心窑址群，即曲江镇罗湖窑址群和同田乡龙雾州窑址群。此时为提高产品产量，窑工不断革新制瓷技术，据考古资料表明，洪州窑象山和乌龟山一带窑场至少从南朝早期或东晋后期就已采用匣钵装烧工艺，相比湖南湘阴岳州窑于南朝梁陈之际、安徽淮南寿州窑始于唐代中期、浙江越窑于晚唐时期才开始使用匣钵装烧工艺，表明洪州窑是迄今为止发现采用匣钵装烧工艺最早的古代瓷窑;同时，为控制窑炉温度和火侯，保证瓷器烧造的质量，窑工不断改革制瓷工艺流程技艺，率先使用在焙烧时能随时测验瓷坯生熟的火照。与江苏宜兴涧众窑发现的唐代火照相比，将中国烧造瓷器使用火照的历史大大提前，促使洪州窑从东晋后期南朝早期开始进入兴盛期，且瓷器的质量超过同时期的越窑、岳州窑、寿州窑和婺州窑。这时期器物种类增多，器型多样，造型规整，胎质细腻，坯泥都经过充分淘洗和长时间陈腐，胎以灰白或浅灰色为主，釉面匀润，多呈青黄、青绿或青色。瓷器注重实用，装饰简朴，常在肩部划一至二道弦纹。受佛教的影响，为迎合佛教徒的心理，装饰盛行莲花图案。各类碗、盘、盏托、杯等多饰三线、四线重瓣莲纹。图案规整，线条精细，刻划清晰流畅，立体感强，凝釉处呈碧绿色。东晋鸡头壶，由西晋大而空心的鸡头流改为抽象鸡头流，尾巴由装饰变成圆棍状实用把柄。东晋早期带托香熏，胎、釉以及口沿的褐彩带有早期工艺的特点，特别是釉层薄，呈木光状，没有南朝带托盘三足器、南朝六桥形系盘口壶采用匣钵装烧工艺的釉晶莹剔透，但仍可表现这一时期土族贵族“无不熏衣剃面”的生活习俗。南朝青釉分格盘，内分九格，子母口，似有盖，应为随葬冥器。
入隋后，地表容易开采的瓷土已经使用完，加之地理条件的限制，洪州窑的烧造基本上集中到罗湖窑址群。窑工们克服瓷土减少的影响，开拓进取，在器坯上施一层灰白色化妆土，将器物坯体较深的颜色覆盖，增加釉的莹亮效果。此时的青釉瓷器造型简洁，更趋秀丽，注重实用与艺术性。胎质较粗松，以灰白或灰色为主，少数精者，胎白坚致，器显精美。器物采用内、外施半釉或内满外不及底足施釉，流行半截釉，釉色呈青、青黄色，釉面光润柔和。装饰题材较南朝时丰富，有水波纹、树叶纹、宝相花纹、草叶纹、蔷薇花纹等，南朝时流行的莲瓣纹仍然流行。此时期的纹饰绝大多数采用模印技法。模印就是在瓷胎未干时，用已经烧成的瓷质印模在胎体上压印凹凸不平的花纹，然后施釉，入窑烧成，在釉下显出花纹。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商业繁荣，对外贸易兴盛，瓷器也成为贸易商品之一，这大大刺激了瓷器手工业的发展。洪州窑没有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除了仍采用隋代在坯胎上施化妆土的工艺外，还增加产品的种类，大量烧制生活需求的碗、盘、钵等日常用品，开发了满足文人雅士需求的多足辟雍砚台和满足海内外需求的仿金银器造型高足杯、六字形把手杯。最为重要的是洪州窑工匠能够充分利用单色青釉的特点，通过胎釉的改造，使胎质细腻，釉层厚而均匀，釉面柔和，光泽感强，使此时期的洪州窑瓷以釉取胜，追求釉色本身的装饰效果，釉色多呈青褐、黄褐色，与陆羽《茶经》描述的釉色相同。这样使洪州窑的产品达到精品，挤入上层社会，并一度成为贡品，甚至远销东南亚、西亚一带。
三、洪州窑制瓷技艺的衰落期
晚唐五代时期，洪州窑罗湖中心窑址群经过上百年的烧造，瓷土资源已经枯竭，为了克服原料短缺的困难，窑场重心向南移至曲江镇曲江村、丰城市区、尚庄石上村、剑南的罗坊村一带。这时期的青釉瓷器型大为减少，以罐、碗、盏、钵、炉、高足杯、器盖等日用器为主，但仍出现了一些新品种，诸如执壶、碾轮、碾槽等。胎体厚重，胎泥陈腐陶洗不够精细，胎色呈灰或深灰色，胎中铁含量较高。器物一般内满外不及底足施釉，釉层厚薄不匀，釉面缺乏光泽，欠滋润，胎釉间不施灰白色化妆土，釉色以黑褐、酱褐、青色为主。装饰以素面为主，除少数弦纹外，未见花纹装饰。总体质量较粗糙，表明洪州窑开始走向衰落。这时器物一改以往的匣钵的装烧法，而是采用裸露叠烧，因而在器物的足缘或内底周缘留存有5-8个长圆形的沙堆叠烧痕。尽管如此，但仍有一些造型精巧、釉色美观的精品。
四、结语
洪州窑青瓷自东汉创烧以来，历经两晋至中唐的鼎盛期，晚唐五代日趋衰落。其生命力之所以长达800年之久是因为洪州窑的窑工们在实践中不断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勇于创造，善于创新，不断吸收和总结当时先进制瓷技艺的结果。这就启示当今中国的陶瓷工业界只有主动去适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并且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使自己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
[2]张文江等. 《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汉唐青瓷名窑—江西丰城洪州窑》
关键词：陶瓷;洪州窑;传承与创新;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陶瓷是人類利用粘土、岩石等多种矿物资源，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陶器用一般粘土烧造，烧成温度在 600℃—900℃之间，到东汉晚期我国创造发明了将瓷土捏造成型、用1200℃以上高温烧制青釉瓷器。[1]作为青瓷发源地之一的洪州窑遗址（坐落在今江西南昌南郊的30公里丰城境内），广泛分布于丰城市曲江镇、同田乡、石滩镇和剑光等六个乡镇19个村与赣江或与赣江相通的清丰山溪、药湖岸畔的山坡和丘陵岗阜地带。[2]因坚持传承与创新理念，其烧瓷地点从最南面的剑南镇罗坊窑址到最北边的同田乡麦园窑址距离约20公里，延烧时间从东汉晚期到晚唐五代。
一、洪州窑制瓷技艺的初创期
《陶雅》中说：“瓷器之成，窑火是赖。”东汉晚期和三国吴时期是洪州窑的初创时期，窑址分布在赣江东岸与赣江相通的支流清丰山溪畔石滩乡港塘村一带。洪州窑工匠挟万年仙人洞制陶的悠久历史和樟树吴城商代创烧原始青瓷的先进技术，经历长时间的积累探索，终于掌握了龙窑分段装烧技术烧造出成熟青釉瓷器。龙窑依山傍丘倾斜构筑成长条形，有一定的倾斜度，燃烧室设在窑头，火焰由低向上，窑烟经窑尾烟室排出，产生一种自然的抽力，使窑温可达1200度以上，便于对陶瓷的烧成温度和气氛掌握利用。在罗湖象山清理一座隋代窑炉、陈家山揭示两座三国西晋时期的龙窑遗迹，这些龙窑长达23.8米，窑两侧设有投柴孔，已经解决了龙窑分段烧成的技术，并能充分控制窑炉的温度，保证瓷器的质量，其遗迹主要属于三国至隋唐时期，说明洪州窑自东汉晚期以来主要使用龙窑烧制技术。窑址上的青釉瓷器纹样装饰简单，以麻布纹、方格纹、水波纹为主，许多地方带有原始瓷的特征，表明其可能从原始瓷脱胎出来。但从胎釉特征和物理测试的结果看，是现代意义的成熟青釉器。作为江西地区最早烧造瓷器的窑址，较瓷都景德镇烧瓷早1000多年，成为我国青釉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至三国晚期，洪州窑为适应丧葬习俗之需还增烧了的灶、井、仓、鸡笼、鸭圈、狗舍等冥器，用于替代汉时的陶质和红胎绿釉质冥器。
二、洪州窑制瓷技艺的鼎盛期
西晋时期洪州窑生产的青釉瓷种类与三国时基本相同，但此时较三国制瓷技术有较大的改进，胎质变得细腻，胎色变为青灰或灰白，釉色变得透明，呈青或青绿色。特别是在青瓷碗、钵、盘口壶的口沿、肩腹部和器盖的盖面点上褐彩，突破了以前瓷器以拍印、刻、划、堆塑为主的传统装饰技法，对美化瓷器和提高瓷器的艺术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晋时期随着北方战乱大批北人迁入南方，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加之瓷器日益成为人们喜爱的用品。洪州窑工匠抓住有利时机，把窑址从赣江支流清丰山溪畔迁到交通更为便利的赣江西岸山坡，并不断扩大规模。此时期的窑址由西晋时期的3个扩增到18个，并逐渐形成洪州窑东晋南朝时期的两个中心窑址群，即曲江镇罗湖窑址群和同田乡龙雾州窑址群。此时为提高产品产量，窑工不断革新制瓷技术，据考古资料表明，洪州窑象山和乌龟山一带窑场至少从南朝早期或东晋后期就已采用匣钵装烧工艺，相比湖南湘阴岳州窑于南朝梁陈之际、安徽淮南寿州窑始于唐代中期、浙江越窑于晚唐时期才开始使用匣钵装烧工艺，表明洪州窑是迄今为止发现采用匣钵装烧工艺最早的古代瓷窑;同时，为控制窑炉温度和火侯，保证瓷器烧造的质量，窑工不断改革制瓷工艺流程技艺，率先使用在焙烧时能随时测验瓷坯生熟的火照。与江苏宜兴涧众窑发现的唐代火照相比，将中国烧造瓷器使用火照的历史大大提前，促使洪州窑从东晋后期南朝早期开始进入兴盛期，且瓷器的质量超过同时期的越窑、岳州窑、寿州窑和婺州窑。这时期器物种类增多，器型多样，造型规整，胎质细腻，坯泥都经过充分淘洗和长时间陈腐，胎以灰白或浅灰色为主，釉面匀润，多呈青黄、青绿或青色。瓷器注重实用，装饰简朴，常在肩部划一至二道弦纹。受佛教的影响，为迎合佛教徒的心理，装饰盛行莲花图案。各类碗、盘、盏托、杯等多饰三线、四线重瓣莲纹。图案规整，线条精细，刻划清晰流畅，立体感强，凝釉处呈碧绿色。东晋鸡头壶，由西晋大而空心的鸡头流改为抽象鸡头流，尾巴由装饰变成圆棍状实用把柄。东晋早期带托香熏，胎、釉以及口沿的褐彩带有早期工艺的特点，特别是釉层薄，呈木光状，没有南朝带托盘三足器、南朝六桥形系盘口壶采用匣钵装烧工艺的釉晶莹剔透，但仍可表现这一时期土族贵族“无不熏衣剃面”的生活习俗。南朝青釉分格盘，内分九格，子母口，似有盖，应为随葬冥器。
入隋后，地表容易开采的瓷土已经使用完，加之地理条件的限制，洪州窑的烧造基本上集中到罗湖窑址群。窑工们克服瓷土减少的影响，开拓进取，在器坯上施一层灰白色化妆土，将器物坯体较深的颜色覆盖，增加釉的莹亮效果。此时的青釉瓷器造型简洁，更趋秀丽，注重实用与艺术性。胎质较粗松，以灰白或灰色为主，少数精者，胎白坚致，器显精美。器物采用内、外施半釉或内满外不及底足施釉，流行半截釉，釉色呈青、青黄色，釉面光润柔和。装饰题材较南朝时丰富，有水波纹、树叶纹、宝相花纹、草叶纹、蔷薇花纹等，南朝时流行的莲瓣纹仍然流行。此时期的纹饰绝大多数采用模印技法。模印就是在瓷胎未干时，用已经烧成的瓷质印模在胎体上压印凹凸不平的花纹，然后施釉，入窑烧成，在釉下显出花纹。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商业繁荣，对外贸易兴盛，瓷器也成为贸易商品之一，这大大刺激了瓷器手工业的发展。洪州窑没有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除了仍采用隋代在坯胎上施化妆土的工艺外，还增加产品的种类，大量烧制生活需求的碗、盘、钵等日常用品，开发了满足文人雅士需求的多足辟雍砚台和满足海内外需求的仿金银器造型高足杯、六字形把手杯。最为重要的是洪州窑工匠能够充分利用单色青釉的特点，通过胎釉的改造，使胎质细腻，釉层厚而均匀，釉面柔和，光泽感强，使此时期的洪州窑瓷以釉取胜，追求釉色本身的装饰效果，釉色多呈青褐、黄褐色，与陆羽《茶经》描述的釉色相同。这样使洪州窑的产品达到精品，挤入上层社会，并一度成为贡品，甚至远销东南亚、西亚一带。
三、洪州窑制瓷技艺的衰落期
晚唐五代时期，洪州窑罗湖中心窑址群经过上百年的烧造，瓷土资源已经枯竭，为了克服原料短缺的困难，窑场重心向南移至曲江镇曲江村、丰城市区、尚庄石上村、剑南的罗坊村一带。这时期的青釉瓷器型大为减少，以罐、碗、盏、钵、炉、高足杯、器盖等日用器为主，但仍出现了一些新品种，诸如执壶、碾轮、碾槽等。胎体厚重，胎泥陈腐陶洗不够精细，胎色呈灰或深灰色，胎中铁含量较高。器物一般内满外不及底足施釉，釉层厚薄不匀，釉面缺乏光泽，欠滋润，胎釉间不施灰白色化妆土，釉色以黑褐、酱褐、青色为主。装饰以素面为主，除少数弦纹外，未见花纹装饰。总体质量较粗糙，表明洪州窑开始走向衰落。这时器物一改以往的匣钵的装烧法，而是采用裸露叠烧，因而在器物的足缘或内底周缘留存有5-8个长圆形的沙堆叠烧痕。尽管如此，但仍有一些造型精巧、釉色美观的精品。
四、结语
洪州窑青瓷自东汉创烧以来，历经两晋至中唐的鼎盛期，晚唐五代日趋衰落。其生命力之所以长达800年之久是因为洪州窑的窑工们在实践中不断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勇于创造，善于创新，不断吸收和总结当时先进制瓷技艺的结果。这就启示当今中国的陶瓷工业界只有主动去适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并且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使自己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
[2]张文江等. 《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汉唐青瓷名窑—江西丰城洪州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