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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中国文化里并没有生发出像西方一样的系统性的心理学和管理学理论，因此，过去的学者们在讨论企业决策者的人格设计问题时，援引的大多也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然，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这种单向的理论嫁接效果是差强人意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自身的文化做积极的反思与挖掘。儒家关于理想人格的设计概括起来，一是“文质彬彬”的素质要求；二是“仁者爱人”的博爱情怀；三是“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四是“中庸”的人生态度和处事原则。
[关键词] 儒家；理想人格；决策者；人格设计
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学理论，但是儒家学派作为一门入世的哲学，其关于治世的诸多主张已经涵盖了管理学的内容，而儒家学派对理想人格追求的详尽阐述，恰可作为蓝本和模型，为当代中国决策者的人格设计提供借鉴。
决策者的人格设计属于一个管理学层面的问题，而系统性的管理学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是近一百年左右才开始的，因此，管理学之于我们其实是一个舶来品。我们虽然可以援引西方的管理学理论来为中国的决策者做人格设计，但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中国决策者的人格设计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进行。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学理论，但是儒家学派作为一门入世的哲学，其关于治世的诸多主张已经涵盖了管理学的内容，而儒家学派对理想人格追求的详尽阐述，恰可作为蓝本和模型，为当代中国决策者的人格设计提供借鉴。
一、决策者的角色需求分析
人格，是指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1] 1。决策者的人格设计，简单来说，就是找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做出正确判断所需要的人格特质。而这项工作的成败与否，首先取决于对决策者这一角色的分析是否准确。
所谓决策者，通常指代的是团体中享有决策权力的人以及对决策有较大影响的人。从团队的管理和运作的角度来说，决策者的主体应是各团队中具有决策权力的管理者。对于一个优秀的决策者而言，任何一个决策的发布都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决策者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尽可能全面地进行考量，继而做出相应的判断；另一方面，决策的本质在于下属必须执行这项决策，让决策发挥有效性。换言之，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决策本身的合理性，同时还要顾及到决策执行者的情绪和接受度，保证决策能够被顺利地执行，否则，即使是好的决策，若没有得到好的贯彻，结果也难免差强人意。由此可见，决策者在团队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求，其人格设计至少要满足两个层次的需求：
其一，能力。决策者的优秀首先体现在他的能力上，这里的能力包含着他对问题的洞察力、对事务相关需求的反应力，以及对决策过程的掌控力等等，而这些能力的形成又与其本身的知识能力相关联。依托丰富的知识储备，决策者才可以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较为准确地做出合理的判断。
其二，心态。事实上，决策不仅仅是决策者的一种权力，更意味着压力和责任。任何一个团队的决策者，在决策的过程中都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当下社会发展的瞬息万变也注定了决策执行的结果存在着诸多不可预见的变数。因此，作为决策者本人，无论是在他进行决策的过程中，还是在其决策被付诸实践、等待结果的时候，都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做到宠辱不惊，以便在出现问题时可以迅速地做出调整，以达到预期效果。
以上基本上可以归为对决策者人格设计的一个速写。而之所以说儒家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可以作为中国的决策者人格设计的蓝本和模型，则是因为，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的理念基本上可以满足当前中国社会大小决策者们的角色需要。
二、儒家理想人格的内涵
儒家的哲学是入世的哲学，历代儒家学者都十分注重研究“治世”的主张，因此，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设计都少不了作为统治者的角色要求，这不仅为当今政府管理者的自我管理提供了借鉴，也为当下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塑造人格提供了学习的素材和努力的方向。
儒家经典中关于理想人格的说法有很多，如“圣人”“贤人”“仁人”“志士”“君子”“成人”“大丈夫”等。虽然称谓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可归纳为两种人格，即代表着儒家理想人格最高追求的“圣人”人格和最具典型性和现实意义的“君子”人格。
（一）圣人人格
圣人人格，这一思想的源头来自于孔子，后经孟子、荀子发展，并在后世学者那里得到不断完善。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追求，圣人人格几乎寄托了儒家学者对人格的全部美好设定。在孔子看来，圣人是极其崇高的，是至善至美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从孔子的视角来看，即便是尧舜这样的上古贤君，也不足以称“圣”。另一方面，虽然如今我们将孔子称作“至圣先师”，但在当时，孔子并不认为自己有称“圣”的资格。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应该说，孔子将圣人人格的标准设定在了一个常人基本上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因此，孟子和荀子在继承孔子观点的同时，也对圣人人格的标准和实现途径做了一定的调整。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本着人性平等的立场提出了“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的观点，主张人们只要充分发挥本有之善端，则“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并以此为据，指出孔子是圣人之集大成者。荀子承续孟子的理论，进一步改造圣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象，拉近圣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他说：“圣人者，人之所积也”“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认为圣人其实就是普通人通过对自己心性的修养和积累而慢慢达成的。
应该说，在孔子心目中，圣人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而孟、荀二人的改造和发展则将圣人请下了神坛，并为之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对应的实体，但就本质要求而言，圣人人格依然代表着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追求：一方面，圣人代表着道德的极至。孟子有云：“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而荀子也说：“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另一方面，圣人必须是既仁且智、全知全能的。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称为圣人，孟子则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更加清楚地指出圣人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明，无所不能”（《荀子·非相》）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圣人人格”的修行都不是普通人可以驾驭的。有鉴于此，孔子提出了另一种更具有典型性和现实意义的理想人格，这就是“君子人格”。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二） 君子人格
“君子”的本意原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着重强调政治地位的崇高，孔子借用了君子的称谓，对其进行了充分地讨论，赋予其丰富的道德含义，使之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据统计，《论语》中仅“君子”一词就出现了107次，而更重要的是，孔子对于君子的解读从来不是千篇一律地复述，而是根据对谈的对象和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发展。例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论语》中“君子”的第一次亮相，指出为君子者须有广阔的胸襟和器度，能够包容别人的不理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论语》中第二次提及“君子”，论的是为君子者行事的态度和眼光，要求君子要务本；“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是《论语》第三次明确地提起君子，说的是为君子者在性情、交友原则以及修正自身错误等问题上的要求……“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论语》最后一次提及君子之道，主张君子必须知命，以开阔的心态来对待天命，否则就不能成为君子。除此之外，书中关于贤人、仁人等形象的讨论，其本质上也都是对君子人格的补充。君子人格的内涵之丰富以及其在孔子思想中的意义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也纷纷就“君子”人格的内涵做了充分的讨论和阐发。3人所持的立场虽略有区别，但其核心思想一脉相承。就孔子而言，由于理想人格的提出来自于孔子对当时动荡的社会现状的反思：春秋末期，诸侯混战，人心麻痹堕落，社会礼崩乐坏，孔子对此痛心疾首，故而提出“克己复礼”的思想，希望能够通过人们对自己德行的约束和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等，来重建理想社会。因此，孔子所论君子居仁居礼，“克己复礼为人”“仁者爱人”。孟子则依旧受性善论的影响而偏重于君子的道德修养功夫，“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在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至于荀子，他最推崇的则是君子在礼法约束下对道德的躬身实践，“所为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得，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道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荀子·哀公》）。
从儒家先哲对于理想人格的阐发轨迹可以看出，“入世”“治世”是儒家学者一以贯之的思想。从上文的追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无论是“圣人”人格的“圣”，还是“君子”人格里的“君”，都带有统治者的角色色彩在其中，而统治者在广义上来说也属于管理者的范畴，因此，借鉴儒家理想人格来进行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决策者的人格设计，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儒家式的决策者人格设计
依据决策者的角色设定以及儒家理想人格的理念追求，中国式的决策者的人格设计基本上可从以下几点切入：
（一）“文质彬彬”的素质要求
孔子说：“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所谓“质”，即指人的德性，而文则指文采、文饰。依司马迁在《史记》中所释，文“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所含之意亦十分丰富。
诚然，出世、治世不能仅凭一腔豪情，博学多闻自然是儒家积极入世的底气和资本，而对于决策者而言也同样如此。好的决策必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思虑和判断的基础则在于决策者本身的知识素养。
（二）“仁者爱人”的博爱情怀
毫无疑问，“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设计，为君子者需以仁立身。孔子曰，仁是“爱人”，爱亲人、爱朋友也爱陌生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所主张的这种“仁”的思想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博爱。换言之，君子必不能自私自利，也不能仅依靠血缘关系来爱人，而应该将自己的爱放诸整个社会中。除了爱人，君子还要“恶不仁”，或者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是非观念，要在为仁为善的同时自觉地抵制不仁不善的行为。这种心理和行为于社会而言会起到一种道德净化的作用。再者，“仁”还包含着“忠恕”的思想，“忠”是指忠厚，真诚；“恕”则指宽容，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决策者是团体之中最具话语权的存在，但决策者的话语权并不是绝对的。前文中已经强调过，决策的本质在于下属必须执行这项决策，让决策发挥有效性。因此，决策者要想使得自己的话语权产生实在的效力，就必须对自己团队的成员以仁爱、真诚、宽容，从而与自己的团队形成上佳的默契，保证决策的顺利执行。
（三）“义以为上”和“见利思义”的义利观
儒家的君子人格是一个道德概念，与这一道德概念相对的是“小人”，而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志则在于二者在义利取舍上的态度：君子通常以义为重，必要时甚至可以舍生取义，而小人则通常是见利忘义的。因此，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还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事实上，相去二千多年的今天，无论是对于企业的管理者，还是对于政府的官员，在义利问题上都毫无疑问地要摆正心态。以企业经营为例，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在于追求可持续的利益最大化。而要想做到可持续，就理应在决策的过程中，兼顾企业的盈利功能与社会责任，做社会的良心企业。如果一个企业的决策者缺乏对义利的清晰认知，见利忘义，那么他的决策最终只会害人害己。2008年，由三鹿集团引发的毒奶粉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四）“中庸”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
所谓中庸，即“执其两端，用其中”（《中庸》）。儒家认为“过犹不及”，反对极端化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提倡平和适度的心理状态。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因此，他主张“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而孟子也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对于决策者而言，中庸的心态是难能可贵的。无论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是政府机构的日常运作，决策无处不在。而根据“蝴蝶效应”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决策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决策者在工作中所必承受的心理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他们需要借助“中庸”的思想来保持心态的平和，在决策过程中，既不冒进，也不畏畏缩缩，对要处理的问题做恰到好处的把握。
以上四点，既是对儒家理想人格本质特征的概括，亦是对当前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决策者的人格设计构想。
决策的本质依然是管理，而管理的核心是人（管理者自身及管理对象）。西方管理学中关于决策者的人格建构思想固然值得肯定和学习，但那终究是在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下、以西方人的人格特质为主的理论，来到中国难免水土不服。儒家哲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显学，历代以来一直备受统治者的推崇。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无数儒家学子怀抱着对理想人格的向往与追求，通过科举进入当时社会的管理层，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历代君王也大多援引儒家的治世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导向，治理国家，儒家思想的管理学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在借鉴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基础上，依托儒家理想人格的思想架构进行当下中国决策者的人格设计，培养儒家君子式的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或许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会更有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肖偲偲]
[关键词] 儒家；理想人格；决策者；人格设计
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学理论，但是儒家学派作为一门入世的哲学，其关于治世的诸多主张已经涵盖了管理学的内容，而儒家学派对理想人格追求的详尽阐述，恰可作为蓝本和模型，为当代中国决策者的人格设计提供借鉴。
决策者的人格设计属于一个管理学层面的问题，而系统性的管理学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是近一百年左右才开始的，因此，管理学之于我们其实是一个舶来品。我们虽然可以援引西方的管理学理论来为中国的决策者做人格设计，但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中国决策者的人格设计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进行。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学理论，但是儒家学派作为一门入世的哲学，其关于治世的诸多主张已经涵盖了管理学的内容，而儒家学派对理想人格追求的详尽阐述，恰可作为蓝本和模型，为当代中国决策者的人格设计提供借鉴。
一、决策者的角色需求分析
人格，是指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1] 1。决策者的人格设计，简单来说，就是找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做出正确判断所需要的人格特质。而这项工作的成败与否，首先取决于对决策者这一角色的分析是否准确。
所谓决策者，通常指代的是团体中享有决策权力的人以及对决策有较大影响的人。从团队的管理和运作的角度来说，决策者的主体应是各团队中具有决策权力的管理者。对于一个优秀的决策者而言，任何一个决策的发布都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决策者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尽可能全面地进行考量，继而做出相应的判断；另一方面，决策的本质在于下属必须执行这项决策，让决策发挥有效性。换言之，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决策本身的合理性，同时还要顾及到决策执行者的情绪和接受度，保证决策能够被顺利地执行，否则，即使是好的决策，若没有得到好的贯彻，结果也难免差强人意。由此可见，决策者在团队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求，其人格设计至少要满足两个层次的需求：
其一，能力。决策者的优秀首先体现在他的能力上，这里的能力包含着他对问题的洞察力、对事务相关需求的反应力，以及对决策过程的掌控力等等，而这些能力的形成又与其本身的知识能力相关联。依托丰富的知识储备，决策者才可以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较为准确地做出合理的判断。
其二，心态。事实上，决策不仅仅是决策者的一种权力，更意味着压力和责任。任何一个团队的决策者，在决策的过程中都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当下社会发展的瞬息万变也注定了决策执行的结果存在着诸多不可预见的变数。因此，作为决策者本人，无论是在他进行决策的过程中，还是在其决策被付诸实践、等待结果的时候，都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做到宠辱不惊，以便在出现问题时可以迅速地做出调整，以达到预期效果。
以上基本上可以归为对决策者人格设计的一个速写。而之所以说儒家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可以作为中国的决策者人格设计的蓝本和模型，则是因为，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的理念基本上可以满足当前中国社会大小决策者们的角色需要。
二、儒家理想人格的内涵
儒家的哲学是入世的哲学，历代儒家学者都十分注重研究“治世”的主张，因此，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设计都少不了作为统治者的角色要求，这不仅为当今政府管理者的自我管理提供了借鉴，也为当下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塑造人格提供了学习的素材和努力的方向。
儒家经典中关于理想人格的说法有很多，如“圣人”“贤人”“仁人”“志士”“君子”“成人”“大丈夫”等。虽然称谓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可归纳为两种人格，即代表着儒家理想人格最高追求的“圣人”人格和最具典型性和现实意义的“君子”人格。
（一）圣人人格
圣人人格，这一思想的源头来自于孔子，后经孟子、荀子发展，并在后世学者那里得到不断完善。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追求，圣人人格几乎寄托了儒家学者对人格的全部美好设定。在孔子看来，圣人是极其崇高的，是至善至美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从孔子的视角来看，即便是尧舜这样的上古贤君，也不足以称“圣”。另一方面，虽然如今我们将孔子称作“至圣先师”，但在当时，孔子并不认为自己有称“圣”的资格。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应该说，孔子将圣人人格的标准设定在了一个常人基本上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因此，孟子和荀子在继承孔子观点的同时，也对圣人人格的标准和实现途径做了一定的调整。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本着人性平等的立场提出了“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的观点，主张人们只要充分发挥本有之善端，则“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并以此为据，指出孔子是圣人之集大成者。荀子承续孟子的理论，进一步改造圣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象，拉近圣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他说：“圣人者，人之所积也”“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认为圣人其实就是普通人通过对自己心性的修养和积累而慢慢达成的。
应该说，在孔子心目中，圣人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而孟、荀二人的改造和发展则将圣人请下了神坛，并为之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对应的实体，但就本质要求而言，圣人人格依然代表着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追求：一方面，圣人代表着道德的极至。孟子有云：“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而荀子也说：“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另一方面，圣人必须是既仁且智、全知全能的。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称为圣人，孟子则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更加清楚地指出圣人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明，无所不能”（《荀子·非相》）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圣人人格”的修行都不是普通人可以驾驭的。有鉴于此，孔子提出了另一种更具有典型性和现实意义的理想人格，这就是“君子人格”。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二） 君子人格
“君子”的本意原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着重强调政治地位的崇高，孔子借用了君子的称谓，对其进行了充分地讨论，赋予其丰富的道德含义，使之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据统计，《论语》中仅“君子”一词就出现了107次，而更重要的是，孔子对于君子的解读从来不是千篇一律地复述，而是根据对谈的对象和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发展。例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论语》中“君子”的第一次亮相，指出为君子者须有广阔的胸襟和器度，能够包容别人的不理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论语》中第二次提及“君子”，论的是为君子者行事的态度和眼光，要求君子要务本；“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是《论语》第三次明确地提起君子，说的是为君子者在性情、交友原则以及修正自身错误等问题上的要求……“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论语》最后一次提及君子之道，主张君子必须知命，以开阔的心态来对待天命，否则就不能成为君子。除此之外，书中关于贤人、仁人等形象的讨论，其本质上也都是对君子人格的补充。君子人格的内涵之丰富以及其在孔子思想中的意义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也纷纷就“君子”人格的内涵做了充分的讨论和阐发。3人所持的立场虽略有区别，但其核心思想一脉相承。就孔子而言，由于理想人格的提出来自于孔子对当时动荡的社会现状的反思：春秋末期，诸侯混战，人心麻痹堕落，社会礼崩乐坏，孔子对此痛心疾首，故而提出“克己复礼”的思想，希望能够通过人们对自己德行的约束和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等，来重建理想社会。因此，孔子所论君子居仁居礼，“克己复礼为人”“仁者爱人”。孟子则依旧受性善论的影响而偏重于君子的道德修养功夫，“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在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至于荀子，他最推崇的则是君子在礼法约束下对道德的躬身实践，“所为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得，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道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荀子·哀公》）。
从儒家先哲对于理想人格的阐发轨迹可以看出，“入世”“治世”是儒家学者一以贯之的思想。从上文的追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无论是“圣人”人格的“圣”，还是“君子”人格里的“君”，都带有统治者的角色色彩在其中，而统治者在广义上来说也属于管理者的范畴，因此，借鉴儒家理想人格来进行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决策者的人格设计，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儒家式的决策者人格设计
依据决策者的角色设定以及儒家理想人格的理念追求，中国式的决策者的人格设计基本上可从以下几点切入：
（一）“文质彬彬”的素质要求
孔子说：“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所谓“质”，即指人的德性，而文则指文采、文饰。依司马迁在《史记》中所释，文“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所含之意亦十分丰富。
诚然，出世、治世不能仅凭一腔豪情，博学多闻自然是儒家积极入世的底气和资本，而对于决策者而言也同样如此。好的决策必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思虑和判断的基础则在于决策者本身的知识素养。
（二）“仁者爱人”的博爱情怀
毫无疑问，“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设计，为君子者需以仁立身。孔子曰，仁是“爱人”，爱亲人、爱朋友也爱陌生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所主张的这种“仁”的思想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博爱。换言之，君子必不能自私自利，也不能仅依靠血缘关系来爱人，而应该将自己的爱放诸整个社会中。除了爱人，君子还要“恶不仁”，或者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是非观念，要在为仁为善的同时自觉地抵制不仁不善的行为。这种心理和行为于社会而言会起到一种道德净化的作用。再者，“仁”还包含着“忠恕”的思想，“忠”是指忠厚，真诚；“恕”则指宽容，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决策者是团体之中最具话语权的存在，但决策者的话语权并不是绝对的。前文中已经强调过，决策的本质在于下属必须执行这项决策，让决策发挥有效性。因此，决策者要想使得自己的话语权产生实在的效力，就必须对自己团队的成员以仁爱、真诚、宽容，从而与自己的团队形成上佳的默契，保证决策的顺利执行。
（三）“义以为上”和“见利思义”的义利观
儒家的君子人格是一个道德概念，与这一道德概念相对的是“小人”，而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志则在于二者在义利取舍上的态度：君子通常以义为重，必要时甚至可以舍生取义，而小人则通常是见利忘义的。因此，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还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事实上，相去二千多年的今天，无论是对于企业的管理者，还是对于政府的官员，在义利问题上都毫无疑问地要摆正心态。以企业经营为例，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在于追求可持续的利益最大化。而要想做到可持续，就理应在决策的过程中，兼顾企业的盈利功能与社会责任，做社会的良心企业。如果一个企业的决策者缺乏对义利的清晰认知，见利忘义，那么他的决策最终只会害人害己。2008年，由三鹿集团引发的毒奶粉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四）“中庸”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
所谓中庸，即“执其两端，用其中”（《中庸》）。儒家认为“过犹不及”，反对极端化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提倡平和适度的心理状态。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因此，他主张“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而孟子也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对于决策者而言，中庸的心态是难能可贵的。无论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是政府机构的日常运作，决策无处不在。而根据“蝴蝶效应”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决策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决策者在工作中所必承受的心理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他们需要借助“中庸”的思想来保持心态的平和，在决策过程中，既不冒进，也不畏畏缩缩，对要处理的问题做恰到好处的把握。
以上四点，既是对儒家理想人格本质特征的概括，亦是对当前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决策者的人格设计构想。
决策的本质依然是管理，而管理的核心是人（管理者自身及管理对象）。西方管理学中关于决策者的人格建构思想固然值得肯定和学习，但那终究是在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下、以西方人的人格特质为主的理论，来到中国难免水土不服。儒家哲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显学，历代以来一直备受统治者的推崇。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无数儒家学子怀抱着对理想人格的向往与追求，通过科举进入当时社会的管理层，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历代君王也大多援引儒家的治世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导向，治理国家，儒家思想的管理学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在借鉴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基础上，依托儒家理想人格的思想架构进行当下中国决策者的人格设计，培养儒家君子式的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或许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会更有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肖偲偲]